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長地久有時盡唯有思親無絕期（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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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軍政大學 　　1969年12月中旬，我父親走進了新成立的軍政大學。 　　父親到北京第二天晚上，當時的軍大Z政委就請剛從南京調來的幾位同志談話。父親趁機匯報思想，說自己不想再在院校工作了，離開南京前他就提出過讓自己“只干兩年，到時輪換”的想法，想回到老部隊去，希望領導能夠兌現。Z政委的表情立刻就不好看了。 　　父親安頓下來后，才知道軍大的辦學思想是要辦“抗大”式的學校，主要學習毛ZD思想和L副主席的指示以及學習ZZ，基本不搞軍事教學。父親很納悶，既然是軍大，就應該是軍事、ZZ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為什么只搞ZZ不搞軍事呢？如果只搞ZZ不搞軍事，那么未來的反侵略戰爭該怎么打呢？還能打嗎？再者說，像父親那樣搞了十幾年軍事教學的人還有用武之地嗎？于是，父親不想繼續留在軍大的想法更強烈了。 　　兩個月后，父親的正式任命下來了，任訓練部教務部部長。父親對軍隊院校的架構和機制非常熟悉，知道教務部是搞教學雜務的，與一線教學工作完全不相干，這讓他非常失望。但是軍人的服從意識使他沒有提出任何意見或建議，一邊努力地工作著，一邊暗暗惦記著他們“兩年輪換”的諾言。 　　1970年3月，父親把我母親及家人接到了北京。雖然家是搬完了，但母親的工作卻沒有安頓好。在南京時母親在錫劇團當編劇，短短5年時間她就做出了不小的成績。如果不是“WG”打斷了她參與的劇目《常紅花》，長春電影制片廠已經在拍《常紅花》的電影了，“常紅花”早就該遍地開花了。 　　無論怎樣，到北京后母親還是想干老本行。但WG期間人事混亂，各個劇團都沒有進人指標。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只好承諾盡快離開軍大調到外地去。母親窩在家里心急火燎，找了一些關系，修正了好幾次“就業計劃”，打了無數電話，奔波了四個多月，最終在酷暑八月到北京市海淀區宣傳站當編導去了。四個多月的奔波使母親才知道了北京有多么大，坐落在北京西北一隅的軍大就像是“中國”的“新疆”，騎自行車去一趟海淀鎮都要四五十分鐘，太遙遠了。 （22）劉帥贈書 　　父親到北京后，很惦記他的老首長劉伯承院長，但又覺得機會不太多。老元帥身體一直不好，十多年來心情也比較壓抑，很少出頭露面，過著一種修身養性的恬淡生活。沒想到1971年1月的一天，父親接到一個電話，使他想拜訪劉院長的夙愿得以實現。 　　事情是這樣的：軍大訓練部領導轉告我父親，劉帥說他的眼睛已經看不到了，希望能把一些書籍送給有關部門，其余的都交給軍大處理；軍委辦公廳指示，此事派一名軍大負責人接收，由教務部部長（我父親）辦理。父親真是萬分高興。 　　1971年1月11日上午，父親跟隨有關單位的同志來到劉帥家中，夫人汪榮華攙扶著劉帥走進客廳并講了話。劉帥講話的大意是： 　　“感謝同志們來我這里！我是個殘廢軍人，雙目失明后也不能看書，只能聽聽廣播，成了一個’三脫離’的人。總參送來的材料很多，給秘書處找了麻煩，我想找一個處理辦法。有些材料可能有參考價值，可以送給能利用的單位。有些書我留了一點，學習毛ZX有關指示時還要參考著讀一些。這些書大部分是北京各機關送來的，一部分是從南京帶來的。這就是我為別人著想的一點意思，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銷毀。我最怕你們把書拿去后影響學習毛ZX著作，所以我找你們來交代一下。” 　　劉帥講完話以后，我父親等人接收了文件。外文書籍資料由軍事科學院外軍部接收，軍政大學接收了7箱文件。資料送到軍大后進行了詳細清點、登記，共計2004份。隨后父親又讓軍大圖書館將清單復寫了3份，一份送給劉帥，一份送給軍委辦公廳第二秘書處，一份留存在軍大圖書資料館里。 　　劉帥贈書的事情處理完畢后，父親定下心來，仔細回顧劉帥的講話，揣摩其中深藏的含義： 　　第一，劉帥雙目失明、無法看書，內心又苦悶又無奈，有一種英雄遲暮風云不再的感覺； 　　第二，劉帥知道自己身體很難康復，心里舍不得把過去看到過的書籍資料送出去，又擔心會影響別人使用，就想為書籍資料找個好去處，也就是提前“交代后事”的意思； 　　第三，劉帥把大部分書籍都贈給了軍大，因為軍大的前身是南京軍院和北京高等軍院，兩所院校都是他親手創立的，可見他對兩校懷有深切的感情，期望書籍能夠發揮更大作用； 　　第四，劉帥再三叮囑不要因為他的贈書而“妨礙學習毛ZX著作”，所以自己一定要“找你們來交代一下”，使人感到他的內心有著深深的顧慮。 　　那一天父親終于見到了劉帥。劉帥一生光明磊落、智勇雙全、戰功赫赫，年近八十都沒有一絲頹廢之意，仍然持之以恒地讀書、學習、思考，真是難能可貴！父親想，老一輩革命家的精誠敬業和高風亮節，永遠值得晚輩后人銘刻在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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