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樣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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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很少有知青組跟我們一樣，下鄉四年半，在農村過了四個春節。現在想想，雖然當時可能情不由己，如今卻絲毫不后悔。我們組九個人，來自青島十五中、十九中兩個學校，1968年6月1日插隊到諸城縣解留公社莊家屯大隊，1972年12月底，全部離開了這個村莊。<br><br> 莊家屯五百多人，村里只有兩個初中生，雖然離縣城只有15里，卻沒有什么文化生活。我們去之后，大隊如獲至寶，立即成立了以我們為主的文藝宣傳隊。我們也沒負眾望，自編自演了幾塊小節目，配合形勢，演出了幾次，受到社員們的歡迎。我們到莊家屯之前，村里在外教學的一位公辦教師曾搞到過一本歌劇《白毛女》總譜，他想過年回村搞一出“大戲”，卻苦于沒人，只能是奢望。我們到村后，大隊和村里的小青年們看到了希望，紛紛攛掇我們接手這個任務。<br>　　當年我們剛到農村，革命熱情空前高漲，正苦于怎樣“大有作為”，得知這個消息，立即商量，最終決定接受這個挑戰，過年不回家，跟貧下中農一起過一個有意義的革命化春節。歌劇《白毛女》好像不太復雜，但我們沒有絲毫舞臺經驗，甚至都沒登過舞臺，還是感覺有些困難。好在這部劇演員少，唱段也不多，由我們組“女高音”曲衛紅和組長宮鳴皋分飾喜兒和大春就完全可以頂下來。樂器也好湊付，我們組吳寶鏡和支書曲炳友的兩把二胡，民辦教師曲廷智的一支笛子就OK了。經過一個月每天半夜十一、二點甚至凌晨一、二點的刻苦排練，正月初一晚上，歌劇《白毛女》終于在大隊屋前的土臺子(舞臺)上上演了。<br> 舞臺兩側掛著兩盞明晃晃的汽燈（那時村里還沒有電燈），村里的老少爺們兒，早早地搬著馬扎坐在了臺前。孩子們穿梭于人群之間，嬉笑打鬧，會場一片亂哄哄。<br> 看著臺下黑壓壓的人群，臺上的演員們卻忐忑不安，不知自己的“土耍”，能否讓觀眾們滿意。<br>　　悠揚的伴奏響起，雄壯的序曲響起，會場立刻安靜下來。隨著劇情的發展，臺下的老鄉們睜大眼，張著嘴，屏住氣，目不轉睛，全神貫注。他們時而悲傷，時而憤怒，時而喜悅，臺上的演員們終于放下心來，一股自豪的成就感油然而生。<div> 受演出成功的鼓舞，大隊決定乘勝出擊，到周邊村莊巡回演出。那個年代，一個村莊排出一部“大戲”，在周圍的十里八鄉絕無僅有。“莊家屯知青排出了整本《白毛女》”的消息立刻在周邊村莊傳開，各村紛紛邀請，巡演一直持續到正月二十。<div>　　</div></div> 第二年據說上級有指示，農村春節不能演樣板戲。但我們村卻因為《白毛女》的成功，想繼續演的欲望怎么也壓不下。而且，有一股東風將這團欲望之火吹得更旺。<br>　　這年8月，宮鳴皋在山東省戲校當老師的徐維武表哥來村里看望他。徐大哥曾經在山東省京劇團《奇襲白虎團》劇組拉二胡，受到過毛主席接見。他聽說我們想演樣板戲，特意給我們帶來阿甲版的《紅燈記》劇本。徐大哥在村里住了半個月，給我們普及了許多京劇知識，教會了我們不少京劇鑼鼓點。大隊根據上級“春節不演樣板戲”的指示，決定突擊排練《紅燈記》，爭取國慶節上演。徐大哥幫我們排出了最主要的第五場，其余場次我們自導自排，終于在國慶節前排出了全本。<br> 這部戲的伴奏，明顯比《白毛女》上了一個檔次。除了二胡，又加上了公辦教師韓中智的京胡，民辦教師曲廷智的秦琴，序曲中宮鳴皋還加了一段嗩吶。<br> 特別是鑼鼓，吳寶鏡掌鼓，我打鑼，還有一面小鑼，一面小镲。開場前，鑼鼓一響，男女老少從四面八方趕到舞臺前，搬著馬扎占地方，會場熱鬧非凡。那激昂的急急風、走馬鑼鼓，現在想起來還心潮澎湃。<br>　　主要演員當然還是知青，宮鳴皋的李玉和，曲衛紅的鐵梅，孫建軍的李奶奶，我除了打鑼還客串王連舉。組里其他同學也都登臺，當群演，跑龍套。 1971年的春節，是我們在農村的第三個春節。兩年沒回家過年了，大家都想家了。大隊和宣傳隊隊員們聽說我們要回青過年，紛紛做我們的工作。“貧下中農們都盼望看你們排新戲，不要讓他們失望啊！”“好幾個村子已經提前預約了，邀請咱們去演出。”盛情難卻，我們只好又留下來。這一年排的是京劇《智取威虎山》，雖然組里的男女主角都離去了，（宮鳴皋參軍，曲衛紅去了乳山）但主要角色還是由我們知青擔任：于晉東飾楊子榮，吳寶鏡飾李永奇，孫淑芳飾小常寶，孫建軍飾白茹，張瑚飾李母，我也終于當了一回主角——反一號座山雕。<br> 我們除了演好自己的角色，還充分發揮了各自的主觀能動性，我負責導演，于晉東負責演員，吳寶鏡負責樂隊，女生負責化妝、服裝、道具、舞美和后勤保障。<br>　　我沒有絲毫導演經驗，只能根據自己對劇本的理解，再加上借鑒當時上映的電影。有一次因為縣影院檔期只有兩天，我和吳寶鏡、于晉東連續兩個晚上（有一晚還下雨），步行30里地，到縣城觀看電視紀錄片《智取威虎山》。我們的樣板戲只有劇本是“真的”：在縣城新華書店買的正規出版物。其他服裝、道具、舞臺背景都是因陋就簡，就地取材。服裝根據角色各人自行解決，化妝只是用墨汁描描眉，用胭脂涂涂腮，道具也是臨時現做。當年我們三個男生的皮帽子，成為《智》劇威虎山八大金剛的不二選擇。但即使這樣，隨著我們的舞臺經驗逐漸積累，演出技巧不斷提高，我們村宣傳隊的名聲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邀請我們去演出的村子也越來越多了，甚至公社都調我們到公社駐地為三干會演出。 1972年，有消息說我們知青要回青島就業，村里的老鄉們議論紛紛：“這幫青年要走了，今年過年不用看戲了。”我們雖然也人心惶惶，卻一致決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崗”，于是春節又排演了京劇《沙家浜》。這年12月底，隨著我們組同學全部離開莊家屯，我們與樣板戲的緣分也終結了。<br> 與樣板戲（其實歌劇《白毛女》不算樣板戲）有關的兩件小事，至今記憶猶新。<br>　　下鄉第二年三月，縣里舉辦了四天全縣知青學習班。每天在縣禮堂開大會之前，知青們都要互相“拉歌”，口號聲歌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有一天會議內容是憶苦思甜，會前大家唱的除了語錄歌就是“天上布滿星”和“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兩首，很快就讓人有些“審美疲勞”了。那時我們剛在村里演完《白毛女》不久，大家決定唱那首序曲“看人間哪一塊土地不是我們開”。歌聲一起，很快會場便安靜下來，只有這首旋律時而低沉，時而高昂；歌詞時而悲傷，時而憤怒。歌聲回蕩在會場上空，一曲唱罷，掌聲四起。“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妙不妙？”“妙！”“再來一個要不要？”“要！”于是又一首歡快明亮的“大紅棗兒甜又香”響起來。那天，我們組在知青會上出盡了風頭。另一件是，回青幾年后，我獨自一人回村“探親”。從縣城出來天已經黑了，回村的公路改了道，我迷路了。看到路旁有個村子的場院屋還亮著燈，我走了過去。屋里幾個老鄉坐在炕上抽煙啦呱，見到我這個陌生人進屋，他們一愣。其中一個突然喊了一聲：“這不是座山雕嗎？”我笑著答應：“是，你還記得啊？”老鄉們都想起來了，七嘴八舌地說：“怎么不記得？你在俺莊演時，還被楊子榮在頭上砍了一刀。”我記起來了，確實有一次我跟于晉東配合失誤，他用木刀削了我頭頂。原來這是離我們莊二里地的常家莊，老鄉們熱情地給我倒水，我謝絕了，他們送我出屋給我指明了回村的路。沒想到幾年前來演過一次戲，老鄉們還記得。給老鄉們留下這么深的印象，我即感慨又欣慰。<br> 五十年后再回村經常看到有關知青的文章中，有“后悔、無悔”“有為、無為”的爭論，2008年，我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下鄉四十周年祭》中寫道：這些爭論，“對已經過去的歲月又有什么意義呢?當年下鄉時，也許你可以選擇，也許你別無選擇，但既然已經被歷史潮流裹挾而去，那么，無悔也好，后悔也罷，有為也好，無為也罷，我們只需把那段經歷作為財富珍藏在心中，時時品味，對得起曾經的苦難，就可以了。”<br>　　今天，我還想說，對于農村，我們去過，感受過，奮斗過，也貢獻過，還留下了一點光亮，那就是我們上山下鄉的意義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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