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官僚政治的由來與演變

螽鼬

過分渲染一種急待除去的東西的丑惡和過分渲染一種急待實現的東西的美好，也許在宣傳上是有必要的，但同樣會妨礙科學上的認識。 01官僚政治的產生官僚政治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技術性的，另一種則是專制體制的產物。技術性的官僚作風表現為形式主義、官腔、追求表面交代、刻板應付、推諉責任等。這種現象不僅可能在一切社會體制中的政府機關存在，且如教會、公司、乃至學校等大型機構中也可能存在。但真正的官僚政治，當做一個社會體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卻只在任何社會的某一歷史階段存在——君主專制階段。君主專制政體將有關行政事物的立法權集中在君主手中，由其頒布的命令成為法律依據。由于君主不能事事躬親，就必然要委任官吏。這些被委任的各級官吏為了切身利益，也就必然要對君主唯命是從。在這種情況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對國家或人民負責，而只是對君主負責。君主的語言，變為他們的法律，君主的好惡，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只要把對君主的關系弄好了，或者只要把對上級的關系弄好了，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的不顧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圖以自利了。所以，在專制政治出現的瞬間，就必然會把政治權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會相伴而赍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公元前1122年興起的周朝，是一種分田祿制的領主經濟封建制度形態。在這種制度下，每個封建貴族視自己管轄的領地和民眾為私人財產，有獨立傾向。秦統一中國后，施行并天下、號皇帝等革新政策，廢除了封地制度，剝奪了貴族的特權地位。由商鞅變法開始的地主經濟得到發展，取代了領主經濟成為主導經濟形態。秦始皇把政治、經濟大權集于一身，成了國家的化身，“朕即國家”，至富、至貴、至尊，受其治權的各級官僚都得仰其鼻息，“用命受上賞，不用命受顯戮”。中國二千余年的的專制官僚政治就這樣在地主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由秦國奠定基礎。這種政治經濟模式不僅改變了中國封建制度和官僚政治形態，也改變了官僚之間的社會階級厲害關系。這種厲害關系使他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把命運牢牢的拴在一起。帝王掌握政治和經濟權力，既是地主的領袖，又是官僚的首領，而他以下的各種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則又無異是一些分別利用政治權勢侵漁人民的小皇帝。這樣絕對支配權利愈神圣、愈牢固，他們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動搖了。 02中國官僚政治的基礎中國官僚政治的發展受兩方面影響：一是田制稅法的變革，二是科舉制的采行，這兩方面的大成就推動中國古典封建專制官僚制向著更高階段的發展。封建社會的權力是建立在田制稅法上。為了鞏固官僚政治統治，加強經濟基礎、擴大中央經濟權力至關重要。而田制稅法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稅法關系到各級官僚與地方豪強、門閥之間如何分配剩余農產品的經濟利益，這也導致內部矛盾頻發，每個王朝都充滿爭斗。田制稅法不但體現著了支配階級對被支配階級的剝削榨取深度，同時也體現了支配階級內部對于榨取物的資源分配情況。加強精神控制，是鞏固官僚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總要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當作社會的文化思想。中國官僚政治具有延續性、包容性和貫徹性這三種特點。通過吸納和運用有利于長期統治的文化思想，將其貫徹到社會各個方面，構建了一張天羅地網般的體系。其中，儒家文化作為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至關重要。封建社會重階級名分，君權國家重一尊威權。老子主張無名無為，不利于干涉；墨家創兼愛，重平等，尚賢任能，尤不利于專制。惟獨孔學，嚴等差，貴秩序，與人民言服從，與君主言仁政，以宗法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從而達鞏固君權的目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最符合帝王統治人民的要求。狡猾者遂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官制設計是官僚政治組織核心問題。官制的設計有三原則：1.培養對專制君主和其他攬權者的敬畏心態，確保心悅誠服；2.保持各官僚勢力間平衡，避免勢力突出引發的風險；3.既要使全體人民能“安分守己”“聽天由命”，接受官僚統治，又要使他們當中的優異分子“有機會、有志望參加統治”。馬克思曾說：“一個統治階級越是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吸引過來，它的統治就會越是鞏固，越是險惡”。科舉制的設立有選賢任能的目的，但科舉制度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的范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標上—— 追求官員地位，而非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03中國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礙社會進步的應當承認，專制官僚政治在早期是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上也有過許多鼎盛時期。但長遠的看，官僚政治形態對中國社會的阻滯作用是全面的：官僚政治的核心在爭權奪利：官僚既然不是對國家或人民負責，而只是對君主負責。那么只要與君主的關系弄好了，下級官吏只要與上級官吏的關系弄好了，他就可以為所欲為的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味圖其私利了。上上下下的主要精力自然都放在關系學上，工于心計。讓君主最放心不下、睡不著覺的是怎樣擺平官僚內部關系，平息不斷地宦海風波。做官發財，徇私舞弊，貪污成風在專制官僚政治體制下，做官必定有實權實利，個人及家屬的財產都能得到保護和增長。做官和發財就像一個徽章的兩面。一個為官僚所把持操縱的社會，本來就沒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說有，也是有關人民對于他們的義務的規定，或有關官僚相互之間的權利的規定。在缺乏真正法度的情況下，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不可避免。貪污不僅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維護官僚政治的必要條件。因為“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其臣下，或其臣下對于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實”，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愿以不清廉保證“忠實””，所以“聰明的統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賜贈，以結臣下的歡心，甚或鼓勵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壯志”。官、商、高利貸者、地主四位一體的集權的或官營的經濟形態，嚴重侵蝕和消融工商資本官僚政治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官僚與地主自然就是一體的。大官僚即為大地主。雖然中國古代有過重農抑商的政策，但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農產品的流轉無可避免，商業不可或缺。以地租和賦稅形式存在的農業勞動剩余，也需要轉化為商品，這就不可避免的會使商人、官吏和地主發生密切關系。特別是當商人和高利貸者發跡致富后，就會令官吏刮目相看，相互就結合的更加緊密。商人可以買田兼做地主，也可以買官做官，官吏也愛經商和放高利貸。這樣一來，商業就加大了對一切生產者的剝削和欺詐，使農業和手工業都隸屬于它，手工業既無資本積累也無技術革新可提升為工業。阻礙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官僚政治的“現代化”中，官僚資本阻礙現代工業發展自唐宋時期開始，中國社會經濟雖然緩慢進步，但直到清代中葉前后，在諸多喪亂之中，也不無艱難地孕育出一些新的生產力，工商業、金融業都有一定規模的發展，然而，農工結合體這種生產方式的廣泛存在成為了發展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業的致命障礙。封建社會的統治關系對經濟因素的進步起到了消極的作用，導致其轉化為附庸，所以各種進步因素很難自發形成足夠強大的力量，以突破既定的社會統治關系。辛亥革命后成長起來的新官僚政治更加強化，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經濟形態。特別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新官僚政治機構成了領導抗日工作的中樞機構，國民黨官僚們借抗日名義大發國難財。在戰火中，“一部分有權有勢的人，強制另一大部分人，為民族、為戰爭貢獻出他們的生命和僅有的財產，而強制者自己，卻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財產，且還藉此獲得了發財和擴大權勢的機會”。新官僚政治還通過財政金融體系迅速發展和壯大官僚資本，壟斷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戰后，這種趨勢更為惡化，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原本脆弱的民族資本工商業經過戰爭重創，更加難以復興和發展。而且帝國主義歷來就不支持中國走工業化道路，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他們更愿意扶持官僚政治走老路。諸如此類的原因，使中國長期停滯在地主經濟與官僚政治的統治上。這是中國過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變而始終未出現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因 04兩千年的循環官僚政治制度內生性的矛盾導致了兩千年循環的出現：每個王朝的官僚統治最初都以培育剝削的源泉（勞動大眾）為目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向全社會施加壓力，使農民承受著沉重的經濟和社會負擔，這導致了一系列無法解決的矛盾：首先，“以農立國”的封建社會是不能讓商業、高利貸業的活動過于猖獗的。但實際情況卻是此類活動愈演愈烈，官吏也參與其中。結局就是商人、高利貸者吞并農民田產，從而動搖社會的根基。其次，貪污的盛行導致官僚統治機構內部的松懈和混亂，影響了整個體系的運轉。另外，農民是在土地上生根的，一切倫常教義，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遷”的大道理，是要以他們能繼續在土地上生存下去為基礎的。一旦他們因為壓迫榨取而失去土地，成為漂泊的流浪者，所有的社會思想的羈絆就再也無法約束他們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雖然在不同朝代發生，但根源大致相同。因此，“官逼民反”的“官”，并不是特定的某個官員，而是整個官僚統治體系。他們的反抗主要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而不是純粹的政治原因。因此，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變革并未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根本性改變。 05官僚政治的覆滅辛亥革命的偉大成就，不在它推翻了滿族統治，而在它同時還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數千年的專制統治。然而，舊的官僚政治被推翻后，卻為新的“中華民國”官僚政治所取代，貪污腐敗依然存在。1950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徹底鏟除了地主經濟，官僚政治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雖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腐臭還會熏染少數人，但已經到了它灰飛煙滅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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