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郎官第”

里文

清代的“大夫”和“郎官”為官銜稱號，即無實職，也無俸祿。根據實際職司，概授相應的官銜，如五品及以上授“大夫”，六品及以下授“郎官”。同時，古代奉行“顯揚先祖，子孫之孝思也”，如恭逢覃恩，各級職司依例可以請封官銜給自己的祖父，經核準后敕文。歷代封贈名單會詳細記載在縣志和各自譜牒中。其中生者稱“封”，歿者稱“贈”。 考清同治《新昌縣志》，僅清一朝，得到封贈“郎官”的就達四百余人。對于正途出仕的人來說，并不看重這些虛銜。而對于援例出仕的人來說，則特別重視，畢竟家境也豐裕，當得到恩敕“郎官”時，往往是大興土木營建宅院，額題“郎官第”，向世人彰顯身份。故在民間，名為“郎官第”的建筑遍布各地，數不勝數。今人對“郎官第”建筑的關注，更多的是其規模和形制，而對其“郎官”身份來歷則不去過多的考究。 圖為清同治《新昌縣志》記載的部分封贈名單。 在宜豐縣城北垴上路有座“郎官第”，與“涉趣園”為鄰，建筑規模并不大，僅有二進，因其講究的空間布局引得古建筑愛好者接踵而至。至于由誰所建或建于何時？則都說不出個所以然。 這座“郎官第”是典型的對稱式贛派建筑。采用懸山式，外無馬頭墻，半墻之上穿斗結構裸露在外。原南面有院落，院門朝向東南方，現已不存。 圖為“郎官第”側面。 建筑群坐北望南，二進以中軸為基線橫列，公共區域從北到南依次為享堂、上廳、天井、下廳，而東西兩側區域的面積和結構完全相同。上、下廳兩側不采用板壁，用竹夾泥粉飾白灰，上繪墨線紋飾，樸素規整。地面高度從南至北依次遞增，突顯享堂的莊嚴肅穆。天井又稱天心，在贛派建筑中主要功能用于采光，寬大的屋檐將雨水引入其中，又喻為“四水歸堂”。圍繞天井的三面，上下均有廊柱和倘廊，其中二層倘廊設有木制圍欄，妙趣橫生。在普通的贛派建筑中，每間內室上都會有半人高的隔層，一是用于通風，二可用于放物。而將隔層加高，建成可供人居住且可在倘廊游覽的閣樓較少見。置身其中，整個建筑的文人雅氣撲面而來。 圖為“郎官第”平面布局示意。 圖為“郎官第”內部現狀。 從建筑物上殘留的油漆看，主要用紅、黑兩色交相搭配，精細處使用描金，再加上白壁和青磚，乃是紅、黑、黃、白、青五行色，與北方建筑繁復的彩繪不同，屬于贛派建筑典型的區域文化特色。 圖為“郎官第”殘留油漆。 上棟面闊十一間，進深五間，明間和次間組成上廳，梢間及以下是內室。十四根立柱筆直挺拔，榫接立柱的扇飾剝腮板枋用料寬厚規整。上廳吊頂用整木榫接成大小不一的巨型方格，中心為一圓飾。頂鋪隔板，上可立人。前廊為船篷軒。上廳與享堂之間有道門坎，曾安裝長窗隔扇門（今不存）。整個上棟氣度不凡，足見主人殷實的家底。 圖為“郎官第”上棟現狀。 下棟面闊九間，進深三間，建有兩層后廊。明間較上棟窄些，但廊柱間隔與上棟相同，用弓背形圓額枋榫接一起。明間使用八塊木板門，將下廳與天井隔開，夾板精雕人物圖案。次間以下是封閉的內室。 圖為“郎官第”下棟現狀。 關于這座建筑群的來歷，筆者曾多次咨詢世居在此的蔡延慶先生。據他說，他的先祖來自花門樓的東侯翁祠，具體名字不知曉。該房屋的主梁大部分封閉在閣樓或隔板之中，通過觀察上棟大廳露出的一段主梁，并沒有發現記有文字。仔細審視建筑群正面外沿墻體，盡管發現有銘文，但文字較雜，可見經過了改造，使用的是其它建筑的舊磚，對考證沒有幫助。凡事皆有巧合，與考證“涉趣園”時一樣，旁邊也有一位婦女說，在另外一處的墻體上也有銘文。于是帶我們去看。果然，一堵砌縫整齊的清水墻面上有規律地分布著同一銘文，即“蔡德圃”三字。為證實這是堵老墻，于是又轉到墻的另一面繼續觀察，同樣的銘文赫然在目。由此可確定，這組建筑乃是由一位名稱“蔡德圃”的人建造。 圖為舊墻中的“蔡德圃”文磚。 回到家中，筆者迫不及待地翻閱《蔡氏族譜》，在厚達600余頁的文字中仔細翻找“蔡德圃”。人丁譜中（P180）果然有一位“譜名儀祥，名人驥，字兼才，號德甫”的人，但無法確定“德甫”和“德圃”是否為同一人。好在《蔡氏族譜?人物傳》中（P376），又有“蔡人驥”記載，列出了其行名儀祥，字兼才，號德圃。原來人丁譜中將“圃”錯成了“甫”。故可確定“蔡德圃”即是蔡人驥，“郎官第”乃是蔡人驥營建。由此筆者得于在此展開敘述蔡人驥的世系和“郎官第”的歷史。 蔡人驥的曾祖父蔡輔周（1718-1785年），譜名尚信，字樹屏，號東侯，大學生，乃是北門外“花門樓”東侯翁祠的營建者。其正室是城東廩生漆晟之女漆柔貞（1718-1788年），生有五子三女，其中第三女嫁給了營建鳳岡書院的漆開泰。妾室李添貞（1755-1831年）生二子一女。因其孫蔡學川的司職，獲贈從三品中議大夫。 蔡人驥的祖父蔡大烈（1743-1799年），譜名荃用，字遜武，號澹溪，武舉，為蔡輔周次子。當時蔡輔周家境頗裕，食指近百人，因長子性情簡略，不樂治理家業，其他的兒子又都幼小，遂命蔡大烈佐理。蔡大烈把家族瑣事和社會關系打理的妥妥貼貼，卻在科舉上無任何建樹。在族人的強求下，不得已棄文從戎，始得騎射，補博士弟子。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盡管獲中武舉，終歸非其所愿。后又試兵部，卻鎩羽而歸。當看到父母年老，萌生捐資買官的想法，被父母制止后，便效力于兵營，爭取博得一官，以告慰父母。 蔡大烈生有五子，因恨自己無功名，決定即使傾盡財產，也要造就諸子登科。后因隨兵營效力，無暇顧及家業和諸子的學習，平時由妻子陶橘貞打理和侍奉父母，上下皆和睦和安心。陶橘貞（1743-1815年）乃秀溪（今宜豐澄塘鎮秀溪村）貢生陶良杰之女，陶淵明的后裔，資質甚敏，自幼讀書，過目不忘，且又能融會貫通。她每天傍晚給圍坐在身邊的兒子們講述歷史傳記，平時又雅重文字，看見有字的紙遺棄在地上，就檢起洗凈，用盒子裝起，待到積累一定量時，恭敬地焚燒掩埋。皇天不負有心人，第五子蔡學川（1781-1842年）于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進士，先后官至翰林院編修和兩淮鹽運使司。因子蔡學川司職，蔡大烈獲贈從三品中議大夫。其他四子中，兩人為副貢，兩人為補博士弟子員。 蔡人驥的父親蔡鴻升（1770-1813年），譜名啟康，字逵吉，號漸亭，副貢生，為蔡大烈的次子。清同治《新昌縣志》載有：“蔡鴻升，字逵吉，號漸亭，縣治人。嘉慶九年副元，考取廂黃旗官學教習，歷任河南滎陽、內黃、永城知縣。”蔡鴻升于1804年副貢，時年三十四歲，曾在河南三縣任知縣，且又以司職，為叔父蔡凌云（蔡輔周第三子）獲得與他司職相應的正七品文林郎。蔡鴻升生有一子四女，其第三女和一位孫女均嫁給了筆者老家南田（今宜豐芳溪鎮南田村）的李氏族人，可見南田李氏與蔡鴻升家庭淵源頗深。 蔡人驥（1790-1851年）為蔡鴻升的獨子，僅比叔父蔡學川小九歲。清同治《新昌縣志》載：“蔡人驥，字兼才，縣治人，監生。任廣東西匯關批驗太使。”盡管有監生身份，但其記載被列在“援例”中，故可知蔡人驥乃通過納捐獲得功名和職司。廣東西匯關批驗太使乃是鹽官，或與他的叔父蔡學川任兩淮鹽運使司有關。譜中記載，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五歲的蔡人驥被敕授與他司職差不多的正八品修德郎，其妻子漆氏也同封孺人，然而在清同治《新昌縣志》中找不到其“敕授”記載。 綜上所述，蔡人驥是蔡輔周的后裔，與蔡延慶先生所述“其先祖出自東侯翁祠”的信息相符。所在的家族不僅豐裕，而且在縣內名聲遠揚。可以確定“郎官第”最早是在蔡人驥敕授“修德郎”時所建，即1835-1851年間，距今約有一百八十年左右的歷史。 鳳凰臺是古代宜豐科舉祥地，學宮、考棚、鳳岡書院等圍繞其而建。自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起，全縣所有學子都是在鳳凰臺下開始人生的第一場縣試，從此跋涉于府試、鄉試和會試征途。“郎官第”卜基在鳳凰臺，又處在學宮與考棚之間，與“涉趣園”的建造目的一樣，希望能利于自己的子孫順利登科，以求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 蔡人驥有兩子：長子蔡騰杞、次子蔡騰梗。按清同治《新昌縣志》載，蔡騰杞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歲貢，時年四十七歲；蔡騰梗于清同治六年（1866年）歲貢，候選訓導，時年四十六歲。縣志和譜牒中沒有他們的出仕記載。盡管兩兄弟年近五十歲才得歲貢，科舉之路并不順暢，但他們課讀和居住在“郎官第”，延續著書香世家的傳統。 “郎官第”的結構除去公共區域，僅有東西兩廂房的封閉區域，適合兩家人居住。天井東西兩側為廊道，建有兩層，上層為倘廊，下層通過八塊長窗隔扇門進入廂房區域。長窗通透，圖案簡約，夾板上刻有花草紋。廂房區域內各有一天井和六間內室，正面最里處的飛罩之下是一間小客廳。廳頂有閣臺，通過雕刻精美斜撐和廊川向外伸出。閣臺明亮清靜可供課讀，憑欄俯視，廂房內動靜盡收眼底。 圖為“郎官第”西廂房內部和入口。 圖為“郎官第”西廂房客廳和閣樓。 通過對《蔡氏族譜》世系分析，蔡騰杞居住在東廂房，蔡騰梗居住在西廂房。如此布局，蔡人驥或許是為其兩子營建“郎官第”，讓他們及其子孫在覃恩的沐浴下，課讀起居于此。 特別要提到的是江西同盟會主盟人蔡突靈。在清末民初，蔡突靈與弟妹一起變賣家產，在宜豐組織光復軍，投身辛亥革命和討袁護國，其弟蔡銳霆、蔡康國、蔡怒飛和侄子蔡炳閭先后獻出生命，被孫中山譽為“一門忠烈，古所難能”和獲民國省政府褒贈“一門義烈”匾額。蔡突靈曾任第一屆國會議員、江西教育司長。平時喜好作詞，有《變風遺操》存世。1939年3月，日軍逼近南昌。蔡突靈隨民國省政府南遷吉安時，派人將母親劉大慈和妻女送回宜豐躲避戰火，居住在縣城南的“謙齋翁祠”。9月，日軍飛機轟炸縣城，損毀房屋一百八十余棟，其中包括“謙齋翁祠”。致使劉大慈等避難在一起的婦幼十余口人無處安身，遂寄居在“郎官第”后面狹小的書院。1944年10月，民國省政府又準備遷往寧都，已六十二歲的蔡突靈便告老還鄉，與家人團聚，仍寄居在書院，直到1949年8月去世。“郎官第”后墻中發現大量的“張卓齋”和“蔡大宗祠”字磚。這些字磚顯示，當時蔡突靈的居所稱為“張卓齋”，和與之相連接的花園應屬于蔡氏眾會管業。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里，他們在宜豐得到蔡氏宗親的安置和善待。 圖為“郎官第”后墻“張卓齋”文磚。 圖為“郎官第”后墻“蔡大宗祠”文磚。 一百余年的歷史并不遙遠，風雨侵蝕造成的損壞遠不如人類的戰火。“郎官第”現狀顯露出的部分痕跡說明它經歷過浩劫。 如“郎官第”的正面形制和用料非常簡陋，甚至不如普通民宅，與內部精致的構造方式相去甚遠。大門開在東側，而不是正中，有悖于傳統贛派建筑的左右對稱的營造法式。經仔細勘察，原來是下棟建筑有過大幅度改動，不僅進深縮短，而且原有大門不知何因被封。結合材料風化程度分析，應與發生在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屠城事件”有關。當時城內的財物被掠奪一空，房屋幾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郎官第”下棟建筑也應遭此厄運。修復時，東廂房增加了占地，又在自己的東側開一大門。而西廂房沒有改動，僅在西側留有小門。 圖為“郎官第”正面。 圖為“郎官第”東廂房大門，其工藝與內部存在明顯差別。 又如“郎官第”的東廂房曾被日軍飛機投彈炸塌部分，這樣的遭遇被清晰地記錄在墻體和結構上，其后墻中有一半的磚體和勾縫與原墻對接不上；其東西廂房的結構存在差異；其東西廂房長窗隔扇門的工藝不同等等，這一切都是修復時導致。 圖為“郎官第”東廂房花窗，其工藝與西廂房不同。 “郎官第”在不到兩百年的時光里，從瑰麗絕倫到凋零破落，烙下時代變遷的印跡，隱藏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郎官第”是縣城留存的為數不多的贛派建筑之一，它是那個時代工匠們的智慧結晶，代表那個時代文人們的思想追求。如今大部分世居在此的家庭已搬離，僅有數人堅守在此，只因心中那份對“郎官第”的不舍和留戀，做些力所能及的維修和防止不法分子偷盜構件。 甲辰農歷三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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