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憶鐘表社及其他

張運雄

隨意；沒有限制，不受約束是漫字的釋義之一。漫憶鐘表社，順帶漫憶了幾個與鐘表相關聯的前輩和同事，撿拾記憶中的雞零狗碎草成此文。                                            一一題記? 鐘表社位于岳陽天岳山街北端，上世紀六十年代，它是一家只有幾十人的小單位。    那時候稱“社”的單位很多，什么竹器社、鑄鍋社、衡器社、圓木社、服裝社、鋼火社、白鐵社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社”都歸屬于手工業聯社名下。    所有這些單位（社），都是在1953年開始的“三大改造”中，對個體手工業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將他們組合在一起，成立各種合作社后慢慢發展而成的。“社”是時代的產物。 校友帥方、帥白兄弟倆，還有和我同住天岳山街上的玩伴王岳祥，1966年他們初中畢業后都到鐘表社從事鐘表修理工作，我則進印刷廠當了學徒。    我家住天岳山街中段，來來去去都要從鐘表社經過，因此對鐘表社的事我略知一二。     房產公司挨著百貨大樓建有一棟三層樓房，鐘表社租用了靠百貨大樓這邊的上中下三間房作為經營場地。聽人說他們實際只用了兩間，最上面那間轉租出去了。    最下面的這間房子里，進門左側擺有一張柜臺，那是用來接洽業務的。接業務的是一個操長沙口音，個子鼓鼓墩墩，眼睛有點鼓的男同志，大家叫他佘師傅。他除接業務外，還負責開具和派發修理單，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除了這張接業務的柜臺和房子后面樓梯間占去的空間外，房子里擺放著十幾張像課桌一樣的修理桌。與課桌不同的是桌子上面放著一個前面、上面、左面、右面四個面都是玻璃（玻璃嵌在木框內），下面是木板，后面是空的的玻璃罩子。修理工坐在罩子后面，頭傾在罩子里面，一只眼睛的眼眶間夾著一只比大姆指大，約大姆指一半長的筒式放大鏡，借助這只放大鏡，可以使鐘表中的細小零件清晰地呈現于眼前。他們的兩只手都放在罩子里面，一只手持表或鐘，一只手拿著工具，都在聚精會神地修理著。鐘表是精密儀器，灰塵進入后會對走時精準產生影響，在玻璃罩子里修理可減少灰塵的進入。    據說二樓一半是修理場地，一半是鐘表零配件倉庫，真實情況怎樣，我沒有上去過，不敢妄言。 　　古人是沒有鐘表掌握時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陽就是他們的鐘表。日晷、砂漏雖然可以計時，但不方便使用，方便實用的機械鐘表十九世紀才從西方逐漸向東方普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戴手表是我國城市青年中的一種時尚，岳陽這地方年輕人結婚時的標配是“三動一響四十八條腿”，手表乃“三動”之一。此時國產手表剛面世不久，質量不咋的，瑞士手表價格昂貴，普通老百姓買不起，風行一時的蘇聯手表，因中蘇關系破裂，已少有進口了，而民間那些存量手表已到了故障高發期，所以鐘表修理行業肩負的修理任務不輕。   有時我想去會會我的幾個熟人，往門口一站，只見一屋子人都在埋頭苦干。他們偶爾抬起頭，我們目光相遇了，他等也只是從罩子里抽出捏著工具的手朝我揮揮，馬上又低頭干活去了。好多次，我都是悄悄地來又悄悄地走了。他們的生意確實太好了，一刻也閑不下來。    記得鐘表社有一個長得高高瘦瘦，白白凈凈的師傅 ，一直不知其尊姓大名，還是去年從陳湘源老師一篇文章里插入的一張照片中才知道他是陳老師的胞弟；還有鐘表社的鄒師傅，原來并不認識，后來他成為了印刷??的女婿，于是也就認識他了。于此看來，我與鐘表社還是有點因緣的。   我們廠食堂的大廚戴嗲炒得一手好菜，辣椒炒肉、水煮魚、清湯肉丸都做得倍兒棒，色香味俱全，令人饞涎欲滴。辣椒炒肉一角錢一份，水煮魚也是一角錢一份，肉丸五分錢一個。因了他的好手藝，使得??里的年輕滿哥們的菜票早早地就吃沒了，月終算帳，遠遠超出了他們每月九元錢的伙食費預算。滿哥們說戴爹是“撮把子”（騙子），把他們的血汗錢都“撮”走了。為表達對他的“不滿”，改叫“戴嗲”為“戴老倌”。     戴嗲解放前在國軍當過兵，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似乎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夸夸其談，透著一身“兵游子”氣。印象中他“話把里”特別多。有一次不知他說了件什么事，有小青年“不買賬”，與他進行爭辯，駁得戴嗲理屈詞窮，張口結舌。戴嗲暗自叫苦，知道今天碰到對手了。戴嗲不服輸，鴨子死了嘴殼硬，他說小青年胡攪蠻纏，強詞奪理，說小青年是“蠻寧（人）里肏死牛，還瓦（說）牛發瘟”。倆人不歡而散。   記得戴嗲說過一句與手表有關的話：“大賠錢討小（小老婆），小賠錢戴表。” 這句話中有一層意思是說戴手表很容易出故障，得經常花錢修理。戴嗲手腕上戴有一塊陳舊的手表，估計他的手表沒少送鐘表店修理，多有破費，這句話的后半句應該是他的自我經驗總結。    鐘表修理工作除了有鐘表社擔負外，街頭還有修理鐘表的攤子，商場里有修理鐘表的柜臺，這些攤子和柜臺也分擔著一部分鐘表修理任務，此外，還有一些修理鐘表的民間高手，無所不在地分布在各單位和各居民居住地，不顯山不露水，無意之中他們也分擔了一些鐘表修理任務。    我們??那時是一家百十來人的小廠，廠里就有任某良、戴某秋、劉某生三個人會修理鐘表。他們修理鐘表首先是出于個人的興趣愛好，其次是那時學習雷鋒，提倡發揚助人為樂精神，他們覺得學習一門技藝服務他人挺好。      我學徒時，任某良師傅帶過我一段時間，任師傅技術好，還注重理論學習，是難得的有技術有理論的好師傅。那時候實行八級工資制，各工種根據技術難度，對工資級別進行封頂，裝訂工技術難度低，最高只能定六級，機印工技術難度高，最高定為八級。任師傅是機印工，已評定為七級，他拿的是當時??里工人中最高級別的工資，挺令大家?慕。 當時全國印刷行業僅有《印刷技術》一種專業雜志，該雜志上曾登載過任師傅談上版操作體會的文章，任師傅將自己的上版經驗通過該雜志無私地介紹給了全國的同行們。   “文革”初期，有一段時間??里的造反派批判“技術掛帥”，鼓吹“技術無用”，致使部分青工不學技術，停工停產到外面“鬧革命”。任師傅勸我不要跟那些人到外面去瞎胡鬧，鼓勵我認真學習技術，掌握好謀生本領，做好本職工作，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他還將自己珍藏的多本《印刷技術》借給我學習，在任師傅的啟發和帶動下，我比較注重印刷技術的實踐和理論方面的學習，不久就能勝任本職工作，深得領導和同事們的好評。1978年，在岳陽地區舉辦的印刷技術考試考核中，我獲得了理論考試全地區第二名的好成績，隨同廠領導去湘陰參加了表彰大會，領回了一張獎狀，還獲得了一只白色搪瓷把缸上印有“岳陽地區印刷技術考試考核優勝者獎”紅字的物質獎勵。成績的取得，是任師傅正確引導的結果，心中非常感謝他。 　　我經常去任師傅家里玩，任師傅家住在縣工人俱樂部的一棟紅磚紅瓦水泥地面，干爽明亮的平房里，他家住在這棟房子的西頭，有大小兩間房，總共約30平方米，在當時，這是頂不錯的住房。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得益于我們廠那時承擔了《毛主席語錄》印刷任務。印刷《毛主席語錄》是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縣領導十分重視，為達到生產場地和生活場地要分開的要求，縣革委會將縣工人俱樂部全部劃撥給我??做了生活區。這樣一來，使得一部分職工和家屬住上了好房子（此前住在廠里從房產公司租來的陰暗潮濕破舊的房屋里），企業有了燈光藍球場，有了大禮堂和大食堂，一夜之間由烏雞變成了金鳳凰。兄弟單位對我們廠?慕不已，都說我們印刷??沾了毛主席的光。 　　在任師傅家里，我多次目睹他為別人修理鐘表的情景。來找任師傅修鐘表的除了本廠職工和家屬外，還有由他們帶來的親朋戚友。對來找他修理鐘表的人，任師傅都會熱情接待，從不推托。     鐘表的故障各種各樣，有的問題任師傅稍施小技馬上就解決了，有些問題一時還判斷不了，任師傅會讓他們將鐘、表留下，待他慢慢查找。來找任師傅修理鐘表的人基本上都能滿意而歸，他修理不了的，他也會提出修理意見供來人參考。除更換零配件要收成本費外，任師傅的修理都是免費的，踐行他“學雷鋒做好事”的執念。有些當事人感于任師傅的辛勤付出，會買一兩包香煙，或買一兩張電影票，或帶點鄉下土特產送給他，任師傅堅辭不受，有時實在拗不過那些知恩圖報的當事人的強送硬塞，只能無奈地收下。他對他們說，以后要修理鐘表只管找他，送東西下不為例。     一天任師傅的徒弟，剛出師不久的高某元氣急敗壞地來找任師傅，說他好倒霉，花了一摞“工業劵”和“來會”湊足的120元錢買了塊“上海”表，誰知道買來沒幾天就發現走時不準，他自己調校了幾次后依然如故，特來請師傅幫忙。  小高將表留在師傅這里，任師傅調校后同樣也沒有調好，他于是打開表蓋查找問題，終于發現是一個叫作“騎馬輪”的零件上有小毛刺，他將毛刺清除后，手表就走得很準了。     高某元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覺得零件有瑕疵的表不是好表，于是他將手表送到寄賣店劉嗲那里寄賣。劉嗲115元收了他的手表，標價120元將手表賣出去了。盡管那時候手表十分緊俏，但價格是受嚴格控制的，寄賣店不敢將手表高價出售，否則就會落下“投機倒把”的罪名。     可愛的小高師傅于是又攢又討地湊齊了“工業劵”，再貼上五元錢終于買到了他滿意的“上海”手表。結婚標配又增添了一件，他高興之情溢于言表：逢人多說了三分話，將自己的高興滔滔地分享于他人；扯起嗓子吼著“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 ，唱起了他最喜歡唱的《烏蘇里船歌》，且比平常唱得著調。如果那天不是雨后初晴地上還有點濕，我相信他還會在地上翻上幾個筋斗打上幾個滾來表達快樂心情。    戴某秋與劉某生是師徒倆，戴某秋既是教劉某生印刷技術的師傅，也是教他修理鐘表技術的師傅。上班時他們在車間里教、學印刷技術，下班后在家里教、學鐘表修理技術，兩人形影不離，是一對很特別的師徒。     戴師傅除喜愛修理鐘表外，還喜歡制作竹筆筒。鋸下竹筒后，他在上面刻字雕畫，經他這么一弄，不起眼的竹筒就變成了一件蠻不錯的工藝品。他的作品大都送給了親朋好友，也看到過他在街邊鋪上一塊布，將大大小小的各式竹筆筒擺在上面出售。有人買了他的竹筆筒后，他讓其拿出鋼筆，免費在鋼筆桿子上為其刻上姓名，以此作為添頭奉送。     七十年代與戴師傅做過幾年鄰居，感覺戴師傅為人隨和、熱心，他時有標新立異之舉，是個有趣之人。他老婆是裁縫，他讓她用“再生布”給自己做了一條褲腳一尺二寸的褲子，他穿著走在街上，比穿著燈籠褲招搖過市的巴陵劇團的女演員還搶眼。戴師傅身體單薄，個子不高，特大褲腳的褲子穿在他身上，看著有點滑稽，怎么能不奪人眼球？    戴師傅好喝酒，他的下酒菜多為辣蘿卜條、花生米之類的素菜，有時也看見他將不知從哪里弄來的蠶蛹，在鍋里放少許油，用小火慢慢焙枯嚥酒。他將蠶蛹嚼得嘎吱作響，吃得有滋有味，面對別人狐疑的臉色，他連聲說道：“蠶蛹好香好脆好好七（吃），不信你就來嘗嘗！” 隨即朝你點頭一笑，那分明是說：你敢不敢嘗？    那時豬肉憑票供應，每人每月僅有半斤肉票，戴師傅家的肉票被他老婆嚴格控制著，他們有四個孩子，孩子們正長身體，她要把肉留給他們吃。戴師傅饞葷腥了，會找人開后門買點豬腦殼、豬腸子、豬尿脬等來吃，這些東西不收肉票，憑關系有時能買得到。東西做好后，戴師傅會用筷子夾上一塊說：“豬身上都是好東西，七（吃）母里補母里！”  有一次他又這樣說時，我懟他：“戴師傅，難怪冇看到嗯（你）恰（吃）過豬尾巴啰，豬尾巴恰（吃）噠冇得地方補得吧？”  我說完后，他面露尷尬，卻并不生氣，連聲說：“豬身上都是好東西，七（吃）了大補，七了大補！”    戴師傅父母住在廣興洲鄉下，見兒子一家生活不易，時不時地會捉點黃鱔泥鰍帶給他們改善生活，因此戴師傅家時常有烹制葷腥的鮮香和濃郁的酒香飄出，是我們這棟筒子樓里最濃烈的煙火氣息。 　　八十年代末，劉某生辦了留職停薪手續，在先鋒路附近開了一家修理店，不僅修理鐘表，還修理電風扇、電視機、收錄機、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從修理技術方面來看，劉某生與時俱進，算得上是青出于藍勝于藍。   不記得是哪一年了，有一天我提著那臺1980年代未買的雙卡收錄機去劉某生店里修理。說明來意后，他瞄了一眼機子說道：“老兄你也太跟不上潮流了，現在是D V D時代了，你怎么還在用這種老掉牙的東西？這種機子就算沒有問題也早該扔掉了，你還提來修理，那是花冤枉錢！如果你願意，我出點錢買下機子拆點零件用于修理，免得你當垃圾扔它了。”     劉某生的店子我去過兩次，第一次是碰巧進了他店子，才知道他已停薪留職自謀職業了；這次進他店子，他促成了我的消費升級，不久后我就購買了D V D。   先知先覺，順勢而為一一劉某生給我留下這么一種印象。    劉某生不僅精通鐘表和家電修理技術，也愛好文藝，吹拉彈唱樣樣都行，可惜的是他六十來歲就走了，真是天忌英才啊！而他的師傅戴某秋年近九十了，身體仍然硬朗。這樣說吧，劉某生活出了生命的厚度，戴師傅定會活出生命的長度。祝愿戴師傅福壽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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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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