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

伍鶴先生

【編者按】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值得每一位探索中的青年了解與學習；馬克思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他是每個試圖接近真理的人們學習的楷模。今天是馬克思誕辰203周年的日子。為紀念這位偉大的導師，激流網特整理這篇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作的舊作《〈萊茵報〉與青年馬克思世界觀的轉變》，以示崇敬與懷念。 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觀點的形成，有一個發展和轉變的過程。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就表現出超眾的智慧和敏銳而頑強的探索精神。在他的父親和具有進步思想的老師的教育薰陶下，早年就有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意向。在中學畢業的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十七歲的馬克思，就已經開始探索社會關系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明確表示了為人類的幸福而獻身的崇高志愿。馬克思在大學是學法律的，但是他卻把對歷史和哲學的研究放在首位。1841年3月，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在這篇論文中他選擇了古代希臘唯物主義者作為研究對象，推崇伊壁鳩魯的無神論思想和哲學的能動性質，開始探討哲學和現實的相互關系。這時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雖然還受著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影響，屬于青年黑格爾派，但他已經懷疑這種哲學，在有的問題上超出了青年黑格爾派的觀點。另外，從1841年起，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也有重大的影響。但是，從根本上來看，這時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基本上是屬于唯心主義的，政治觀點是民主主義的。在以后的時期，他開始了明顯地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過程。轉變的原因，除去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外，就是他對理論不懈地探索和鉆研，尤其是他參加革命的實踐活動，其中，他在《萊茵報》工作期間，遇到的重大現實問題，是促使他開始轉變的最初動因。 《萊茵報》的全名是《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于1842年元旦在科倫創刊。股東們原意想把這份報紙辦成溫和的、主要論述經濟問題的報紙，后來這個報紙實際上成為青年黑格爾派革命思想的喉舌。青年馬克思1842年4月開始為該報撰稿，同年10月，二十四歲的馬克思成為該報的主編。反動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官圣·保爾曾在給他上司的報告中，稱馬克思是《萊茵報》“整個事業單位的精神首腦”“馬克思博士在這里是理論的核心，是這家報紙活生生的理論源泉”（見《馬列主義發展史參考資料》（二）36-37頁）這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積極結果。他改變了德國哲學界專門研究理論問題的傳統習慣，參加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特別是到體現了各種矛盾焦點的、極其敏感的報刊部門去工作，這對他思想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哲學和現實相結合的渴望，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里就已經有了生動的體現，他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哲學同現實世界相互作用的結果。在《萊茵報》工作期間，他遇到許多現實的政治問題、經濟利益問題，促使他表明自己的態度。當時的德國處在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下，官僚、貴族、地主對勞動人民百般重壓，具有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馬克思，面對這種嚴酷的現實，更加強了他用哲學理論去闡述許多復雜的現實問題的決心。 當時，反動的《科倫日報》主編海爾梅斯，在他的報紙上指責《萊茵報》攻擊作為國家基礎的基督教，呼吁政府禁止在報刊上討論宗教和哲學問題，實際上妄圖把哲學束之高閣，使其與現實完全脫解。對此，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了《第179號〈科倫日報〉社論》一文，猛烈地抨擊了他的謬論。文章闡述了哲學與現實相結合的必要性，以及哲學與實踐的辯證關系。他批評了德國哲學界那種壞習氣“喜歡幽靜孤寂、閉關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觀”這種壞習氣同“經常的戰斗準備”對“當前問題的熱情關心對立起來。”（奧古斯特·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第1卷第335頁），他還諷刺性地指出，德國人習慣于把思想當作崇拜的對象，但不去培育它，由于過分地敬重思想，所以就不去實現這些思想。馬克思認為，哲學是符合時代的需要和愿望而產生的，反過來指導現實的發展，他指出:“哲學家的成長并不象雨后的春筍，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頁）。 馬克思還從實際行動中反對了屬于青年黑格爾派的“自由人”這個組織的脫離社會實踐，只強調抽象理論批判的錯誤傾向，把他們給《萊茵報》撰寫的空談高調的文章，毫不客氣地淘汰掉，并給他們提出了“三少三多”的要求:“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現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頁）。馬克思這一要求，對我們今天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如何解決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使哲學從單純地論述理論問題進步到和當前的政治現實相結合，這是馬克思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由人民性向階級性的轉變。馬克思給《萊茵報》寫的第一篇文章是《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關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面對反動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馬克思在他過去寫過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的基礎上，繼續對人民出版不自由這一尖銳問題，進行評論。他站在民主主義立場上，堅決捍衛出版自由。他認為，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每個國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出版物中表現自己的精神。他指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紐帶；自由的出版物是變物質斗爭為精神斗爭，而且是把斗爭的粗糙物質形式理想化的獲得體現的文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頁），從這些論述，可見他已經堅定地代表著人民的利益，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了。更為可貴的是，在關于出版自由的文章里，馬克思闡明了社會等級地位對思想觀念的影響，分析了萊茵省議會辯論中諸侯等級、貴族等級、市民等級和農民等級的代表對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態度。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這時不僅具有強烈的人民性，而且具有了階級性的思想，這里明顯地表現了他的哲學是為勞動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證明了馬克思已開始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作為《萊茵報》的主編，馬克思經常遇到關切到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經濟問題，面對反動當局在經濟上對底層人民的殘酷壓榨，促使馬克思去辯論、探討、分析、斗爭。這集中反映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問題以及對摩塞爾河地區農民的貧困狀況同官方的論戰中。當時，因為窮苦農民買不起柴燒，揀枯枝當柴燒，成了例來慣例，但是貪婪的林木占有者卻向官方誣告揀枯枝的行為是盜竊林木。1836年在普魯士因這類行動（包括所謂違犯牧場法）而受到懲罰的有十五萬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普魯士政府提出法案規定，未經林木占有者許可，不得揀枯枝，否則以盜竊論處，這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林木占有者利益、壓迫貧困農民的法律，省議會通過了這一法律，并認為應加重對這類行為的懲罰。為此，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了《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這是馬克思第一次探討尖銳的社會經濟問題。馬克思痛斥了這一反動法案，指出揀枯枝和盜竊林木根本不是一回事，法律把這兩種行為相提并論本身就是撒謊，而窮苦人民則成為謊言的犧牲品。法律剝奪窮人的這種習慣，這就是明顯地保護林木所有者的特權。關于林木盜竊法這場辯論，使馬克思更注意了對經濟問題的研究。 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進一步與經濟問題相結合的又一集中體現，是他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中。摩塞爾盆地，位于萊茵省，它以出產優種葡萄及釀造葡萄酒而聞名，但是由于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使摩塞爾地區的種植葡萄的農民陷入極度貧困之中。當《萊茵報》刊登了駐摩塞爾記者揭露葡萄酒釀造者的赤貧狀況是由于吸血鬼和上層人物造成的這一事實之后，反動總督妄圖抹殺事實，要求辯論。馬克思根據他收集到的大量材料，親自寫了《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文中明確指出，葡萄農的悲慘處境，是與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密切相聯的。他深刻地指出:“在研究國家生活現象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著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決定私人和個別政權代表者的行動，而且就象呼吸一樣地不以他們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頁）。這些論述，表明馬克思的世界觀進一步向唯物主義轉變，已經對社會關系的客觀本性進行研究。 對經濟問題的探討，是馬克思理論上、思想上巨大飛躍的時期，同時他也感到經濟學知識之不足。馬克思在1859年回顧當時的情況時寫道:“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主編，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分析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后，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頁）。1895年4月，恩格斯指出:“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馬克思說，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塞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頁）。馬克思從研究哲學進而研究經濟學，是他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為他以后建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如果不把哲學理論與現實經濟相結合，便不能徹底突破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束縛，也不能超越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也就不可能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 如前所述，馬克思原來屬于青年黑格爾派，盡管他在許多問題上超出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圈子，但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仍然受著它的影響。在《萊茵報》工作期間，馬克思既未完全擺脫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又發現黑格爾哲學的思辨性質與現實不可解決的矛盾，對這種矛盾，馬克思感到非常苦惱，于是開始打破思辨哲學的空談惡習，把哲學與現實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結合起來，而且在實踐上和他原來所屬的派別——青年黑格爾派徹底決裂，促使馬克思去清算自己過去的哲學信仰，逐步轉向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編的《萊茵報》，由于政治上是站在激進的民主主義立場上，其斗爭鋒芒，直指普魯士專制制度，反動當局于1843年3月31日最后查封了《萊茵報》。通過這件事情更堅定了馬克思的政治立場，促使他更自覺地運用哲學這一武器，為現實斗爭服務。他帶著《萊茵報》時期尚未徹底弄清的問題，于1843年夏天，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在這篇論著中，他分析了黑格爾哲學關于國家和它的基礎之間的唯心主義觀點，已經具有了經濟基礎決定國家的思想。到1844年2月《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在該刊物發表了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這兩篇極其重要的文章。這些文章表明，在《萊茵報》時期轉變的基礎上，他的哲學觀點與現實更緊密地結合為一體，從深切地同情勞動人民和堅決地捍衛勞動人民的利益，轉變到提出了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是：消滅私有制，解放全人類，從而從革命民主主義徹底轉變為共產主義。在這兩篇文章里馬克思還進一步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吸取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對思維和存在這個哲學基本問題，作了既唯物又辯證的解決。他提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又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頁）。這些觀點表明，馬克思的世界觀已經轉變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以后的實踐中，馬克思的思想逐漸充實、成熟，與恩格斯一起創立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理論指導下，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可見，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青年馬克思對社會對哲學頑強地探索精神，經過《萊茵報》接觸到現實的社會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促使他轉向共產主義和唯物主義。正是由于有了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轉變，才有以后成熟的馬克思主義，青年馬克思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階段。現在有些西方“馬克思學”的研究者，肆意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把青年馬克思和成熟的馬克思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違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萌芽、生長、成熟的過程，作為馬克思主義這個偉大的學說，也不例外。為此，我們研究青年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思想轉變過程有其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來源：《山西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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