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聊上海活

和平

曾幾何時，一句“阿拉是上海寧”，顯得何其高貴。記得小時候，我們家鄉每個村里都有幾個上海親戚，過年過節他們來到鄉下走親戚，穿著時髦的服裝，操著滿口聽不懂的上海話，隨手給我們抓幾把大白兔奶糖，讓我們好生羨慕。 雖然只有一江之隔，但上海是我們這里許多人做夢也想去的大城市，而我們則是蘇北（后來改叫蘇中）的小鄉村，好像有著天壤之別。當時上海人是看不起我們江北人的，是被他們稱為“缸北佬”的。而家鄉人也不爭氣，聽到講上海話的“上海寧”，自覺矮了三分。 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牛攀，大家就跟著學哪個地方的話。別看香港和現在的廣州牛逼哄哄，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是叫＂小上海＂。 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市，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標志，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志。即便是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其實，犯不著罵人家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并不是一開始就是＂高等華語“，起先人家也是被人瞧不起的。 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小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華亭府后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可見那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但民國以后，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沒蘇州什么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的老板多，老板愛說的話，大家樂意去仿效。比如現在的老板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再說＂結賬＂。當年的老板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說＂我伲＂，再說＂我伲＂就老土了。再后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厲害得多了，大伙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的著作權，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誰嘴大。那時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沒人愿意認這門窮親戚。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么多，上海話怎么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只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 上海話，往大里說當然是吳語的一種，但上海話在吳語中很特別。特別之處有兩點，一是雜，二是新。上海人原來也都是外地人，可以說是從五湖四海、東洋西洋紛至沓來的。她的周邊有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杭州的話等等，而上海話在這些話中都有。比如＂小鬼（讀如居）”就是寧波話，＂勿來三＂就是蘇州話，＂莫牢牢＂就是杭州話。所以上海話也是很豐富的。光是＂很＂，上海話中就有交關、邪氣、窮、牢（老）、赫等好幾種說法。上海話也新。許多詞匯、說法、口頭禪、俏皮話，都是過去吳語中沒有的。 解放前，上海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丶思想觀念，和中國其他地方很不一樣。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賣行，其他地方何曾有過？所以什么拿摩溫（工頭）、康白度（買辦）、披霞那（鋼琴）、梵啞林（小提琴），都是聞所未聞的。還有嘎斯（煤氣）、司必靈（彈簧鎖）、水門汀（水泥地）等，被弄得云里霧里。過去幾十年，上海話一直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有上海戶口講上海話總是高人一等。 改革開放后，廣東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福建沿海部分地區帶頭先富了起來，一段時期內，粵語、閩南語、香港話漸漸成為追捧的語言，上海話不再“一話獨香”。隨著大批“新上海人”進入上海，上海話也有了一些變化，現在的上海話，漸漸被普通話和其他語言所溶合，年輕人口中的上海話也不再那么純正。在外地人聽來，上海話也不象“鳥”語一樣完全聽不懂了。 中國之大，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方言又是“趨炎附勢＂又＂隨波逐流＂的，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誰靠攏和看齊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說上海話的上海人，雖然這次新冠疫情下遭受了如此磨難，但我仍然堅信：上海是中國最好的城市，它必將迎來美好的明天。 （原文轉載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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