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民是如何把共產國際的援助款平安送到延安的？

至簡

<p class="ql-block">1937年初，毛澤民奉中央之命到上海，專門采購一批印刷機器，用于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之后輾轉奔波兩個月才回到延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從后來結果來看，毛澤民此行任務辦的很成功，他不僅成功從上海運回了一批印刷機器，還動員了一批印刷工人來延安參加革命。</p><p class="ql-block"><br></p> <h3>以至于當時負責黨的宣傳工作的博古夸贊毛澤民：</h3></br><p data-track="76">“你的功勞很大很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印刷廠，自己的工人，自己的報紙！”</h3></br><p data-track="5">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根據《尋找毛澤民》的記載，毛澤民此行回到延安后不久，并沒有長時間停留，而是很快又到了上海。</h3></br><p data-track="6">毛澤民此行赴上海，執行的是機密任務，以至于很多方面都沒有公開記載，甚至于就連同行的毛澤民夫人錢希鈞也不清楚。</h3></br><p data-track="7">根據多方面的資料記載，毛澤民很有可能接受了赴上海取回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款項，而且辦的很成功。</h3></br><p data-track="9">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后，決定在陜北建立穩固的根據地。</h3></br><p data-track="10">盡管陜甘寧根據地的革命形勢日漸好轉，但中央仍然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困難，就是陜北地區土地貧瘠、人煙稀少，換言之，陜北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幫助中央紅軍發展壯大。</h3></br><p data-track="11">之前我們曾聊過陜北根據地的困難，包括后來西北野戰軍的發展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資源問題。</h3></br><p data-track="12">另外還要加上一個重要因素，即國民黨當局封鎖。</h3></br><p data-track="13">中央紅軍在陜北面臨極度的困難，以至于毛主席甚至都考慮到要進行“二次長征”（根據徐向前回憶錄）。</h3></br><h3> <h3>好在后來爆發了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戰場，這才改變了根據地的現狀。</h3></br><p data-track="15">可見經費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根據地發展、制約紅軍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h3></br><p data-track="16">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后，在陜北建立起來一個大功率電臺，在雙方取得聯系后，中共中央迅速向共產國際提出了援助的申請。</h3></br><p data-track="17">當時紅軍最缺的就是糧食和衣服，事實上一直到當年冬天，許多戰士們還沒穿上棉衣，即便是有張學良、宋慶齡的支持，也很難解決大部分困難。</h3></br><p data-track="18">不過，在當時中央正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計劃打通同蘇聯的關系，以便就近獲得共產國際的援助，不過很可惜的是，因為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向北取得蘇聯援助已經不可能。</h3></br><p data-track="19">所以在當時，蘇聯提出了另外一個可能，即從新疆提供援助，為此蘇聯方面籌措了2000多噸的武器裝備運抵安西。</h3></br><p data-track="20">據莫斯科派去接應西路軍的滕代遠同志回憶，他和陳云等從莫斯科前往新疆前，斯大林曾專門接見過他們，表示如中國紅軍想要什么可以盡量滿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輛坦克及90門大炮。</h3></br><p data-track="21">甚至還包括50名在蘇聯接受過炮兵、裝甲兵訓練的中國同志回國。</h3></br><p data-track="22">顯然，如果這批物資能夠到陜北，無論是對于未來抗戰，亦或是對抗國民黨頑固派均有很大作用。</h3></br><p data-track="23">可惜的是，從新疆接受蘇聯援助，根本不現實，因為路上交通太遠，運輸不便，中共方面后來也放棄了這一想法。</h3></br><p data-track="24">寧夏戰役計劃失敗以后，紅軍的處境愈發艱難，當時中央急電共產國際，希望能提供援助各類款項，無論五萬十萬均可，以緩解燃眉之急。</h3></br><h3> <h3>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共執行打通與蘇聯聯系通道的計劃的同時，共產國際執委會已經籌措了大約十幾萬美金，準備提供給我們。</h3></br><p data-track="26">早在1936年10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h3></br><p data-track="77">“我們準備向你們提供數目可觀的現金，以便你們能夠在國內自行購買必需的物品?！?lt;/h3></br><p data-track="28">至11月12日，共產國際又致電中共中央：</h3></br><p data-track="78">“已決定向你們提供55萬美元的幫助，第一批15萬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慶齡處，由宋轉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漢年。”</h3></br><p data-track="30">1936年冬，共產國際第一筆援助的款項送抵延安，極大的緩解了延安當時的困難。</h3></br><p data-track="32">鑒于寧夏戰役的失利，共產國際也意識到，中共直接獲取蘇聯物資支援的可能性越來越低，更為關鍵的是，他們很清楚，在陜北的紅軍所遭遇的困難，已經遠遠不是單純的軍事援助就能解決的。</h3></br><p data-track="33">1937年3月2日，在征得蘇聯同意后，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表示：</h3></br><p data-track="79">“蘇聯已經決定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萬美元以上的援助。以后還將進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約與此數目相同的另一筆援款。”</h3></br><p data-track="35">不過，這筆錢顯然不能直接送到延安。</h3></br><p data-track="36">盡管當時中共已經與國民黨當局達成了一致抗日的決定，但蔣介石仍然很敵視中共，對中共中央、對紅軍、對陜北根據地極盡可能的打壓，這樣一筆巨資想要到延安，無疑也困難重重。</h3></br><h3> <h3>根據之前經宋慶齡轉交給延安那筆錢的邏輯順序來看，這筆80萬美元的巨款顯然應該先到上海，交由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漢年，在經潘漢年之手送到延安。</h3></br><p data-track="38">可國民黨當局那時對流動資金的管理特別嚴格，稍加不注意，就很容易被查扣。</h3></br><p data-track="39">顯然，這筆錢想要到延安，就只能采取另外的辦法。</h3></br><p data-track="40">當時，毛澤民剛剛回到延安，他作為蘇區國民經濟部部長，又是剛從上海完成任務回來，顯然取錢這個重任，交給毛澤民最合適。</h3></br><p data-track="41">不少文章信誓旦旦的稱，毛澤民當時是接受毛主席親自布置任務到上海去取這筆錢，但從當事人回憶文章來看，顯然不是。</h3></br><p data-track="42">據當事人之一的錢之光同志回憶，這項秘密任務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親自向毛澤民交待的。</h3></br><p data-track="43">據《錢之光傳》記載：</h3></br><p data-track="80">“這次任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交待安排的，由毛澤民負責。毛澤民當時任中國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協助他執行任務的，除對外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外，還有綏德分行行長任楚軒、西安紅軍聯絡處會計危拱之、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長錢希均?！?lt;/h3></br><p data-track="45">時間差不多應該是中央接到共產國際電文后不久，即1937年3月2日以后。</h3></br><h3> <h3>1987年4月29日，毛遠志采訪錢希鈞時，錢希鈞也提到了這一任務：</h3></br><p data-track="81">“1937年初，我從紅大調出，準備去上海取款。我們3月到達西安，先是想在西安籌建一銀行，便于匯款，但蔣介石政府不準。我們便于3月底4月初到了上海，以后便采取分批秘密攜帶的辦法，將這筆巨款運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lt;/h3></br><p data-track="49">如何在國民黨當局重重封鎖的情況下，悄無聲息的取回這筆巨款，無疑非常困難。</h3></br><p data-track="50">有意思的是，毛澤民最初想在國民黨當局眼皮子地下，利用“合法”方式，將這筆錢匯到延安。</h3></br><p data-track="51">1937年3月，毛澤民一行人抵達西安，計劃在西安開一家“錢莊”，甚至于毛澤民當時已經找好了地方，搭建好了班子，可在向國民黨當局申請時，卻沒有獲得批準。</h3></br><p data-track="52">第一個辦法就此失敗。</h3></br><p data-track="53">毛澤民一行人無奈，只好奔赴上海，另外想辦法。</h3></br><p data-track="54">在最初幾天時間里，毛澤民確實毫無辦法，畢竟如此大的一筆錢，而且還都是美元，想要用這筆錢，先要匯兌成法幣（國民黨當局發行的法定貨幣），但這筆錢仍然很龐大，如果直接帶去延安，可能出不了上海，就會被國民黨當局稽查。</h3></br><p data-track="55">一次偶然的機會，毛澤民去紙店買紙，從店里的伙計得知一個情況：</h3></br><p data-track="82">“想要買大批量的紙，不需要到店里，去紙行直接買就行?！?lt;/h3></br><h3> <h3>店伙計這句話，無疑打開了毛澤民的思路，如果成立一個貨棧，專門經營批發業務，無疑給大筆的資金來往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還可以借此隱藏身份。</h3></br><p data-track="58">征得組織同意后，毛澤民在上海市中心泥城橋附近開設了一個申莊貨棧，化名周彬，充任老板。</h3></br><p data-track="59">為了轉移敵人注意力，我黨當時還故意放出風聲，說要在南京接受這筆援助款項。</h3></br><p data-track="60">當然，對于此時的毛澤民而言，更大的困難在于，如何將這筆如此龐大的美元兌換成法幣。</h3></br><p data-track="61">在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日子里，盡管人們有所好奇，但毛澤民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始終不為人知，而且據后來資料記載，毛澤民確實將這筆巨款運到了延安，甚至還超額完成，因為延安收到的錢不止80萬美元，而是100多萬美元。</h3></br><p data-track="62">后來還是《錢之光傳》揭開了這個謎底：</h3></br><p data-track="83">“毛澤民主要負責將美元兌換成國內當時通用的“法幣”。20年代，他曾長期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從事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對十里洋場頗為熟悉。他身穿毛嘩嘰西裝或者毛料長衫，出入交易所很有派頭，一般是不會引人懷疑的。但他還是十分謹慎，做事考慮周密，不留痕跡。他有時用外匯兌換國民黨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有時買西安銀行的匯票；有時上午買了公債，下午再兌換成鈔票。因為每次兌換的金額不宜太多，有時一天他要跑幾次交易所。換來的鈔票，集中到一定的數量，由錢之光、危拱之、錢希均分批送往西安，交給紅軍聯絡處?！?lt;/h3></br><h3> <h3>顯然，毛澤民并沒有直接到銀行去兌換這筆錢，因為如此大宗的貨幣交易，必然引起國民黨關注，而且據說銀行兌換法幣，必須要說明美鈔的來源。</h3></br><p data-track="65">更為關鍵的是，當時銀行規定，每人兌換美鈔每天只有5000美元。</h3></br><p data-track="66">要是每天5000美元去兌換，不等80萬美元換完，毛澤民也就暴露了。</h3></br><p data-track="67">也是陰差陽錯之下，毛澤民才了解到，可以通過購買國民黨中央銀行發行的公債、匯票來分散敵人的注意力。</h3></br><p data-track="68">國民黨當局通過中央銀行發行公債，本質上就是為了掠奪民財，之前王一博主演的電視劇《追風者》大致上也講述了這個故事。</h3></br><p data-track="69">為了鼓勵人們購買，對于購買公債的資金來源，國民黨中央銀行通常不會問的那么仔細，所以在當時，不少存在問題的黑錢，都通過這種方式洗白。</h3></br><p data-track="70">唯一的缺點就是，公債的價格每天都不同，有可能漲、有可能跌。</h3></br><p data-track="71">不過，對于毛澤民來講，這些都不是事兒，他化妝成商人后，一方面不斷地通過小額兌換美元，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外匯買公債，然而第二天再換成法幣，當然毛澤民兌換法幣的方式很多，從來不局限于一種。</h3></br><p data-track="72">兌換的法幣被收集起來后，毛澤民與工作人員小量得、分批的經西安送到延安去。</h3></br><p data-track="73">在毛澤民的領導和嚴格要求下，秘密兌換和運送工作很快就順利完成。</h3></br><h3> <h3>差不都至1937年秋，毛澤民在上海的任務基本完成，隨后陸續撤離，不過毛澤民的身體這時已經出現了問題，中央安排他赴蘇聯養病，但到了烏魯木齊后，因中蘇邊界發生鼠疫，暫斷交通線，未能成行。</h3></br><p data-track="75">毛澤民后來就留在了新疆工作，直至犧牲在那里。</h3></br><p data-track="84">參考文獻：</h3></br><p data-track="85">【1】《錢之光傳》</h3></br><h3> <p class="ql-block">【2】《尋蹤毛澤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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