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轉折點---1976年

葛春光

我1966年8月參加林業工作，1967年3月轉為正式工人。 1969年3月，遭造反派逼迫，強行停止工作，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在農村生活了7年后，1976年3月，我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重新回到林業部門參加工作。在我人生的歷史長河中，這一年是重要的，也是最艱難的。 原本以為從農村上調出來工作結束了插隊農村的生活可以安心工作了。誰知，卻經歷了一波三折，險象環生的斗爭。 現將我的自轉《與共和國同行》中的第15章《難忘的1976年》展示給我的朋友們。 15、難忘的一九七六年   1   在我人生的旅程中，最為值得回味的是在我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的七年生活。1969年是我人生道路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1970年是新一代勤奮耕耘的農民，1971、1972年是我樹雄心立壯志辛勤創作的兩年，1973年是悲觀失望、尋死覓活掙扎著的一年，1974年是我振奮精神、拼搏崛起的一年，1975年是我走向曙光的一年。1976年則是我的人生再次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也是我最為難忘的一年。 1976年3月，我告別農村的鄉親們到林業局報到的時候，受到林業局那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歷盡磨難、九死一生的老領導們的歡迎，他們為我重新回到林業部門工作，在田書記面前講了不少稱贊我的好話，他們都說老葛的兒子是個人才，會寫文章。也使新任黨委書記田錫久認識了我。記得到林業局報到的那天，田書記在為新工人召開的歡迎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要求新工人在新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為崇安縣森工林業事業的大發展作出貢獻。會后，其他的新工人都到勞工科辦理了行政關系，奔赴他們的各自單位去了。 田書記卻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小葛，聽說你筆桿子很硬，很能寫文章？”我不好意思地說：“會寫一點。”他說：“好，現在我交給你一個任務。你先不要到單位工作報到，就留在林業局。”我受寵若驚地問：“什么任務？”田書記說：“林業局準備組建一支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宣傳當前批判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的斗爭，反映林業工人抓革命促生產，大干快上的先進事跡。你的任務就是要在宣傳隊成立之前在短期內為宣傳隊編寫一臺文藝節目。” 田書記的話使我一下子傻了眼。我既高興又犯難。高興的是，我剛參加工作就受到田書記這么重用。難的是，編寫一臺文藝節目的任務實在是壓力太大了。雖然，幾年來我學習文學創作，那都是寫些小說、散文、詩歌之類的，沒有編寫過文藝節目。再說我學習文學創作也是斷斷續續，三心二意，因為文化水平有限，沒有多少收獲。實際上只有“尿桶底”的水平。誰料想，卻得了個“筆桿子很硬”的名聲。曾經在1973年，縣里要參加省里的文藝會演，縣文化館曾叫我到縣里搞了幾個月的文藝節目創作。我與星村公社的一位叫李紀林的業余作者在縣招待所里住了幾個月，閉門造車也沒寫出什么像樣的東西來。現在田書記叫我編寫一臺文藝節目，真是叫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看著田書記那信任、期待的目光，我只得硬著頭皮把任務接下來了。 下午，我到林業局勞工科辦理了到單位的行政手續，又到辦公室開了一張借調通知，第二天一大早乘班車趕到距城關四十多公里的、我新分配的工作單位程墩伐木場報到。到了程墩伐木場，我才知道在程墩伐木場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場長的是那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響當當”的造反派頭目張成明。這個張某人，1959年從山東省到福建省支援福建林業生產，一直在伐木場當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以“狠”而出名，一直是青云直上，在崇安縣赫赫大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不可一世的人物。有人說，張某人特別狠，批斗縣里的走資派時往死里整，弄得縣里的領導人心有余悸，人人自危，生怕落在這個惡魔手中。 有一次，他帶領森工系統的造反派“森工總部”到縣委會揪斗縣委書記李懷德，組織了幾個山東籍的工人打手不問青紅皂白，一上臺就劈頭蓋臉，拳打腳踢，把李懷德從臺上打到臺下，打的李懷德多處受傷，連小便都拉不出來。據傳說，“文化大革命”中張成明要是在崇安縣城大街上跺跺腳，就有“走資派、牛鬼蛇神、四類份子”們嚇得雙腿打戰、屁滾尿流。1969年1月，崇安縣的新生政權“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候，他以工人階級的代表身份被結合進了崇安縣革命委員會，并被選為常委。   1970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福建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崇安縣的森工、林業系統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福建生產建設兵團三師十四團三營接管，基層單位改為軍隊的連、排、班建制。兵團總部設在南平市。兵團的軍隊干部實際上是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目的是穩定“文化大革命”造成社會動亂的局勢，促進生產。兵團下轄4個師21個團，共9萬人。林業系統被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生產建設兵團三師管轄。張成明又被選進第三師黨委常委、十四團黨委常委，三營黨委常委。有一年國慶節，他還代表福建省的工人階級登上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觀禮臺。1974年11月生產建設兵團撤銷后。在重新恢復林業建制后的林業局的領導層中，他是有名的、敢不賣新來的田書記帳的基層單位的領導干部，被林業系統的老干部們稱他為敢在黨委會上搗蛋的“三大寶貝”之一。 真是令我始料不及。1969年3月，就是他指揮著那些進駐崇安中學的“工宣隊”串通我所在的工作單位的造反派頭子劉麻子強行停止我的工作，把我強行送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的。沒想到，我在農村轉了七年，又落到這個魔鬼的手中。我到程墩伐木場報到的那天，把我的行政關系和林業局的借調通知同時拿給他。他拿著通知陰陽怪氣地說：“你小葛真是有辦法啊。人家一招工就要上青山砍木頭。你倒好，到局里坐辦公室。”他不情愿地說：“原來，我準備把你安排在我們場條件最艱苦的四班，叫你到那里好好鍛煉鍛煉。既然林業局要借調你，那你就去吧。” 我戰戰兢兢地聽他講完話，心里陣陣發虛感到透心涼。真沒想到，我后腳剛拔出泥潭，前腳卻又踏進了火坑。當天下午，我逃難似的乘班車離開了程墩伐木場。班車在崇山峻嶺的林區公路上上下奔馳，我心里也七上八下地在翻騰：看起來，厄運還在纏繞著我。落在這個魔鬼手里，我不會有好日子過了。我暗暗地下定決心要好好完成田書記交給我的任務，爭取留在林業局工作。因為我到林業局報到那天，在林業局擔任政工科長的山東籍的老領導燕同學曾給我說過，叫我好好干，爭取留在局里工作。 回到林業局，局辦公室的主任為我調整了一個房間，作為我的臥室兼辦公室。說真的，怎樣才能編寫一臺文藝節目，我心里一點譜都沒有，不知從何處下手，憋了好幾天一個字也沒寫出來，急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與此同時，我給遠在廈門大學讀中文系的陳福郎寫了一封信，叫他給我拿個主意。我告訴他這是決定我今后命運的大事。 在林業局，雖然我的辦公室都是關著門，每天總有關心我的干部敲開我的門，到我的辦公室里閑聊，問這問那，更是叫我心里火燒火燎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經過幾天苦思冥想，我終于改變了想搞大節目的思路，決定先從小的節目開始寫。我到縣文化館找以前在一起開過業余作者會議的劉希鈴，叫她幫我找了些群眾文藝的資料，我把“文革”前群眾文藝匯演的節目搬過來改頭換面，照葫蘆畫瓢，按照一些小節目的格式，套上一些“現代、革命、造反、批判、斗爭、抓革命、促生產”的詞匯開始了創作。一時間，我文思泉涌，一發不可收拾，白天看資料和休息，晚上挑燈夜戰，常常是通宵達旦。閉門造車半個多月，我終于編寫出了反映林業工人批判、斗爭、抓革命促生產、大干快上的十多個文藝節目。大多是一些三句半、對口詞、山東快板、說唱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小節目，還編了一個山東柳琴調的說唱節目。沒過多久，陳福郎也來信了，他建議我寫一個反映大安跨省林業檢查站工作人員抗腐蝕、抵制木材非法外流的獨幕話劇。此時，有了前面十幾幅寫好的作品，我的心情也輕松了許多。根據陳福郎的建議，我專門深入到與江西省相隔的大安林業檢查站生活了幾天，了解了檢查站工作人員的工作與生活，回到林業局關起門來熬了幾個通宵寫出了一個獨幕話劇《林海哨兵》。 這時，林業局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領導班子也組成，他們對我寫的節目進行了討論、修改，又創作編寫了一些相聲等其他形式的文藝節目，搞了幾個合奏、舞蹈、獨唱，湊成了二十多個文藝節目。后來因節目很多，排練獨幕話劇《林海哨兵》的難度較大，他們放棄了《林海哨兵》的排練。演出節目確定后，從各個基層單位抽調來了一些能吹拉會唱、能歌善舞的文藝愛好者和姑娘小伙，集中到制材廠排練。經過一個多月的排練和彩排，一場綜合性的大型文藝節目終于出籠。隨后，我們的宣傳隊奔赴林業系統十幾個基層單位進行了巡回演出，受到廣大林業工人的熱烈歡迎。許多人民公社的領導還邀請我們到他們的公社駐地演出，縣文化館也邀請我們宣傳隊在縣影劇院為縣城的群眾演了好幾場。林業局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演出在崇安縣一炮打響，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稱贊和好評。在程墩伐木場演出期間，我還利用白天休息的時間在老工人的指引下，只身一人徒步六公里，沿一條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沿大山蜿蜒向上的林業便道而上，到張某人要分配我去工作的四班走訪參觀。     四班，是程墩伐木場條件最差，工作條件最艱苦的一個班組。據工人們說，從四班到砍伐山場還要沿陡峭的小路向大山上攀登二個多小時才能到砍伐木材的山場。四班工人的住房在大山便道旁邊一個小小的山窩里，兩排用木板、毛竹片、樹皮裝訂的簡陋的宿舍里住著十多位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他們早就知道我被安排在四班當伐木工人，問我什么時候來上工？我說要等宣傳隊結束后可能會來上工。實際上，我心想：這里的工作條件比農村還要艱苦十分，我可不想來。 常言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宣傳隊的演出高潮過后，男男女女的隊員們鬧出了不少緋聞和笑話后不歡而散，都回到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去了。因為我在宣傳隊演出期間負責宣傳隊的后勤工作，他們散去以后，我又處理了宣傳隊的善后工作。這期間，我想應該會有人通知我留在林業局辦公室或政工科工作。因為，曾有領導告訴我宣傳隊解散后我可能會留在林業局工作。可是我等了幾天，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忍不住找到田書記，他說暫時不好安排，叫我先到程墩伐木場勞動，有機會再說。他告訴我，一個文學愛好者要深入基層，深入第一線，深入工人群眾才能創作出作品來。事至如此，我也沒有什么可說了。八月底，我打起背包回到了程墩伐木場。 我回程墩伐木場報到時，張成明皮笑肉不笑地說：“你到底還是回來了，我還以為你要留在林業局上班呢。回來很好，你還是去四班工作。現在正是“大會戰”期間，正需要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充實第一線。我們的口號是：大干一百天，超額完成1976年的砍伐任務”。 有人說，讓我回到程墩伐木場，是林業局領導對我的考驗。我想我是能接受考驗的，四班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雖然很艱苦，但是對有著三年林業養路工作經歷，七年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生活的我來說，并沒有什么了不起。 到四班的第二天，我就跟工人兄弟們上山了。當時四班的班長是馬金善，他對我十分熱情，處處關心我照顧我。讓我干一些簡單的工作。可是我不服軟，臟活重活搶著干。很快我就學會了鏟樹皮、砍枝丫、挑桐、溜山、放滑道。我除了沒有用油鋸伐過樹木，其他的工序我樣樣都能干。咱本來就是勞動人民，只不過是坐了幾個月局機關的辦公室罷了，勞動難不倒咱。當然，新的工種的確叫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適應。比如說鏟樹皮，放倒的松樹有的直徑有20-100多公分不等，老樹皮有5、6公分厚，沒有力氣是鏟不下來的。鏟皮刀要磨得飛快，而且還要有臂力，否則是很難把樹皮鏟下來。再說“挑桐”，一根長2.5米至4米長，直徑50到100多公分的原木要兩個人挑起一頭來拖著在滑道上向前滑行，然后到滑道口上往山下放。雖然我有在農村挑120斤稻谷到十幾里路遠的公社糧站賣公糧余糧的經歷，但是要挑起幾百斤重的原木拖著走，對我來說還是新考驗。頭幾天，肩膀火辣辣的痛，腫的老高，壓幾天也就習慣了。最難的是把滑到草叢里的原木抬到滑道上來。一根原木約有三四百斤重，三條繩索三根挑棒六個人挑著往上走，山上根本沒有路，只能在灌木雜草叢中一步一步往上抬。有時候重力在別人身上，有時候重力一下子壓在你的身上，壓得你幾乎要趴下，但是你必須挺住腰桿頂住，否則木頭就會脫鉤滾下山澗，后果將不堪設想。但是，我很快就適應了這種高強度的勞動。當時，與我搭檔挑桐的老工人是廣東籍的王寬能，他對我十分熱情，非常照顧我，幫助我克服了許多困難。 有幾次，我還差點遭遇重大傷亡事故。一次是把一堆從各砍伐點歸集的橫七豎八、雜亂的原木撬開時，兩根直徑五六十公分的原木滑下來夾住了我的腿。馬金善班長見狀一聲驚叫，臉都嚇得變了顏色。飛快地跑過來用撬棒撬開了原木，見沒砸傷我的腿才松了一口氣。又有一次，我們在山上伐木時，天降大雨，一直下個不停，馬班長決定提前收工。有工人不想走原路返回，想走捷徑，說走滑道要近一半的路程。我跟著他沿著滑道四腳并用，連滾帶爬地往下走。走到一處，道路太陡，只能抓著樹枝才能往下走。我見旁邊有一棵卡在灌木叢中的原木，想扶住往下爬。誰料想，我一扶那根原木，它居然動了起來，“嗖”的一下子從我身邊擦過竄下山去了，原木沖到下面的木材堆場里。下面滑道上的原木在它的撞擊下蠢蠢欲動，稀里嘩啦、爭先恐后地飛快向下傾瀉。下面堆頭上數百根原木在上面傾瀉而下的原木沖擊下挪動起來，堆場上的橫七豎八的原木像一窩被搗了老巢的螞蟻窩，無數只螞蟻爭先恐后地亂爬亂竄。我在上面看傻了眼，半步都不敢動。那工人見狀也嚇呆了。他說下過雨后原木特別滑，動一下就飛出去了，你下次要注意。今天沒出事是萬幸了。 那時候我雖在艱苦的四班上山伐木，卻心比天高，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一心一意想深入林業第一線，深入伐木工人群眾，觀察生活，體驗生活，寫出些文學作品來。所以，我不顧一天上山勞動的疲勞，晚上在煤油燈下挑燈夜戰，奮筆疾書，急于想寫出東西來給局領導看看。我想告訴他們，論勞動我不會輸給別人，文學創作也有收獲。 我以樂觀的心態對待著一切變化，所以我整天樂呵呵的，常常在高山之上的勞動中或我們住的工棚前放開喉嚨高歌一曲又一曲。當時我最常唱的歌是《伐木工人之歌》，記得歌詞里有這么幾句“伐木工人志氣高，手中的油鋸不停地叫。放倒的樹木一排排，原木堆得滿山坳。……”惹得班里幾位尚在中學讀書的小姑娘對我很感興趣。他們問我：你天天上山埸勞動累不累？還有勁頭唱歌。更令一位叫葉田美姑娘羨慕的是，當時，張某人表面上對我很好，有幾次到我們四班山場參加勞動時直夸我“能文能武”很能干。中午在山上吃飯時，還把他飯盒的大米飯直往我碗里撥，說：小葛，你這么能干，多吃點。說實在的，要不是我確實很能干，張某人怎么會說我“能文能武”很能干呢。可是那位叫葉田美的姑娘并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中張某人對我父親和我的殘酷斗爭和無情處理。她說：張埸長對你真好，你們又是山東老鄉。你父親又是別單位的書記，你又能寫文章，你在我們四班不會待長久的。我只是笑笑。能待多久，只有天知道。 在四班，我沒有寫出半點東西，主要是與我有一墻之隔的一家何姓鄰居，弄得我心猿意馬，沒有半點心思寫東西。那所謂的“墻”，只不過是一堵只有1.5公分厚的、有縫隙的杉木板墻，隔壁放個屁都能聽得見。一到晚上，他們一家四口就涌進我的屋里又說又笑鬧作一團，你又不能趕他們走。更有甚者，晚上他們在我的屋里玩夠了，回到自己的屋里，把小孩子安頓睡著后，兩個人又開始干那事。常把床板弄得“咯吱、咯吱”地呻吟，他的老婆沈女士還經常故意發出歡快的叫喚。弄得我心慌意亂，不但寫不出東西，連書都看不進去，甚至夜不能寐。那時我已是二十七歲的大齡青年了，你說這難堪的聲響撩得我浮想聯翩，叫我怎么能寫出文學作品來呢。 后來，我實在是忍無可忍，只得到場部申請了一些木板，把離這間木屋有十多米遠的一座四面通風的廚房雜物間修訂了一番搬進去住。雖然住宿條件改善了，但是一天勞累之后，在這高山之上的工棚里，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四下黑森森的山野安靜嚇人的深山里，而我卻思緒萬千，很難平靜下來。結果，在這里住了一個月還是什么也沒寫出來。這個何某，常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幾次還到場長張某人那里反映我不與工人群眾打成一片，說我一到晚上就把門關起來，不知道在里面搞什么鬼名堂。到山埸勞動，中午我們都是帶著大米到山上臨時燒炭煮飯吃。我只是帶一些我母親托人帶來的咸菜和咸魚之類的配飯吃。他常帶些自己種的青菜，他熱情地叫我吃他的青菜，我謝絕了他的熱情。誰知他吃完飯后，常乘我不備把他剩下的殘菜剩湯一下子扣到我的飯盒里。我又不能倒掉，只得把他的殘菜剩湯都弄到我的肚子里去了。 我在四班勞動了一個月后，突然有一天，張某人叫我與一位叫周月龍的工人到縣城給林業局一位叫占圣合的汽車駕駛員家私人蓋房子。我只得打起背包到縣城溪東駕駛員占圣合的家中幫他蓋了一個月的房子。在這期間，我與縣城的同學有著廣泛的接觸，特別是劉助民的家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們談論的話題都是“四人幫”作威作福、禍國殃民的事情，我們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當我回首這段往事的時候，至今，我都沒弄明白當時張某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叫我去給姓占的駕駛員蓋房子的。 忽然有一天，有線廣播里哀樂聲中，廣播員沉痛地向全國人民宣告：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于9月9日逝世。整個縣城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人們默默地站在廣播下聆聽著廣播員的訃告。人們不敢相信，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怎么就突然離我們而去。記得有科學家預測偉大領袖毛主席能活150歲啊。隨后的時間里，縣城各單位都在忙著追悼毛主席。北京召開追悼大會那天，我在姓占的駕駛員家中打開收音機，組織幾個幫工收聽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向毛主席致以沉痛的哀思。恰巧，這天張某人也到了這里。他非常奇怪地看著我為什么會組織收聽追悼大會實況。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質疑像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革命”對象的另類人為什么還會沉痛悼念毛主席？ 實際上，他并不理解我們對毛主席的感情。“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家雖然遭到那些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甚至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行企圖把我父親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當時，雖然身陷囹圄，我父親和母親經常講當年選擇參加共產黨，跟著共產黨、毛主席打天下的路走對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現狀十分混亂，國民黨、共產黨、日本鬼子在中國大地上展開了混戰。到底跟著哪一股力量才能生存？我們家族的親戚們都選中了共產黨。事實上，這條路是選對了。我母親常講：要不是跟著共產黨、毛主席打天下，能有我們新中國成立后的好日子嗎？我在農村插隊，遲遲不能調上來，常常悲觀失望發牢騷，我母親總是安慰我說，要相信毛主席，他總會把你們都調上來的。至于，我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困境和磨難，他們都終究是那些不按毛主席、共產黨的政策辦事的人，那些公報私仇、品質惡劣的小人。 九月底，張某人又通知我回到程墩伐木場四班勞動。回到四班后，我又隨四班的工人們轉到一個叫“苦竹坑”的山場勞動了一個月。“苦竹坑”在四班對面另一座大山深處的山坳里，到這里伐木要從四班走六公里林區便道下到山底，再沿另一條林區便道向“苦竹坑”走三公里才到山場，一天只能在這里干四個多小時，其他時間都在來回的路上。 在這期間的十月，我們迎來了黨中央、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我們全場的工人還衣著整齊的勞保服飾赴縣城參加林業局黨委組織的全局十多個基層的干部職工到縣城參加了崇安縣革命委員會召開的聲勢浩大、史無前例的全縣公職人員堅決擁護黨中央粉碎“四人幫”偉大勝利的大會和盛大游行。真是大快人心，人心所向，普天同慶，歷經十年內亂和苦難，我們終于熬出頭了，再也不用終日生活在動亂的恐懼之中，整日擔驚受怕地過日子啦！ 3 ? 這位叫葉田美姑娘說得不錯，我在四班是待不長的。在縣城幫占圣和蓋房子期間，我也經常到林業局走走。有一天，財務科的主辦會計黃墨惠告訴我，建陽地區林業局決定培訓一批財務人員，解決各縣基層單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以來財務人員青黃不接的問題。經縣林業局黨委會研究決定叫我和林業局放映員劉劍文等另外六位青年職工參加建陽地區林業局在邵武林業局舉辦的為期四個月的工業財務會計培訓班。說我正好在縣城，就叫我填了一份參加工業財務會計培訓班登記表，并告訴我可能在11月初就要到邵武市林業局報到學習，叫我在場里等候通知。當時，曾有一段時間傳聞林業局黨委似要調我父親到林業局財務科擔任科長，黃當時對我的態度不錯，有討好我之嫌。 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十月里，我在程墩伐木場不動聲色地在等待林業局的通知。可是，10月份過去了，11月又過了幾天，我一直沒有接到林業局通知我到邵武林業局參加財會培訓班的通知。我請了一天假到局財務科去打聽，黃墨惠告訴我：通知早在一個星期前就寄去你們埸了。怎么，你沒接到通知？這個星期就要到邵武林業局招待所去報到了。他叫我趕緊回場部問問。我趕回程墩伐木場，到場部辦公室找到時任場部辦公室文書的肖培宏，問他可有林業局叫我去邵武參加財會培訓班的通知。他面有難色，先是說沒看見，后來又叫我去問埸長。 我找到張成明說：張埸長，林業局黨委會研究叫我到邵武參加財會培訓班。通知都來了，場里怎么還不通知我呢？張成明說：埸里還沒有研究叫誰去。我說：林業局的通知不是說叫我去嗎？張成明又說：我們埸不需要財務人員。我說：聽局財務科的黃墨惠說，這次培訓的財務人員不一定回本單位，局里要統一安排。張成明譏諷的說：那就更不能叫你去了！哪有這種好事，我們單位出錢培訓人才給別的單位用？我說：張埸長，你不要這樣，這是林業局黨委研究決定的。明天就要到邵武報到了。張成明不耐煩地說：我管他哪天報到？我說不行就不行。誰研究決定的也沒用。我說：那我要去林業局找領導問問。張成明蠻橫地說：你找誰問都沒用。 第二天，我又趕到縣城林業局，分別找到黨委書記的田錫久、局長田振民、副局長張森瑞，財務科黃墨惠，反映了張成明不讓我去邵武參加培訓班的情況。局長田振民說：這個張成明怎么這樣？你先回場里去，我們再研究研究。我說：今天，劉劍文他們都去邵武林業局報到了。田局長說：那你在縣城等等，我找田書記他們今天就研究研究。這天，我在縣城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天。晚上我找到田振民局長問：田局長，你們研究了沒有？他說：我和田書記、張副局長碰了個頭。局黨委研究決定還要叫你去參加財會培訓班學習。但是不能通知你本人，我們會叫張埸長通知你的。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此時，已是晚上6點多，天上正下著大雨。哪里還有車到程墩伐木場呢？我心急如焚。雖然此時正值寒冬臘月，天寒地凍，我卻急得渾身冒汗。我想今天田局長他們研究后一定通知張成明了。我不在場里，他怎么通知我呢。正當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的時候，忽然看到林業局大院里正停著一輛拉木頭的汽車，幾個人在昏暗的燈光下正往車上裝物資。我走近一看，原來是程墩伐木場的生活用車。我趕忙趕過去問駕駛員馮龔芳：小馮，你們晚上趕回去嗎？他說：趕回去。我說：能不能帶我回去？他說：不行。我說：怎么不行？他說：你看裝了一車的貨，駕駛室里已經有三個人，擠不下了。我說：我到車廂里站著就行了。他說：那怎么行？天氣這么冷，再說又下著雨。我說沒關系。他們見我執意要跟車回去，其中一位說：我這里有一件雨衣，你穿上。我十分感謝地穿上雨衣爬到車廂里靠車欄站著。汽車開出林業局的大門口時，汽車停下來，馮□□把來伸出來說：小葛，你還是下來擠擠吧。我說：我站在上面可以。他說：不行，雨越下越大了，到程墩要淋你一身的。我鉆進駕駛室，五個人把狹小的駕駛室擠得滿滿的。進了駕駛室，我頓覺渾身溫暖如春，凍僵的手腳很快就恢復了。晚上，汽車在雨中行程兩個多小時開到程墩伐木場時正好是9點鐘。這時，懸掛在場部門口的有線廣播里的廣播員正在播報：各位聽眾，今天的廣播節目到此結束。明天再會。 下了汽車，我就準備上四班。他們說：這個時候怎么能上四班？黑燈瞎火的，又下著雨？我不顧眾人的勸說，向四班走去。途經場部的木材加工廠時，我叩開了住在這里的工人黃明琪的家門，想借一支手電筒。他一家人正圍在火盆邊烤火，都勸我不要在這個時候上四班。他們見我執意要上四班，就把一把電池快用完的手電筒借給我。我又在路邊撿了一根棍子握在手中在黑暗中著雨向四班走去。說實在的，上四班的這條六公里便道兩邊的山勢十分復雜、陰森恐怖，一邊是長滿高高的茅草和前幾年栽下的樹林的陡峭山坡，一邊是陰森的、灌木叢生的山澗水溝，高山流水日夜咆哮著向下流淌。平時，大白天一個人在這條路上走都感到害怕。據老工人說，當時開辟這六公里盤山便道時，放炮炸石就砸死了幾個工人，后來砍伐這沿途的山場的木頭時也被原木砸死了幾名工人，沿途有他們的墳塋。而且，還有一個得麻風病病死的工人也埋在路邊。 走夜路對我來說，那是常事。當年在大埠大隊插隊時，我經常在縣影劇院或制材廠、綜合農場看過電影后只身一人半夜三更趕回下坂村。在樟樹大隊包隊時也經常一人或與包管東頭小隊的陳子寅在夜晚走路回樟樹大隊。記得，1972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我帶著在縣城修好的自行車前叉從制材廠趕回下坂，正遇暴風雨來臨，電閃雷鳴，當我走到離四角井村的一個小山頭下的一小石橋時見橋上有兩個亮點一閃一閃的，橋邊上是一個廢棄的水碓房，而且常聽人們說這水碓房常常鬧鬼，還出過人命案。見到小橋上的火光，嚇了我一跳，以為碰到人們傳說中的鬼了。我趕忙止住腳步，往前走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我了定神，認為往回跑是跑不過鬼的，我決定往前沖。我緊握著自行車前叉越過黑洞洞、陰森的水碓房，壯著膽子向小橋走去，到了小橋前定神一看，原來是一堆剛燒完的稻草灰在大風吹拂下忽閃忽閃著亮光，真是虛驚一場。 今晚，走在這黑暗中的深山老林里，特別是茅草叢中還時常有野獸出沒的盤山路上，奇怪的是，我卻沒有一點恐懼和害怕。這天夜晚一人走在這條險象環生的盤山的林區便道路上，反而覺得異常興奮、渾身是膽雄糾糾，甚至還想在這夜深人靜的深山老林里高歌一曲。路險腳步急，沒多少時間，我就走到了四班的工棚。迎接我的是兩只歡快的小狗和夢中被驚醒的、從門縫中伸頭探腦的工人兄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摸黑起床，包扎好被子和日常用品，鎖好我的小木屋，告別了工人兄弟挑著被窩和行李下山到了場部。我要找張成明，可找遍了整個場部，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蹤影。有人說，昨天晚上看見他乘拉木頭的汽車到縣城去了。場部辦公室的肖培宏悄悄地告訴我：昨天埸里接到林業局的電話通知了，場部上星期也接到了通知。可是張埸長說堅決不同意你去會計培訓班學習，你再怎么找他也沒用，張場長是個說一不二的人。聽肖培宏這么一說，不由我怒火中燒：看起來，這個張成明確實要跟我過不去了。我說：既然他這樣說，那我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只好自己去了參加培訓班了。肖培宏勸我：小葛，不要這樣，再等等，說不定過幾天他會同意的。我說：不能再等了，昨天另外到培訓班學習的幾個人都已經到邵武林業局報到了。我說：既然，張埸長這樣對待我，也別怪我不給他面子了，我也真豁出去給他干了。他不讓我去參加學習，我非去不可了。麻煩你轉告張成明：他這樣對待我，我只有與他干一干了。我有 “三個不怕”。第一，不怕他張成明不給我轉正，（那時，正處在招工的半年試用期滿。）第二，不怕他不發我的工資，第三，不怕他第二次把我弄到農村去插隊當農民。 場部有幾個干部聽說我要自己去邵武會計培訓班學習，也都來勸我不要把事情弄僵了。我沒有理睬他們，一意孤行，下午就上了程墩返回縣城的班車。到了縣城汽車站，便用身上僅有的五元錢花了3.50元買了一張第二天六點開往邵武市的班車票，又花了0.15元托運了行李。身上只剩下了一塊多錢了。我決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我要把事情鬧大，就是去不了培訓班，我也要離開程墩伐木場，脫離這個人面獸心的張成明的魔爪。 說來也巧，那天傍晚當我托運了行李走出汽車站時，居然在車站門口碰到張成明在南門汽車站門口。我還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忙趕上去說：張埸長，昨天你接到局里的通知我去學習的通知了吧？張某人說：接到了。但是，我們場部研究了，不同意你去參加學習。我們場不需要會計，就是要會計也不要你去。 我說：張埸長，既然你實在不同意我去學習，那我就只好自己去了。他一聽，不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的說：好、好、好，你要自己去，你就自己去。別來問我。說著就氣沖沖地朝林業局方向走去。 冬天日頭短，再加上是陰天，此時的天色漸漸暗下來。在縣城昏暗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我尾隨著張成明進了林業局大院。只見張成明在機關食堂里找到了局長田振民。我在窗口外聽張某人說：葛洪吉的兒子參加工作后都沒勞動幾天，你們怎么就叫他去學習會計呢？ 田局長說：人家小葛在星村養路段養了三年林區公路，又到農村插了七年隊，你怎么說小葛沒有參加勞動呢？張埸長，叫小葛去學習會計是林業局黨委研究決定的，我看你就別擋著不放了。田書記也是說一不二的人。張某人漲紅著臉，氣急敗壞地說：不行！不行！不能叫他去學會計！我們埸不缺會計，就是要會計，也不能讓他去學習。 聽到這里，我懶得再聽下去了。我心里罵了一句：張成明，你這個王八蛋，我操你十八輩祖宗！你再怎么說不行也沒用了，老子明天就要到邵武報到了。我心里明白：局里幾個主要領導田錫久書記和田振銘局長、張森瑞副局長都是支持我去學習會計的，量他張成明再怎么跳，也推翻不了他們的決定。現在再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無法無天，打著革命的旗號造“當權派”的反的時候了。 老實說，當時我并不想干會計工作。因為我對當會計、出納的人有成見。我在農村插隊時，目睹了大隊、小隊的會計、出納與大、小隊長狼狽為奸、同流合污侵吞集體財富的許多事情。在農村，我與他們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堅決斗爭。我當時自以為會寫幾篇狗屁不通的文章，是搞政工或文秘的材料，想當個文書什么的。離開林業局大院，我找到老同學劉助民家借宿。劉助民說他表姐夫今天殺了一條狗叫他去吃狗肉，叫我同他一起去。我便隨他到他表姐夫家大吃了一頓狗肉。吃完狗肉后，劉助民又說到縣招待所找兩位在招待所工作的朋友任勇輝、王學松打撲克牌。這天夜晚，我忘卻了一切煩惱，開心地陪他們打了一個通宵的撲克牌。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就冒著嚴寒走到南門汽車站，坐上了去邵武市的班車。? 4 ? 那天的天氣特別寒冷，班車在寒風中啟動，沒多久便駛離國道，在武夷宮大橋頭進入林區公路向邵武方向奔馳。在這條林區公路上，從零公里到二十公里的路面上，我從1966年9月至1969年3月工作了兩年多，每一寸路面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和灑下的汗水，當年在這條公路上勞動的情景歷歷在目。途經曹墩道班和道班南側幾年前新建的林區養路段段部時，我伸出頭在寒風中張望，因是早晨六點多，沒見幾個人影。望著忽閃而過的曹墩道班，不由使我浮想聯翩，十年前，十七歲的我遠離父母親，只身到這里參加工作，歷歷往事涌上心頭，令人淚目。遙想當年，我被那些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無端迫害，身不由己，無奈地含淚離開養路段。沒想到，八年過去，為了改變命運，我仍然在頑強地與其抗爭，真是前途未卜，人生多舛。 中午時分，班車到達邵武汽車站。我下車后見到來車站接我的劉劍文、陳紅英、朱玉英等六人。見到他們，頓覺溫暖如春，一掃途中沮喪的心情。他們是早我兩天到邵武培訓班報到的。他們說昨天中午也到車站來接我，撲了個空。他們說，你今天再不到就誤了今天下午培訓班的開學式了。 到培訓班報到時，工作人員叫我拿出介紹信。我說，我沒有介紹信。他說，沒有介紹信你來干什么？我說，林業局研究叫我來學習，但是我單位的領導不同意，我就自己跑來了。他說，那怎么行？沒有介紹信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能報到。我指著劉劍文說，他們幾個人可以證明。以前我在林業局填過參加培訓班登記表的。這時，負責培訓班的建陽地區林業局財務科長傅公威聞聲走過來，他聽了我訴說的情況后說：你既然來了就先住下吧。什么時候我打電話問問你們的田書記再說吧。隨后，培訓班就開學了，我們每人都發了一套《林業森工工業會計基礎知識》的學習資料，我借錢購買了算盤之類的學習用品開始了緊張的學習。 雖然，我身在培訓班學習，可是我的心里卻是七上八下，沒有一刻安寧。我時時都在等待著培訓班領導叫我回去。那時，在培訓班的伙食費也是欠著的，由于我在農村學會了吸煙，在培訓班一天抽一包地香煙的錢也是欠同學們的。誰知，過了一個星期也沒見傅科長通知我回去。有時他碰到我就像沒有那回事那樣。終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到他的辦公室問他：傅科長，你給田書記掛過電話沒有？他說：掛了幾次沒找到他，你就在這里學算了。這時我才放下了一直懸著的心，開始安下心來。 說安心，實際上我還是不安心。一天深夜在培訓班的會議室里我給田書記寫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信，歷數了張成明在“文革”以來種種的“打、砸、搶、抄”的行為，控訴了他“文革”初期帶領森工系統的造反派如何批斗森工系統的老干部，殘害老干部，踩著老干部的身體往上爬的惡劣行徑，又控訴了他1969年3月伙同制材廠、養路段的造反派，蠻不講理強行停止我的工作，逼迫我到農村插隊的過程。 田書記雖然沒有給我回信，但是他卻在半個月后到培訓班來看望我們了。他見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說：小葛，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在這里安心好好學習。我又給他反映，張成明讓場里的出納停發了我的工資，還叫總務不要給我寄糧票，至今我還欠著培訓班的伙食費。田書記說：這個張成明。我回去再做做他的工作。 這個張成明是王八吃秤錘，鐵了心要給我過不去。我到邵武后，他叫場部的出納停發了我的工資，并不準場部總務老莊給我寄糧票。我在邵武培訓班幾個月一直欠著食堂的伙食費。直到培訓班結束前，林業局的領導才做通了他的工作，他才同意出納和總務給我寄錢寄糧票。 1977年1月末，邵武財會培訓班結束后，我們回到林業局。誰知，田振銘局長說，春節快到了。你們先回單位，春節以后再安排。我死活不肯回到程墩伐木場。我在縣招待所住了一個星期，天天到局里問我的安排問題。他們幾個領導也知道我要是回到程墩伐木場，張成明是不會給我好果子吃的，就我的工作安排問題又碰了一個頭，決定安排我到桐木伐木場擔任出納。但是，我堅決拒絕了他們的安排。我的原因是：桐木伐木場是張成明發跡的老窩，他就是在這里靠造反起家的。這里聚集了森工系統中一批兇神惡煞的山東籍的造反“精英”。把我安排在這個伐木場工作，不是把我往老虎口里送嗎？當時，林業局的領導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慘遭造反派批判、斗爭的折磨，個個歷經磨難，九死一生。聽了我拒絕去桐木伐木場工作的理由后，他們十分理解我，就決定把我安排到大安伐木場做出納工作。 可是，當我拿著林業局的調令到程墩伐木場辦理行政、工資關系轉移時，張成明不但交代場部文書肖培宏不準給我辦理調動關系。甚至，還交代場部的通訊員不準我住場部的招待所。當我硬要住進招待所時，管理招待所的那位傷殘工人說：張場長說的話很硬的。他說不行，就是不行。他哀求我不要為難他。我只得找到在場部當檢尺員的、曾經與我一起在林業局宣傳隊待過的李德魁，在他家住了幾天。 我在程墩伐木場等了好幾天，天天去找張成明，他根本不理采我。此時，年關已近，我心急如焚。后來，場里的一些干部和老工人也看不過了，在眾人的勸說下，張成明才十分勉強地、極不情愿地同意肖培宏給我辦理調出程墩伐木場的行政、工資關系轉移證。說起來很好笑，那天我拿著文書肖培宏給我辦好的行政、工資關系轉移證，叫他在“單位首長”的位置上蓋章時，他從抽屜里拿出他的私章，在印油上沾了沾印油，對著印章哈了幾口氣正往轉移證上蓋章時，忽然往下蓋的手在半途中停住了。他瞥了我一眼說，這個章蓋下去可就便宜你了。他放下印章說，不行，我們再研究研究。說著把他的印章放進抽屜。原來我見他要蓋章時，高懸的心已經放下了。見他半途又改變了主意，我的心又懸起來了。 我二話沒說，就出了他的家門。我離開了他的家。找到肖培宏，說他又變卦了。肖培宏說：小葛，你就不會給張場長說一句軟話嗎？我惡狠狠地說：休想！叫我低三下四地求他？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樣？下午，肖培宏通知我說：場長蓋印了，叫我去拿轉移證。說完，他還拍了拍我的肩膀。 當我拿到行政、工資關系轉移證的時候，這天下午唯一的一趟開往縣城的班車已經開走了。傍晚，我在寒冷的、空無一人的場部邊的林區公路上來回徘徊，耐心地等待，希望能碰到一輛拉木頭到縣城的汽車。那天的夜晚十分寒冷，我一直在寒風中等到九點多鐘。正當我感到悲觀失望，愁著今晚到誰家借宿的時候，突然看見一輛華東貨車隊的吊車在夜幕中開進程墩，向程墩大隊部駛去，我趕緊追趕過去，看看是否認識駕駛員。因為，當年老同學劉助民在華東車隊駕訓班培訓時，我常去找他玩，駕訓班所有的學員我都熟悉。走近一看，天呀！原來開車的居然是我最要好的老同學劉助民。原來，他到程墩大隊一位叫尹元明同學家中拉幫他挖的冬筍。由于我在程墩待的時間很短，而且是住在高山之上的四班，很少到場部，還真不知道程墩村還有一位在這里插隊落戶的、至今還沒調出去工作的尹元明同學。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沒想到劉助民會在這個時候開著汽車出現在這里。真是天神降臨，救了我的大駕。那天夜晚，尹元明同學用米酒和佳肴熱情接待了我們。當我乘坐著劉助民的汽車回到縣城，敲開我哥哥的家門時，已經是午夜時分了。 到如今，雖然已經是數十年過去了。但是，1976年所遭遇的喜樂悲哀，甜酸苦辣，實實在在是我耿耿于懷，刻骨銘心、永遠都不會忘卻的。 　　時隔28年后，我愛上了騎自行車運動，20多年來，我近20多次與我不同的騎友騎著山地自行車往返90公里，沿著林區公路翻山越嶺挑戰武夷山西部的崇山峻嶺。每當途經程墩村和程墩伐木場時，都要在這里駐足拍照留念。給我的騎友們講述我在這里的遭遇。 　　遠方是程墩村和程墩伐木場場部所在地。 　　遠方是程墩村和程墩伐木場場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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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轉折點---1976年

葛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