蘇福忠：對話蘇華（中）

David

五 蘇華著《書邊蘆葦》初集 蘇華著《書邊蘆葦》二、三集 　　蘇華的兩本書，用全國視角寫人寫事的文章也不少，于我，最顯眼的切入點是他評介一代報人《徐鑄成回憶錄》這本書，并為之唱贊歌說：“《大公報》當(dāng)時標(biāo)榜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在徐鑄成先生這位民主報人身上，隨著時代的變遷，理解為新聞記者人格、品德和報格的普遍規(guī)律。”關(guān)于徐鑄成這個老報人的議論，我聽說過不少，不過像這樣用文字來界定徐鑄成先生的，只見過蘇華這番話：徐鑄成繼承和發(fā)揚了《大公報》的風(fēng)骨。可能由于兩篇文章都涉及了《大公報》，也可能我知道蕭乾先生曾經(jīng)是《大公報》的名人，自然對蘇華在《〈栗子〉和蕭乾講真話的書》一文中關(guān)于蕭乾的文字格外注意：“一九九三年，我調(diào)到山西文史研究館供職，由于蕭乾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所以我更加注意收集他的著作了。”蘇華去看望蕭老順理成章，其后的文字寫得認(rèn)真、客觀、謙遜而帶有一些敬佩。這完全正常，無論地理位置還是任職位置、名人和常人的身份價值，還是一次陌生的造訪行為，都是情理之中的。偏差在于我這廂：我寫過一篇關(guān)于蕭乾先生的文章——《我認(rèn)識蕭乾》，我現(xiàn)在仍認(rèn)為我的敘述很客觀，講事實也講了點道理。我和蕭乾先生是在一個叫國家版本圖書館的地方認(rèn)識并同事了兩年。如同蘇華所說：“看似嘻嘻哈哈的我，生性也有不愿主動結(jié)交名人的一面，可熟慣起來以后，反倒不拘小節(jié)，任性而往，隨意而談。”我也是一個不大喜歡結(jié)交名人的，得看名人值得不值得結(jié)交，不管通過什么形式，包括寫文章。這不是什么好習(xí)慣，甚至可以說比較壞的毛病。我所以寫文章，是因為我在黃雨石老師家吃飯聊天，師母說文潔若在《北京日報》寫文章，批評老黃了。我一臉茫然地看著老師，老師說：“嗨，這個文潔若，批評錢鐘書清高，把我捎帶上，說我是錢鐘書的學(xué)生，文革中抄了我的日記，里面有很多對社會不滿的話。可笑，文章還有這樣寫的？寫錢鐘書怎么拐到我這里了？呵呵，呵呵。”聽得出，老師和文潔若很熟，不僅是同事，據(jù)我所知，老師還給文潔若看過一兩次她從英文翻譯的稿子。后來，我和老文（那時我們就這樣叫）同事了十多年，她曾經(jīng)當(dāng)著我的面說：“哼，你們這些從農(nóng)村來的年輕人，還接得了外文室的班？”我聽了忍俊不禁，把老文弄懵了。她可能納悶兒我是不是缺心眼兒，而我則感到這話說得太女人氣了。老文干活兒踏實，人也可愛。比如說，她需要你了，能拿一本她的樣書，說：小蘇，你出版的那本書不錯，我們交換一本吧。或者，出版社吃拜年飯，她喜歡把殘羹剩菜打包，一下子二十多個飯盒，她拿回去放在冰箱，一吃就是半個月。有一次，我替她張羅打包，張羅過后她動情地對我說：“小蘇，你是一個好人！”別嫌我旁枝野葉話癆了，說起老文的趣聞軼事，可以出一本《浮生六記》呢！ 《徐鑄成回憶錄（修訂版）》（三聯(lián)書店2018年1月） 蕭乾著《栗子》（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 巴金著《隨想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年11月） 　　 不過，話還是往回說吧。我當(dāng)場對老師說：“真的嗎？我也來拐一下，寫寫蕭乾吧。”估計老師當(dāng)笑話聽了，等我一年多后把文章拿給他看，他很驚愕地邊翻邊說：“你還真寫了？光文章名字就夠到位的。”文章一年多后才發(fā)表，不是我寫得這么慢，是我投了幾個地方，沒有一個地方肯發(fā)表，還有一個地方附了短信說：此類東西不宜發(fā)表！還是山西人講道理，《黃河》2000年6期發(fā)表了，當(dāng)時主編是張發(fā)，副主編是謝泳，不知道他們當(dāng)時是出于什么動機發(fā)了我的這篇文章的，但對我可是一件大好事。我聽到至少三個文化人說，他們都是聽了著名魯迅專家朱正勸說而去看的：“一定看看，妙文！”估計這話不是以訛傳訛，《隨筆》原主編秦穎給了我有力的證實。2005年他接手《隨筆》主編，給我寄來雜志，向我約稿，說早幾年前看了我寫蕭乾先生的文章，一直難忘！2017年他出了他苦心經(jīng)營幾十年的《貌相集》，其中還給了我一個貌相，用文字解讀說我身上有股“江湖氣”。有趣的是他的書里也有蕭乾先生一個貌相，他寫的格調(diào)和蘇華寫蕭乾基本上相同，不同是他特別推薦了我寫蕭乾的文章，建議讀者多方面認(rèn)識蕭乾先生。我的感覺是這個世界有時候真的不夠大，我絲毫沒有貶損蕭乾先生的用意，他一些散文我喜歡，我寫蕭老只是講事實也講了點道理，感覺是蕭先生善于自我炒作，主觀上希望人們把他當(dāng)佛爺敬仰，有時候的表演卻很不成熟，這不，蘇華筆下就驗證了我的感覺：“此時，蕭老突然睜開眼睛問我，‘巴金的《真話集》你看過沒有？’‘不說真話，盡說假話的教訓(xùn)太深了。里面有我許多慘痛教訓(xùn)的回憶’。”這么說，蘇華一直在拜訪一個擠著眼睛說話的老佛爺嗎？突然間，老佛爺醒過來了，睜開眼睛了？蘇華好膽量，要我一準(zhǔn)嚇個半死！然而蘇華就是蘇華，想必他的某種本能被觸及了，糊里糊涂地發(fā)問：“怎么老是想著去，而最后總是匆匆忙忙地想著‘下一次吧’就走？” 黃雨石譯勞倫斯《虹》（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3年10月） 秦穎著《貌相集》（三聯(lián)書店2016年5月） 　　我和蕭乾先生同事的時候，領(lǐng)導(dǎo)要我們叫他“老蕭”。我感覺出老蕭對“鄉(xiāng)里無圣賢”這種不良風(fēng)氣肯定很不滿意，但是在湖北咸寧干校，老蕭不慎掉進了湖里，不會游泳的他眼看掙扎無望，愣是沒有一個人下湖里救人！還是山西詩人牛漢仗著一米九的身高跳下水里，把喝了半肚子水的老蕭救了上來，結(jié)果遭到了眾人的背后呵斥：老牛你多此一舉！至于為什么老蕭在干校這般觸發(fā)了出版社的眾怒，我不大清楚，但就我所知道的老蕭在出版社的所作所為，可用一句歇后語：馬尾巴拴豆腐——沒法提。要不，老蕭去世后我受老文之托，敲開牛漢的家門，遞上出席追悼會的邀請，老牛一看便氣鼓鼓地對我說：“不去，蕭乾是壞人！” 山西詩人牛漢 　　不過，這只是講點文人好玩的事，我要強調(diào)的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無處不在的極左主流意識形態(tài)，到底給歷代知識分子洗了一個什么澡，應(yīng)該成為后來知識分子的重要思考。我跟蘇華交流過自民國以來，每十年一批的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沉浮，應(yīng)該引起高度關(guān)注。比如，三十年出生的文人，如果在歷次運動中一直站在改造別人的位置上的，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見一個人能寫出點像樣的東西；換句話說，如今能寫出點好文章的，好作品的，都是在運動中受過沖擊或者被改造過或者被冷落的。四十年代出生的，好像沒有——嗯，也許王學(xué)泰是這代人的唯一？不對，還有文筆犀利文風(fēng)刺骨的章詒和女士！至于五六十年代，如上述蘇華所說：“在歷次政治運動和‘文革’成長起來的兩代文化人”，基本上無可救藥；因此，蘇華只好借民國知識分子的表現(xiàn)，說：“那時的知識分子比起我們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更有其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這‘三性’加起來，就是獨立思考的思想性。” 這話很有思考，不過“那時的知識分子”只要在新時期這道屋檐下煎熬過，比如蕭乾先生，已被“洗澡”得赤裸裸了，有的甚至洗得少皮沒毛了。所以，我們今天對“那時的知識分子”也需要分析和批判的目光，贊許是主調(diào)，但是雞蛋里的骨頭須得挑一挑。寄希望于當(dāng)今和未來的知識分子“更有其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這是要得的，因為蘇華還說：“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就是整個國家命運的縮影。” 那么，這個縮影到底應(yīng)該是什么樣子呢？ 六 萬同林著《殉道者——胡風(fēng)及其同仁們》（山東畫報出版1998年6月） 　　《面對〈殉道者〉》是一篇兩千字的文章，雖然不長，但我感覺是蘇華想探討“國家命運的縮影”的小試牛刀。這是一本關(guān)于胡風(fēng)反革命集團冤案始末的精華匯編，蘇華看重的是匯編者萬同林“在這些已經(jīng)別人知悉的材料基礎(chǔ)上，思考和整理出許多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和研究的話題，這不能不讓我怦然心動”。由此，蘇華總結(jié)出三條，每條都是蘇華思考所得，比如第一條里這樣的話：“除了胡風(fēng)及其同仁和一些反思何以從積極參加‘思想改造’，落入‘反右’直至‘文革’深淵的人們，有誰真正將胡風(fēng)及其同仁們視為整個民族的驕傲與鑒戒？” 答案：沒有。不僅沒有，而且在主流意識無處不在地蕩滌下，人們腦子里接受了什么就是什么了，能夠更新的人少而又少，因此胡風(fēng)分子詩人綠原曾很生氣地跟我抱怨說，他在火車上聽幾個文化人議論誰誰誰出版什么書了、做什么官了，有人很不解地發(fā)問：他們不是胡風(fēng)反革命集團的人嗎？又有一次，已做了出版社副主編的綠原有些憤怒地跟我說：沈醉是什么人啊？他殺人如麻的時候，我擔(dān)心掉腦袋，可他的回憶錄居然還說綠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務(wù)，簡直是無理可講！那些編輯主編社長都在干什么？胡風(fēng)平反都好幾年了，怎么還出這樣的書？ 沈醉著《我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 　　怎么能出這樣的書？人家要問了：“我們?yōu)槭裁床荒艹霭孢@樣的書？給我們賺了多少錢啊！”問題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有多少讀者津津有味地讀了沈醉的書，就有多少讀者會認(rèn)定綠原就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務(wù)，因為沈醉原是中美合作所的頭兒，知道得最清楚。一般讀者哪會去核對事實，弄清楚那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一手策劃的無中生有的冤案？冤案一旦發(fā)生，它就成了事實，這是法西斯宣傳部長戈培爾的邏輯：謊言重復(fù)一百遍就是真理。 所以，蘇華在文章最后認(rèn)為胡風(fēng)被批判的運動，至少留下了三個后遺癥，其中第三個是“制造了思想意識案的政治化處置模式，許多知識分子不但喪失了行動的自由，甚至失去了內(nèi)心思想的自由。” 這就是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在他的不朽小說《一九八四》里天才地歸納的“思想罪”，并認(rèn)為只有在高度壟斷的集權(quán)主義國家里，才會出現(xiàn)“思想罪”這種反人類的概念。在這樣的國家里，蘇華贊同胡風(fēng)這種殉道者精神，認(rèn)為這是一種“不屈風(fēng)骨”。嗯，在沒有更進步的思想出現(xiàn)之前，殉道的精神和風(fēng)骨確實可貴，值得提倡。不過，說到底，這還是一種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我以為，胡風(fēng)上書三十萬言，就是與虎謀皮，認(rèn)錯了主子。在這點上，可以肯定，胡風(fēng)跳過民國，接受了所謂的先進思想，其實是直接回到了清朝甚至更遠(yuǎn)的封建思想模式。但凡他有一點共和思想，他都不會去做這樣燈蛾撲火的傻事。我敢這樣妄言，是因為我和胡風(fēng)的兩個忠實盟友同屬一個出版社，一個是詩人牛漢，一個是詩人、思想者和翻譯家綠原。作為一個后輩，我和這兩位同事二十多年的前輩不能無話不說，卻是有話直說的，因此我多次委婉地和這二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輩，探討過一些話題，例如：我們究竟應(yīng)該怎么樣思考蘇聯(lián)陣營的瞬間坍塌？這座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廈嘩啦啦傾覆，是因為堡壘內(nèi)部出了某個叛徒還是從根子上它就是邪惡的？ 蘇福忠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6月） 　　回頭想想，他倆的回答，從本質(zhì)上看，從忠君到忠黨，一步之遙，還是封建的質(zhì)地，盡管程度大不一樣。他們算不上個體主義者（individualist），世界視角也有局限性。木心說他五十六歲上到了美國，思想才成熟起來；胡風(fēng)分子們也許需要徹底換個環(huán)境，才能徹底成熟起來？ 作者：蘇福忠圖片來自自我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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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福忠：對話蘇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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