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走過紅色歲月

至簡

<h3>董良翮（攝于2011年）</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跨越半個世紀的最后相聚</strong></strong></h3></br><h3>董良翮最后的日子是在氣候宜人的云南瑞麗度過的。那里有他學生時代的老朋友孟建新，在自己的新房子裝修好之前，他一直跟孟建新住得很近。幾年前，已經在瑞麗扎根幾十年的孟建新得知董良翮得了白血病。“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年沒什么聯系了，但聽說他病了，我很著急，千方百計跟他聯系，邀請他到我這里來，環境好，對他的病有好處。”孟建新告訴記者。</h3></br><h3>兩個人上一次親密地在一起是在50多年前。1966年，北京六中學生董良翮發起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農墾團”，召集包括孟建新在內的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中學為主的四五十個學生，準備去廣東開荒種橡膠。“那時的中學生就有這種心懷天下的豪情，他們敢喊出‘中國的橡膠事業就靠我們了’，這在我們現在看來是不敢想象的。”董良翮的兒子董紹新告訴記者，父親通過爺爺董必武聯系了南方局書記陶鑄，陶鑄非常支持學生們投身農業的熱情，給他們批了兩塊地，一塊種橡膠，一塊種糧食，讓學生們自給自足。</h3></br><h3> <h3>鄧穎超懷抱的董良翮<br></br></h3></br><h3>董良翮為人實在，又是這次行動的發起人，理所當然成為隊伍的領袖。一行人從北京坐火車來到廣州，剛到廣州就接到八一學校的通知，“三司”（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領袖、造反派蒯大富也來了廣州，在一個賓館里休息。孟建新說：“我們對蒯大富很反感，他對劉少奇和各省級領導干部都批斗得很厲害，是我們的敵人。”孟建新跟董良翮請示去捉拿蒯大富，結果沒抓到人，幾個初中孩子不甘心，跑到廣州“三司”司令部偷了臺油印機，準備在開荒的同時，搞輿論宣傳。他們從廣州步行了500多公里，終于到達海島上，沒想到政治局勢瞬息萬變，陶鑄被打倒了，種橡膠的事業沒有人肯幫忙投入，學生們被迫散去。董良翮回到了北京，孟建新則跨越邊境線去了越南，準備參軍到抗美援越的中國部隊去打“美帝”。</h3></br><h3>這群中斷學業的少年有的參軍，有的下鄉，許多年后有人繼續了學業，有人下海經商。董良翮“知青返鄉”后，到了農業機械部工作，幾年之后決定下海，去了海南、廣東經商，但并沒有太多建樹。孟建新說：“我認為他并不適合做生意，他是一個比較本分的人，相反，他對農業一直很眷戀，他應該去搞農業。”董良翮接受孟建新的邀請來到瑞麗，非常喜歡，決定常住，養病之余，開始關注當地的農業生產。“他還去山區養過小耳朵豬，大面積種植西番蓮，臨終前4天還到離城幾十公里的農戶家中與老農促膝長談，想著如何幫農民脫貧致富。”</h3></br><h3>病情來得始料未及又異常兇險。（2017年）4月12日，董良翮突然倒下，終年72歲。他的朋友們無不感到意外，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告訴記者：“他非常豁達，幾年前就查出了病，心臟還做了搭橋手術，但每次聚會，他都好像在講別人的事情，用什么新的療法啦，醫生說他只能活幾個月，結果幾年下來狀態一直不錯。看中醫時大夫讓他注意睡眠，結果他說晚上倒頭就能睡著，一覺到天亮，根本不是病人的那種心態。”?? <h3>?董必武與女兒董良翚、兒子董良翮在一起（約1950年）<br></br></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紅色家庭和兩次入獄</strong></strong></h3></br><h3>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小兒子。他生前接受采訪時曾說，他出生時父親已經59歲了，因此非常受寵愛，他的哥哥董良羽和姐姐董良翚在父親面前都很謹慎，唯獨他可以在父親的辦公室里搗蛋，把印泥、鎮紙擺在地毯上，像開坦克似的推著跑。董必武有時外出開會到很晚，董良翮也不回房間，就躺在辦公室的地毯上睡覺，一直等到父親回來。</h3></br><h3>陳小魯和董良翮是在中南海里認識的。當時兩家都住在懷仁堂西邊的青云堂里，陳毅家在西側的第四家，緊挨著鄧小平家，董必武家則是東側的頭一家。陳小魯和董良翮年齡相仿，陳小魯告訴記者，院子里各家差不多大的男孩們經常組織打籃球，他和董良翮都是主力，除了打不過8341部隊的東風警衛隊，幾乎打遍中南海無敵手。除了打籃球，他們還經常下飛行棋。“各家輪流組織，到誰家，誰就要拿出好吃的跟大伙兒分享。董良翮有點內向，但非常慷慨。”</h3></br><h3>陳小魯說，這些在中南海里長大的孩子消息更靈通，他們在下飛行棋的時候也會相互交換信息，談國家大事。“記得有次去董老家，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從北大回來，跟我們說，江青親自帶著她們中文系的學生看電影，看完組織大批判。除了《南征北戰》，幾十部電影沒一部是好的，《五朵金花》不講政治，《冰山上的來客》是神秘主義。”陳小魯說，這些話讓他覺得非常吃驚，“有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我們這些中學生心里是蠢蠢欲動的，年輕人總是想尋求刺激，想自己能以什么樣的方式來參加革命”。</h3></br><h3> <h3>陳小魯</h3></br><h3>1964年7月，毛澤東對毛遠新等人發表了“社會主義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的談話，抨擊了舊教育制度，這在以干部子弟為主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引發了關于資產階級活動的批判。當時在八中讀書的陳小魯回憶說，八中“高三”四班有一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因為說出“我既要為革命學校，也要為個人成名成家學習”遭到團支部批判，“團支書說他走白專道路，但校領導不同意批斗學生，于是學生們很不滿意”。北京四中和董良翮所在的北京六中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三所學校的學生進行串聯，組織罷課，給中央寫諫言信，隨后中央以“四清”運動進校園和北京市副市長萬里對學生進行訓話平息了這次學潮風波。<br></br></h3></br><h3>這幾所學校之所以能在“文革”初期引領風氣之先，跟他們以干部子弟為主，能夠最先洞察中央意圖關系密切。1966年6月，孔丹所在的四中“高三”五班和女一中“高三”一班給中央寫信要求廢除高考，這成了“文革”初期中學里的一件大事。孔丹告訴記者，廢除高考并不是學生們完全自主的一項建議，“當時薄熙永和我一個班，他先聽到了消息，知道1966年高考可能要停下來，于是學生們才提議主動發起倡議”。<br></br></h3></br><h3>在清華附中第一個提出要“造反”、成立紅衛兵組織后，各地中學也紛紛開始對校領導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進行批斗。陳小魯說：“中學里那么多學生，忽然就找不到‘頭兒’了，只能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四中的孔丹、六中的董良翮、八中的陳小魯因為在學生中威信很高，很快就成為各個學校的學生領袖。</h3></br><h3>? <h3>?孔丹</h3></br><h3>1966年8月25日，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為首，一些以干部子弟為主的學生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這就是著名的“西糾”組織，孔丹、董良翮、陳小魯成為“西糾”的領袖。</h3></br><h3>陳小魯向記者回憶說，當時的形勢變化很快，8月19日，他提議在中山音樂堂召開批判大會，批判北京市教育局領導。結果中途一群學生上臺來痛打被批判的人，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這次會議對我影響很大，感覺很不好，決心以后再也不挑頭搞這種事了。”陳小魯告訴記者，在短短幾天之內，他的想法發生了逆轉，正好周總理提議在中學里搞紅衛兵的聯絡站，于是這些干部子弟就有了成立糾察隊的想法。</h3></br><h3>“當時我們八中的黨支部書記自殺了，這也對我觸動很大。社會太亂了，‘西糾’首要任務就是要制止武斗，反對暴力，而且我們這些干部子弟很快便意識到，很多斗爭都是沖著老干部來的，我們要保護老干部啊，于是幾個學校的一群人一拍即合。”</h3></br><h3>“西糾”剛成立沒多久，就被周總理點將到北京站執行任務。陳小魯告訴記者，紅衛兵大串聯讓北京站超負荷運轉，但北京站和鐵路部門卻束手無策。“沒辦法啊，紅衛兵壓根兒不聽他們的。周總理把我和孔丹、董良翮叫過去開會說：‘現在看來，警察不行了，部隊也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能靠你們紅衛兵了。’他當場就決定讓‘西糾’接管北京站。”</h3></br><h3>9月初，陳小魯和董良翮帶著隊員去北京站現場負責，吃住都在那里，一待20多天。陳小魯回憶說：“站前廣場上擠滿了人，我們給每個區域掛上牌子，這邊是去廣州的，這邊是去上海的，這邊是去沈陽的等等，我們的人去維持秩序，紅衛兵就愿意去排隊。如果哪個方向的人太多了，我們就趕緊通知火車站，讓他們準備發那個方向的車。”</h3></br><h3>當時孔丹在“西糾”總部做別的工作，他有時候會跑到北京站了解情況，看到“西糾”隊員們在車站給的一間房間里席地而眠。“我是晚上去的，但火車站通宵開著燈，十分嘈雜。董良翮當時非常疲憊，但還是帶著我到處去看。他們伙食也很差，一個笸籮盛點飯，吃完拿開水一沖，就著咸菜吃。他是一個很誠懇的人，很能吃苦。去火車站的‘西糾’隊員主要是六中學生組成的，董良翮生病休過學，所以比我們稍大一些，的確像個老大哥的樣子，很關心人。他雖然話不多，但在六中學生中間還是很有威信的。”</h3></br><h3>那時的學生非常清廉。董良翮曾回憶說，他們在北京站執勤時，北京有很多“黑五類”人員被紅衛兵清理離京，但當時不允許帶很多錢財離開，這些人留出生活費后，其余就交給了“西糾”隊員。“那時候我的辦公室里，一天幾大麻包全是人民幣和糧票，我們也沒有點數，沒有拿過一分錢，全部上交給派出所，所以派出所所長對我評價非常高。”</h3></br><h3>“西糾”從成立到10月份走向衰落的這段時間，除了去北京站和天安門維持秩序，其他的工作就是在保護一些老干部免受沖擊。孔丹回憶說，他們曾經保護過班禪、程硯秋遺孀、劉詩昆、余秋里等人，后來發展到很多人來找他們，求他們幫忙保護。</h3></br><h3>“江青說我們是保皇派，造反派說我們是保爹保媽派，我們也被批判為保護既得利益。”孔丹說，9月下旬，他們就聽說了陳伯達講話時要高干子弟不再擔任群眾組織負責人的消息，于是“西糾”幾個負責人就開始到外地串聯，成了“逍遙派”，10月底，董良翮又提出去廣東農墾，獲得了很多人的響應。</h3></br><h3>“西糾”的命運在1966年底徹底逆轉。董良翮準備從事農業的理想沒能實現，回到北京。他的姐姐董良翚曾回憶說，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她突然接到陪父親在廣州療養的母親何連芝的電話，電話里說，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兒子去投案自首。董良翚陪著董良翮去公安部交代了自“文革”以來的“違法”行為：參加由派出所提供線索、某軍隊提供汽車、公安部派出人員保衛革命小將的打擊流氓活動；參與了“毛澤東紅衛兵”抄砸民主黨派辦公室的行動等等。</h3></br><h3>董良翚回憶說，看當時接待他們的工作人員的反應，覺得弟弟并沒有什么問題，他們回家后本以為沒事了，沒想到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董良翮立即帶牙具去投案自首。</h3></br><h3>10多天前，“西糾”的一號人物孔丹已經被拘捕。孔丹是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的兒子，許明在兒子被捕前選擇了服安眠藥自殺。孔丹回憶說，“西糾”得到了葉帥的支持，也反映了“文革”初期黨內一些老干部希望通過群眾組織，抵制“文革”路線的思路，他的母親曾經為“西糾”提供了物資，而母親是周總理身邊的人。</h3></br><h3> <h3>董必武一家，攝于1962年<br></br></h3></br><h3>但據孔丹的了解，因“西糾”問題被捕的人只有他一個。“董良翮被抓，主要是和六中所謂‘集中營’的事情有關。”孔丹說，當時六中初中學生在校內建“牛棚”批斗教職工，導致一人死亡，而董良翮是六中的學生領袖，雖然沒有參與，但還是受到牽連。當時和孔丹、董良翮一起被抓起來的學生有20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干部子女，他們大多與“聯動”有關。</h3></br><h3>“西糾”逐漸偃旗息鼓之后，北京一些中學的沖動學生又組織起了簡稱“聯動”的“聯合行動委員會”，將矛頭直指“中央文革小組”，很快他們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肅清。</h3></br><h3>孔丹向記者回憶說，他和董良翮都被關在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的同一層里，董良翮在1號，他在19號，兩個人住大對角，但孔丹用釘子在墻上鑿了一個小洞，連通了他房間旁邊的廁所，得以和董良翮聯系。</h3></br><h3>后來這批被捕的學生被釋放，他們坐上大轎子車，被直接拉到了人民大會堂南門。孔丹回憶說：“剛坐下來，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走進來。總理說，毛主席講了，不要寫什么檢查了，放他們出去革命嘛。說完他叫到了我和董良翮，我們倆‘啪’地一下就站起來了。總理說：‘坐下，坐下，你們兩個是我從小看著長大的，你們犯錯誤我也有責任！’總理這是為了保護我們兩個啊。”董良翮在接受采訪時曾說，聽到總理的話，他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下來了。</h3></br><h3>這些身處漩渦之中的干部子女當時有幾條路可以選擇。董紹新告訴本刊：“出獄之后，父親基本都在家里，再也不想參加任何活動，那時他最想去當兵，很多老干部都把子女送到部隊里去了。當時有個爺爺熟悉的司令在廣州，本來同意父親去廣州當兵的，但是到了廣州又說還要考慮考慮。”董良翮想去廣州當兵不成，坐火車回到北京，沒想到車剛到站，他就又被抓了。</h3></br><h3>和上一次入獄相比，這次更加莫名其妙。董良翮曾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被關進了單間，精神壓力極大。“一兩個月沒有人理你呀，每天聽著監獄外的喜鵲叫就非常高興，覺得還有一個聲音傳進來。我有一次煩了，一拳打到監獄的墻上啊，我的手上全部都流血了，破了，沒有疼的感覺。”董良翚回憶說。</h3></br><h3>董良翮在獄中拿上廁所的草紙撕了一個毛主席像，用吃飯剩下的米粒把像貼在墻上，遭到了獄警的一頓毒打。董良翮曾回憶說：“進來三個人，左邊站一個把我的手拉起來，右邊站一個，腳踩在我肚子上讓我跪在那兒，抽我耳光。但是打完以后我非常興奮，有人跟你對話，哪怕打架都可以，非常痛快，沒有一點疼的感覺。”</h3></br><h3>董良翮這一次又在獄中度過了小半年時光。董良翚回憶說，父親董必武用另一種方式安慰傷心的媽媽，“你就只當沒生過這個兒子”，可是一個人時又不住地嘆氣。“爸爸見了我，便長長地舒了口氣，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這個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四人幫’整人，手段因人而異。對賀龍同志，捏造了‘二月兵變’；對陳毅同志，搞了個‘二月逆流’；對這批人用‘叛徒集團’，對另一批人用‘走資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樣百出。對我爸爸，因為無權可奪，他們于是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杰出的知青</strong></strong></h3></br><h3>董良翮被釋放之后，全家決定送他到農村去。董良翚曾回憶說：“爸爸所以這樣決定，除了響應號召，也考慮到弟弟兩次原因不明的被囚，認為弟弟與其留在城市提心吊膽地工作，還不如到農村踏踏實實地參加生產勞動。”</h3></br><h3> <h3>賀家寨安家落戶的董良翮</h3></br><h3>董良翮選擇了去河北晉縣。董紹新告訴記者，他外公的警衛員是晉縣人，當時全家覺得有個熟人可以照應，于是董良翮和妻子辦完了婚禮，就一起去晉縣做了知青。“晉縣非常窮。我父親剛去的時候，當地老百姓不知道花生米是可以炸著吃的，他們只有一點點棉籽油，黑乎乎的，很珍貴，知青去了才教會他們，花生米不但可以煮，還可以炸。”董紹新說。</h3></br><h3>董良翮天生對農業和農村充滿熱情。他下到了晉縣，很快就成為一把干農活的好手。賀家寨村老村長賀雙鎖當時和董良翮在一起勞動，賀雙鎖的兒子賀振義告訴記者，董良翮非常忠厚，干活兒比村民還能吃苦。“村里最臟最累的活兒是‘起圈’，把豬圈里的豬糞鏟起來，堆在一起漚肥，等豬糞發酵之后才能當農用肥來用。他每次推著車一點一點地把糞送到田里，對活兒從來也沒挑揀過。村里燒磚也很苦，一次能燒40塊磚，100多斤，他就自己扛著把磚運出來，有時候累得鼻子都流血了。”賀振義說，一開始村民并不知道他是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村里的年輕人都很喜歡和他一起玩，晚上他組織大家打籃球，后來村里給這些知青蓋了一個小院，村民又常跑到他家去串門。</h3></br><h3>董良翮很快就得到了村里的一致認可，當上了村黨支部書記，開始展現他的領導才能。賀振義告訴記者，董良翮首先給村里辦的一件大事就是修路。“村里的老房子根本沒有規劃，蓋得亂七八糟，當時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他來了就想修路，可是你要知道，在農村觸及個人利益問題，做工作難度很大，誰也不愿意拆。他就一方面動員村里的黨員干部帶頭，另外還給拆遷戶一些優惠，原本磚窯的磚是1000塊50塊錢，拆遷戶享受優惠，1000塊25塊錢，這下大家拆遷就有了動力。我們村是周圍所有村子里，第一個修好大馬路的，大街小街南北方向的一共修了13條，直到今天都還在用。”</h3></br><h3>他還把城市的文明觀念在村里做普及。“比如說農村的喪葬吧，以前我們這兒死了人都是要披麻戴孝的，他來之后就要求我們跟城市里一樣，家屬只戴黑袖章。我們村到現在還延續了這個習慣，但是其他村現在依然披麻戴孝。我們村里的人去縣殯儀館，殯儀館的人還以為死的人是個五保戶呢，怎么一點排場都沒有。”賀振義告訴記者，董良翮因為工作出色，很快又當上了賀家寨所在的周頭公社書記。“村里那些落后的鄉規民約很難打破，我們在村里做工作，時常有一些老頭來堵我們的門，董良翮就想要打破村里這種幫派習氣，他選了另一個從北京來的知青當民兵連長，后來當了村黨支部副書記，還有一個女知青當生產隊女隊長，后來當了村婦女主任。”</h3></br><h3> <h3>董良翮在農村</h3></br><h3>“文革”的勢頭同樣波及貧困的鄉下，但董良翮當時非常清醒，想讓村里保持穩定，必須發展農業。賀家寨原本是一個糧食產量非常低的地方，董良翮首先要幫助農民解決溫飽問題。和他一起工作過的村民郭良玉告訴記者，董良翮找肥料、找種子，想各種辦法，但不敢去求自己的父親。“他從來沒找他爸爸走過后門，董老先生也一定不會同意給他走后門。那些年，我有時候會跟著他回北京跟他父親匯報情況，匯報完，他就自己去農科院或者其他地方找關系，給我們引進了一種小麥良種，開始大家還不相信呢，覺得種子太小了，以往我們都是挑大粒的種子來種，他跟我們苦口婆心地解釋了很長時間。”郭良玉當時是村里的會計，對數字記得非常清楚：“他來之前，我們村小麥畝產最多不超過250斤，等他從公社升到縣里當黨委副書記時，我們村的小麥畝產已經達到500～600斤了，那時候村民們一天三頓飯，至少能保證有一頓吃上白面。”</h3></br><h3>賀家寨是河北的“水果之鄉”，董良翮為了發展水果種植，想盡辦法去引進新技術。郭良玉說：“‘文革’期間涿州鬧得特別厲害，后來合并到中國農業大學的一所農學院把兩個院系從涿州撤了出來，到了我們這里，給我們提供了好些農業指導。”在董良翮帶領大家的努力下，賀家寨創出一個“天津鴨梨”品牌，“果實大，從天津港出口”。村民們都對董良翮充滿了感激。“北京站他都能管得住，何況是我們村，當時非常穩定，而且他是能跟周總理說得上話的人，大家都很信任他。”<br></br></h3></br><h3>董良翮后來當上了晉縣縣委副書記，分管工業，幫縣里修建了變電站、化肥廠、磷肥廠、軸承廠和修配廠，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1973年，《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董良翮的先進事跡，報道里并沒有提他是董必武的兒子，只說他是響應國家號召的革命好后代，在農村扎下根，想方設法改變農村落后面貌。董紹新說，后來他的事跡還拍成了宣傳片，當時全國的電影院里，在電影放映之前播出的就是他在農村吃苦耐勞的片子。<br></br></h3></br><h3>1975年，董必武先生在北京去世，董良翮在父親病重后才請假回了北京照顧父親，辦完父親的葬禮，他又回到晉縣準備繼續干下去。但母親何連芝非常思念他，兒子董紹新也從出生后就一直跟著奶奶生活，與父母相處的時間不多。最后董良翮遂了母親的心愿，調回了北京，離開了他原本準備繼續扎根下去的農村。<br></br></h3></br><h3> <h3>董良翮回到插隊的農村</h3></br><h3>“如果說剛決定下鄉時，他還有些不甘心，那時候可能是當兵不成，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他真的去了晉縣之后，是非常愉快、非常熱愛農村的。十幾年前我陪他回去過一次，當地老百姓也非常想他，所有的村民全都出來了，包括鄰村的村民也來了。見到這么多他熟悉的人，想到那時候的歲月，他激動地哭了。”董紹新說。</h3></br><h3>原載《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19期</h3></br><h3><strong>曾是全國的知青先進典型，<br></br>“文革”中兩次“代父坐牢”，<br></br>董必武次子去世</strong></h3></br>新華日報<h3>據觀海解局報道，記者從董必武（“延安五老”之一）的女兒董良翚（字讀huī）處獲悉，她的弟弟，也就是董必武的次子董良翮（字讀hé），4月11日在云南瑞麗因病去世，享年72歲。她難掩悲痛地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兩年多了，一直在積極治療。”<br></br></h3></br><h3>在上世紀70年代，董良翮是全國家喻戶曉的知青先進典型——他在河北農村插隊落戶長達10年，直到父親去世4年后才回城。</h3></br><h3>而且，他在“文革”期間兩次無故被囚禁，時長達一年多。董必武說“你這是代我坐牢啊”。“林彪、‘四人幫’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著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董良翮說。</h3></br><h3> <h3>董必武次子董良翮<br></br></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董必武兒女名字皆有“羽”</strong></strong></h3></br><h3>董必武，與謝覺哉、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稱為“延安五老”。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職。1975年4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h3></br><h3>董必武和妻子何連芝一共有三個孩子。1938年3月，長子董良羽出生時，董必武覺得當時國家的工業太差，希望他們這一代人長大后，國家能造飛機，就取名“良羽”。出于這樣的想法，女兒于1941年出生時，董老繼續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翚”，意即羽毛的顏色。次子1945年出生后，得名“良翮”，意即鳥翎的莖。</h3></br><h3>至于這一生，董良翮曾有一段自述：“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8年12月，父母決定送我到農村去。1979年，我離開農村，回到北京，在農機部農業機械化服務總公司工作。我沒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學，只是在干部學院進行了企業管理專業的培訓。后來，又從農機部調到康華公司，接著又到了海南，后來在廣州經商。”<br></br></h3></br><h3>去年是董必武誕辰130周年，在《董必武家書》出版首發式上，記者見到了董良翚以及董必武的長孫董紹壬（該書的編者）。當時，董良翚向記者介紹：“今天我和我的很多家人都來了，由于弟弟良翮身體不好，沒能來參加今天的發布會。”</h3></br><h3> <h3>董必武之女董良翚</h3></br><h3>得知弟弟去世，董良翚電話里難掩悲痛，對于她來說，這個消息太突然了。她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兩年多了，一直在積極治療，為什么病情會突然惡化，我還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我侄子現在已經趕往云南，具體的消息馬上就能知道了。”<br></br></h3></br><h3>據悉，董良翮的遺體告別儀式將于4月16日上午10點在芒市殯儀館舉行。</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他曾被樹為知青先進典型</strong></strong></h3></br><h3>2009年3月，《貴陽日報》曾刊登董良翮接受魯豫采訪的內容。</h3></br><h3>當時，他談到與父親董必武之間的關系說：“我父親對我哥我姐比較嚴厲，對我例外，對我最寬容。我記得沒上學的時候，我可以到他的辦公室隨便翻，把他的印章鎮紙擺到地毯上，像開坦克、開汽車那樣推著跑，玩他的眼鏡盒，把眼鏡盒的線都撐開了。我哥哥姐姐絕對不敢這么做，我可以。他有時很晚回來，我也不回自己房里睡，就在地毯上睡覺，等他回來。”</h3></br><h3>據《中國紀檢監察雜志》（2016年第9期），即便父子如此情深，待到1969年，董良翮高中畢業，還是面臨就業難。當時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要安排孩子去部隊或工廠不是什么難事。但董必武的態度十分鮮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還是下鄉插隊去！”</h3></br><h3>按照父親的要求，董良翮報名下鄉，被安排到河北省晉縣周頭公社賀家寨大隊插隊落戶。</h3></br><h3> <h3>董良翮在賀家寨指導知青干農活</h3></br><h3>這一干就是10年，他虛心向農民學習，爭著干苦活、累活，得到了當地群眾的交口稱贊，被樹為知青的先進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通訊《革命的好后代——記北京下鄉知識青年董良翮》，詳細報道了他的事跡。一時間，他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人物。有關他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h3></br><h3> <h3>2010年，董良翮回河北插隊地<br></br></h3></br><h3>正當此時，卻傳來父親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請假回京，來到父親身邊侍奉，前后陪伴了半年多的時間。1975年3月5日為董必武虛歲90誕辰，此時他已沉疴不起。4月2日，董必武病情惡化，在北京逝世。4年后，董良翮才離開河北農村回到北京。</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代父坐牢：“文革”中兩次被囚</strong></strong></h3></br><h3>去年7月，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曾接表示，父親曾說起次子在“文革”中兩次無故被囚禁，“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h3></br><h3>后來，董良翮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林彪、‘四人幫’一伙為了篡黨奪權，整人的手段因人而異。對我父親，因為無權可奪，便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他們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著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但父親就是不理他們那一套。”</h3></br><h3> <h3>至于兩次被囚的經歷，董良翮在接受采訪時曾有詳細敘述。</h3></br><h3>1966年12月的一個夜晚，董良翚接到父母從廣州休養地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問題。</h3></br><h3>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騎著自行車投案。他檢討了自己自“文革”以來的一些行為……說完，公安局的人讓他回家。董良翮原以為這一切都是誤會。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他立即帶牙具去投案報到。21歲的董良翮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獄生活。</h3></br><h3>“當時關了兩三百人吧，都是學生，還都是我們這些各個學校的頭，大部分還是干部子女，都在里頭。”董良翮說，4月22日他們才獲釋回家。經過此事后，董必武的耳朵聾了，身體明顯也差了。那一年他變化很大，像個分水嶺，對他的打擊挺大的。“他最后說，我是為他坐的牢。”</h3></br><h3> <h3>2010年，董良翮回插隊地激動落淚</h3></br><h3>1968年3月下旬，董良翮準備入伍，誰知就在此時，他再度被捕入獄，一關就是半年多。兩次加起來有一年。</h3></br><h3>說到第二次入獄的感受，他表示自己被關在單間，精神壓力大。“單間比群間還恐怖。幾個月都沒人理你，每天能聽到監獄外的喜鵲叫，就非常高興，覺得還有一個聲音能傳進來，是這種感覺。有一次我煩了，一拳打到墻上，整個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沒有疼的感覺。”</h3></br><h3> <p class="ql-block">兒子再次入獄，父母無能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聾了，步履也有些蹣跚。他作了不少詩，寫在整張報紙上，內容都是關于兒子被捕的。為了不被人認出來，字就橫著寫、豎著寫，大字、小字拌和著寫，把整張報紙涂成墨色。直到1968年年底，在沒有作出任何結論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釋放出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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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走過紅色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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