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敬爺爺的美篇第三集（不完全）地方生活

子敬爺爺

我和我家的故事第三集地方生活? <h1 style="text-align:center;"> </h1> 一、尋找工作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一）轉業改復原</h1> 一直以來，部隊對干部的轉業很負責。都是由部隊派自己的人到地方上把轉業干部一個一個的安排好，盡量滿足轉業干部個人的要求，直到落實好哪一個人，那個人才離開部隊。沒有落實的，就呆在部隊里等待。所以，那個時候，每個轉業干部都安排得比較滿意。 可這兩年改變了，是部隊把確定的名單交給地方，由各地市一級的組織部門來安排，部隊只是把檔案寄過去，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1965年底，我轉業的通知終于下來了，被分配到南充市。學校用汽車把我送到北京火車站。我乘火車到天津，那時世媛和母親都在天津四哥家。在天津過完年后，我乘火車到重慶，再乘長途公交到南充市。 離開重慶去南充的途中，看見到處都是“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李井泉當時是西南局第一書記）之類的標語。我朦朧的感覺到有點政治運動的氣氛。但是，還是習慣地以為是李井泉個人出了問題，是上級的布置的。萬萬想不到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后來李井泉被紅衛兵斗得很慘） 到了南充市后，天色已晚，我背著行李到處找旅館，可家家都客滿。最后，我在一個小旅店的小客廳里坐著過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南充市的人事部去報到。傳達室的人帶我到了一個房間，那個房間的格局很奇怪，房間很大，但是，一間房子從中間分成高矮不一的兩個平面，高低差有三、四十公分，高的那一半有四、五個辦公桌和一些柜子，低的一半空空的。 我說明來意后，他們搬來一個椅子放在低的那平面的中間，讓我坐在那椅子上。高的那一半，平面上擺放的桌子也怪，它們的方向都是垂直于高低地面的分界線的，也就是說，每張桌子都與我平行的。 我坐在周圍空曠，又比別人低一個臺階的椅子上，說話時，必須仰望著他們，他們不僅是俯視著我，而且對著我的是他們的側面。這種場面一開始就讓我感到是在受審一樣。更氣人的是，他們態度之冷淡和不負責任，我從未見過。 一般地說，來了一個新人，組織上會表示一下（真正的或假假的）歡迎，至少會寒暄幾句。然而讓我坐下之后，他們卻沉默不語。各人低著頭做自己的事，或看文件或看報紙或喝茶。 正對我那張桌子坐著的人，顯然他是這個部門的頭。我問他：對我的工作怎么安排？他用很低的聲音、懶洋洋的回答說：現在不好安排。我說：那么請先給我安排一個住處吧。他還是說：現在不好安排。我告訴他，現在外面的旅館都是客滿，我昨天晚上好說歹說，人家才允許坐了一個晚上，你無論如何得找個地方讓我睡覺啊。他說：我沒有辦法。不管我問什么，或提什么最起碼的要求。他的回答總是那兩句話：“不好安排”和“沒有辦法”。我說：那我晚上就暫時睡在這個辦公室或傳達室吧？他說：不行。 我給他講道理，我說：我作為轉業干部，你們作為接收轉業干部的組織，有責任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已經離開了部隊，只有依靠你們，你們怎么可以不管呢？但是，不管我怎么說，他就只有那兩句話。 我有些火了，生氣的說：你們既然不能安排我，就不要接收我的檔案呀！現在你們接收了我的檔案，又不安排我，那干脆把檔案拿給我退回去吧！沒想到這個一直慢吞吞的人，卻動作很快地拉開他的抽屜，取出我的檔案塞到我的手里，說：“給你”。 當時，我本來是應該說：“請給我退回去”，卻口誤說成“拿給我退回去”。顯然那人是個老油子，我的話剛一出口，他就借機把檔案快速的塞給我了，原來檔案就在他的抽屜里。我在干部處工作過，懂得檔案不能由自己保管。但是，在那種氣氛中我根本不可能多想，接過檔案起身就離開了那房間。 我拿著自己的檔案回到重慶，通過書信把事情經過向部隊作了匯報。部隊表示很同情和關心，同時建議我把檔案交回南充，向他們認個錯。我向部隊說明我對南充完全沒有信心，他們根本沒有安排我的意思。最后，部隊同意我把檔案寄回部隊重新安排，但是要想留在重慶，只能作復原安排了。 后來我才知道沿途看到的那些“打到李井泉”的標語，和南充組織部門不能接待和安排我的真正原因：文化革命已經在四川開始了，各級組織已經癱瘓了，紅衛兵小將們已經在揪斗走資派了。當官的個個都膽戰心驚，哪里還有膽量和能力來安排新來的干部啊。 因為文化革命，二坦校的政治部才改變了對我婚姻的態度；因為文化革命，南充市才無法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因為文化革命我才由轉業改成復員。看來文化革命一開始，我就不知不覺地成了受害者，讓我由一個有發展前途的軍官，變成了一個沒有工作的、住在別人房屋的、社會最底層的居民。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二）結婚</h1> 部隊跟重慶市有關部門聯系后，指示我把檔案寄回部隊，他們把檔案送交重慶市勞動局。 我到重慶市勞動局報到時，一位姓張的局長辦公室主任接待了我，叫我等待通知。這時，時間已到了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在重慶已經鬧開了，我再次去勞動局時，已找不到能夠表態的人。會議室，辦公室到處都是各路造反派。我只能渺茫地等待。 那時，我沒有被安排工作，也沒有自己的住處，只能住在純陽洞家里。純陽洞家是一棟木結構的兩層樓房，樓上樓下各有一大一小兩間。大間約30多M2，小間約10多M2。 本來想落實了工作和有了自己的住處再接世媛來，現在看來這事遙遙無期了。于是，3月8日世媛從天津來重慶，我們4月5日辦理結婚登記，4月21日舉行婚宴。 那時的婚宴很簡單，就在純陽洞家里舉行，兩張桌子。參加的是自己的家人和近親們。有李外婆、娘、二姨嬢、大哥、大嫂、四妹、六妹、十二、十三、張世琦、陳維蓮、黃維德、馮裕鈞，和還是小孩的李小玉、項小鵠、李艷、張繼英、黃霞輝。 結婚新房，是李外婆原來住的二樓的大間，她搬到二樓的小間，把大間臨時讓給我們。 說到結婚，不得不說一個相關的故事。就是部隊在婚姻事情上批判我的同時，還有兩個同事與我的情況相似，只是他們沒有像我這樣受重視，更沒有像我這樣公開對抗，因此沒有像我這樣受到大會公開點名批評，更沒有組織專門的“小組幫助”。組織上對他們采取的態度是：要嘛服從組織，要嘛轉業走人，兩選其一。但他們的結局也跟我不一樣。 其中一個是政治部的干部（少尉），很早就“投降”了，被留在了部隊。 另一個是訓練部的孫綿章（中尉），他的未婚妻所在單位，比我們部隊更保密，但是我們的政治部左得可愛，非要強調女方的家庭出身不好，寧愿讓他走人，就是不批準他結婚。他轉業到湖北。本來女方的單位對男方沒有什么反對意見，可是現在女方單位見男方被轉業了，就不同意他們結婚了，女方頂不住壓力，兩人終究分離了。 也就是說，我們三個同病相連的人，只有我一個人 (當時是上尉) 是上級想留下的，最終達到了與相愛的人結合的目的。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三）去鎮江找工作</h1> 結婚后，一直在家等待勞動局的通知，時間已到夏天，文革越鬧越兇，勞動局方面卻了無音信。 根據世媛父親的建議，我決定到江蘇省鎮江市去找世媛的表哥曾如清，希望得到他的幫助，那時曾如清是江蘇省軍區政委（少將），表嫂吳友廉是江蘇省鎮江市監委書記。 1966年夏，我告別世媛獨自一人乘火車前往鎮江。到鎮江后發現那里文化革命鬧得比重慶早，經常有造反派游行。街上還立了一條長長的牌子，供群眾張貼大字報。 一天，世媛的爸爸帶我去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表嫂吳友廉，吳沒有一點官架子躺在病床上很熱情的接待我們。談話中我感覺到她已經受到文革的影響了。有病來住院，一來治病二來躲避文革對老干部的沖擊。因此，我只與她互相寒暄，沒有提請她幫忙找工作的事。我估計曾如清比她先遇到麻煩，就給世媛的爸爸說不要給他再添麻煩了（后來事實真是如此）。 一天，半夜里夜深人靜的時候，世媛的大姐張克勤躡手躡腳地叫世媛的爸爸把她的一些首飾，藏在房門外院墻邊的柴火推里。她說怕紅衛兵來抄家。因為她的女兒蔡玲讀中學是紅衛兵，此前就曾經引過紅衛兵來抄她的家，已經抄走了不少的東西。不過，她的女兒高中畢業后仍不讓考大學，被分配到一個鋼鐵廠當工人。 在鎮江呆了大約一個月，我便返回重慶。這時候，重慶的文化大革命也鬧得兇了。 我們的家已經被抄了。我轉業時帶回的留聲機，被當作發報機給沒收了。軍裝和軍衣上的紐扣被拿走了。還有我的一本抄寫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等詩篇的筆記本，也拿走了，這個筆記本后來在批把山公園的展覽會上，被當作了反動變天賬。 批把山公園的展覽會上，把從我們家抄出的字畫、瓷器和我那本“變天賬”組成一個展臺，還把從別人家抄出的清朝官服、金錠、銀錠放在我家的展臺上，說是我們家的。 此前，我在鎮江市時寫信告訴世媛，叫她給李外婆和娘講：清理一下家里，看看哪些算“四舊”的東西，比如外婆做的三寸金蓮鞋等，趕快燒掉。不然，這些東西也會放到批把山公園的“四舊”展覽會上了。 <h1 style="text-align:center;">（四）搬進世媛的哥哥（張世琦）家</h1> 我回重慶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家，從純陽洞我的家，搬到八一路（現在的好吃街）世媛哥哥的家。 搬家的原因有二。一是躲開紅衛兵們的騷擾。紅衛兵們催著世媛下鄉或回鎮江。二是李外婆老念叨七娃子要回來了，住哪里喲？ 世媛哥哥的家非常狹小，只有9平米，呈長條形，根本放不下兩張床。只能用箱子把木板抬到比床高，木板的一端放在箱子上，另一端架到下面的床上，形成一個錯開的兩層床。哥哥、嫂嫂和他們的大女繼英睡下面的床，我和世媛睡上面的木板。 9平方米，5個人，就這樣擠下來了。但是，兩對年輕人，太不方便。那年夏天特熱，重慶人喜歡在路上搭個涼席睡著乘涼。我和世媛就這樣在馬路的人行道上睡上半夜，下半夜再回到房間里。 于是，我試探著找到解放碑房管所造反派頭頭，給他們講按規定，部隊轉業干部由地方安排住房的道理，請求他們幫助解決住房。大約到了當年（1966年）冬天，造反派頭頭安排我們住進了解放碑外貿大樓，并辦了房產證。 外貿大樓這間房14平米。本來是市經委主任劉廉清一家住的，是一套三間的，他一家4口（一老兩兒一女）住著。現在把他作為客廳的一間讓給了我們。 那時，文革已經深入，劉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常被戴高帽游街。我們一去，劉非常歡迎，此后，我們一直相處的非常好。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五）智救勞動局長——武毅</h1> 一天，一個人來找我。這人叫李家烈。他說他在勞動局見到了我的七哥李朝禮，還見到了從部隊下來在勞動局要求安排工作的復原兵，李乾斌、謝兵、黃桐木、黃忠城.....等等，希望我去勞動局和他們認識。于是，我和這十幾人相識了。 我們每隔一段時間邀約一起去勞動局。每次見到的，除了各個辦公室里里外外擠滿了各處來的造反派外，找不到勞動局的人。這天，聽說勞動局長——武毅被XX造反派揪到了正在一個辦公室里批斗。李乾斌帶著我們說，我們是部隊造反派的，正在找武毅，現在請把武毅借給我們，一會送還給你們。說完我們十幾人一轟而上，把武毅夾在我們中間離開那個辦公室，來到我們所在的辦公室。武毅不認識我們，不知我們的用意，有些驚慌。我們叫他坐下休息一會，然后待人們不注意時，幾個人把他送出了勞動局。 此后，武毅來探望劉廉清時，發現我們與劉是鄰居。于是，每次來看望劉，都要到我家來坐坐，聊聊。 武毅和劉廉清都是“三八”式老干部。我們這層樓（四樓）住了三家人，另外一家姓安，是重慶醫藥公司的黨委書記。二樓住的是公安局的處長張慕良。他們都是“三八”式老干部。我們幾家關系很融洽，他們都特別喜歡我后來（68年1月）出生的兒子小李亞。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二、文g時期</h1>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一）分配到重慶無線電二廠</h1><h1 style="text-align:center;"> </h1><h1>大概是因為救過武毅的原因，不久（1966年底）勞動局的辦公室張主任便將我們7人安排到重慶市電子公司，而后我和李家烈、丁正央、謝春友、黃忠誠被安排到重慶市無線電二廠，李乾斌安排在重慶市可變電容器廠，黃桐木安排在重慶無線電一廠。</h1><h1> </h1><h1> </h1><h1>無線電二廠是剛剛才組建的，生產晶體三極管。工人從南岸針織廠和南岸棉紡廠抽調而來，當時的工人200多人（后來增加到700多人），廠長兼書記闕立華。</h1><h1> </h1><h1>因為文革已經開始，所以這個時候的二廠沒有正式生產，不久就開始了停產鬧革命。工廠內成立了兩個對立的ZFP組織，一個是8·15，一個是fdd（也叫Za派）。</h1> <h1 style="text-align:center;">（二）參加了“派”</h1> 我家后面有兩棟五層樓的高樓，原都是一派的，不知什么時候其中一棟樓變成另一派了。一天，原來那派向另一棟樓發起進攻。進攻的方法真的太嚇人了。它是用一個普通的、單層的竹樓梯橫跨在兩個樓的樓頂上，兩個樓頂的巨離大約有5-6米。進攻的人手拿著鋼釬，腳踩著樓梯，一個個的通過。幸好對方的人心軟，沒有人上房頂來推翻樓梯，最后一派勝利了，另一派的人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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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敬爺爺的美篇 第三集（不完全）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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