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照片說明為我父親鮑景惠手書小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翟母賈大人六旬晉一華誕紀念合影——庚寅年正月十七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鮑元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1950年2月，北京西安門內惜薪司（現在稱惜薪胡同）27號院內（東北角）。前排中是我的外婆——這一天是為祝賀她六十一歲生日的晚輩聚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前排右三是七歲的我，左三兒童是我四歲的弟弟鮑元悌。后排右三是三十一歲的爸爸，二排左四是二十八歲的媽媽。</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照片右方身后是外婆家的大廚房。隔墻是西安門大街22號當時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幾個月后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大約半年后的一天晚上，臨近的西安門忽然失火。住在外婆家的我和大人們一道，通宵達旦地站在路邊的“模范牛奶場”——非牛場，而是奶品店，我經常去喝“酪”（類似現在的酸奶，據說用的是滿人的發酵方式，現在北京通稱“奶皮子”）——門口，一直看到這建于1417年的城樓成為一堆灰燼。</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那時我在北京師大二附小（即現在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當時不在新文化街，是在西單手帕胡同）幼稚園上學，每天外婆安排一輛固定的“洋車”（即《駱駝祥子》里那種人力車）接送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的外公已于1949年病逝，這個有七間寬大正房的大院戶主是后排正中抱小孩的舅舅，北京茂豐商行的業主翟曾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這年夏天，爸爸媽媽到天津工作，把我繼續留在了外婆家。轉年一月，在天津工作的姨翟秀璉托到北京出差的同事李學勤把我帶到天津。我從北京師大二附小五年制一年級第一學期轉到了天津一區二小（后改名西藏路小學）六年制二年級第二學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1951年，舅舅翟曾柏到天津與我父母告辭，他從天津乘船到香港辦理茂豐商行的業務。不料不久后內地與香港關閉人員往來，他再沒有回到北京。</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舅舅晚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上世紀末死于肺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1956年，可能是國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需要，在業主不在北京的情況下，惜薪司的這個大院被充公，并由政府轉賣給馬連良的琴師李慕良先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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