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50年前學習文學創作的經歷

葛春光

三月來臨，四月將近。50多年來，每逢四月，我總有幾天不由自主的要回顧1969年4月6日被迫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當農民的往事。而且，還要在當年被迫下鄉的那天到我插隊落戶的武夷公社大布大隊故地重游，追尋往事，述發一番歲月的慷慨。 　　 　　圖為：當年與我一起到武夷公社大布大隊插隊落戶當農民的同學。前排左起：我、彭澤、陳福郎。后排左為聶妹仔，右為葉靜明。 彭澤和陳福郎是高中生，我和葉靜明、聶妹仔是初中生。 聶妹仔與葉靜明安排在大布小隊，彭澤到鐵嶺下小隊，我與陳福郎被安排在下坂小隊。 屈指一算，到今年4月，已是55年了。回顧7年插隊當農民的生活，最令我難以忘懷的還是在農村學習文學創作的情景。 現將我的傳記《與共和國同行》中的第十二章《學習文學創作》摘錄如下： 學習文學創作 ? 1 ? 說實在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有時候我覺得真要感謝這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的“偉大”號召。從文化程度上來說，我實在不配 “知識青年” 這個稱號。因為我只上過幾個月的中學，而且從不做代數課作業，怎么能稱得上初中生呢？誰知，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卻使我名正言順地成了共和國 “老三屆” 的初中畢業生。從此以后，在我所填的任何履歷表上的學歷的欄目中，我都填上了“初中”兩個字。實際上，我只是一個高小畢業生。 讓我真正感受到沒有文化的痛苦是1969年夏初。當時，我父親所在單位的“革命”造反派為了徹底打倒我的父親，借中央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派倆個工人到我的山東老家搞了兩次外調，他們在我的山東老家造謠說我父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打響了崇安縣第一槍，挑起兩個造反派組織的大型武斗，造成兩個革命造反派組織人員傷亡，又說我父親在崇安縣10年間調動了好幾個單位，肯定有很多問題，要不怎么會調動那么多單位，他們企圖激起我家鄉的人們對我父親的憤怒。他們回來后，給我父親編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說據當地老百姓說我父親在1941年的一天，帶領日本鬼子的一個小分隊為追擊一伙向他們放冷槍的土八路包圍了山南村，燒殺掠搶，把我父親描述成一個殺人放火、十惡不赦的漢奸；還把我“白皮紅心”的爺爺在1941年2月被日偽軍頭目杜成清（1943年初，被我抗日政府鎮壓）伙同土匪綁票撕票的事實進行歪曲，說成是被八路軍槍斃的。 為此，我父親、哥哥被關進“學習班”，遭到革命造反派的無情斗爭，殘酷迫害，逼著他們交代這些罪行。他們還說根據我家鄉貧下中農的強烈請求擬把我父親定為“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公職，遣送回山東老家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改造。為了讓家鄉的人證明這些被人胡編亂造的強加在我父親頭上的“莫須有”的罪行都是不實之詞，我給父母親在山東老家的親朋好友們寫信，要求他們找當時的老人、當事人、當地政府機構證明當時的真實情況，還我父親的清白。 　　圖為：1972年5月福建生產建設兵團再次到我山東老家外調，推翻了前二次制材廠的造反派給我父親胡編亂造的莫須有的罪名，還了我父親的清白。 　　可是當我把我寫的信給我哥哥看時，我哥哥說，這是你寫的信？你怎么連一封信都寫不清楚，你的信叫人看不懂，根本不知道你要他們給你證明什么。 這時，我才意識到我這個所謂的“知識青年”沒有多少文化，連一封信都寫不清楚。再說，當時我們在農村與資本主義思想斗爭時，陳福郎寫的那份很有水平的揭發信對我的觸動很大。相比之下，真是天壤之別。巨大的差距使我意識到學習文化的重要性，我決心利用在農村插隊的日子里抓緊學習文化，自學完成中學的課程。但是中學的課程數、理、化、幾何我幾乎都沒學過，沒有一點基礎，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要學這些科門那是不可能的。再說，當時“讀書無用論”的思潮在社會上十分流行，知識和文化都成了“罪惡”，是被革命的對象，有文化和知識的人都是被整個社會鄙視、革命、打倒、清除的對象。而沒有文化的工農兵、大老粗、窮光蛋最革命、最光榮，是主宰這個社會的先進代表。知識青年就是建國以來學了太多的文化才被趕到農村插隊當農民接受勞動改造的，誰還敢自討沒趣學文化往死胡同里鉆呢？再說，在農村的現實生活中，數理化好像一點用處都沒有。但是，當下沒有文化的痛苦，激勵著我要繼續學習文化。 我決定專學語文，在小學期間我曾有兩個年級語文課的成績很好，有一定的語文基礎。再說，我還有1965年上初中時在崇安二中購買的一本新華字典，看不懂的字可以查字典。我把我的學習計劃告訴陳福郎，請求他把他念過的初、高中的語文課本借給我學習，陳福郎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很快就從家里搬來他過去讀過的語文課本給我。雖然，當時我很想學習文化，但是我沒有系統地計劃，也沒有太多的耐心，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囫圇吞棗地把這些初、高中的語文課本都讀了一遍。從此，自學文化知識的努力和堅持寫日記沒有中斷過，經過一年多的學習，我的文化知識水平有了一些提高。 2 ? 由于我們在農村的勞動和生活十分艱苦，精神倍受煎熬、與資本主義的斗爭激烈，我堅持記筆記，把當時的生活記錄下來。現在看來，這些筆記雖然錯別字很多，語言不怎么通順，但是它真實地記錄了當時我在農村的生活。曾有幾天的在筆記中，我表達了想把這些生活寫成書的愿望。當然，那只是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而已。我自己沒有這個能力，曾多次鼓動陳福郎把我們如火如荼的斗爭生活寫成書。 1970年春節過后，陳福郎說他的外婆也要到這里來居住，為他煮飯，照顧他的生活。在陳福郎的鼓動下，我們決定搬到上坂廟里居住。要搬到上坂廟里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住在余富生家，被陳祖好一伙認為我們是與余富生是一伙的，與陳祖好的那一伙產生了很大的隔閡。為了緩解與陳祖好一伙的矛盾，促使我們搬到廟里居住。上坂廟稱“玉封富廟”，據說有幾百年的歷史，中間的神壇中擺放的眾神像在“文革”初期已被造反派砸碎，但是廟內兩側的廂房為迎接下鄉的知識青年和下放干部，被用杉木板隔起來，修繕一新，可以住三戶人家，而且還有比較寬敞的地方可以作為我們的灶房。陳福郎住在北面的一間小屋，他隔壁還有兩間小屋，被他用來養豬和雞鴨。大堂神龕前的供桌上，陳福郎還養了幾只可愛的小兔子。我住的南邊小屋旁壘起了兩口鍋灶。但是，在陳福郎住的只有兩米高的北屋廂房的閣樓上放著兩副棺材，我住的南屋廂房的閣樓上放著抬棺材用的整套工具，看起來怪怪的有點嚇人。可我們都是“無神論者”，這些東西沒給我們造成心理障礙。我曾搞笑地說：抬棺材用的工具抬著我們住的廂房這兩口活棺材。 由于上坂廟大堂寬闊容得下幾十個人，這里是下坂生產隊的一個活動中心，分散住在上坂下坂兩個小村莊的社員們白天勞作了一天都要把工分簿拿到這里記當日的工分。生產隊召開的各種大小會議和組織政治學習都要到廟里進行。 搬進上坂廟里以后，我們也安下心來，白天與生產隊的社員們一起勞動，收工后精心伺弄生產隊分給我們的三分自留地。我們在自留地上種下了各種蔬菜、地瓜、小麥，我還到山溝里開墾了一塊荒地種下了幾十棵芋頭。 插隊的生活平凡而安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我們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晚上記過工分以后，社員們散去，我們就各自在自己的低矮的廂房里昏暗的煤油燈下讀書、學習、寫筆記。記得當時陳福郎寫過這么兩句詩文“晨起暮歸圖生計，晦氣滿盈沖矮檐。”說明了當時我們的情境。艱苦的生活平凡而安寧，每天除了白天勞動和晚上看書、學習、記筆記似乎沒有什么好想的了。當時，領袖號召我們扎根農村當一輩子農民，沒有太多的想法了。這一年，我想的更多的是搞好那三分多的自留地，能有個好收成。爭取每月多出幾份工，多掙些工分，爭取年底生產隊分紅多分些錢。 ? 圖為：當年我們在上坂居住的：玉封富廟 3 ? 忽然有一天，陳福郎三位在其他公社插隊的同學來找陳福郎，打破了我心中的平靜。 他們都是陳福郎的同班同學，他們說“十.一 ” 期間在縣城碰到陳福郎，相約要到這里來看陳福郎寫的什么長篇小說，可是那天陳福郎到縣城去了。我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因為他們中間有兩位我認識，一位是新華書店街道對面文化館隔壁刻印章的老王的兒子王一騰，1963年我的家住在新華書店時，他父親常找我父親下象棋。一位是縣醫院紅鼻子李醫生的兒子李日勤，1961年我住在醫院宿舍大院時還常與他一起玩耍（那是八年前的事了）。他們倆分別在興田公社黃土大隊和星村公社黃村大隊插隊落戶。 他們說十月一號那天他們在街上遇到陳福郎，聽他說寫了一個什么長篇小說，主要是寫他到這里的農村插隊后的生活與斗爭。他們還要我介紹一下陳福郎在這里的生活與斗爭，我說陳福郎在這里的生活與斗爭與我是密不可分的，我們是并肩做戰。于是，我就把我們到下坂小隊插隊所經歷的生活和與陳祖好、省上來工作隊的斗爭向他們一一做了介紹。 他們聽了我的介紹后都為我們在這里的遭遇感到惋惜和憤慨，說他們那里沒有這些事。隨后，他們還到陳福郎住的房間里翻看了一番，發現他正在寫一部書名為《武夷風暴》的長篇小說。 中午，我煮了一些飯菜招待了他們。飯后，我想多留他們一會，等等看陳福郎會不會回來。他們說從這里走到縣城有十多里地，走到城關要很長時間。送出廟門口，我與他們一一握手告別。?? 聽說陳福郎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的消息，對我的觸動很大。我想這個陳福郎真會保密，我與他在一起共同勞動、生活、斗爭了一年多，我居然不知道他在寫長篇小說。過去，我常給陳福郎說我們的斗爭生活這么激烈，我們要把它寫成書。沒想到，他居然不動聲色地已經寫好了。晚上，陳福郎回來后，我告訴他李日勤和王一騰來看他的長篇小說的事。他只是笑笑。我說能不能把你寫的長篇小說給我看看，他也沒給我看。 我問他：你怎么會寫長篇小說呢？他說，1967年冬天，他回學校看看什么時候開始上課，看見同學們荷槍實彈，一副天下舍我其誰的派頭，一中的兩派紅衛兵正處在對峙的斗爭中，他看到這場兩派的斗爭沒有盡頭，看見學校的圖書館被砸開于是撿了一些文學創作談、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圖書，告別了學校，回家當了逍遙派。1968年，一中紅衛兵造反鬧革命的熱潮過去后，他不愿參與社會上各派別根據“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號召組織的“文攻武衛”，閑在家里又沒有事干，1968年他就把這些文學創作的理論書都學習了一遍。1968年冬天他就嘗試著開始學習文學創作了，他想寫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沒想到到大埠插隊以后，才知道大埠村是土地革命時期崇安縣第一個中共黨支部誕生的地方，崇安縣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徐履俊是大埠村的人。聽了這里的人們講述后，他就想寫一部反映閩北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長篇小說。目前，他已經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初稿，大約有19萬字。聽了他的講述，令我驚嘆不已，沒想到他小小年紀居然有如此大的雄心壯志。 我說，你的那些文學創作的理論書籍能不能借給我看看，我也想學習寫作。陳福郎一開始用懷疑的口氣說：你的文化底子太薄了，怕是不行。后來他又說，只要有志向，有雄心壯志，沒有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寫出文學作品。他說工人作家胡萬春，軍人作家高玉寶就是一邊學習文化，一邊學習寫作的。很快，他從家里搬來幾本文學創作的理論書籍。我重點學習了《文學概論》和趙樹理、柳青、周立波、劉紹棠、劉白羽、胡萬春、高玉寶等許多作家的創作談和有關文學創作技巧的經驗介紹。特別是胡萬春的《我是怎樣學習文學創作的》對我的影響和幫助很大。這期間，我還學習了《毛澤東論文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在軍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等一些指導當時文學創作的理論文章。按照當時的文學創作指導理論，要“三突出”，要創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讀了這些文學創作的理論書籍后，我的思想有了一個很高的升華，再也按奈不住蠢蠢欲動的心了。 但是，像我這種文化程度要想寫作確實是很難的。我試著寫出了幾篇所謂的 “作品”，拿給制材廠一位叫陳旭的人看。聽說他也是文學愛好者，“文革”前曾經寫過電影文學劇本。沒想到，他看過以后，還拿給我父親看。他無不譏諷地說：葛書記，你的兒子要想當作家啦。你看看這是春光寫的東西。他告訴我父親，這些東西寫得亂七八糟。他還說小學畢業生還想當作家，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有一天我找他，叫他談談對這幾篇所謂作品的看法。他給我潑了一盆大大的冷水，澆了我一個透心涼。他說，你寫的這幾篇東西我看過了，連小學生的作文都不如，像你這樣的文化程度，要想寫書當作家恐怕比登天還難。他說，人家那些作家都是大中院校畢業，經過嚴格地培訓才成為作家的。你只有小學文化水平還想當作家，有些自不量力，是異想天開。他們那些作家好比是精心培育的花朵，你只是荒山野地的野草而已。 我父親也給我談了一次話，他說，現在整個國家都在批判文學作品，那些寫書的作家都被打成反動文人了，個個被斗的九死一生。現在提起文學人人都怕沾上邊，你倒好，反而要學習文學創作，想當作家。再說你只有小學文化程度，要想寫出文學作品是很難的。當初，我叫你好好學習文化，你不想上學，一心想參加生產勞動，現在你還想寫作當作家，你后悔了吧。我勸你還是不要學這些東西，還是學一些其他有實際用途的東西。我辯解說，人家胡萬春、高玉寶都是小學文化，都能當作家，我也能當作家。我還說，現在不學習，以后更后悔。 后來，有關我想寫書當作家的事被很多人知道了，冷嘲熱諷不絕于耳，說什么的都有，有的說我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有的說我“不知天高地厚”“異想天開”。我成了人們嘲笑的對象，有的人甚至當面譏稱我是“葛作家”“大文豪”。有的同學們還戲稱我是“大埠的癩蛤蟆”。 4 ? 盡管反對我學習文學創作的人很多，但是沒有任何人能動搖我學習文學創作的決心。反而更激勵了我的決心和信心，當時我的筆記里記載了這樣的誓言：誓把文學創作當作我的畢生事業。指出，文學創作是我的唯一出路。還指出：勝利是屬于永恒的人，堅持不懈的人，勇往直前的人，充滿自豪感的人。 唯一支持我學習文學創作的人是陳福郎。他見我的決心很大，鼓勵我抓緊時間學習，爭取早日寫出作品給他們看看。說他取了一個筆名叫“陳光”，你也應該取一個筆名。我取的筆名是：葛藤。取這個筆名主要是受陳旭的影響，他既然說我是荒山野地里的野草。我想只要堅持不懈努力奮斗，說不定荒山野地里的野草也能長成棟梁。我們上山砍柴時，發現漫山遍野生長著一種叫“葛藤”的植物，根部可加工成淀粉，有很旺盛的生命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三年困難時期，它粗大的根部被人們加工成葛根粉當作食品，填飽了許多人的肚子，挽救了很多生靈。我就以“葛藤”為我的筆名。 認準了這個目標以后，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文學創作的理論知識。摘錄了許多名人名家的名言和創作心得體會，抄錄了一些作品精彩的描寫片段，寫了許多學習筆記。我青春年少志氣大，心比天高，急于求成。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初步掌握了一些文學創作知識，就躍躍欲試，一開始就想寫大部頭，想一口吃成一個大胖子。 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思冥想的構思，我計劃寫一部反映知識青年參加農村“三大革命斗爭”題材的長篇小說。我以我們插隊生活和與資本主義思想斗爭的生活為主線，知識青年與階級敵人破壞人民公社作斗爭的事例為素材，構思了許多復雜曲折的故事情節。同時，還收集了報刊上介紹知識青年的先進事跡。特別是報刊上介紹的上海知識青年金訓華到黑龍江省農村插隊落戶期間為搶救國家物資犧牲于激流中的英雄事跡，更激發了我創作以知識青年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的欲望。我把這部長篇小說取名為《青春似火》。 1971年5月16日，我不顧文化底子淺薄，在大埠村余進祥的那間小屋里開始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一旦進入創作過程，我整個身心都沉浸在創作的迷夢中不能自拔。我不分晝夜，疾筆奮書。有時為了創作沖動的連續性，我足不出戶，經常白天經常不出工，夜晚通宵達旦地寫。經過半年的浴血奮戰，1971年12月27日深夜，我終于完成了《青春似火》提綱似的約有20萬字的長篇小說初稿。 　　寫完初稿以后，我激動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特寫了一首不知是不是詩的長“詩”，以紀念這不尋常的學習創作和寫作的經歷。現抄錄如下：? 《文學創作的開端》 —為學習創作一周年而作?? ? 1 夜，靜靜地。 我抬眼遠望：啊，這迷人的夜，多么美…… 斜月落在我的身上，“睡吧，你看那弦月將落。” 朋友，今晚我怎能入睡，你可知道？ 我學習文學創作整整一年了啊！ 這難忘地一年，不尋常的一年 曾起過多少風波…… 2 一年前，這大海波瀾翻滾的世界上， 我像一葉小舟碌碌無為漂泊而過。 “為祖國獻身的途徑在哪里啊……” 我常為人生的前程而困惑。 看，神州建設日月傳捷報，英雄處處奏凱歌。 然而，我卻在碌碌無為度日月。 二十二個歲月過去，是何等的失落。 3 啊，在這人生的旅程中， 在大海中漂泊了二十二年地我， 終于尋覓到前進的航標。 文學創作的遠景在向我招手： “快趕上，革命的文學事業需要你們： 戰惡浪，迎狂波。” 有雄心“四卷”指方向， 我為社會主義事業動筆墨。 4 沒想到，社會上的無能之輩緊緊地扯住我： “你這不是自討苦吃嗎？這條路走不得。” 一些“過來人”不懷好意地說： “闖什么，大海里漂泊照樣過。” “小學文化還想搞創作？真是不自量力太可笑。” “這條路走不得，多少人在這條路上淹沒。” 5 初出茅廬、不知虎威的我， 嚇住了，猶豫了，目光淡漠…… 產生了可恥的動搖。 啊——你看那狂風巨浪潮漲潮落…… 卑鄙齷齪的小人，人面獸心，張牙舞爪好似惡魔。 怎么辦？前進還是退卻？ 雄文“四卷”暖心窩， “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拓開了我的視野。 對！為了社會主義文學事業，怕什么！ 縛人的框框要打破。 光輝思想指導我，心明眼亮，針鋒相對戰惡魔。 6 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我昂首闊步走向前， 歇斯底里地咒罵算什么！我的紅心火樣熱。 是什么豐富了革命者的智慧和喜悅， 正是那階級斗爭的烈火。 火紅的生活，火熱的斗爭需要我們去創作。 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 為無產階級的文學事業， 我堅定了信心，為祖國的文學事業發一分熱， 大膽創作——誓做新一代文藝工作者。 7 前進的道路，曲曲折折。 冷嘲熱諷怎肯熄滅， 那無數的風波，懦夫庸人的思想又在纏住我…… 曾有一度，我又陷入人生的困惑。 “人，為什么而活，為什么而活！” 幾經痛苦，幾經掙扎， 遠大理想終究戰勝了困惑。 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掙脫了旋渦。 我向毛主席表決心： 敬愛的毛主席，我要迎狂風，戰巨浪，百屈不折。 為無產階級文學事業獻出我的一切， 為英雄的時代、英雄的人民塑造贊歌。 8 手中的豪筆不停地飛舞， 《青春似火》大膽創作， 奮戰二百多個日夜， 難忘啊，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夜， 《青春似火》完成了初稿的創作。 火紅的青春， 火熱的紅心， 滿載長篇小說《青春似火》。 9 啊，太陽出來，山林盡染，萬道紅波， 懷著創作的歡樂，邁開大步迎朝陽，我放聲高歌。 今天，我終于邁過了堅定的第一步。 今后的道路啊漫長而曲折， 我要堅定不移往前走啊， 繼續干那－－平凡而偉大的事業。 一九七二年元月八日午夜于大埠 　　陳福郎看了《青春似火》的手稿后驚訝不已，他說他一口氣讀完了這部手稿。他說，沒想到，你還真的寫出了長篇小說。他認為這部小說寫得很好，有生活，構思巧妙，故事性很強，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生活。我沒想到他會給這部初稿這么高的評價，陳福郎的評價給我增添了繼續創作的信心。 5 ? 不久，我們搞文學創作的事也被一些官方人士知道了。我們勇敢地走進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崇安縣革命委員會的文教組（相當現在的宣傳部），一位叫王文國的工作人員接待了我們。當他聽說我們在寫長篇小說的時候，對我們十分支持，當即送給我們一大捆20多本印有“崇安縣革命委員會”的稿紙，十幾瓶籃墨水。得到這些稿紙和墨水，令我們感動得不得了。我們如獲至寶，這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當時對我們這些一貧如洗的知識青年來說，這真是一筆了不起的巨大財富。這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我們創作得干勁倍增，信心百倍，似乎看到了美好的前景。 當時，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黨中央開始重視文藝工作，發表了“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30周年”征文啟事。讓我們看到了文藝復興的希望和曙光。這時期，各級宣傳部門聞風而起，開始重視文學創作。這年，《福建文學》雜志又要復刊。這期間，縣文教組也會叫我們參加一些會議。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結識了到崇安縣走訪業余作者的我省“文革”前的老作家姚鼎生、魏世英等人，這對我們的創作有了一個很大的推動和促進。 1972年上半年，身患腰疾的陳福郎強忍著病痛頑強地開始了他那部反映閩北土地革命時期的長篇小說第二稿的創作。 經過半年的痛苦思索與重新構思，我也于7月10日冒著酷熱在大布小隊余進祥的一間小屋里，開始了長篇小說《青春似火》的第二稿的創作。我完全放棄了參加生產勞動，關門閉戶，夜以繼日，如醉如癡地進行創作。開始學習文學創作后，我學會了抽煙，以一天一包0.15元的香煙，一天寫一萬字，一天寫一個章節的速度奮筆疾書。我常常是關在屋里寫一個星期，就參加幾天耕山隊的勞動，或者外出散散心。休整幾天又繼續寫。墨水用了好幾瓶，鋼筆尖寫壞了好幾個，稿紙用了一本又一本，右手中指的第一個關節上磨出了一個老繭。經過三個多月不尋常地日日夜夜，1972年9月22日午夜，我完成了《青春似火》的第二稿創作。第二稿比第一稿增加了更多的章節，故事情節更加離奇曲折，人物的塑造也豐滿了許多，字數也從20萬字增加到近30萬字。當我寫完第二稿，身體幾乎垮了，十分虛弱。在這以前，陳福郎也完成了他那部將近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 　　圖為：1977年1月，與陳福郎重返大埠村時我在余進祥的屋前留影。在這座屋里一間不足九平方的小房里，1971---1972年，我在煤油燈下完成了長篇小說《青春似火》的第一稿和第二稿。 6? 1973年元月的一天，我和陳福郎把我們的長篇小說手稿送到縣革命委員會文教組，想叫他們審查。那天文教組的領導們正在開會，當他們看到我們送上的兩部沉甸甸的長篇小說的手稿，很是驚訝，說沒想到我們縣還有寫長篇小說的人。之后，他們把我們的手稿寄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我們苦苦等待了一年以后才有了消息。 1973年，陳福郎轉到洋莊公社插隊以后在那里考上了廈門大學中文系。他到廈大不久，福建人民出版社把積壓在出版社的30多部長篇小說稿件送到廈門大學72級中文系的畢業班，請他們幫助審看這些稿件，要求他們看過以后給每一部作品提出意見后退稿。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們沒想到在當時那種形勢下，還真有不怕死的，敢涉入文學創作，而且還敢寫大部頭。當時沒有出版社敢出版長篇小說，全國在當時政治任務的要求下才只出版了一部名為《牛田洋》的長篇小說。福建出版社根本就沒有膽量敢出版長篇小說，為了給不斷去信詢問作品處理情況的、心急火燎的業余作者一個回復，才采取了這種方式處理這些作品。據陳福郎說，當時出版社召集部分業余作者到廈門大學中文系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并將他們的手稿一一退還。當出版社的領導得知陳福郎與我曾一同插隊落戶在崇安縣武夷公社大埠大隊時，順便把我的《青春似火》手稿交給了陳福郎。后來，陳福郎又托人給我帶回來了。隨退稿回來的還有一封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來信，從三個方面對作品進行了評價。一說沒有很好地反映主題，二說主要英雄人物站不起來，三說作品沒有一個重大事件貫穿全書，多是一些零碎的小事的湊合，像是日常生活的再現，出較雜亂。希望今后更加努力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繼續深入體驗生活，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青春似火》遭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槍斃”，本來就在我的意料之中。為紀念《青春似火》遭福建人民出版社“槍斃”，我特地到照像館拍照存念。 《青春似火》退稿并沒有挫傷我創作的積極性，我筆耕不輟，又創作了幾篇短篇小說，還寫過詩歌、散文、獨幕話劇，但是沒有一篇作品發表。直到1975年11月7日，《福建日報》的文藝副刊《武夷山下》才刊登了我一篇散文《山村盛會》。 關于這篇散文的創作也是一波三折。當時，全國農業學大寨的熱潮風起云涌，縣委劉毅書記在山西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我天天收聽有線廣播中的新聞聯播，心有觸動。縣委劉毅書記參加會議后召開全縣“三干”會議做了傳達和鼓動，我所在的樟樹大隊也聞風而起，開展學大寨整治舊山河，組織全大隊的勞力把貫穿樟樹大隊東西向的一條名為馬墩河的小溪進行取直、加寬、加深的改造。 作為農業學大寨的工作隊員，我帶領我負責的谷林、翁墩兩個生產小隊的全部社員參加了這場改造馬墩河的戰役。當時，馬墩河上人聲鼎沸，好不熱鬧，我不由觸景生情，產生了創作沖動。當晚，我挑燈夜戰，一氣呵成，完成了這篇散文的初稿。后又幾經修改完成這篇散文的創作。散文寫好后，我曾多次拿給一些所謂的有水平的人士看，請他們指教，卻無一人稱好。有一位叫李秀坤的老熟人居然還全面否認了這篇稿子，弄得我十分沮喪，猶豫了好幾天要不要給福建日報投稿。掙扎了幾天后，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重新抄寫了一遍，匆匆塞進了茶場三區的一個信箱。聽天由命吧。 沒想到。十多天后，在樟樹大隊的大地上大隊的廣播傳來呼叫我的喊聲：“翁家的工作隊葛春光請注意了，你有緊急電話，速到大隊部來接聽！”同時，反復播報了多次。聽到廣播后，我心里一驚，以為發生了什么大事，拔腿飛奔跑到大隊部抓起電話。原來電話是在縣廣播站工作的同學李秀峰打來的。 他問我：“你看到今天的福建日報了嗎？” 我說：“今天的福建日報還沒到。”他說：“你的筆名是不是叫葛藤？”我說：“是。” 他說：“你是不是寫過一篇名叫《山村盛會》的文章？”我說：“是。” 他說：“祝賀你，你的作品在福建日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了。”? “真的！”我驚叫起來。幾年來，我持之以恒的學習文學創作，屢敗屢戰的艱辛不由涌上心頭。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終于有了收獲。 同月23日，福建日報文藝副刊上又刊登了我的一首反映農業學大寨的詩歌《出征》。 多年的辛勤勞動終于有了收獲，使我在崇安縣名噪一時，成了小名人。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來，崇安縣幾乎沒有人在省級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只是去年在下梅煤礦工作的一位福州市來的知識青年楊顏桐在福建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踏遍青山》的短篇小說。我的散文作品的發表，也給了那些曾經打擊、諷刺、挖苦、嘲笑我的那些人一個響亮的耳光。他們不得不對我這個“小學畢業生”刮目相看。記得，有一天縣委書記劉毅還在縣報道組陳挺芳的陪同下到我新調到的拓洋大隊來探望我。因為我在這篇散文中提到了崇安縣委書記劉毅的名字，他很高興，想認識我一下。 　　同時，收到陳福郎12號在廈門大學發來的賀信。 我的父親也十分高興，我在福建日報上發表文學作品的成功給他長了臉。因為，11月23日那天的福建日報送到正在參加一年一次的全縣干部大會（三干會）的各代表團手中，我與父親正同在縣城參加三干會。父親所在的林業代表團的人都看到了這份報紙，紛紛向我父親祝賀。 可是，1976年3月我從農村上調出來工作以后，沒有在省級刊物上發表過作品。但是學習文學創作的底子還在，我搞過文藝宣傳隊的編劇，寫了許多小節目、小話劇。后來因工作和生活的種種原因，我逐漸放棄了文學創作的雄心。成了“理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雖然，想當作家的夢想逐漸消失，但是為我日后靠撰寫文章進入政界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后來，我從事財會工作，由于我堅持財務會計制度，受到排擠，造成我80年代精神生活的很不好。但是。并沒有使我放棄對文學創作的追求。在這些年中，我仍然在看許多文學書籍，特別是各省市的文學期刊，我試圖從中得到啟發，觸動創作的靈感。雖然有無數次的沖動，曾有過無數次努力，但是很難提起筆來，無數美好構思都成為泡影。直到8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纖維板廠的領導更換，才使我走出陰霾，我開始與廠里的一些年輕人開始了廣泛的交往，開始走出生活的陰影，才動筆寫了一篇名為《堯茂書號》的短篇小說，后來又改編成《中學生與個體戶》的單本電視劇。雖沒被文學刊物刊登和錄用，卻是充實了我的精神生活。? 在大布學習文學創作期間，還要特別感謝從福州第八中學下放到大布大隊當工作隊的英語老師吳徽武。1971年，大埠大隊組建耕山隊，我被選中加入耕山隊，為了上工方便，我找到住在大隊出納余進祥家的吳徽武，問他能不能與他住在一個屋里。雖然那間小屋不足九平方米，只能擺下一張桌子和兩張床鋪，但是他十分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們同居一屋一年多，陳福郎常常到這里我們 ?三人徹夜暢談，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與吳徽武同居期間，在暗淡的煤油燈下，我常常如入無人之境如醉如癡地揮筆寫作到午夜或通宵達旦，對他多有打擾，他從無怨言，默默地支持我從事文學創作。50多年過去，我們的友情一直保持至今。 　　圖為：1972年2月吳徽武上調回福州第八中學工作。我們與吳徽武（中）惜別留影。 　　圖為：吳徽武調回福州八中后，1972年3月26日給我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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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50年前學習文學創作的經歷

葛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