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行漸遠的中學時代

слуга

本美篇取材于南昌一中書信集《一種春聲渾難忘》(郭用莊編著)。配樂：我是一條小河。演唱：郭歡。2020年11月1日。 曾經的課堂 我的中學時代很有特色，充滿了濃郁的政治氣氛。記得那時政治活動多，勞動多，大會小會多，讀初三時，下課后還要學習報紙，要關心國家大事。 班主任匹配也很講究，一般要選政治條件好思想覺悟高的老師。初一高三配的兩個老師規格最高，共產黨員，而且都教政治。 按理說，這么濃的政治氣氛，加上有政治老師的諄諄教導，我的政治覺悟應該有很大的進步，可惜我這個學生冥頑不化不爭氣，以至于自始至終都是一個落后分子，可謂不求上進了。 比較這倆個老師，相同的是他們的政治覺悟都很高，很嚴肅，不茍言笑。區別的是教初一的鄒老師年輕氣盛朝氣勃勃；教高三的桂老師則顯得老練城府很深。他們都帶眼鏡，只是桂老師的眼鏡很厚跟鍋底似的，更具學者風范。 我是六零年進南昌九中讀初中的，那年正鬧“自然災害”，記得那時糧食緊張，吃不飽飯生活很艱苦，每天早上都是打著赤腳空著肚子去上學，中午放學回家也是一碗包菜稀飯（米不夠吃加點包菜一起煮，好填滿空空的肚子，為當年南昌人的主食），只有到晚上才像點樣子，有一小碗白米飯。 肚子空空，偏偏勞動特別多。我們學校在贛江邊搞了個農場，我進學校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勞動，教室的門還不知朝哪，就在農場勞動了一個多禮拜。以后每個禮拜一都是鐵定的勞動時間（一個禮拜上五天課），挑水澆菜鋤地，都是些體力活。饑餓和勞累就這樣慢慢地消磨著我們這群少年弱小的身體。 我原分在二班，上課后不久，班主任吳老師調動工作（68年，我們在鄉下支農，在蔣巷中學看見過他，才知學校將老師下放了），原二班就撤消了，來到了三班，班主任就是鄒老師。 記得剛到三班第一天上完課，鄒老師突然推門進來，教室里立刻鴉雀無聲，我正奇怪，老師發問：“今天上課，誰講了話？”有同學檢舉了我，老師將目光慢慢地移向我，緊緊地盯著，兇狠的眼光從鏡片后面直射過來，我不由得打了個寒顫。好在老師未作聲，大概是念我初來乍到，不懂規矩，才沒有被“拿下”。 從此，我嚇得上課再也不敢講話了。這是老師給我的第一印像：好兇。在以后相處近一年的時間里，我基本上認識了老師，他是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疾惡如仇原則性很強。他不喜歡笑，可能與他教政治有關，也可能是他的性格。我也同時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 剛來時的不愉快，很快就消失了。我對三班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團支書記沈冬華（后來同我一起考入一中高中，他曾擔任過一中學生會主席）還有幾個人，都是我小學同學。其中有一個叫熊仲明的，給我印象最深。他是個孤兒，跟著祖母生活，由于家遠便在學校用膳，一個月的飯票二十幾天就吃完了，而后上課時，他就低著頭坐在那里，不吭聲，也不聽課。每月剩下的日子怎過的，我不記得了，只是老忘不了他戴著一頂舊黑棉帽，雙手筒在袖子里，低著頭倦曲在書桌邊的樣子。 那時糧食問題，成了大家的話題。老師知道后，很惱火。有一次開班會，他說：“有人老說吃不飽，你們要吃那么多干嗎？吃多了還不是拉屎拉掉了？”我們靜靜地聽著，都不敢吭聲。其實，就那么點定量，誰能多吃，又哪有那么多的屎拉呀？老師也可能是氣急了，一時說不出什么大道理，又不好亂扣政治帽子，于是只好用“吃多了還不是拉屎拉掉了”來做思想工作，勸慰我們。 老師不愧為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任勞任怨，吃不飽也能找到不能吃飽的道理和根據。老師還是一個政治立場堅定，階級斗爭觀念非常強的人。 這里有一例。我們的音樂老師是個香港人，我們背后叫她“香港婆子”（叫順了嘴，把老師的姓都給忘了）。每次上完課，老師都要找人問：“她在課堂上講沒講過，香港怎么怎么好啵？”每次我們都是如實回答。老師好像負有特別政治任務似的，神經特別敏感，有點像特務。說老實話，經歷了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誰還會亂說？誰又敢亂說？老師的警覺性太強了，也太過了。再說了，香港乃彈丸小地，又是資本主義社會，哪有我們社會主義好。 還有一例，很能說明老師對社會主義有多么熱愛，對資本主義有多么仇恨！有一次勞動日的下午，老師同沈冬華還有我，一起到二糧庫運米糠（那時學校食堂作飯燒糠）。 二糧庫離學校有十五六里路遠（快到我現在的住址-洪都集團），走路得化近二個小時。我們推著小板車走了很久，就要到糧庫了，忽然前面出現了一群人圍著買紅薯。老師眼尖看見了，一個箭步沖上前去，大喝一聲：“你們在干什么？”這伙人看見老師戴付眼鏡氣勢兇兇的樣子，不知是什么來頭，很快作鳥獸散。 那個賣薯的也想走，被老師一把拽住，那人忙說：“不賣了，不賣了，我要回家。”老師說：“回家？往哪走！你知道不，你這是搞資本主義！跟我走！”那人苦求無效，只得老老實實跟著老師往窯灣派出所（原屬郊區進順村）方向走去，我們倆也只好調轉車頭跟著往回走。 這樣一折騰，待我們把一車糠運回學校時，天已經黑了。那年我不過十幾來歲，一起推著板車走了近四個小時的路，確不是件易事。回到學校，老師是到家了，可我還有半個多小時的回家路呢！不過，我一想到倚門而望的母親和鍋里那碗用來充饑的米飯在等著我，那腳步也就變得輕松了。 幸運的是，鄒老師帶了我們一年，便分開了。要不然，初中剩下的倆年真不知該怎么過。五十多年過后的今天，我在百度里看見一條報道，二OO五年，某某中學為退休老師老勞模鄒某某七十壽辰，舉行座談會慶祝。我才知道我們的班主任當上勞模啦！七十壽辰還舉行座談會，可見老師有多么了不起。 桂老師沒有茯得過這么高的名譽和待遇，但他做的官比鄒老師大，66年就是學校的黨支部委員，文化革命離校后曾任南昌市自來水公司黨委書記。老師的特殊身份和沉穩默不作聲的性格，沒有留下什么有趣的故事。我和老師也很陌生，即便那時我們在路上相遇，他也不一定認得出我。然而文化革命發生的“寫大字報”事件，老師可能再也不會忘記我了。 桂老師是65年下半年接任班主任的，學校在高三關健時刻派個政治老師，既是對高考的重視，也是響應上面“青年學生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的號召。 實際上從11月份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以來，政治氣氛越來越濃，發展到后來就出現了文化革命。學校的決定也是順應了當時的形勢。到了66年，解放軍報元旦發表社論“永遠突出政治”，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二論”、“三論”突出政詒文章就接連出來。我們只得邊復習功課邊學習社論，要“又紅又專”嘛。 5月份開始批判“三家村”，我們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寫大字報，配合報紙，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份子。6月2日聶元梓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我們又寫大字報聲援，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就這樣邊復習功課邊搞運動，搞得是有點身心疲憊了。這就是我們當年的高考復習，算得上“史無前例”吧？ 6月18日（離高考還有12天）中央廣播電臺突然宣布高考延期（實際上是取消高考）。我先是一楞，接著是迷惑，隨后是輕松，千斤重擔終于卸下了。 我們很快從短暫的失落感中緩過神來，我們想到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文革的產物)，想到了這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解放，任重而道遠，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全力地投入到文化革命中去呢！ 6月19日晚上，我們班的12個同學聚集在一起，準備給班主任桂老師寫大字報。文化革命進行了這么久，老師好像無動于衷，對過去執行的錯誤教育路線一點認識也沒有，運動中又沒什么表現。 我們挑燈夜戰，大字報終于于第二天早上貼出來了。我們滿以為會得到學校同學的支持，不說當聶元梓吧，起碼可以當個運動積極分子。沒想到正好相反，我們的大字報剛貼出來，反擊的大字報馬上貼滿了四周，速度之快令人吃驚。內容都是一個調子，說我們破壞運動，想混水摸魚，還說要揪出反革命份子。 看來學校領導也一夜未睡覺了。各種流言也不絕于耳，“利用大字報攻擊黨的領導”，“57年右派份子就是這樣向黨進攻的”......更有甚者，大字報標語校園貼滿了，又到教室里貼，教室里外貼滿了，又在走廊上拉根繩子，在上面掛大字報，那場景的確蔚為壯觀，走路都得繞著走，不小心把大字報碰落了，那可真的要“吃不了，兜著走”了。我從未見過這陣勢，嚇懵了，怎么會這樣？！我們可是夜以繼日的忙了一天一夜啊。 上課鈴響了，我默默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不一會桂老師慢慢地走進教室大門，頭昂得比平時還高，那好像是說我是政治老師，跟我玩政治，你們還嫩著點！我更害怕了。這回上大學的夢不敢做了，最大的愿望是，千萬不能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祈禱：愿菩薩保佑！ 后來證實了，反擊的大字報是學校黨支部組織的，書記就是總導演。那段時間好難受啊，頭上好像壓著一塊大石頭，走路頭不敢抬得太高，說話聲音不敢太大。這種狀態維持了一個禮拜。 6月27日南昌晚報社員工給學校書記送來了一份“大禮”_大字報，揭發他在報社(書記原工作單位)執行了錯誤路線，貼在學校東墻壁上。我看后高興的跳起來，這下好了，解放了。我沒想到的是，《南昌晚報》居然成了我們的救命恩人。 果然學校書記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沒有精力管我們，讓我們得以逃過一劫。我們也不敢再去想“解放全人類”那些事了，我們自已才剛剛解放哩！以后的日子就是每天到學校去看看，沒事就回家，過上了消遙派的生活。 68年下半年，學校搞了個下放運動，把學生全部下放到工廠礦山農場農村(即”四個面向“，文革產物)，說是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也從此遠離了學校，遠離了老師，告別了夢中的那個夢，留下的是難以忘懷的記憶。 如果說鄒老師身傳言教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那么桂老師無聲的教誨則給我上了一堂沉重的政治課，讓我受益匪淺，永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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