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源流考

益順

祠堂起源于周代以前的天子及諸侯的家廟，代表祭祀的最高貴的場所以及最高儀式，祭拜者須具有最高貴的身份，因此，除了天子與諸侯，士大夫及以下的普通民眾被禁止設立祠堂?！办籼谩币辉~，最早見于《楚辭》的《天問》中，屈原被流放到漢北后，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1]。這時的祠堂還沒有進入民間，只有被授與官爵者才有資格建祠堂祭祀祖先。漢代的《禮記·王制》中記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可見到了漢代時期，普通老百姓還是沒有資格建立祠堂。清朝錢大昕的《錢氏祠堂記》是這么解釋“祠堂”一詞的：“祠者，祭之名?！薄办粲谔茫^之祠堂?！?。而《說文解字》關于“堂”的解釋便是“殿也。從土，尚聲。”顧名思義，祠堂就是指古代用于祭祀先祖或者先賢而特意建成的房屋或者場所。 祠堂的產生，一方面是剛需，人們有祭祀祖先的需要，“報本之禮，祠祀為大”（《史記》）；慎終追遠，保持血脈傳承。另一方面，祠堂代表宗族的榮耀，是身份的象征，“名宦巨賈，豪門望族，均建祠堂，以顯其本，以祭其祖”。再者，不管是宗族祠堂抑或是紀念先賢的祠堂，都有教化后人的作用。“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愿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能夠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保ㄖ祆洹ぁ都叶Y》）。據史料記載，我國最早出現的民間祠堂當屬西漢時期的“文翁祠”。據《漢書·循吏傳·文翁傳》記載：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于漢景帝末年任蜀郡守。文翁首創地方官學，招收平民子弟入學，使儒家文化得以在蜀中推廣與普及。后來，漢武帝將文翁的辦學模式作為教育制度在全國推行，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推行的公辦學校教育制度。除了興辦教育，文翁還關心民生，勵精圖治，深受蜀地民眾擁戴，最終逝世于蜀中?！掇o源》中【祠堂】的出處是這樣描述的：《漢書·文翁傳》：“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盵2] 　　“魏晉隋唐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組織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新興的庶族地主，他們通過科舉考試或商業活動而崛起，重新構建了以祠堂、家譜、家規、族田為主要特征的近世家族制度”[3]。宋代的理學家們對祠堂的建設與祭祀禮儀進行理論上的研究與探索，使這一時期的祠堂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理學家張載和程頤率先提出設立宗子、家廟和家法等構想?！傲⒆谧印笔侵冈诩易逯幸缘臻L子作為宗子，由嫡長子負責祭祀祖先、統管全族事務，“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4]，宗子的弟兄們則被稱為“別子”、“支子”或“庶子”?！傲⒓覐R”是指“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士大夫常祭高祖以下的近四代祖先，而且可以祭祀始祖和先祖”[5]。“立家法”是指由族長統治族人、執行家法的權力，從而使整個家族組織完備、紀律嚴明，便于管理。 與祠堂的興建及祠堂制度的制定相伴隨，同時也出現了民間修訂族譜與制定家訓的風氣，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歐蘇譜例”與司馬光的《溫公家范》。“歐蘇（歐陽修與蘇洵）譜例”“以圖表標世系，以志、紀記人物，以例、記發議論”，[6]“首世系，次諱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業、文章，悉載于譜，故族遞衍而不亂，祖德常傳而不朽。”[7]，倫理秩序按圖索驥，一目了然。其中，“歐陽氏譜圖每圖僅譜五世，即上至高祖，下止玄孫，此圖玄孫則為下圖高祖，以此類推……五世親盡，親盡則遷，故另為一圖?！盵8]，已滿五代的子孫就要從宗子之族分出，作為一個家族的分支，另建祖廟。族譜最直接反映該宗族及其成員的歷史，它是通過對該宗族的祠堂組織、職能機構、血緣、世系、祭祀活動、宗規家訓、宗族田產、恤義學等基本內容，作多方面的完整歷史記載，使同族人明根論輩，重在維系族眾的血緣聯系。 除了《溫公家范》，司馬光還撰寫了《居家雜儀》《訓儉示康》等家訓名篇，對后世制訂族規、管理族人與教育后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族譜與家訓作為祠堂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使祠堂制度形成更完善的體系。 　　南宋理學家朱熹在博覽群書、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祠堂之制”，并強調祭祖禮儀的重要性，“然古之廟制不見于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固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君子將營宮室, 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 為四龕, 以奉先世神主?！盵9]。 宋代基本上確立了統一的祠堂制度與祭祀的規范，成為后世建設祠堂、管理家族、祭拜祖先、教育子孫后代的核心內涵。一個完整而成熟的祠堂含義、形式及建制至此確立下來，后世建祠多依循宋制。祠堂大致可分為二大類：姓氏祠堂（即宗祠族姓祠堂）、歷史名人祠堂（即歷史名人紀念專祠）。宗族祠堂主要分為三類：一，宗族總祠：包括大宗祠、祖祠或者宗祠。二，支祠或分祠：包括宗祠、家廟、房祠、公祠。宗族公祠有別于社會公祭的先賢祠，是祭祀宗族分支創始祖的祠堂，通常以姓氏、人名、名號或地域名稱+公祠，如：叟祖公祠、白坭中社公祠等。三，家祠：家祠則是各小房祖祠即私廳。祠堂里有供設祖先的神主牌位。大殿正中設正龕，左右各設配龕。一般的家祠正龕往往是供奉從現在的長輩算起的考（父輩）、祖（輩）、曾祖（輩）、高祖（輩）四世的神主，五世后則將神主遷到配龕上去。始祖是百世不遷的，永遠擺在正龕上。 　　宗族祠堂最大的特征是：內部設有神主堂，供置祖先的神主牌位，并且龕前都有香爐、燭臺等祭器；四周壁上有繪畫、浮雕，柱上有祠聯、楹聯，橫梁或壁上懸掛匾牌，資料一是歌頌祖先德業，二是宣傳積善積德；祠中大多都有戲臺、廂房，以供娛樂熱鬧之用；正門外繪上刻上尉遲恭和秦瓊二將士作為護門神。 歷史名人祠堂是官方或民間建立的紀念性祠堂，堂中有名人塑像或畫像供后人瞻仰；陳列名人有關的研究資料、著述和文物等；歷史名人專祠大多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名人專祠雖然在數量上無法與姓氏宗祠相比，但在歷史意義上卻在宗族祠堂之上，大多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明朝洪武年間，以《朱子家禮》為基礎編成的《大明集禮》在祭祖的身份限制上進一步放寬，民間祭祀從可祭祀二代增為祭祀四代，更大地推進了宗法制度的完善。民間宗祠真正合法化的契機是明嘉靖年間的“推恩令”，明世宗嘉靖皇帝因皇位繼承權的爭議，借“大禮議之爭”，破例追封其亡父的帝王謚號，建“獻皇帝廟”，以此來表示自己是以嫡子的身份繼承大統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建議嘉靖皇帝在官民祭祖方面放寬政策，“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立家廟”，“乞詔令天下，使大小庶官皆得擬而為之”[10]。這是對民間宗族祭祀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史稱“推恩令”。 “推恩令”打破舊制的束縛，使此前的品官家廟逐漸庶民化，直接推動了民間祠堂建設的蓬勃發展[11]。 明清以來，在宗族文化發展和富商大賈的推動下，祠堂逐漸遍布全國。隨之而來，由祠堂產生的祠堂文化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走向成熟。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后，清政府大力尊崇儒學、突出儒家的禮治教化思想的地位，用以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位，重建晚清的社會文化秩序。除了呼吁重新尊崇儒學外，清朝統治者將恢復禮制作為維護統治、挽救時局的根本方法，重視教化，以禮制、風化改變民心，達到恢復和鞏固封建禮治的目的，曾國藩認為“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12]。因此，需要恢復禮制才能使人民遵紀守法，歸正社會秩序。崇儒復禮之政展現出清朝統治者自上而下恢復社會穩定的需求，這種需求體現到群眾基層組織上，便是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宗族活動的增加，進而使祠堂建造活動再度興盛。 　　鴉片戰爭后，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與洋務運動的刺激下蓬勃發展，珠江三角洲也聚集了一些繅絲、機器、火柴等新興行業，廣東作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最早誕生地，通過興建民族資本企業大大推動了地方的經濟建設，財富的積累也為此時祠堂建造活動的興盛提供了雄厚的經濟保障[13]。此時財力雄厚的同姓非血緣宗族為實現“學而優則仕”的共同理想，大力發展合族祠，合族祠的規模宏大，多數兼具宗族議事、祭祀和書院的功能。清末大型祠堂建筑不斷興建，小型祠堂建筑數量頻增，祠堂的形制日趨完善，珠江三角洲廣府地區迎來封建社會中最后一次祠堂建造高峰[14]。 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在全國開辦新式學堂。由于國家財政有限，清政府號召地方宗族將祠堂的私塾改為新式學堂，各地方宗族紛紛響應號召，有些地方甚至以宗族小祠堂為基礎，擴建成為學校，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整個民國時期。民國時期，由于社會秩序混亂，生活動蕩不安，在新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思想的沖擊下，傳統的宗法制度逐漸衰退，祠堂建筑的興建活動也逐漸減少。 　　解放后，祠堂作為封建社會壓迫人民的象征，被人民政府充公，絕大部分被改作其他用途。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批的祠堂當作“四舊”被破壞。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華人華僑尋根問祖，溯本追源愈來愈風行，全國各地民間更為重視，許多祠堂被歸還地方宗族或者被地方宗族贖回，許多宗祠迎來新建和修復，族譜得以續修或重修。也有一些被作為國家文化遺產被保護起來，祠堂原有的傳統文化價值被重新整理并進行新的功能開發，例如，廣州的陳家祠既作為旅游景點，又作為地方傳統文化藝術的教育基地。珠三角地區的龍獅文化及地方武術、潮汕地區的英歌舞及潮州音樂，作為祠堂文化的重要內容，被吸納成為學校教育的一部分，受到當地學生的歡迎，既可以使學生強身健體，又能使學習生活變得豐富多彩?，F在的宗祠已經不具有“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對尋根問祖、緬懷先祖、激勵后人、互相協作有著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對于加強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傳承振興民族民間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美麗鄉村”的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各地的祠堂建設與重光更是進入一個新的高潮。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中國人對自已的傳統文化表現出越來越自信，人們自發地參與到文化振興的行動當中。祠堂是家族文化的支點，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內涵，從小處看只是地方的小家文化，放大了就是民族國家文化，所具備的尊敬先人、崇揚賢德、教化后人、凝聚人心的作用，與建設和諧社會一脈相承，不謀而合。家和則國和，族興則國興。祠堂里的祖訓族規，那些教人學好向善、愛國興家的內容，是具有永恒的價值的。 [1] [東漢]王逸:《楚辭集注》卷3《天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9. [2]文翁開創地方官辦學堂的世界先河[J]2020-07-10.20200710四川日報[3]吳倩.宋代儒者與宗族重建之關系探[J]《思想戰線》2022年第2期[4]張載：《經學理窟·宗法》，《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259頁。[5]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外書》卷第一，《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52頁。[6]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1頁。[7]《興化戎氏重修宗譜》戎廷錫序，轉引自徐梓：《家范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2頁。[8]常建華：《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頁。[9]朱熹：《家禮》卷第一，《朱子全書》第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75 頁。[10] 常建華著. 明代宗族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02. [11]陳勃文.徽祠記②｜民間祠堂是如何興起的[J]澎湃新聞 12-26 11:07[12] 科大衛著；曾憲冠譯. 明清社會和禮儀[M].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6.08. [13] 李龍潛著. 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06.[14] 賴瑛. 珠江三角洲廣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 華南理工大學,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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