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定制?（1）—廣州博物館藏清代中國外銷紋章瓷展

昆侖草

展覽地點：洛陽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二樓臨展廳展覽時間：2024年3月26日—2024年6月26日展覽共分四部分，本集收存的是第一、第二部分。 在展覽的開端，我們以英國詩人John Gay書寫的一首詩作為引子，來展現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瓷器的喜愛之情。這首詩創作于1725年，從側面體現了當時中國瓷器從珍貴的瓷器展示柜和富麗堂皇的宴會中走出，逐步轉入廚房和餐桌中使用，越來越受女性消費者青睞的社會現實。當時，在歐洲這片尚未發現制瓷秘密的土地上，中國紋章瓷餐具是絕對的高端定制產品，是尊貴地位和精致生活的象征。致一位酷愛古瓷的女士她的胸中燃燒著怎樣的狂喜?為何她的跟中充滿饑渴?每當她充滿愛意的眼神從我身邊掃過，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快樂!可是新的疑惑和恐懼在我內心掙扎有什么樣的情敵在我旁邊?一個中國瓷罐。瓷器就是她心中的熱情，一杯，一盤，一碟，一碗，就能使她心中充滿希望，就能點燃她的歡欣，或打碎她的寧靜。 前言18、19世紀，廣州作為對西洋客商唯一開放的東方大港，是紋章瓷定購和出口的基地。紋章瓷因瓷器上繪有歐美個人、家族、社團、公司或城市的紋章而得名。從17世紀末開始，西方人到中國定制紋章瓷的做法漸趨普遍。將歐洲紋章和中國制瓷工藝相結合而產生的紋章瓷，是名副其實的“高級定制”商品，它們的出現引領了歐洲嶄新的生活方式和奢美的藝術情趣，并成為尊貴地位和精致生活的象征。近年來，廣州博物館在廣州市政府和主管局的指導和支持下，集中有限經費開展中國外銷紋章瓷的專項征集工作，至今已收藏逾千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別定制的紋章瓷，成為國內紋章瓷收藏、研究、展示、宣傳的重要陣地。此次我們遴選110件(套)精品，在古都洛陽舉辦紋章瓷專題展覽，向民眾展示豐富多彩的紋章瓷裝飾藝術、揭示紋章瓷的重要藝術和歷史價值，再現18、19世紀中西陶瓷貿易的盛況以及其所帶來的對中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深遠影響! 第一部分紋章探秘 真正意義的紋章出現在12世紀的歐洲，并在13、14世紀趨于繁榮，起初，紋章被廣泛印制在盾牌、罩袍、馬衣和旗幟上，用于區分戰場和競技場中身穿盔甲的不同身份的戰斗人員，主要作用在于識別身份。在隨后的歷史進程中，紋章逐步從表示世襲性質的個人識別體系中拓展出來，發展成為一門具有獨特語言和規范法則的學科。因紋章兼具身份象征和藝術裝飾的特點，歐洲貴族將其廣泛應用于各種公共設施和私人器物之上，而18世紀紋章瓷的盛行更是將此種風尚推向了極致。 12-15世紀，歐洲戰爭頻繁，戰場上使用的盔甲和裝備不斷改進。作為分辨作戰雙方的標識，紋章的各組成部分也與戰斗裝備密切相關。 歐洲馬上比武的裝備昂貴華麗，并不適用于實際戰斗，但卻是身份和財富的象征。帶有盔飾的頭盔在出場的最后一刻帶上，盾牌由侍從遞給騎士。穿戴整齊的騎士右手握長矛并控制馬匹的韁繩，左手舉起盾牌向觀眾示意。 紋章的構成 紋章一般由盾牌和盾牌上方的頭盔、盔飾、披幔和飾環組成。盾牌是紋章最基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余則為紋章的附屬裝飾物。貴族紋章的盾牌上方飾有不同級別的冠冕，盾牌左右兩側還可用護像做裝飾。寫在飄帶上的家族箴言，則通常放置在紋章的下方或上方。總之，紋章構成越復雜，表明其持有者的地位和家世越顯赫。 如果女方因沒有兄弟可以繼承父親的地位而成為父親和家族紋章、財產的繼承人，則女方的紋章以象征性小盾（in pretence）的形式放置在男方的盾牌中間。如果家族中有女性先輩為持紋章家族的繼承人，其后代使用的紋章中，將會以等分的形式同時繼承父親和母親的紋章。若有多位女性先輩為持紋章家族的繼承人，在盾牌等分后的區域中會按輩分和時間順序將所有先輩的紋章排列出來。 這是羅斯家族與蘇格蘭梅爾維爾家族的四等分紋章(說明家族中的女性長輩來自有紋章使用權的梅爾維爾家族并為該家族的繼承人)，清晰展現了紋章的各組成部分。羅斯家族的紋章(盾牌內的左上和右下區域)為：繪黑白相間小方格的人字形圖記，上下方區域分別繪兩個和一個牛皮水袋；梅爾維爾家族的紋章(右上和左下區域)為：紅底上繪三個新月，盾邊繪八顆小星；盾牌上方是象征男爵的冠冕和頭盔，頂部的盔飾為自然直立的鷹首。護像為老鷹，家族的箴言為“Think On”(思量)。 　　該紋章繪制的是麥克道夫(Macduff)與道夫(Duff)家族的四等分紋章。 麥克道夫家族的紋章為：金色底上繪紅色單腿站立前躍獅子，舌和爪部為藍色; 道夫家族的紋章為：綠底鋸齒形橫條圖記上繪白貂毛皮紋，盾頂為正面雄鹿頭部，盾底為兩個扇貝；其家族盔飾為半身獅右爪持寬劍。家族箴言為“Virtute et Opera”(力量與拼搏)。 清乾隆廣彩描金折枝花卉紋大盤 英國錢德勒(Chandler)家族約1745年定制。18世紀隨著西方彩料的引入，出現了琺瑯彩、粉彩、墨彩和廣彩等重要瓷種。釉上彩新品種的出現豐富了瓷器彩繪的色調和表現力，使瓷繪畫面尤其是紋章的繪制呈現的效果更接近歐洲用戶需求。這件大盤，器型碩大保存完好，紋章繪制準確精美。 英國錢德勒(Chandler)家族紋章 清乾隆廣彩長方形八角大盤 英國克里斯托弗·杰斐遜(Christopher Jeaffreson)約1770年定制。該盤采用的垂懸式花彩裝飾是18世紀下半葉繼鏈條和矛頭狀邊飾之后最主要的紋章瓷裝飾紋樣。盤中花朵的繪制采用純粹的歐洲風格，應當是根據歐洲本土紋樣繪制，多種顏色彩料的使用，也增加了燒制的成本。 清乾隆廣彩描金折枝花卉紋八角長方形盤 該盤主人威廉·道夫(William Duff)出自當時北蘇格蘭最富裕的家庭，他于1735年獲封男爵，1759年晉升為伯爵。紋章中繪制的是伯爵使用的冠冕和頭盔，可斷定瓷盤為新晉伯爵而定制，燒制時間應為1760年左右。 　　左側為父親喬治·貝斯特(GeorgeBest)與母親莎拉·克魯克(Sarah Crook)結婚的紋章。貝斯特家族紋章為：黑底飾金色五葉形花飾，四周環繞八個金色小十字；盔飾為金色公爵冠冕之上一只鴕鳥頭立于展開雙翅之間。克魯克家族的紋章為：紅底六只白色無足鳥之間一白色中帶。 右側為女兒凱瑟琳·貝斯特和女婿約翰·帕普沃斯的紋章，凱瑟琳使用了父親的紋章但因不是家族紋章的繼承人，因此凱瑟琳的紋章與丈夫的紋章并排放置在同一盾牌內。 英國布基家族男性成員結婚后定制的紋章瓷 盾牌直觀展現的最重要的個人信息是婚姻狀況，尤其在英國紋章中，表現得較為嚴謹，婚姻在紋章中的第一種表達形式為“并置”(impaiement)式。即男女雙方紋章并排放置在同一盾牌內，男方紋章在左，女方紋章(一般使用其父親的紋章)在右，這種方式說明女方來自有紋章的家庭，但女方并不是紋章的繼承人，二人的后代僅繼承父親紋章。 清乾隆廣彩描金盔形奶壺 奶壺折沿敞口，設凹槽寬流，流后連接塑形的把手，總體造型像翻轉的頭盔，因而稱作“盔形奶壺”。此器屬茶具套件之一，用來盛放牛奶，以加入茶水中飲用。這種形狀的奶壺流行時間較長，在1765年至1840年間廣為使用。此些定制于1770年，壺身盾牌內繪英國莫里斯(Morris)與悉尼(Sydney)二人紋章并置的圖樣，說明此器為二人結婚定制。 清道光廣彩人物故事紋盤 這件廣彩盤是1830年美國喬治·貝斯特的其中一位孫子定制的。到了19世紀，紋章瓷的繪制風格已發生極大變化，色彩艷麗的廣彩花鳥人物紋日漸風行，紋章則以簡單的盔飾代替。這件瓷盤上方圓形開光內繪制的是貝斯特家族的盔飾：在公爵冠冕之上展開的兩翼之間真立一駝鳥的頭部、盔飾外圖環繞的家族箴言為:“OPTIMUS EST QUI MINIMIS URGETUR”(最少遭受侵擾的人最幸福)。 科學家伊薩克·牛頓(1643-1727)使用的紋章 1705年伊薩克·牛頓被安妮女王封為爵士，成為獲得爵位的第一位科學家，并于同年獲得紋章的使用權。牛頓聲稱與格洛斯特郡準男爵約翰·牛頓同宗，因此也采用了準男爵家族的紋章：黑底上繪兩條交叉的脛骨，右側(觀者方向）骨至于左側之上。牛頓終身未婚無子嗣。繪有此紋章的餐盤應是其他支系的牛頓家族成員定制。 清乾隆廣彩捐金折枝花卉紋描 這是一位牛頓家族男性成員與艾琳(Alleyne)家族聯姻時定制的餐盤。紋章采用了表現婚姻的第二種形式：象征性小盾(in pretence)，即女方家族紋章以象征性小盾的形式放置在男方的盾牌中間。該盤為1745年巴巴多斯島主法官雷諾·艾琳的孫女定制，其家族專營制糖，家境股實。 　　家族中若有多位女性先輩為持紋章家族的繼承人，在盾牌等分后的區域中會按輩分和時間順序將所有先輩的紋章排列出來。除左上區為男性先輩的紋章外，其余區域填充的是女性先輩的紋章，如果最后一個區域無紋章填充，則重復男性先輩的紋章。從這件餐盤的紋章看，該家族中前后有兩位女性先輩為家族繼承人(盾牌右上、左下區)。 清乾隆廣彩描全折枝花卉紋盤 定制這件餐盤的莫爾(Maule)家族歷史輝煌跌宕。先輩帕特里克·莫爾子1646年被封為伯爵。家族中的第四位伯爵放姆斯·莫爾因參與1715大起義而被剝守貴族身份。第五代哈里·莫爾是一位歷史文物學家，其唯一存活的兒子威廉·莫爾在漢諾威軍隊中成為將軍，并于1743年在愛爾蘭重獲伯爵爵位，此盤應當是為紀念重新獲封而定制的。 清乾隆廣彩描金奶罐、清乾隆廣彩描金花口六角形調羹托碟兩器出自同一套紋章瓷，1745年為紀念喬治·摩克(GcorgeCooke)爵士與凱瑟琳女準男爵結婚而定制，紋飾繪制細膩復雜，造型雅致考究。女方凱怒琳是其家族紋章的共同繼承人，因此女方紋章以象征性小盾的形式放置在男方紋章的中部。 清乾隆墨彩描金花卉紋盤紋章盾牌分為左右兩部分，說明這是一套為結婚而定制的紋章瓷；左右兩部分盾牌均被四等分，說明男女雙方家族均有女性長輩為家族繼承人。該紋章中男方紋章為威廉·布弗里使用，女方紋章為哈里特·普萊德爾使用，二人于1748年結婚。 清雍正廣彩描金花卉紋菱形盤這是最早根據藏書券繪制的紋章瓷，1731年由準男爵威廉·楊(William Yonge)定制，其家族藏書券仍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內。紋章由巴斯勛章圓環圍繞，圓環上寫有勛章的格言“TRIA JUNCTA IN UNO”(三合為一)。威廉爵士是下院議員，1735至1741年間在沃波爾內閣擔任戰事大臣，他本人還是1725年成立的巴斯勛章的創始人之一，因此在紋章中展現巴斯勛章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乾隆廣彩描金花口形茶碗、托碟 這套廣彩描金花口形茶碗、托碟造型別致，裝飾紋樣繪制簡練，主體繪制的是英國道爾頓(Dalton)家族與蓋奇(Gage)家族聯姻的紋章，兩家族紋章采用的是并排斜靠的方式展現聯姻狀況，即夫妻雙方紋章并排并向彼此斜靠。 清乾隆廣彩花卉紋盤 這件餐盤是法國福柯(Foucault)家族約1770年定制的，餐盤頂端垂懸花彩懸掛著福柯家族與其奏馬德琳(Madeleine)結婚的紋章，兩家族紋草章采用的就是并排斜靠的方式展現聯姻狀況。福柯家族的另一位成員在同一時間也定制了另一套邊飾完全相同的餐具。 清雍正廣彩錦地開光雜寶紋調羹托碟這件1724定制的調羹托碟繪制的是女性使用的菱形紋章，是為一名南海公司董事威廉·哈蒙德的遺孀或女兒定制的。女性紋章通常繪制在菱形或橢圓形當中，而且菱形一定是用銳角直立的。未婚女性可以一直使用父親的紋章,喪偶的婦女也用回菱形紋章，但菱形內繪制的仍是夫妻雙方的紋章。 乾隆廣彩描金茶碗 英國艦隊司令喬治·波科克(George Pocock)約1762年定制。喬治的海軍生涯極為成功，在哈瓦那(古巴首都)指揮海軍作戰取得重大勝利，1761年獲巴斯勛章，為紀念授勘定制了紋章瓷。杯腹繪制的是喬治紋章的盔飾：海軍冠冕之上直立一羚羊頭。盔飾四周以巴斯勛章鏈環繞。 紋章中使用的子嗣標記在紋章系統中，專門有一套特定的圖記(寓意物)附加在盾面之上以區分支系家族。家族中的第一至第九個兒子均根據排行不同，使用對應的標記。這些圖記在紋章中極為常見，但作為子嗣標記使用時會比普通圖記小一些。在英國地區，長子用三穗橫飾條圖記，次子用新月，三子用五角星，四子用無足雀，五子用圓環，六子用鳶尾花，七子用玫瑰。 清雍正廣彩描金折枝花卉紋盤1730年定制，餐盤上繪制的是曾擔任倫敦市長的威廉·斯圖爾特(Stewart)的紋章，紋章盾牌頂部繪制的小型新月圖記顯示，應當是為其次子定制的。該家族在十年內先后定制了四套紋章瓷，此套紋章瓷采用的色調和邊飾均極為罕見，目前僅見三套紋章瓷采用這一紋飾。 清乾隆廣彩描金折枝花卉紋盤 這是一位牛頓家族男性成員與艾琳(Alleyne)家族聯姻時定制的餐盤。紋章采用了表現婚姻的第二種形式：象征性小盾(in pretence),即女方家族紋章以象征性小盾的形式放置在男方的盾牌中間。該盤為1745年巴巴多斯島主法官雷諾·艾琳的孫女定制，其家族專營制糖，家境股實。 　　清乾隆廣彩描金茶碗、咖啡杯和托碟 咖啡杯、茶碗和托碟均出自英國亞伯勒(Yarburgh)家族約1770年定制的咖啡具和茶具。各器紋飾簡單，僅口沿飾描金矛頭狀邊飾，紋章圖案按家族藏書券繪制，但構圖方式奇特，整個盾牌放置在一個高腳罐之上。茶碗與咖啡杯的區別在于，茶杯更為矮身寬口一些，配上托碟一并使用，是為了避免咖啡漬和茶漬污染桌布。 英國紋章院授予霍金家族的紋章授權狀中展示的紋章1764年，約翰·霍金向英國紋章院申請紋章并聲稱，其父親在一次打擊法國劫掠船的戰斗中英勇還擊拯救了周邊居民。紋章采用的寓意物中體現了這段戰斗經歷。 清雍正廣彩茶碗、扣碟 茶具為英國著名肖像畫家約瑟夫·海莫爾(Joseph Highmore)約1735年定制。約瑟夫曾為不少顯貴和名流人士繪制過肖像，其中包括威爾斯親王和王妃、坎伯蘭公爵、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英國著名的小說家)、烏爾夫將軍等。 清乾隆青花廣彩花口形茶壺托、咖啡杯和托碟 茶具為英國著名肖像畫家約瑟夫·海莫爾(Joseph Highmore)約1735年定制。約瑟夫曾為不少顯貴和名流人士繪制過肖像，其中包括威爾斯親王和王妃、坎伯蘭公爵、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英國著名的小說家)、烏爾夫將軍等。 紋章瓷的誕生歐洲人在金銀器具、絲織品和家具等個人所屬物品上添加紋章的做法由來已久。17世紀末，新航路帶來海上貿易的繁榮，西方航海國家直接與中國通商，中國瓷器大量出現在歐洲市場，定制中國紋章瓷的風尚開始興起。這種風氣迎合了歐洲社會中希望彰顯血統、聯盟和凸顯身份來維系和發展社會關系的需求。中國紋章瓷，無論在正式或私密場合，都是展示主人身份和財力的不二之選。 清乾隆廣彩折沿盤1745年尼古拉斯.法扎克雷定制。這件玫瑰水盤曾歸喬治四世的王后卡羅琳所有，卡羅琳王后逝世后該盤于1822年以高價售出。玫瑰水盤是一種深腹扁平口沿、盛水供餐后賓客輪流洗手的大盆，因水中常放置玫瑰花瓣而得名。 清雍正廣彩描金折枝花卉紋大盤英國商人勒菲利爾(Lethieullier)家族約1724年定制，器型碩大，盤外沿繪礬紅描金法螺卷軸垂柳花卉及鯉魚龍門等吉祥圖案，內沿繪描金錦地開光銅錢、法輪紋，盤心繪勒菲利爾(Lethieullier)和索爾克爾德(Salkeld)兩個家族紋章并置的紋樣。 18世紀歐美地區使用的飾有紋章的銀器和金器。銀質的巧克力壺來自美國波士頓地區，而工藝精細的金盒來自英國的勞瑟(Lowther)家族，極有可能用作金婚紀念物。 清乾隆廣彩描金茶葉罐早期的茶葉罐多為卵形或梨形，這件英國達利(Darley)家族約1755年定制的茶葉罐模仿德國邁森產品的造型，在底足與腹部之間飾有貼塑的卷草紋。此類造型小巧的茶葉罐在1735至1770年間非常流行，隨后逐漸被一種匾方形茶葉罐所取代。 清乾隆廣彩描金花卉紋鹽碟鹽碟是一種擺放在餐桌上的供盛放食鹽的矮足小托碟。鹽碟雖然器型較小，卻是社交餐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餐具。常見的鹽碟大多呈矮鼓狀，鼓面下凹形成圓形、橢圓形、八角形或長方形的淺容器，足部中空。此鹽碟是蘇格蘭萊諾克斯(Lennox)家族約1775年定制的。18世紀食鹽在歐洲仍是昂貴的商品。在所有的中國外銷瓷器型中，鹽碟是完全的歐洲器型，都是根據外商送到中國的樣板燒制的，樣板以歐洲自產的銀質鹽碟為主。 清花隆廣彩描金菱花口大盤愛爾蘭巴頓家族1765年定制，口沿為多層模制彩繪，飾垂懸式花彩，造型華美。此類色彩豐富的器型造價較高，尤其是邊飾風格極為特別。巴頓家族的成員之一托馬斯·巴頓離開愛爾蘭家鄉前往法國波爾多，創建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葡萄酒廠，經過家族幾代人的經營發展成為著名的巴頓酒莊。 第二部分跨洋定制明清時期，中國制瓷工藝水平達到了歷史高峰，新釉料新技術的出現，加之分工明細、制作周期縮短，逐漸具備根據用戶需求大規模快速生產的條件。廣州以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優勢，成為清朝開關后西方商船首選的貿易口岸，尤其是1757年清廷宣布“洋船只準在廣東收泊貿易”后，中西貿易悉數南移廣州。此時外商在廣州定制紋章瓷的做法早已蔚然成風，成千上萬的中國紋章瓷在廣州裝船起航漂洋過海，深入歐洲大地的城堡和莊園。紋章瓷的紋飾和器型亦緊隨歐美飲食風尚和審美情趣的變化而改變，體現了定燒瓷“式多奇巧、歲無定樣”的特性。 蕃舶云來紋章瓷的定購模式清代廣州黃埔港是西洋商船到廣州貿易的碇泊地。每年夏初西南季候風徐徐吹起之時，各國商船陸續抵達廣州黃埔港，船長和大班們迫不及待地上岸與廣州商人議價備貨，以便在冬季東北風盛行時返航。紋章瓷訂單，由船長和大班們親自督辦，從下訂到送達歐洲買家手中，長則需時兩至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余。紋章瓷大多成套定制，有財力的家庭還一并定購飾有紋章的其他材質的用品和工藝品等。 清乾隆廣彩描金微章開光風景紋湯盤英國利物浦國會議員查爾斯·波爾1745年定制。盤中展示了中英貿易中最為重要的三個港口城市的風光。右側開光內繪制的是英國港口普利茅斯,左側為廣州黃埔港，中間則是印度馬德拉斯港的圣喬治堡。這種開窗風景紋源自英國海軍代將安森1740至1744年間開展的一次環航旅行，后演變為深受英國市場歡迎的瓷器紋樣。 清乾隆廣彩花口大盤這件方形花口盤屬極少數仍能追溯定購記錄的紋章瓷，據記錄顯示，整套紋章餐具于1769年12月從馬尼拉裝上布恩·孔塞霍(Buen Consejo)號商船啟程。連同這件花口盤在內的全套餐具是第三任魯比侯爵皮那特利(Pignatelli)約1769年定制的。 清乾隆廣彩紋章花口碟倫敦商人斯金納(Skinner)家族定制。1728年至1765年間，斯金納家族在中國定制多套紋章瓷，這件廣彩花口碟約1750年定制，紋章根據家族的藏書券繪制。斯金納家族的先輩羅伯特·斯金納,是牛津和布里斯托爾主教，在英國內戰期間因反對議會而被囚禁在倫敦塔內。 清乾隆廣彩描金水果盤1791年定制，底部墨書:“Canton in China 24 Jan.1791”(1791年1月24日，中國廣州)，記錄了此盤的確切燒制時間和地點。來廣州貿易的船只，每年6、7月間乘西南季候風抵達黃埔,完成大宗貨物的采購和私人貿易訂單傳達后，必須在冬季的12月、1月間乘東北季候風離去。盤上確切日期的出現,也以實物形式印證了清代廣州口岸陶瓷貿易開展的周期。 清乾隆廣彩描金開窗花鳥紋變形花口大盤1750年亨利·伯德(Henry Bird) 定制。亨利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文官，在家族中被稱為“中國亨利”，其父經營的造船廠為東印度公司生產船只。家族中保留的記錄顯示，亨利將“兩套共計360件瓷器”從中國帶回,逝世時將這批瓷器分給了長子和兩個女兒。 18世紀英國飲茶圖茶葉的輸入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方式，尤其是在18世紀的英國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重要飲品。富裕時尚的家庭繪制肖像畫時，常選擇飲茶場景來展示精致的生活品位。歐洲人認為，中國瓷質茶具是享用芬芳茶水的最理想器皿，茶具的出口也帶動了其它中國外銷瓷的銷售。 清乾隆廣彩描金徽章花卉紋花口形醬汁斗一對醬汁斗是一種盛裝醬汁或肉汁的船形敞口器皿，多與托碟配套使用,以盛接口沿滴下的醬汁。使用醬汁斗的風氣從17世紀末的法國宮廷興起。早期的醬汁斗為銀質，帶雙耳和雙流，這種新的飲食器具對英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18世紀開始生產銀質醬汁斗，1740年瓷質醬汁斗也開始投產。 清乾隆青花廣彩茶壺壺身呈圓筒狀，扁平圓蓋，漿果狀蓋鈕；流直長，接近壺嘴處設凹槽，便于安插金屬壺嘴；絞股式把手，把手與壺身的連接處飾凸起的蕨葉或漿果。這種極為典型的圓筒狀茶壺，明顯模仿歐洲式樣，在18世紀末方才出現。壺身紋章盾牌上繪制了英文姓氏的縮寫字母“M.M.K.”。 清乾隆青花廣彩紋章茶壺、茶碗、托碟完整的茶具和咖啡具存世不多，這里展示的是1790年羅伯特·斯波蒂斯伍德船長定制的套裝飲具中的部分器型,包括茶壺、茶碗、托碟。18世紀中期,歐洲一套普通的飲具包括茶杯及托碟、咖啡杯及托碟、巧克力杯及托碟、茶壺及壺座、奶壺及壺座、咖啡壺及壺座、廢水碗及托碟,另有茶葉罐及附托碟的糖罐,體現了歐洲精致的飲食方式。 清乾隆廣彩描金雙耳帶蓋糖盅約1795定制，紋章中部為字母縮寫“J.M.W”。糖盅是茶具和咖啡具的配件之一，歐洲人飲茶時常添加砂糖，以中和茶水的苦澀，更符合歐洲人的口味。茶具和咖啡具中用來盛糖的器皿除蓋碗、蓋罐、蓋杯外，還有一種帶托碟的敞口碗。 工細殊絕紋章瓷的繪制紋章瓷工藝的核心在于紋章的繪制。紋章的圖稿或畫作、私人或機構使用的藏書券常常作為紋章的樣板送往中國供瓷繪藝人臨摹。但紋章圖案本身對清代瓷匠而言是陌生而無意義的，加之構圖復雜，繪制極為不易。除溝通和理解障礙、以及提供樣本自身錯誤所導致的少數失誤外，中國瓷匠繪制的紋章瓷絕大部分仍是精準而嚴謹的，其中不乏值得世代珍藏的上乘之作。 這件1755年燒制的茶葉罐上繪制的是中國文人作畫的場景，但卷軸畫中展現的卻是英國托里尼家族的紋章，紋章盾牌的形狀為菱形，說明這是家族中女性成員的紋章。茶葉罐的主題紋飾與定購者的紋章結合甚為巧妙。 奧奇歐佛家族提供的紋章瓷圖樣為能夠準確傳達定購要求，奧奇歐佛(Okeover )家族專門聘請歐洲本土藝術家按瓷盤的樣式繪制了品質精湛的樣本。樣本的背面注明了紋章的主人、樣本專供定制中國瓷盤使用并需歸還等信息。圖樣中間繪制的是李克·奧奇歐佛(Leake Okeover)與妻子瑪麗·妮可( Mary Nichol)結婚的紋章，盤沿四個開光內繪男方家族的盔飾及二人姓名的字母組合“L.M.O”。 威利斯家族在馬車上使用的家族紋章的示意圖威利斯家族的紋章為：白底黑色人字形圖記上方為兩顆紅五星，下方為一顆紅五星；家族的盔飾為自然色展開雙翅的老鷹；家族箴言為“Tenax propositi”(目標堅定)。 清雍正白釉連枝花卉廣彩盤 清雍正廣彩描金徽章花卉紋大啤酒杯 兩器皆由約翰·威利斯(John Willes) 1735年定制,餐盤繪威利斯家族與布羅斯特家族紋章并置的圖案，啤酒杯僅繪威利斯家族的盔飾：一只展開雙翅的老鷹。這件餐盤造工精細，最大特點在于口沿處“白加白”工藝繪制的連枝花卉紋。“白加白”(bianco sopra bianco)源自意大利語，這種工藝利用不透明的白色料在器皿的白色或淺色釉面上繪制圖案，最早出現在16世紀的意大利陶器上,但直到18世紀才用于英國、法國和瑞典的軟陶上。18世紀早期,中國工匠已熟練掌握這門技藝。這種技法較復雜，生產產品數量少但制作精良，這套英國威利斯家族定制的餐具大面積采用“白加白”工藝繪就，盤沿若隱若現的白色花紋與盤心彩繪圖案相得益彰，使器皿顯得雅致精細而又與眾不同，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除勾勒法外，還可用陰影法來標注紋章各部的顏色，即用不同排列方式的線條和圓點來表達不同色彩的方法。在圖示紋章的盾牌中繪制的水平橫線說明盾牌的底色應為藍色。 清乾隆廣彩描金折枝花卉紋茶碗和托碟1775年特勞特貝克(Troutbeck)家族定制，紋章根據該家族的藏書券繪制。藏書券是用于標記圖書收藏者的小型版畫，以藏書者紋章作為裝飾圖案，因此藏書券也成為紋章瓷繪制的樣板。藏書券無法顯示紋章的顏色，定購者便在藏書券中用陰影法標注，但中國瓷匠誤以為是紋樣的一部分而將其繪制出來了。 清乾降墨彩描金八角形盤約1750年定制，盤中紋章根據英國伯克貝克(Birkbeck)家族使用的藏書券(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繪制。此盤中部繪制的是伯克貝克家族與阿普伍德(Upwood) 家族聯姻的紋章,紋飾繪制精美，呈洛可可式風格，盤沿飾以濃密的各式花卉、蝴蝶、蜻蜓及其它昆蟲圖案。 錦上添花紋章瓷的再裝飾和增補從14世紀末開始，歐洲常將異域來物鑲嵌金銀配飾以突顯其珍貴和美麗。來自中國的瓷器加鑲精美的金屬配件后，更適宜展示和使用，這種做法在歐洲貴族和富裕階層中風行一時。為獲得更接近本土口味的紋樣和色彩，歐洲多國亦對中國瓷器的成品或半成品進行二次加彩。一套中國定制的餐具中，若有器皿破損或散失，也會考慮以中國紋章瓷為樣板在本土瓷廠定制增補和替代品。此間種種方式也從側面體現了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珍愛。 法國薩姆森資廠1860年生產的咖啡杯和托碟產品為萊韋森-高爾家族定制，該家族中的第二任高爾(Gower)伯爵格蘭維爾(Granville)曾于1772年在中國定制過紋章瓷，紋飾與這套近百年后在巴黎定制的歐洲本土瓷器完全相同。紋章盾牌四周環繞的是嘉德勛章，嘉德勛章是歷史最悠久和級別最高的騎士勛章，因獲此殊榮的人數極少而堪稱最高榮譽勛銜。格蘭維爾1771年獲嘉德勛章，次年便在中國定制紋章瓷以示紀念。 19世紀歐洲生產的餐盤豪斯曼登家族19世紀在歐洲定制的餐盤，紋飾與該家族1716年在中國定制的紋章瓷完全相同，應是作為替代品使用。但與中國產品相比，釉色過于白亮，盤沿的深褐色邊線也說明可能是參照家中使用的同紋樣的琺瑯餐具制作。紋章的繪制則采用中國紋章瓷的早期處理手法，同一紋章圖案在盤沿重復出現四次，繪制風格也與邊飾紋樣融為一體，這種做法在1720年后的紋章瓷中極少再出現。 豪斯曼登家族1716年在中國定制的紋章餐盤這件伊萬里紋章餐盤是丹尼爾·豪斯曼登(Daniel Horsemonden )定制的紋章餐具中的一件，屬英國市場早期定制的紋章瓷。丹尼爾1731年移民至紐約，成為一名法學家、作家、英屬紐約省的首席法官。該套餐具由丹尼爾的表兄弟或兄弟約翰·豪斯曼登1716年經東印度公司商船莫爾伯勒號(Marlborough)帶回英國。 歐洲加彩青花紋章盤17世紀末隨著彩釉瓷器在歐洲風行，歐洲各地尤其是荷蘭、英國和德國均出現對中國出口青花瓷或素瓷進行二次彩繪的行業。加彩的程度和風格因人因需求而異，但絕大部分被認為加彩過度、效果不佳。英、德兩國的彩繪質量略高,荷蘭地區的加彩作品較為粗劣，這也是后人對歐洲加彩瓷器評價不高的主要原因。這件1790年休斯家族定制的紋章盤,在英國本土添加的紋飾過于復雜，盤心的紋章效果明顯被弱化。 哈飲森家族在廣州和巴平分別造的茶范和啤酒杯哈欽森(Hutchinson)家族曾在中國定制多套紋章瓷,這件茶壺1750年定制，啤酒杯則為19世紀巴黎薩姆森(Samson)瓷廠的產品。薩姆森瓷廠1845年建立，以其建立者命名，該廠大量生產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和中國著名瓷廠的仿制品。從中國定制的紋章瓷餐具在使用的過程中難免出現破損和散失，對絕大部分歐洲家庭而言，以中國紋章瓷為樣板，在本土瓷廠訂購替代品是最常用的辦法。 <a href="http://www.xsjgww.com/53c5e9es" rel="noopener noreferrer" target="_blank">廣州定制?（2）—廣州博物館藏清代中國外銷紋章瓷展</a>文中所有圖片，均由作者本人拍于展咯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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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定制?（1）—廣州博物館藏清代中國外銷紋章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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