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一路上

胡揚

姜偉同學病了，躺在知青點空曠的炕上，發高燒40度。公社衛生院醫生診斷患的是急性肺炎，讓他回北京治療。　　姜偉被病情折磨多日，瘦骨嶙峋，神情癡呆，生產隊長不放心，與我商量說，怎么辦哪？回北京得有人送他哪！雖然正是秋收多掙工分的時節，我還是毫不猶豫的說：我去送他吧。　　那時回到城里吃糧憑糧票，公社糧站不給換全國通用糧票，生產隊長讓把遮蓋隊里唯一一臺柴油機的篷布撕開，縫成六個口袋，給我倆灌滿了小米和糜子。　　知青回京要有生產大隊和公社開的回京證明，公社秘書側臉從眼鏡上方瞪著我，說：已經接到上邊通知，不準再辦理赴京證明，但……給你辦了吧！　　1969年8月21日，我和姜偉同學帶著大小十幾件行李，登上返京回家的路途。　　坐馬車到公社，轉長途客運汽車到突泉縣城，再轉長途客運汽車到烏蘭浩特，排隊進火車站時幸虧一位解放軍同志主動幫我倆拿行李，好不容易上了火車!　　列車到白城，天色已黑，又要下車轉車。　　我把行李在站臺上碼好，讓姜偉坐在行李旁，叮囑他不要亂走，我出站去買票。　　售票廳里人很多，排著很長的隊。　　天下起了雨，雨越下越急，我心里急得不行，比風雨還急。　　終于輪到我了，我把錢和進京證明從小窗口里遞進去。　　“不賣！”窗口里女售票員“啪”地把東西給我扔出來。　　我趕緊解釋，說明我倆是知青，我護送的人病得很嚴重，需要盡快回京治病。　　她執意不賣，說接到通知國慶前夕一律不賣進京的票。　　我反復解釋說著好話，她不理睬我。我心頭火起，強壓著苦苦哀求。　　隊伍后邊有人不滿地催喊起來。　　我扭回頭一下子發作了，狂喊一聲：“誰喊的？！”一邊用眼睛狠狠地搜尋。我覺得氣血上涌，只想找個人拼命。　　隊伍里無人作答，都不吭聲。　　我激動萬分，對大家說：我是知青，我的同學病了，病情很嚴重，要回北京治病，可是，她就是不賣給我票！　　隊伍騷動了，大家紛紛嚷叫說應該賣給我票。我轉回身，把錢和證明從小窗口里扔到那個女售票員的桌上，要求買票，她仍然坐著不動。　　我暴怒了，兩手使勁撕掰小窗口的鋼筋，把胳膊伸進去，指著她喊：你不賣給我票！你下班后等著！我認得你！沒想到，這句話起作用了，她再也不說什么話，馬上把票賣給了我。　　黢黑的天，雨還在下。我拿著票跑出售票廳，轉來轉去找不到進站通道。從哪里進站呢？轉到一堵僻靜的高墻下邊，靈機一動，縱身一跳雙手扒住了墻頭，這時一雙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只得下來。　　抓住我的是一位正在值勤的解放軍戰士，我趕緊把情況告訴他，這位解放軍戰士聽后，立即同意我翻墻進去，并幫著我從這堵高墻翻進了車站站臺。　　跑進站臺，發現姜偉不見了！漆黑的夜，茫茫風雨，他跑到哪兒去了呢？我四處尋找，高聲喊他，在一個四面透風的小風雨棚下找到了他。原來天下雨了，他一個人把這些行李一袋一袋挪到這個小風雨棚底下。我見到他時，他縮著腰坐在行李上，一聲不吭。　　我走過去坐在他身旁，用胳膊摟著他。　　姜偉小學時是建工部小學足球隊隊員，建工部小學足球隊曾獲得北京市小學生足球賽冠軍，獲獎后他作為主力隊員上過北京電視，與天津市小學生足球冠軍隊友誼賽時受到賀龍元帥的接見，還與賀龍元帥握過手。在中學時，我倆都在校足球隊，又都喜歡美術，常在一起練球畫畫兒。　　文革開始后，他因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屬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參加紅衛兵，但是我們的紅衛兵組織吸收了他。下鄉后，青年點的男生中有人用家庭出身歧視他，知青參加貧協、民兵、武裝基干民兵，也都沒有他的份，使他陷入極大的痛苦和悲哀。他一下子變了，平時除了悶頭拼命干活，總是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那里，默默無語。看到他這個樣子，我心里很難受，經常找他談心說話，晚上我倆在菜地的草棚里，一聊就到后半夜。他歌唱得好，嗓音寬厚洪亮，特別是那首“山下旌旗在望”唱得氣勢磅礡，每次我倆走在山溝里時，我就要他唱這首歌，再要他學京劇中的大笑“哈哈哈哈”，震得山谷嗡嗡回響，每到這時，他的心情就豪放了。　　風急雨驟。姜偉瑟瑟發抖，我摟著他。姜偉不抽煙，我掏出旱煙葉，卷了一支煙，遞給他，讓他抽口煙暖和暖和，他聽話地接過去抽了一口，劇烈地咳嗽起來。我自己抽了一支又一支，渾身凍得發抖，吸口煙就覺得暖和些。　　就這樣，我倆依偎著，渡過了這個風雨之夜。　　列車到沈陽，又下火車轉車，天也又下起無情無義的雨。　　這么多行李，我倆還是不出站。我出站簽票后回到站臺上，有意與一位沈陽知青攀談，提出請他幫忙把這些行李遞到車上，他一口答應。　　火車來了，我擠上車，在擁擠的車廂中看到列車長補票桌上躺著個人，便不客氣的讓他騰出些地方，趕緊打開車窗，讓沈陽知青遞給我行李，一袋糧食、又一袋糧食、又一袋糧食......周圍的旅客望著我，感覺出那些目光有些異樣。我讓姜偉從窗口爬進車里，沈陽知青從下邊用力托舉著他。車開動了，我感激地與沈陽知青搖手告別。　　姜偉爬進車后，就勢踡屈在桌上，昏昏沉沉睡了一路。　　我靠桌子站著，身上穿的衣服補丁摞補丁，挽著袖子，手腕上露出一塊亮晶晶的手表，這是大隊治保主任托我帶去北京修理的一塊壞表。感覺到周圍的目光不含好意，我故意滿不在乎的從腰間取出煙荷包，巻了一支煙徑自吸起來。　　旁邊坐位上一位中年男子，眼睛一直盯著我手里的煙荷包。　　“是未婚妻送的嗎？”他問我。　　這一問把我弄了個大紅臉。這個煙荷包是屯里的民辦教師送給我的，他的未婚妻是屯里一位心靈手巧的姑娘，兩人可謂郎才女貌。有一天，他告訴我，昨晚她和他在屯后小山坡約會了。皎潔的月光下，她等他，又送給他一個嶄新的煙荷包。他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把新煙荷包拿給我看，隨手就把舊煙荷包遞給了我：“送給你吧”，我正好沒有煙袋，接過來就別在腰里了。　　我把煙荷包的來龍去脈跟中年男子說了，他伸手把煙荷包接過去，翻來覆去地看，嘖嘖稱贊它的繡工好。他對我說：煙荷包上如果有兩個彩帶子，就是情人送的，我看你這個荷包上有兩個彩帶子，所以猜是你的未婚妻送的。噢！原來如此！我趕緊把煙荷包要過來，叭叭兩下把彩帶子拽了，周圍的旅客都笑了。我拿著煙荷包給周圍的人讓煙，他們把煙荷包傳來傳去地看，氣氛一下子融洽了。　　列車在黑夜中疾馳。　　昏暗的燈光中，旅客們都閉眼睡了，我也昏昏欲睡，可直覺上總感到有一雙眼睛注視著我。我睜開眼，發現斜對面坐的那個男子的確在注視我。看我睜開了眼，他向我投來一絲微笑，我倆便輕聲交談起來。他說：“我看你這個小伙子，是個好人。你們剛上車那會兒，我還以為你們是搞投機倒把的呢，帶了這么多的糧食！”聽到他這句話，我心里一緊，明白了剛上車時眾人目光異樣的含義，我根本沒想到人們會把我倆看成壞人！　　列車終于駛進北京站。　　一大堆行李碼在站臺上，又是出不了站。我去向遠處的一位站務員求助，她讓我使用了一個行李推車，還好心的幫我倆把行李推出了站。　　出了北京站，陽光明媚燦爛。　　回到家后，爺爺看到我帶回的幾袋糧食淋了雨，趕緊搬到陽臺上攤開曬。不一會兒，爺爺轉過來，對我說：這幾袋糧食都焐了，不能吃了，你還帶回來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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