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平正義為正當防衛保駕護航——影片《第二十條》觀后

雪舞清荷

由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第二十條》正在全國各地熱映，最高檢也連發二篇評論對影片主旨進行高度評價，其輿論指向不言而喻。影片用詼諧幽默的對白和生動的故事情節引發觀眾陣陣笑聲，但是最后在檢察官韓明振聾發聵、慷慨激昂的申訴中，很多觀眾卻“笑著笑著就流出眼淚”，在歡笑與淚水中，相信不少觀眾在走出影院后，會共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確保見義勇為者正當防衛后的裁判公正。 影片以三個案例，也可以說是三條線索展現情與法的沖突和對抗：一是王永強面對惡霸劉文經的淫威，手持剪刀憤起反抗致其死亡，劉家人堅持要殺人償命；二是公交司機張貴生見義勇為，制止流氓調戲乘客失手被判故意傷害，導致上訪途中意外身亡；三是韓明的兒子為制止校園霸凌面臨治安立案的風險。這三個案例圍繞暴力催債、校園霸凌、越級上訪、放高利貸等社會熱感問題，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題，用小故事折射大時代，引發觀眾情感上的共鳴、思想上的共振。 影片中的三個案例看似不同卻又相同，他們都涉及到一個共同問題：見義勇為者正當防衛后的裁判是否公正問題。王永強激情之下刺殺惡霸是否需要殺人償命？張貴生見義勇為，反抗流氓失手被判故意傷害是否合法？韓明的兒子制止校園霸凌把對方打傷，面臨治安立案是否正確？其實，這些問題的背后都是司法機關和民眾“誰的傷重誰有理”的傳統觀念在作祟和影響，是人治人情而非法治法理，是對公平正義的踐踏。當前我們正在打造法治社會，但我們又是一個傳統的人情社會。面對見義勇為后的權益保護問題，法律機關在裁判中絕對不能囿于“誰的傷重誰有理”的傳統思維，不能按照“以前類似的多起案件就是這樣判的”固定模式去裁判，要堅決用公平正義為見義勇為者的正當防衛保駕護航，讓每一個生命都能感受到法律裁判的公正和溫情，而不是虛偽和冷漠。可喜的是，影片用公平正義回答了上述問題，回應了社會關切：王永強被判無罪，韓明的兒子不再面臨治安立案。這是法治的進步，法律的完善，也是萬千觀眾所期盼的。 　　見義勇為下的正當防衛本身是一個沉重的社會問題，也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社會話題。其實，早在《第二十條》前，不少案例和影視作品對其進行了反應和表達。 其一，“昆山龍哥”被反殺案。在社會各界在是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爭論中，公安機關在經過縝密調查后，以正當防衛宣布當事人于海明無罪。此案作為國內“正當防衛第一案”，宣布甫一公布立即引起社會各界強烈支持，據說讓中國的正當防衛法最少進步了十年。 其二，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小品以最直接甚至赤裸的表現手法直擊當今社會熱點及國人糾結：面對不慎摔倒的老人，扶還是不扶？從江蘇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許云鶴案”...... 近年來，全國各地上演了多起攙扶摔倒老人反遭訛詐的事件，你一旦扶了就讓你“服了”，由此引發“好人難做”的嘆息一片。 　　攙扶摔倒的老人反遭訛詐，正當防衛卻面臨裁判不公，這有悖于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逆流”。破解上述問題，竊以為要從以下幾點做起： 　　一是司法機關在裁判中要始終堅守公平正義。既要讓民眾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又要體會到法律的溫度溫情，既不能被輿情綁架，又要關注民意呼聲。要始終堅守“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法不能向不法低頭”這些溫情執法理念，在公平正義與民意呼聲中找到平衡點，從而做出公平公正而又溫情合理的判決。盡管影片回避了領導干部干預司法裁判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問題，這是確保裁判是否公平正義的關鍵。 　　二是要持續健全完善法律法規。健全完善法律法規要做到與時俱進、目光高遠，從而超前摸排、提前介入。以“昆山龍哥”被反殺案為例，再不能以生命的代價喚醒對法律的修復和完善。 　　三是提倡見義勇為為見義智為。此舉能最大化地規避正當防衛后面臨的傷害問題。盡管在正當防衛過程中會發生不可預期的情況，但是要始終做到冷靜和果敢，盡量規避激情中和喪失理智下的傷害行為，從而盡可能避免造成當事方和當事人的心理和身體傷害。 　　四是要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媒體和當地政府既要對見義勇為者予以禮贊和獎賞，又對惡意訛詐者和故意傷害者予以輿論、經濟和法律的嚴懲，讓其承受不可承受之重。激發民眾“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不是做冷漠的看客。試想，在影片中，面對流氓調戲乘客，如果一車人都群起制止甚至群起攻之，就不會出現見義勇為者張貴生被判故意傷害罪的問題。 　　誠如此，法治中國建設可期，和諧盛世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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