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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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些事真是巧極了，巧得讓人難以置信，我真懷疑是不是有什么玉皇大帝或者觀音菩薩在精心安排似的，要不為什么那么巧呢？我多少年郁結的一塊兒心病，就是想憑吊一位已故的老戰友，但因公務纏身，始終未能如愿以償。現在退休了，時間全歸自己支配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該自由行動了。香港回歸后第一個清明節，我不遠數千里來到三河口，也就是黃河、渭河、洛河匯合的地方，找到一座占地十多畝的公墓，按照墳前石碑上雕刻的名字，找到埋葬柳勝堯的墳堆。我按老家的風俗，擺上各種水果和點心，打開一瓶西鳳酒，一杯一杯地敬著。我心情極其沉重地祭奠著，表示對老戰友的哀悼。我陷入痛苦的往事中……..要不是身邊傳來兩人的對話聲，我真會躺在墳前進入夢鄉，和死者會面。“你看，這人像不像老安？”“哪個姓安的？”“安玉堂嘛。”“有點像。”“就是他！”“老安!老安！你也來呀!”我認出他們來了,我們驚呼、握手、互致問候，接著我們都想急于了解另外兩位這幾十年是怎么過來的。我們三人在五十年代，都在渭河下游一個縣工作，而且都是那里的中層干部。我當時任一個區的區委書記。第二位姓雷名清棟，是個膘肥體壯的虎將，解放前是附近一個縣的武工隊隊長，后調任這個縣的公安局局長。第三位，姓崔名大虎，是個文弱書生，當時任縣委辦公室主任。我們雖然來自四面八方，經歷也各異，但卻是好友，每逢縣上開會，總要團聚團聚。可是六十年代初，我們卻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我調蘭州市，雷清棟調西安，崔大虎調烏魯木齊市。調動原因不明，后來隱隱約約地聽說，是因為當地干部罵我們是不得人心的極左派，再在那里待下去很難開展工作，所以組織上出于愛護我們，才采取這種果斷措施。我們分手三十多年，從未通過信，更沒有見過面，我們各自在陌生的崗位上工作著，在異鄉生活著，還在不斷地重用著、提拔著，如今都是正縣級了。我們退休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看被我們整過的人，看他們是怎么活過來的，并了解他們目前的處境；就是死了，也要在他們墳前深深懺悔一番。這大概是積國內外歷史的經驗教訓，促使我們良心發現吧。在五十年代“反右”期間，我們都擔任各自單位的“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都因一句錯話，一條不正確的意見，或者尖銳地批評，給周圍一些同志戴過右派分子帽子，我們每人整過一人，而且都定為極右分子。巧就巧在被我們整的這三人，經我們了解，沒有一個人活下來，全都英年早逝。連當面負荊請罪的機會都失去了。這是我們最痛心的事。我們只好在清明節補上這一課。這是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的共同心愿。我們前兩天一進縣城，就找熟人了解過他們戴帽子后的種種遭遇，以及死亡的原因。我們越聽越難過，我們都沉痛地感到，是我們親手害死他們的。我們愁眉苦臉地、唉聲嘆氣地，在馬云成墳前低聲交談著，各自傾吐著自己的不可饒恕的錯誤。這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跑來，大聲喊叫著:“爺爺,找到了,吳佑民的墳墓在最后邊，我把供品都擺好了。”這個爺爺就是雷振棟，他是專門帶孫子來接受教訓的，吳佑民就是他親自批準戴上帽子的。我們一同來到吳佑民墳前。老雷竟撲通一聲，跪在那里痛哭流涕地喃喃著：“佑民呀，我對不起你，我有錯，是我害了你，……”老雷沒完沒了地嘮叨著，他的孫子小雷站在一旁迷惑不解地提出一連串問題：“爺爺，吳佑民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死的？和你有什么關系？怎么能是你害的？……”小雷怕爺爺心情激動而犯病--爺爺患有腦動脈硬化和高血壓，他是受全家人的囑托，專門護理老人來這的。他從背后抱住老雷的腰，邊扶邊哀求著：“爺爺，別哭了，快起來！”“滾到一邊去！”“爺爺！”祖孫倆在糾纏著，雙方誰也不讓誰。最后還是老雷回過頭來，在小雷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厲聲說：“別管我！快把吳爺爺的墳墓掃一遍，再在墳頭上壓上一張黃表紙。”雙方暫時休戰了，老雷仍跪在那里哭訴著，小雷在忙著掃墓。老崔早已看過被他整垮的人，他不厭其煩地詢問著我的家庭狀況。周圍全是上墳的人，他（她）扶老攜幼地，各自在親人墳前，跪著或跪著燒紙幣，低聲或放聲啼哭者，喃喃訴說著家人的境況，或者披頭散發地撲在死者的墳上大哭，寄托著對親人的哀思。 天空的風云和人世間的事物一樣，是變幻莫測的，清晨還沒有一片云彩，真是晴空萬里，陽光燦爛，不到中午，不知從哪兒涌來的大塊大塊云層，先是乳白色的、淺灰色的，后來慢慢變為深褐色的、黑色的，接著烏云壓頂，天色暗淡下來，空氣濕漉漉的，似霧似雨的，后來竟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地，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清明時節雨紛紛，這似乎是個不成文的規定，我們都不足為奇，不過糟糕的是，我們都沒有準備雨傘、雨衣和雨鞋，不一會兒便都成為落湯雞了。這不要緊，我們能忍受，春雨貴似油嘛。午后，雨越下越大，簡直變成傾盆大雨，而且沒有停止或變小的跡象。我們全身都淋透了，冷得直打寒顫，老雷傷心得悲痛欲絕，他實在支撐不下去，終于躺倒昏過去了。小雷掏出急救藥，讓爺爺服下去，又按摩著他的頭頂、太陽穴和胸口。等老雷蘇醒過來，我們勸他回縣城去，但他仍堅持要和死者多待一會兒。我們只好動武了，架起他離開墳地。我們三老一少，在鄉間泥濘的小道上艱難地跋涉著，我們來到附近一個小鎮，走進一家小飯館，擰干衣服，擦凈臉上的水珠，要了一桌飯菜，還破格地買了一瓶二鍋頭，以便活血祛寒。我們都心情極其沉重地吃喝著，個個都少言寡語的，默默地在心中檢討著自己的過錯。小雷年少氣盛，好奇心很強，他要解開這個謎，再三詢問我們，為什么要整人家?是怎樣整的？這三個人受過什么罪？他們是怎么死的？等等。我們都心煩意亂，誰也不理睬他。后來還是老雷看著我說：“講講吧，讓第三代人記住這個教訓。我帶他到這來，就有這個目的。怎么樣？老安，是你先說呢，還是我先說？”“既然是這樣，你就先說吧。”我知道老雷健談，就讓他給我們領好這個頭。老雷沉浸在痛苦的回憶中，又好像在理順思路。他清清嗓音，準備要談了。窗外春雨嘩嘩地下著。到這飯館吃飯的、避雨的、喝茶的絡繹不絕，人群熙熙攘攘、吵吵雜雜的。使我們很難暢談下去。我喊來一個年輕女服務員，請她給我們找個靜些的地方。她答應了，隨即帶我們來到一間普通的雅座。這里沒有干擾和噪音，我催老雷快些開口。“從哪兒說起呢？”老雷疑惑不決地沉吟著。“就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開始吧。”我提示著。“好，那一年冬季，我們單位搞大鳴大放，大家都謹慎小心地，十分策略的提意見和建議，沒有什么過火的批評，可老吳這個炮筒子，在最后卻開炮了，他說農村合作化太快了，農民在土改中剛領到土地證，就搞什么初級社、高級社，他們還有什么積極性呢？這條意見現在看來算不了什么，可那時候卻是大逆不道，惡意攻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行為！正好，前天縣委一個領導在大會點過公安部門的名，說我們思想太右，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右派分子。我著急了，就把老吳的材料整出來報上去，并提出應定為極右分子。那時工作效率高，第二天上午批下來，下午我就開大會宣布了。從此老吳就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了。真的，我沒有想到問題那么嚴重，沒有想到這頂帽子就把他壓死了。老吳是我戰友，我們的關系很好，我當時只是想，根據形勢需要，先把帽子給他戴上，以后再想辦法摘掉。我真糊涂，我沒有說真話，我沒敢頂，我想當那個不得人心的“左”派，我這不是錯誤，而是罪惡……”老雷泣不成聲，說不下去了。我們都沉默著，誰也無心吃菜喝酒。在這種氣氛中，我發現小雷掏出筆記本，在唰唰地記錄著。略停片刻，老雷端起一杯白酒，揚起脖子全灌下去，抹掉眼淚說：“這以后，老吳的好日子就完了，厄運開始了，先是大字報鋪天蓋地揭發他的“罪行”后是沒完沒了的“小會批、大會斗、本單位批、縣級機關斗，聲勢大極了，仿佛他真是什么現行反革命似的。老吳很固執，不是個識時務者，始終不低頭，不承認那些是錯的，就這樣斗批了三個多月，最后把他連窩端，趕到農村交群眾管制勞動改造去了。“這種懲罰性的勞動，老吳實在受不了。每天天不亮起床，他和社員一起集中在村頭，先聽小隊長訓話、分配任務，然后由民兵押著干最臟最累的活，不準亂說亂動，不準走親訪友，沒有一點自由，連文工團在地頭演出，都不準他看，把他支配的遠遠地勞動，只能聽到一點歌聲，看不到演員的影子。吃的更別提了，他全家四口人——妻子、兒子、女兒，每天每人只給半斤糧，沒菜，沒肉，更沒牛奶雞蛋，全靠野菜度日。這樣的日子怎么過？兩三年后，心愛的女兒病故了，妻子被折磨得百病纏身，他自己也骨瘦如柴了。一次，他發高燒冒虛汗，四肢無力，渾身打寒顫，想請假休息，可民兵連長一巴掌打倒他，罵罵咧咧地說：“極右分子、黑幫，還想休息？快走，干活去，今天掏豬圈！”他盡量站穩身子，免得倒下去。他被民兵押著去勞動，干了大半天，最后終于倒在地上，。被豬踩得氣息奄奄……”“這哪是人過的生活？”小雷邊記錄邊自言自語著。“對，你說對了，小雷，可這是爺爺一手造成的，這點你應當刻骨銘心地記住。我說哪里了……對，這以后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老雷作為牛鬼蛇神被揪出來了，在這股惡浪襲擊下，他被抄家、揪斗，戴高帽子、穿囚衣、掛黑牌子、游行……紅衛兵天天摧殘他。夏天，讓他在烈日下敲著銅鑼，高喊著“我是牛鬼蛇神”，滿村滿街的轉著；冬天，讓他頂風冒雪跪在村頭，搞什么早請示、晚匯報。有一年春節，造反派不讓他回家過年，押到一輛大卡車上到鄰村巡回批斗。這天下著大雪，一個壞頭頭在公社的廣場上，用皮鞭抽著他問：“合作化是不是太快了？”你們猜他怎么回答，他仰起頭說：“不，不，不是合作化太快了，是人民公社太快了。”你們看，老吳的骨頭有多硬。這當然沒有好結果，隨即，棍棒、皮鞭像雨點般地抽打著，他的鮮血融化著積雪，臉色像巖石一樣冷峻。沒有絲毫討饒的跡象，最后終于倒下去，咽氣了，不過據我的一位老部下說，他那雙眼睛卻始終睜得大大的……他這就這么走了，真慘啊……” 老雷說不下去了，埋頭爬在飯桌上抽搭著。我們誰也不愿意打破這沉悶的空氣。窗外春雨霏霏。我們都靜靜坐著，只有小雷還在伏案記錄著什么。過了許久，小雷記完了，抬起頭問老雷：“完了？”“先說到這里吧。”老雷嗚咽著說。小雷看著我和老崔，儼然以小型座談會主持人的身份問道：“下一個誰說？是安爺爺，還是崔爺爺？”我和老崔對視了一會兒，還是我提議讓老崔先談，他也點頭答應了，并吩咐服務員倒茶水潤嗓子。別看老崔是搖筆桿子的，可他說起話來卻啰啰嗦嗦，而且本地土話多，很難懂，連小雷也是記上一會兒又停下來，好像在猜測著什么，等弄懂了才匆匆記上去的。老崔講的大意是，被他整的對象是個老秀才，姓劉，人稱劉秘書，能起草文件、報告，是縣上有名的書法家，為人膽小怕事，忠厚老實。一九五六年春，他把“少說空話，多干實事，少說大話，多干小事”的條幅寫出來，恭恭正正地掛在辦公室中央。這本是他對自己提出的嚴格要求，是無可非議的，可這激怒了一位縣委副書記，說這是影射縣委領導，是別有用心的，是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惡毒的攻擊黨。劉秘書過去曾給那個副書記提過類似意見，認為他說得多，干的少，這當然對方是不好接受的，從此雙方不合、隔閡、矛盾、沖突就逐漸升級了。敏感的副書記是不會放過這個報復的機會的，于是他在反右初期，就勒令縣委辦公室主任老崔，一定要把老劉列到運動重點，給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提出要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押送農村監督勞動。小胳膊扭不過大腿，老崔頂不住，只得按那位副書記的指示辦理了。老劉孤身一人，沒有任何親人，他憂心忡忡地回到老家，被鄉親們另眼看待，始終抬不起頭，只知道像牲口般的勞動。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造謠污蔑、黑白顛倒的狂風惡雨中，他被關進牛棚，吃的豬狗食，干的是最重的活，還要天天批斗、游街。有一次斗爭會上，一個造反派指著他的鼻子喝問：“你是不是黑幫？是不是反黨分子？為什么反對黨的領導？”老劉沒有被嚇倒，他面對口號如雷響、拳頭如海濤的會場，仍然巍然屹立著，用洪亮的嗓音吼道：“我的心是紅的！血是熱的！我怎么會反黨？那些造反派惱羞成怒，一陣拳打腳踢，把老劉擊倒了，嘴角鮮血直流。過了一會兒，他頑強地站起來，舉起拳頭高呼：“共產黨萬歲！”造反派們氣得暴跳如雷，又把他痛打一頓，脫掉他的棉衣，并揚言要餓他七天七夜，看他承認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寒冬臘月，老劉躺在牛棚里，既凍又餓，欲哭無淚，欲喊無力，真是走投無路，痛不欲生。這低矮、潮濕、黑暗、寒冷的牛棚，連極普通的監獄也不如，哪是人待的地方！他在里邊一個接一個地做著噩夢，一聲接一聲地呻吟，再加全身骨節劇痛，不停地咳嗽，使他幾乎失去了人形了。一天夜晚，他蓋著薄棉被睡著了，半夜，狂風卷著雪花在肆虐著，他凍醒了，順手抓起身邊的麥草向身上蓋著，就在這時，他猛地發現有人在敲窗戶，他既驚又怕，提心吊膽的，不知是吉是兇。還沒等他爬起來，窗口打開了，隨即兩大包東西甩進來了，他掙扎著拿過來一看，是棉被、棉衣和干糧。他心里納悶著，這是誰呢？天下竟有這等好人！老劉饑寒交迫已到極點，他急忙穿上棉衣，蓋上棉被，大口大口地啃著干糧。不知是精神因素，還是物質因素，他全身激起一股暖流，精神好多了，情緒也高了。他站起來，走到窗口，想看看這恩人是誰，這時，一聲聲威嚴吆呼聲，一聲刺耳的槍聲，一聲凄厲的慘叫聲，又使他回到現實中來。他從窗外民兵們的對話聲判斷，這恩人是那個中年寡婦，家庭成份不好，是富農，在村里受人歧視。他早就發現，她人品很好，非常同情他的處境，現在終于冒險給他雪中送炭來了。當聽說她已被民兵擊斃時，他悲憤到極點，身子搖搖晃晃地站不穩，覺得整個天地都在旋轉，他終于支撐不住，倒下去了。天亮，專政組來人逼著他交待，他和那個寡婦是什么關系？為什么她對他那么好？他能說什么呢，他還和她沒說過一句話。實在審不出什么，那伙人把他痛打一頓，搜走那個恩人送的東西，揚長而去。老劉絕望到極點了，他感到活在這罪惡的世界上，簡直是一種恥辱，他要以死來抗爭這人妖顛倒的不公正的待遇，他把棉被撕成一條條，懸梁自盡了，跟著那個中年寡婦走了。老崔拖泥帶水地講完了，回頭問小雷：“都記上了？別寫在本子上，要記在心里！我說的全是事實，沒有摻一點兒假。”小雷沒有停筆，只是‘嗯嗯’地回答著。服務員撤走冷盤，開始上熱菜和面條了，并提醒我們趁熱吃。我們都沒有食欲，但還是強制自己細嚼慢咽著，我們都心情抑郁，情緒低沉，雅座里缺少那種好友重逢的歡樂氣氛。 春雨小些了，好像下累了，我估計等休息一會兒，積蓄好力氣，還會大下一場的。我們邊吃邊聽著窗外傳來的沙沙聲。“下一個輪到安爺爺了，您老開始吧，我吃完了。”小雷呼嚕呼嚕地吃完兩碗面條，放下碗筷，點我的名了。這是不能推托的，我燃起一根香煙，狠狠吸了一小口說：“我整的那個人叫柳勝堯，一個年輕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小雷疑惑地問。“對，剛從北大畢業。”“擔任什么職務？”“我那個區的副區長。”“好，接著談吧。”“區附近有個小學，校長是個大老粗，對教育一竅不通。學校有個老師叫黃英，是個地主的女兒，曾給校長提過教學方面的意見，反右中被定為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散布‘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言論，是反黨行為，被驅逐出校門。這老師身患重病，家已破產，處境艱難。一天，柳勝堯在縣城百貨大樓門旁發現，黃英呆呆地跪在地上，面前擺著一大張紙，上面寫著：我是肺結核患者，無錢治病，請求幫助。他停住腳步想，這么年輕漂亮的女孩，本該在父母身旁撒嬌，怎么在這里乞討？是誰剝奪她享受人間幸福的權利？這不是丟共產黨的人嗎？他掏出一個月工資送給她。從此兩人相愛了。就為這件事，經我批準，柳勝堯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和公職，原因是他同情、包庇壞人，比壞人還壞。他和那兩位的遭遇一樣，先戴帽子，后批斗，然后送農村勞動改造。這似乎是一種規律，你們說是不是？這就算第一階段吧，對不對？”我問我的兩位好朋友。他們都點頭表示同意。“那第二階段呢？”小雷提問著，“是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說“不，第二階段是被村長打殘。柳勝堯曾批評過這村長，兩人積怨很深，他一回家，村長就登門訓話，規定他一天干十二小時農活，連早飯、午飯都由父母送到地頭。他累病了，血壓升高，胸口經常劇痛，但仍不準請假，一天，那位黃老師偷偷把他從田間領走，找一個老中醫看病，這事被村長知道了，便用鋤把打斷他的腿，還給戴上亂搞男女關系的壞分子帽子。”“第三階段呢？”小雷問。“這當然是文化大革命了。”我說“那是個十級龍卷風呀，吹得全國天昏地暗的，人鬼都分辨不清。柳勝堯和你們那兩位一樣，什么罪都受過。有一次，造反派開全區群眾大會，給他戴上巨大的烏紗帽，臉上抹著白粉，嘴角貼著八字胡，穿著長袍馬褂，脖子還掛著二十公斤的鐵牌。那伙人用棍棒打，逼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他硬頂著，就是不違心地亂說。棍棒像雨點般地襲擊著，他鐵骨錚錚地挺立著。造反派實在沒辦法，想讓他呼幾聲口號好收場，一個紅衛兵領呼：“打倒某某某！”他毫不猶豫地跟著喊：“打倒柳勝堯！”“柳勝堯罪該萬死！”當那些家伙清醒過來，意識到他在戲弄人時，又是棍棒齊下。打完了，有人問他：“你為什么死保他們？”他說：“他們是好人！”“什么？再說一遍！”“他們是老一輩革命家。”為這句話，又給他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那次批斗完，他起不來，爬不動，還是深夜黃老師把他背回來，藏在家里精心調養著。”“還有第四階段嗎？”小雷又問。“有！他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后，被法院判刑八年，送陜北一個勞改農場勞動。那里生活有保證，可沒有自由呀，特別長年戴著腳鐐，經常朝著北京方向跪著請罪。”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把雅座里搞得煙霧騰騰的，嗆得老雷老崔一聲接一聲地咳嗽。我打開窗戶，向他們保證，再不污染空氣了。我喝了口香茶，抹抹嘴唇，接著說：“柳勝堯始終堅持他沒有罪。是啊，他有什么罪？是我有罪！是我害了他！這家伙倔強得像頭牛，不管人家怎么摧殘他，他就是不認罪，結果又定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期間，黃英老師經常去探監，給他送衣服、干糧和藥品。刑滿釋放了，他到處上訪、告狀……”“這是第五階段吧？”小雷自作聰明地提醒我。“對。這個縣不但不調查處理他的冤案，還把他和反擊右傾翻案風聯系在一起，說他反攻倒算，是國民黨的還鄉團骨干分子。一共幾頂帽子？小雷。”“五頂，這夠多、夠沉的啊。”“他的處境還很艱難？”“對，他沒有工作，沒有吃的住的，沒有錢看病，他是一靠乞討，二靠黃老師幫助，度過那段苦日子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天終于亮了，又一次解放了，四人幫垮臺了，好人揚眉吐氣了，柳勝堯也看到光明了，這時他一方面到處申訴翻案，一方面準備結婚--那時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再不能拖下去了。”“結婚？和誰？”“黃老師呀，她一直等著他。兩人開始借錢蓋房，購置家俱被褥，把新房布置得像個普通人家的樣子，準備在一九七九年春節結婚。就在兩人都在心情激動地迎接那個喜慶日子時，縣上來人把他請去，由新上任的縣長和他談話，說組織上已給他徹底平反了，五頂帽子全摘了，并分配到一個公社去擔任副主任。他不相信這是真的，質問人家是不是縣長，還提出要看書面通知，甚至把上面的大印還反復看了幾遍。當一切都證實后，他欣喜若狂，騎著自行車向回走，他要把這驚人的喜訊，趕快告訴給未婚妻，他一路呼喊著：‘我平反了！我解放了！我是個人了！’也許是樂極生悲吧，他邊跑邊叫，不覺一陣眩暈，隨即一頭栽倒在地，再沒有醒過來。等人們發現時，他全身已覆蓋著厚厚一層雪花。不久，黃老師也走了，兩人合葬的那天，樂隊鞭炮齊鳴，葬禮和婚禮同時舉行。 “這真是人間悲劇啊。”小雷無限感慨地說：“不過，三位爺爺，你們那時還年輕，頭腦都很清醒，怎么做出那種糊涂事？這不只是害了一個人，還害了人家的親人啊。我斗膽問三位爺爺，你們良心哪里去了？你們就沒有點黨性、人性嗎？”“唉，我們那時有個非常錯誤的觀點，總認為越‘左’越革命，越‘左’越進步；認為‘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式問題，這說穿了，還是我們的個人主義在作怪！”老雷自我批評著。“現在看來，‘右’可怕，可恨，可惡，是倒退，可‘左’呢，更可怕，更可恨，更可惡，更是大倒退！”這是老崔在符合著。“我們學過國內外近代史，我認為，極左極右都不好，都有損共產黨的光輝形象。”別看小雷小小年紀，他已接近成熟了。“我要永遠記住這個血的教訓。”“是呀，我們要執行黨紀國法，要從嚴治黨，但不能無故傷害好人，不能亂整自己的同志，不能再傷害自己的戰友了。”最后我提議：“走！伙計們，我們再到墳墓上去，剛才是哀悼，現在是道歉，是認錯，是謝罪！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那個時代，我們要全部承擔下來。你們有沒有這個勇氣？” 大家都有這個想法，都表示贊成這個主張。我喊來服務員，付過飯錢，就一同出發了。離開小鎮時，還是毛毛細雨和團團濃霧混合在一起，滋潤著墨綠色的麥田和含苞待放的油菜，走到半路，天突然變了，我們頭頂大塊大塊的烏云聚集著，緊接著雷鳴電閃，銅錢大般的雨點，猛烈地敲打著我們。我們全身都濕淋淋的了。大概我們都在思考著，這是蒼天在懲罰我們？是在警告我們？還是讓我們牢牢記住這個血的教訓？我們不管它，我們不回頭，仍堅定地在泥濘中走著……。這三老一少就這么冒雨走著。突然，老崔回頭說，這次不能在他們墳前轉轉、看看，而應當長跪不起，一直跪到雨過天晴，這才能表達我們悔過的誠心。我們都表示贊同。雨越下越大，最后竟轉為雨夾雪，不一會兒又轉為大雪了，但三位老人跪在各自戰友的墳前巍然不動。這情景真感天動地！更震撼著小雷稚嫩的心靈，他當即暗暗發誓，在自己有生之年，和我們的后代，甚至世世代代，都要刻骨銘心牢記這一血的教訓，決不能讓這段禍國殃民的歷史重演……寫于199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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