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沙朔雪風過留痕（1）

扁舟一葉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1970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內蒙古察右后旗工作。 分到后旗的第一年，到農村勞動鍛煉。冬閑期間，我從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的老兄那里，借來唐詩宋詞，抄滿兩個日記本。向他問了問有關詩詞格律的事，似懂非懂。就自作主張，動手練習。本文是多年間與察右后旗有關的幾篇習作。積習拋難盡，殘編只自珍。不揣淺陋，請指正。 一、雪夜1970年冬。大六號三道溝村疾風掃塞北，大雪滿山川。陋室書聲晚，孤燈猶未眠。 我和老路在三道溝村。老路北京醫學院畢業，村民經常請他去看病。有時三更半夜，我成了小跟班。家兄是醫生，給我寄來了《赤腳醫生手冊》，《中醫入門》等書籍。我一邊學習一邊跟著老路實踐。每天看書，又讀又背。出門看病回來，趕緊看書，同老路討論，向他請教。看書累了，我找到一個休息放松方法，就是朗讀英語。我的高中英語課文，早已爛熟于心。朗讀時不用過腦子，瞄一眼張嘴就來。有的課文幽默有趣，讀完哈哈大笑。有的課文，敘事極為形象，比如 “I want some more”（再給一點吧）這一課，是英國小說《霧都孤兒》的一節。這一課說的是，孤兒院里的孤兒，因為饑餓，把飯碗刮得光閃閃的（shining）。饑餓的孩子們抓鬮推選一個人向管理員再要點稀粥，瘦弱的奧利佛（Oliver）抓到了，他不得不可憐巴巴的對胖大的管理員說“先生，再給點吧（Sir ， I want some more）”。朗讀次數多了，臺詞就背熟了。我和老路一人一句，對話表演。我們繪聲繪色表演一番，自娛自樂。學習醫書的煩累，很快就放下了。油燈常常亮到半夜。 二、送別選調知青在大六號公社，我們也算知青，與各隊知青經常一起活動，慢慢熟悉起來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有的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時開始選調知青回城鎮工作。我為他們離開農村而高興，也因為從此離別而惆悵。 《浣溪沙·大六號火車站送別選調知青》1971.6滿目風光楚楚新，長笛起處悵離分。頻頻揮手友情深。 風雨瀟瀟滌翠柳，山川默默送芳云。隔山隔水盼佳音。 三、分薄緣淺運蹇事乖1974年春蒼茫平野闊寂寞蓬茅霜征雁隨風遠幽思競夜長曾驚芳草碧空嘆露華香輾轉春山靜凄清萬里光 這首詩是“離婚”后寫的。我和對方，相識時間不長，我怕夜長夢多，極力催促，于是匆匆領了結婚證。領證后不久，對方決定不再選擇我。結果又辦了“離婚”手續。我們沒有共同生活過。這件事，很讓人煩惱一陣子。事情是這樣的，1972年有熱心人給我介紹對象。集寧市下鄉知青，剛剛從農村抽調到察右后旗一個工廠。文革開始時上初中一年級，比我小五歲。家在集寧市，父親是搬運工人，母親操勞家務，家中還有奶奶和弟弟。三八節女工放假，與那位姑娘見面。我是文革前一年，1965年高考，考入北京農大。國內其它農業院校，都是本科學制四年，只有北京農大學制五年。我1970年畢業。別人稱我們這一類人是“大學生”，但自己知道，知識上名不副實，可是名義上貨真價實。文革中畢業的幾屆大學生，畢業幾年后，拿的還是本科“實習工資”46元，但在當時的青年人中，仍屬于高收入的人群。我出身不好，好不容易有人給介紹一位有工作的對象，當然很高興。當時，我虛歲26，已是大齡。我提出應該快點結婚，對方同意。過了兩星期，3月22日，就到白音察干鎮政府領了結婚證。只是領證，沒有典禮。姑娘大度，沒要彩禮，我僅送給她一塊上海表，七尺卡其布。姑娘年齡小很單純，初出茅廬，想得太簡單。我的生活習慣，家庭經濟狀況，都不甚了了。我父母在河北農村，六十年代生產隊尚可自給，后來生產隊的工值每況愈下，七十年代，勞動一年，口糧都拿不回來。家兄是醫生，有家庭孩子。正在我和這位姑娘“領證”時間前后，由于一些原因，家兄遇到一些事情，生活變得拮據。當時，堂上椿萱，身處困境；同枝棠棣，跡近窮途。我責無旁貸，常常捉襟見肘。家兄的狀況，一年后才有轉變。文革后家兄任醫院院長，直到退休。至今八十多歲，仍然每周三次，上半天班。此外，我從小在農村，個人沒有好習慣，不修邊幅，經常衣衫不整。雖然進城上了學，但積習難改，形象不佳。工作單位是農業局推廣站，常年在農村東奔西跑。那時候有個段子，調侃基層農技人員：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拾破爛兒的；一問，才知道是推廣站的。可見我們這類人是多么狼狽了。后來聽說，她廠里的閨蜜，見我粗俗凌亂，家庭條件又不好，話里話外，說的大概都是“鮮花插在牛糞上”。兩個月后，有一次，這位姑娘說，和我領證后不久，接到一個回話，回話的那個人，曾經有人給介紹過，彩禮手表給得全全的，家中一切都能準備停當，那個人的條件比我好多了。我聽后，立刻火冒三丈了，以致最后有了“離婚”結局。我一直都認為她應負完全責責任。現在人老了，經常反芻陳年舊事。我當時的做法，難道沒有不妥之處嗎？孔老夫子的學生曾子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每天反省三次，這是圣人做的事，小小的我做不到，但一輩子了，反省一下自己，還是必要和可能的。她說這種話，有兩種可能。一是或許意欲分手，試探性表達；二是對我的一種表白。潛臺詞是，我為你犧牲了好多，你應該加倍珍惜我。我當時最好是表示理解，發誓要一輩子對她好。如果是第一種情況，或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逆天轉命，平安度過危機。如果是第二種情況，也可以促進了解，最后白頭到老亦未可知。可惜，生活沒有如果。我不解風情，不知道從不同角度分析。又一向自卑，馬上一跳三尺，認為她看不起我，想另攀高枝。我說你想走就走，沒人攔著你。可惜領證了，繩子栓上了，認命吧。說了不少傷人的話。幾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是有兒有女的人。如果我的二十歲女兒，碰到一個沒有一點體諒之心的男人，受到這樣的言語傷害，會做什么決定呢，大概也會決絕，不再回頭。現在我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為，覺得應該真誠的對她說對不起。從我本人來說，不但家庭出身不好，家庭經濟不行，還窮橫窮橫的。綜合這些原因，這位姑娘一定覺得我絕非良配，就不愿和我見面了。不久，直接提出離婚。在七十年代，離婚，對于一個姑娘來說，名聲不好，是極大傷害。這個姑娘毅然決然，不顧這些了。當地習俗，領結婚證，只是有了官方認定的婚姻關系，還不算人們認可的結婚。只有舉行了“典禮”，即請客辦結婚儀式，共同生活，才是真正的結婚。我沒有走到“典禮”這一步。我好不容易逮著個有工作的媳婦，當然不想放手。也說了些道歉的話，但姑娘去意已決。拖了一年多，最后還是辦了離婚手續。她做事地道，把手表和七尺布早就封存了，當場還給我。婚姻選擇，“蘿卜青菜，各有所愛”，無所謂對錯。我本人運蹇事乖，我與這位姑娘，分薄緣淺，此事畫上了句號。但對于我來說，這場只是領了結婚證，沒有舉行“典禮”，沒有一絲一毫共同生活的 “結婚”，就這么不光彩的黯然結束了。1974年，春耕開始了，我又抽調到機關干部組成的“學大寨工作隊”，到一個偏遠的小村莊工作。經歷了“離婚”，就像霜打的茄子，有些沉悶。失眠，睡不著。“輾轉春山靜，凄清萬里光”。本節開頭的這首詩，就是在那個小村莊寫的。離開我的那位姑娘，后來結婚回到集寧市。集寧市是烏蘭察布盟首府。烏盟（與內地的地區同級），下轄十六個旗縣和一個縣級市。京包線、集二線兩條鐵路在集寧交匯。是當地的中心城市。人口雖然只有十幾萬，但在塞外，也是“大地方”了。她結婚的對象是家中獨子，年歲相當，根紅苗正，家境殷實，因禍得福，祝賀她。題外話：離婚了，我灰頭土臉狼狽不堪。但還有人給介紹對象。1974年五一，有人給介紹一位中學老師。集寧二中1966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下鄉知青，1971年選送到內蒙古師范學院師訓班學習，然后分配到中學任教。她和我同歲，都是虛歲28。我說我很窮，她說，不怕，不至于要飯。察右后旗首府白音察干，是一個塞外小鎮，人口不多。這位中學教師和我那位“離婚”的對象，同是集寧市下鄉知青，她們互相認識。知道我徒有“二婚”之名，不計較此事。參加工作以來，我努力工作。全旗的農牧業病蟲害預測預報，在文革中被打亂了，給生產造成很大損失。在領導的支持下，我主持恢復了這項工作，維護了在農牧業生產。曾被烏盟農業局評為全盟農業技術先進工作者。這位中學教師，文革前完整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和在內蒙師院師訓班的經歷，可能使她在選擇對象時，把對方的工作情況和學歷看成非常重要的因素。她不在乎我是一個別人不要的“廢棄物”我冥頑不化，仍打算早定大局。這位老師沒有拒絕。三個月后我們閃電結婚，領證和典禮同一天辦成。結婚后共同生活，我才知道兩個人由于成長環境和生活經歷的差異，對同一問題，經常會有不同看法和不同處理意見，免不了磕磕碰碰。我也學乖了。有時對方生氣了，她說，找來找去，還是找了個漏油燈。這個時候，我就不敢炸毛了。只好訕訕的陪笑，努力干活，讓她消氣。就這樣互相磨合，她也能容忍我的種種不堪，假以時日逐步改造，生兒育女，按部就班過日子。我們的兩個孩子，分別在國外和國內做了醫生。不知不覺，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四、武川聽北京農大二位老師講課1974.11流年如夢雪如煙雪滿陰山識不凡事理洞明傾四座風光別樣我重看1974年冬季，自治區農業廳在武川縣舉辦全區農業技術培訓班，時間一個多月。請到了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專家教授講課。其中有我在北京農大學時的老師：周明牂教授和他的助手謝以銓，裘維蕃教授和他的助手狄原渤。周明牂，昆蟲學家，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北京農大一級教授。歷任北京農業大學植保系系主任，兼任中國農科院植保所副所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裘維蕃，植物病理學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北京農大教授。八十年代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我1965年入學，66年開始文革時，是低年級，沒聽過他們的課。文革幾年中，只見過他們上臺彎腰低頭挨批，沒見過他們正經八北講課。后來，他們都分到我們班，參加運動，一起到農田勞動，和他們非常熟悉。他們都出身富家，再加上在美帝留學經歷，當時被歸為“反動學術權威”。我雖是學生，文革中被賦予的使命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我并非根紅苗正，和這些“權威”一起干活，從未以“革命小將”自居，亦無“橫眉冷對”之舉，相安無事。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后，上街游行聲討蘇修。我突發奇想，向周教授問詢如何用英語喊口號。他隨口說出：“Down with new Tzar（打倒新沙皇)”，“Down with social-imperialism （打倒社會帝國主義）”，“Down with Soviet Revisionism （打倒蘇修）”。這個 “Tzar （沙皇）”，是個冷僻單詞，經他一說，我幾十年沒忘。二位老師在武川講的是內蒙的幾種農業病蟲害。把發生危害特點，歷來研究進展，預防和治理方法，講得清清楚楚。幾個小時滔滔不絕，條理分明，引人入勝，一百多位學員，全神貫注。課堂安靜極了。他們帶有輔助講課的幻燈片。但武川縣找不到幻燈片放映機。電影院已經不用這類東西了，武川中學的幻燈機，早就被學生造反砸爛了。也不能回呼市去取。公路穿越陰山山脈的大青山山區，海拔從一千多米到兩千米。山路崎嶇，上上下下，繞來繞去，俗稱十八盤。大雪封山，吉普車也不能走。此時教授的助手大顯身手。配合講課，圖形曲線隨時跟進。那些昆蟲和植物病菌的圖像，黑板上落筆即成，簡潔明了，令人贊嘆。謝以銓老師八十年代英年早逝，小說家霍達的紀實文學《國殤》寫過他。狄原渤老師后來升任教授，曾出任中國駐聯合國糧農組織官員。詩中的“雪滿陰山”是環境，“事理洞明傾四座風光別樣我重看”，是所見所感。經過這一回，對以前自以為熟悉的老師，有了新的認識。北京農大的教授，絕非浪得虛名，他們的助手，也是各有絕技。文革后，我報考周先生的研究生。我們這一屆，1965九月初開學，1966年六月開始文革，上課不到一年，時間一到，就算畢業了。自知基礎不足。考還是不考，有些糾結。畢業工作后，自學、多次參加培訓、田間地頭實干。十年磨劍，霜刃未試，豈甘韜光滅影？《曹劌論戰》中有促人奮進的話：“夫戰，勇氣也。”，“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于是走上考場，并被錄取。考分當然上線。但錄取原因還可能有互相熟悉的因素，知道我會踏踏實實的做事。還有，在 “知識無用論”甚囂塵上的年代，我居然熱心英語，可能加深了老師對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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