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林惠祥和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

華水

每當路過廈大校園中相對比較樸素、沉穩的博學樓，我就會想起陳嘉庚先生書贈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創辦人、我父親林惠祥的那一行字：“對于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嫉惡好善愛鄉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萬一深愿與國人共勉之也。”。 坐落于芙蓉湖畔的博學樓，是一座陳嘉庚式早期建筑，三層西式洋樓，建筑面積2551.92平方米，平面呈雙角樓內廊式布局，墻體為花崗巖條石砌筑，雙坡西式屋頂，上鋪紅色機平瓦（即所謂的陳嘉庚瓦）。陳嘉庚先生1921年開始創辦廈門大學時，第一期修建的是現今大運動場（當年的演武場）映雪、群賢樓群，而博學樓及抗戰時期被日冠焚毀、拆除的化學樓、生物樓是第二期建筑，是第一期建筑群向東南方向的延伸，據說是1923年我國著名科學家、教育家劉樹杞博士在擔任廈大第一任理科主任及教務主任時主持修建的。 圖1.林木掩映中的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 身為廈大化學系的老人，我對劉樹杞先生還是有點了解的。作為“廈大百年校慶出版物”的《化學化工學院院史》①介紹說：“劉樹杞博士早年就讀密歇根大學化工系本科，后進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19年獲博士學位，畢業后先后被聘為培根化學實驗室、法國駐美化驗室、美國竇法化驗室化學師和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講師，在電化學和制革學方面有深入研究，是我國熔鹽電化學的先驅，1921年初回國到廈門大學任教，先后出任理科主任、首任化學系主任，短短幾年就建成化學樓、生物樓和制革廠，化學樓內各種實驗室設備齊全，為化學教學和科研打下堅實的基礎。…1927年1月辭職離開廈門大學，先在湖北省任教育廳廳長，后任武漢大學籌委會主任、校長，再后任北京理工學院院長，行政、教學、科研多副重擔使他積勞成疾，1935年病逝于北京。…1936年廈大理學院創立劉樹杞獎學金，以紀念劉教授在廈大初創時期付出的艱辛。”化學化工學院院史中他主持修建的廈大建筑竟漏掉了博學樓，可能是認為博學樓與化學沒什么關系，而學校網頁介紹化學化工學院和劉樹杞教授時明明白白將博學樓列入他主持修建的建筑物名單中。 　　博學樓建成之后，據大部分文字記載，主要是用作最早期的學生宿舍，后來也作為教職工宿舍，直到1953年王亞南校長將它劃歸人類博物館使用（開始是一樓及二樓部分），“博學樓”的樓名人們較少提起而直接稱之為“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換句話說，若有游客問路“博學樓在哪里？”，許多廈大人（包括在學學生和教職工）會茫然地搖搖頭，而問“人類博物館在哪里？”，百分百能得到準確的答案。 　　其實，博學樓的“履歷”并沒那么單一，它還曾經當過小學教室。1928年，7歲的楊振寧跟隨時任廈門大學算學系（數學系前身）教授的父親楊武之來廈大，就讀廈大附屬模范小學（即今演武小學）。1995年8月，楊振寧先生訪重返廈門大學，時任校長的林祖庚教授陪同他在校園漫步，當走到人類博物館時，楊振寧先生指著博物館入門右邊第一個房間右側墻說這就是他小學時的坐位。雖然在廈大時間不長，但給楊振寧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動情的說：“到現在我還有極好的回憶。美麗的海，美麗的天，是我人生歷程的一部分。”當走到不遠的白城沙灘時他還風趣地說，孩時在這里撿貝殼后來到大洋彼岸撿了一個大“貝殼”（諾貝爾獎）。這么說，廈大博學樓尤其是白城海灘對希望達到人生巔峰的訪客應該是必去的福地了。 　　抗戰期間廈門淪陷，日本兵占據廈大群賢樓群及博學樓作司令部及軍營，其余樓房幾近焚毀，其中包括化學樓和生物樓，鋼鐵構件被運到臺灣鑄造槍炮，花崗巖條石用作構筑工事的材料。1948年廈大通訊第八卷第一期林惠祥所寫《戰后校景巡禮》一文記載了此事②。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我的老師田昭武院士是剛進廈門大學的大一新生，他還看到投降后等待遣返的日本兵在群賢樓教室黑板上用粉筆書寫斗大的字：“二十年后再回來” ③。這些事情，作為廈大人，作為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 在廈大早期的建筑中，比較有名的當然是幾個主要建筑群：雄踞演武場的群賢樓群、傲視鷺江出海口的建南樓群、環抱芙蓉湖的芙蓉樓群，而處于這三個建筑群中間點的博學樓，就顯得有些孤單。和它這種形單影只處境相符的是它的“前世”很少被提及（“今生”正是本文所要寫的），文獻資料（包括校檔案館、校圖書館）大都片言只語。也許正是這種不太引人注意的存在，1947年3月，在它的二樓215室，中共（閩西南）廈大臨時支部秘密成立。臨時支部成立后，帶領師生掀起愛國民主運動新高潮，在抗議“五二零”慘案、“六二”反內戰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這是博學樓的光榮歷史。 　　1950年陳嘉庚指示照原貌修復化學、生物兩座樓。這兩座與博學樓屬同一時期的建筑，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以花崗巖條石砌成，雙坡面紅色機平瓦屋頂的西洋式三層樓，與其它嘉庚式建筑紅磚綠瓦、飛檐斗拱有明顯的區別。陳嘉庚先生直言不諱地指出博學樓的局限：“關于學生宿舍，博學樓面積近一萬尺，墻壁多曲折，雖略美觀，而工費加多，且間幅大小不一，將來分配住宿亦有不便。房間以外只有屋內通巷，無其他疏溫呼吸及曝曬陽光余地。囊螢、映雪兩樓第三層尚有露天陽臺，博學樓則全無之，于衛生上不無缺憾，一誤不容再誤。” ④ 看來，宿舍樓做不成，博學樓注定成為廈大人類博物館的館址了。 圖2.博學樓東北側。 從空中俯瞰，博學樓平面是一個東西走向拉長的“工”字（其實是王字，只是中間那一橫太短。）。工字的上下兩橫正中是正門和后門，西邊正門上下每層都有一內廊。樓內部結構與一般筒子樓無異，還算寬的通道兩側是房間。一樓的通道是光滑的花崗巖石板，房間地板鋪的是紅色的大方磚。印象最深的是二、三樓的地板是磚木結構—簿簿的木板架在圓木上，再以泥、紅方磚鋪就，走起來有點上下晃悠，小時候很喜歡在二樓、三樓的、房間、通道上來回奔跑，但立刻被制止，因為展品的玻璃櫥柜會隨著我的腳步“咯咯咯”震動起來。多年后經過幾次裝修改造后，樓板換成了鋼筋混凝土。在工字的南邊腰上正中的房間有一大門，出門下了兩三級石階便是一個小花園，因為旁邊是東大溝（從東邊社山上至生物樓通到海邊的排洪溝），這里成為附屬人類博物館的獨立小天地，現在辟為碑廊。 圖3.博學樓西面大門處的內廊。 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童年時光的“百草園” （見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那么博學樓和它的周邊就是我記憶中這樣的樂園。小時候有時坐在父親的自行車后座上跟他去上班，這種機會并不多，因為父親總是早出晚歸全神貫注于博物館，母親怕他沒有太多精力關照我們。一到博物館我總是從一樓到三樓（當時二樓部分和三樓還是教工宿舍）、從前門到后門、邊門都跑“透透” ，每個展室（房間）出入無數次。那時博學樓的北邊的芙蓉湖還是東邊社農民的菜地，種植著包菜和出名的“頂澳仔油菜”，這里是我們追蝴蝶抓草蜢（螞蚱）的好地方。而樓南邊的東大溝，寬有丈余，作為廈大校園內主要的排洪溝，東接東邊社山腳，西出生物館腳下出海口。在廈大生活了大半輩子，從來沒見過山洪暴發，倒是遇上天文大潮海水倒灌，溝中或有海魚螃蟹出沒。溝里常年流淌著五老峰巨石縫中滲出的涓涓細流，有小魚和青蛙在水草中悠悠然游戲，不過多年后污染嚴重以至成臭水溝只能蓋上混凝土板成了陰溝。父親逝世（1958年）后母親成為小樓里的工作人員，我更加頻繁在前門后門出入，后來上大學時就住在樓旁的芙蓉一（化學系的男生宿舍），工作后更是天天上下班從它身邊經過。所以博學樓的每個角落我都很熟悉。 　　博學樓中我最熟悉的地方當屬一樓東南角那個118房間，那是父親當年的辦公室，我在四處“野”過之后，就會到這里纏著父親要回家吃飯。其實父親很少呆在辦公室，更多的是和同事在各個展室里“干活”。在辦公室主要是會見許多來訪的重要客人。 圖4.林惠祥親自動手制作猿人模型。 圖5.林惠祥和同事在猿人模型展室合影（左陳國強、中吳漢池）。 父親在辦公室會見的重要客人中有一位是廈門大學創辦人陳嘉庚先生。當年父親的助手陳國強教授（時任人類博物館秘書，后為第三任館長，第二任是葉國慶教授）的文章《陳嘉庚和林惠祥創辦華僑博物館》⑤回憶道：1956年廈大建南大禮堂興建期間，陳嘉庚每周都有一天會從集美渡海到廈大工地視察，曾多次到這間辦公室和林惠祥教授商討創辦華僑博物院的事情。有時自己及隨員來，有時廈門市副市長張楚琨和廈大黨委書記、副校長陸維特陪同前來。每當這種時候，陳國強就把自己座位讓給陳嘉庚先生坐，讓他和林惠祥面對面交談。 圓6.博學樓一樓東南角118號房間為當年人類博物館館長辦公室。 在118室交談時，陳嘉庚先生曾對父親說：“你 1931年創辦廈門市人類博物館籌備處，1951 年獻給國家，這種精神很好。”父親感謝陳嘉庚先生的鼓勵，隨即提出能否為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建一館舍，使博物館能更適合陳列，保護文物，并傳之永久。陳嘉庚先生回答：“我捐給廈門大學興建的房子，都由廈門大學安排，不便指定專門給哪個單位。”他接著說：“辦人類博物館很好，很重要，我贊同你辦人類博物館的主張。辦博物館是教育民眾的一個好辦法、好途徑，通過實物的展覽，使民眾受到教育，提高文化和知識。博物館與大學培養學生一樣，可以向廣大社會群眾進行教育。”“我擬辦個華僑博物館，設在廈門，地皮申請市政府撥給蜂巢山的西邊，緊接廈門大學，請你幫助訂個計劃。要辦成國內有代表性的，因為廈門是通商的港口，有的華僑只回到廈門及附近，不能到北京等地。我希望你能支持幫助我，以辦理人類博物館的經驗創辦一家全國性的華僑博物館，既代表全國研究華僑的學術水平，又可讓歸國華僑參觀接受教育。人類博物館也可納人這個計劃中。” 圖7.1956年，林惠祥在人類博物館的辦公室與來訪的陳嘉庚先生交談。（右陳嘉庚，陳國強攝） 據陳國強教授回憶，在幾次商談中，林惠祥教授提出了仿效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辦法，建議辦個“華僑博物院”，院內分設五個博物館。這個計劃經過討論，得到陳嘉庚先生的賛同。即在華僑博物院內設資源博物館(礦石、地質）、動植物博物館、人類博物館、華僑和南洋博物館、社會主義建設博物館。其中，人類博物館即將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并入，動植物博物館也并入廈門大學生物系標本室等。 圖8.林惠祥和同事在博物館門前合影（左1呂榮芳、2莊為璣，右1陳國強）。 　　記得有一天上午，我正好跟父親去上班，來了幾位氣度不凡的客人，他們在辦公室交談沒多久就和父親動身去華僑博物館，我自然也跟著一起乘車去。乘什么車記不起來了，只記得華僑博物館在裝修中，還沒對外開放，里外有些亂。我被大門旁一個水缸里的大海龜迷住了，完全沒注意大人們在談什么。過后也沒有人告訴我這是什么客人，多年以后看到陳嘉庚先生的照片，記憶中的人物形象才漸漸清晰起來。 　　有次會見中，陸維特書記告訴陳國強，中共福建省委已批準陳嘉庚先生創辦“華僑博物院”計劃，也批準林惠祥教授擔任“華僑博物院”院長。陸書記要陳國強參加討論中多關心、促進林惠祥教授支持陳嘉庚先生以辦好“華僑博物院”。 陸維特書記作為廈大的領導，代表廈大對校主陳嘉庚先生要創辦華僑博物館表示全力支持。而父親作為校主傾家興學的第一位受益者，平生對校主極為敬佩，而且他的人生軌跡是與校主緊密相連的，對校主托付的事情豈有不盡心盡力的道理。 圖9.林惠祥在校科學討論會上做學術報告， 為何說父親林惠祥是陳嘉庚先生傾家興學的“第一位受益者”，這要從“廈門大學第一號畢業證書”以及父親一生的經歷說起。 父親1901年出生于福建省晉江縣蓮埭鄉（今石獅市蚶江鎮蓮東村）一個商人之家。蚶江鎮臨海，是歷史悠久的對外商埠。鴉片戰爭前后，父親的曾祖父前往臺灣經商，事業有成，家境殷實，后至其父時家道中落，僅為小商販，謀生艱難。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強占中國臺灣，強迫當地居民改隸日籍，全家人即被隸為日籍。 父親自幼聰穎好學，9歲入讀私塾，11歲進入福州日本人創辦的東瀛學堂讀書。他學習刻苦，成績常列全班榜首。15歲時，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臺灣遺老曾組織一文會，出題《韓信論》征文，他試投一文即被評為首選，其時年僅18歲。這是父親“史論”方面的處女作，2006年被原全國臺聯會長汪毅夫教授查明發表于《臺灣文藝叢志》第八號（1919年8月1日發行）（圖10）。東瀛學堂校長欣賞他的才學，欲引薦他去日本商行做事。因對日本侵略行徑深惡痛絕，他拒絕校長邀請后，轉入英文私塾學習，并很快考入以英文講授課業的青年會中學。第一學期結束，他考試即得全班第一名。然而，因父親生意經營困難，無法再負擔他的學費，加上他覺得學校教學進度太慢，遂退學在家自學。 圖10. 汪毅夫查獲的1919年《臺灣文藝叢志》上林惠祥史論方面的處女作。 　　1920年，父親前往菲律賓謀生，在一家米廠內任書記員。1921年，他從報紙獲悉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捐資興辦的廈門大學可為入讀學生免除學膳費用，當即渡海回國，以同等學力報考。由于回國時己逾期，勉強補考，中、英文過，數理科分數不夠，只能旁聽成為一名預科生，第一學期結束考試成績優，第二學期改為特別生。第二學年補考數學及格，于是改為文科社會學系正式生。學業優異的他大學期間曾兩獲甲等獎金，還曾兼廈門中華中學史地教員。期間，他經多方努力毅然退出日籍，復原為中國國籍。 圖11.校長林文慶簽發的獎狀。 　　1926年，林惠祥以優異成績從廈門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后被聘為廈門大學預科教員。這第一屆畢業生36人，文科畢業生僅父親一人，其余為商科、理科、師范生等，于是他的畢業證編號順理成章為“廈門大學第一號”。出于對人類學和考古工作，的興趣，此后一年時間，他除登臺授課外，還積極參加學校考古文物展覽會的籌辦工作。 圖12.廈門大學第一號畢業證書。 1927年，林惠祥進入菲律賓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師從美國知名學者、精通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拜耶教授（H.Otler Beyer）。求學期間，由于沒有獎學金，各項費用需自己承擔，為省錢讀書，他時常以冷水配面包度日，生活十分艱苦。因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一年后他獲得該校人類學碩士學位。 圖13.1928年林惠祥（Thomas Huisiang Linn）獲得的菲律賓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證書。 1928年，林惠祥回國后，被“大學院” （教育部改稱）聘為特約著作員，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又出任蔡元培兼任組長的民族學組助理研究員，成為院長蔡元培最為器重的中國民族學田野調查學者。 圖14.1928年林惠祥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的聘書。 　　1929年，林惠祥受蔡元培先生委派以為父奔喪為由裝扮成商人深入臺灣島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一個多月的行程里，受到日本警察當局的懷疑，派人跟蹤盯梢，此外高山族的獵頭遺風也帶來極大的危險。他同一些高山族人結成朋友，采集了大量民俗標本，這些標本都成了人類博物館最早期的一批展品。我印象深刻的是擺在博物館走廊那艘樟木獨木舟，據說當年父親為了把它從高山族人的社區中運出來，險些連人帶物墜落深澗。 圖15.林惠祥在臺灣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 圖16.林惠祥在臺灣與高山族人合影。 圖17.林惠祥在高山族社區。 從臺灣回京后父親用書面向蔡院長匯報，還在上海舉辦成果展覽，當時被南京中央廣播電臺請去報道，《申報畫報》還出了特刊。蔡元培院長當即將他擢升為專任研究員。在臺灣期間，他認真調查了臺北圓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和高山族文化遺俗。回到上海后，他很快寫成《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書，于1930年出版（由中央研究院印行）。這是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也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文化的著作。而他也成為我國調查研究臺灣高山族第一人。 1930年，父親受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聘為歷史社會學系副教授，之后升為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這一時期父親還完成了《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神話論》《世界人種志》《中國民族史》《羅羅標本圖說》（羅羅即今彝族）等經典專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化人類學》是我國第一部被列為大學通用教材的人類學專著。《中國民族史》提出的民族分類法被后來的學者稱為“林惠祥分類法”，該書是當時中國民族學專著中最完整詳盡的一部著作，受到國內外民族學界的重視與引用，對后世的中國民族史研究影響深遠，并被日本學者中村、大石合譯成日文，日本書報文章論及中國時經常引用該書。日本學者井東憲還將張其昀、林語堂及父親的書各取數篇章合為一本取名《我民族》，意為中國人描述自己的民族。此外，《民俗學》《世界人種志》《神話論》等專著，為奠定中國研究人類學有關分科基礎作出重要貢獻。 1935年父親再度冒險進入臺灣進行高山族文化調查，采集了大量文物、標本。 圖18.1930年林惠祥被廈大校長林文慶聘為副教授的聘書。 1937年夏天，父親自費到閩西考察，發現龍巖武平縣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印紋陶等文物。這是我國東南地區最先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他從武平新石器時代文物的研究中，推斷石錛、有段石錛和印紋陶，是東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遺物，具有我國東南地區古文化的特征。這些新見解，為他后來的考古發現所證實，也得到其他考古學家認可。 圖19.林惠祥（右5）在武平考古與當地有關人士合影。 圖20.林惠祥在閩西進行田野調查。 父親為了滿足講授人類學課程必須參讀實物的需要，于1931年正式成立私人廈門人類博物館籌備處，用著書的稿費收入在廈大西側的頂澳仔購地蓋了一幢磚木結構占地 74 平方米的兩層樓房。樓上住家，樓下作為人類學文物標本展覽室，展出文物三四百件。1951年父親將所有文物圖書捐給學校，之后同母親商量說，文物都捐了，房間也空了，索性把房屋也捐獻給廈大。這座樓房作為學校的財產現在還保存著。房契等文件現今還保存在廈門大學檔案館里（曾一度在校史展覽館中展出過）。父親當年在樓前種了一株木棉樹，如今木棉樹仍高聳傲立于如今密集的房屋之上。 廈門大學文科最早招收的研究生、父親的副博士研究生蔣炳釗教授在《懷念林師》⑥文中說過：“知識分子的有形資產主要是圖書資料，對林教授來說還有大量文物，這些文物資料拌隨著他四處流動。” 的確如此，1937年抗戰暴發，父親擔心廈門淪陷，于是攜帶所有文物、圖書舉家避難南洋，先香港后新加坡。抗戰勝利后回廈大，1947年曾于映雪樓舉辦文物展，1951年父親將全部文物圖書捐獻給廈大，博物館先布展于生物樓三樓，1953年王亞南校長將博學樓劃歸人類博物館使用，人類博物館正式于博學樓掛牌，文物資料最終有了安身之所。 　　在文物輾轉遷徙中，最艱難困苦的是下南洋這十年時間。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 8.13”之后日本還攻占了金門。當時父親曾征詢過廈大校長薩本棟先生：“學校是否有內遷的計劃？”薩校長說沒接到這方面的通知（后來廈大內遷長汀），因擔心當年放棄日籍而被清算以及為了標本、文物免遭敵手，同年秋天，父親攜帶精心收藏多年的人類學標本、文物、圖書等資料，舉家遷往香港。在港逗留數月，正在盤算下一步遷往何方時，他接到前往新加坡參加“第三屆遠東史前學國際大會”的邀請，于是又轉去新加坡。父親在他的《自傳》中是這樣說的：“余來新加坡之目的，一因日人占廈，避免被逼作漢奸；二因欲研究南洋之人類學材料，蓋新加坡素有“人種博物館”之稱，且有富于人類學材料之博物館及圖書館，而南洋附近各島皆多原始民族，其時正開遠東史前學會，余亦應參加；三可服務華僑教育文化工作，及宣傳抗戰。第一項目的來后即達到。第二項亦達到一部分，除由博物館、圖書館及耳聞目見增廣知識外，并編譯上述南洋民族志之書籍，完成福建武平新石器時代遺址研究報告。余前在香港避難時，曾在香港本島山上大潭發現新石器，南來后又曾赴北馬發見史前洞穴遺址一所，獲得舊石器式之遺物頗多。至于第三目的則如上述從事教育及賣文等事，堅持學術報國之宗，故生活因難亦不改業。” 　　1938年1月，他在“第三屆遠東史前學國際大會”上宣讀《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詳細闡述了“中國南方史前民族及文化與南洋的關系”，轟動全場，引起國內外同行對華南史前文化的強烈關注。會議其間還會見他的導師拜耶教授，師徒多年不見相談甚歡。此時他獲得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教員聘約。在南洋女子中學任教員時，雖然生活環境困苦，但他仍堅持進行考古和民族問題研究，先后撰寫了《馬來人與中國東南方人同源說》《南洋人種總論》等論文，成為中國研究南洋人種和南洋考古的開拓者和倡導者之一。 　　1939年，父親接到馬來亞檳城鐘靈中學教務長（該校不設校長）聘約。他在上任后立即著手聘請名師，修訂校規，銳意改革。他領導全校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救國活動，不僅帶頭將自己任教的第一個月薪水全部捐獻出來，還在檳城發起“寒衣捐”號召同學和周圍民眾一起捐款，支援祖國抗戰。徐悲鴻先生到新加坡舉辦籌賑畫展，捐款用于救助國內難民，父親負責撰寫宣傳文字，二人結下友情、互贈詩畫。他向徐悲鴻索畫作為“寒衣捐”的獎品，得到了徐悲鴻全力支持。（1953年博物館開館之前還收到徐悲鴻題寫的“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館名及字幅“覌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且在開館后數月收還收到徐悲鴻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五蟹圖（齊白石畫徐悲鴻題”及其他書畫。） 據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9月至1940年12月，南洋華僑捐獻棉衣700余萬件、夏裝30萬套、軍用蚊帳8萬頂，另捐冬裝款400萬元。 圖21.1953年徐悲鴻贈送的白雄雞圖。 圖22.徐悲鴻先生題贈的大字。 圖23.徐悲鴻在病榻中為人類博物館題寫的牌匾。 鐘靈中學成為當地抗日宣傳的重要基地，不僅是南洋出抗日英雄最多的中學之一，還是南洋回國投軍和服務抗戰人數最多的中學之一。學校華僑學生中不少人后來加入共產黨，或成為抗日骨干分子。有些學生被英國殖民當局盯上，英國殖民當局派人進校抓捕，父親都據理力爭全力保護。有些學生被捕，他不但親自與警方交涉放人，還利用聲望發動華僑營救被捕學生，不少抗日進步學生因此得到保護。凡此種種，父親被國民黨視為異已。另外由于南洋僑界領袖陳嘉庚先生與國民黨徹底決裂，其時國民黨派大員吳鐵城去南洋“倒陳”，檳榔嶼的國民黨開歡迎大會父親拒不出席，而他還是陳嘉庚創辦的學校的學生，被國民黨勢力把持的鐘靈中學董事會于1941年3月解聘林惠祥。當時新馬文化界聚會歡送他返回新加坡，徐悲鴻先生在會上發表演說支持他，斥責國民黨的卑劣手段。 失業后一家人回到新加坡后，父親開始還能“賣文為生”。他在新加坡《星洲半月刊》上陸續發表一系列的研究論文，如《馬來人與中國東南方人同源說》《南洋高架屋起源略考》《南洋人種總說》《馬來半島的馬來人》《馬來半島的最古土著賽芒人》《馬來半島的怪民族沙蓋人》《蘇門答臘阿齊人》《蘇門答臘答搭人》《蘇門答臘民南加堡人》《馬來諺語》《古代的新加坡》《菲律賓石器發現記》等。這些研究為日后的南洋民族志專題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發表論文收入畢竟有限，1941年，前妻終因貧病交加去世。1942年新加坡淪陷后，家庭生活陷入極端困境中。 1942年日本人進攻新加坡時，為了躲避轟炸，靠親友在政府設立的幾個避難所之間不停地轉移這些沉重的文物、圖書，最后有人不干了，怒斥道：“到底是命重要還是文物重要？”父親說：“文物比命還重要。”眾人不予理睬，數度一哄而散。曾有個歐洲學者想趁機收購這些文物，自然遭到父親的斷然拒絕。日寇攻入新加坡后，進行所謂“全城大甄別”，發現可疑的人立刻關押、槍殺。當日本憲兵來家搜查時，打開了幾箱文物，沒有發現什么可疑的，而父親不動聲色地坐于一箱裝滿武器的箱子上（其中有多件日本武士刀），幸而沒有繼續查下去而躲過一劫。 當時，日本占領當局急需大批懂中、日、英語人才。日據軍政部一調查室（實際上是特務組織）的一個日本民族學家慕名邀請他去工作；有個日本人辦了個大農場，許予高薪要他去相助；日本人辦 “興亞學院” 的日本教官特地上門拜訪，盛情邀請他到該學院任教。父親均不為所動。父親的這些舉動自然引起日本占領當局的懷疑，曾派了兩個華人便衣上門向他厲聲質問為何不出來為當局做事。為了躲避日本人的糾纏，在城內東躲西藏后，一家人最終遷到一個叫“后港”的鄉下。 此后，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親在那里搭寮墾荒務農，栽種糧食、蔬菜，甚至修理小物品擺地攤出售。在南國的烈日下，父親努力耕作，赤裸上身，下著短褲，從早到晚總是汗流浹背，手上常常是血泡壓血泡。但這些對父親來說不算什么，真正的磨難是精神上的。一旦有陌生人過訪，父親就很緊張，懷疑是日本特高課的人。后港海邊有一橋，橋下漩渦翻卷，深不可測，父親曾對母親說，如果日寇不戰敗投降，“終有一天我會從這里跳下去”，對日寇，他抱定以死抗爭的決心。父親1938年曾寫過一首詩： 重陽日延謙先生芷園雅集感賦佳節重陽客里過，歸途何處奈風波。情牽老菊家園瘁，目斷哀鴻故國多。填海未窮精衛石，回天佇看魯陽戈。飄零幸預群賢末，暫掃牢愁且放歌。 多年后，父親加注：“時廈門淪陷，予方逃亡南洋，故觸處生悲，不知涕之何從也。徐悲鴻先生見之，贊“填海”一聯為警句，為作大字。后經日寇時期，猶幸保存勿失。” 此詩是父親飄泊南洋時期心境的寫照。詩中“延謙先生”即新加坡著名的華僑實業家陳延謙先生，代理過南僑總會主席，曾被陳嘉庚先生聘為廈門大學校董。 圖24.林惠祥在新加坡鄉下開荒種地。 圖25.徐悲鴻先生題寫的林惠祥詩句。 抗戰勝利后，林惠祥參加陳嘉庚主持的有關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會活動資料的整理、編輯工作，協助整理出版刊物，并參加陳嘉庚所著《南僑回憶錄》《大戰與南僑》等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為這兩本書文字潤色整理。 在等待廈門大學“回續教職”的正式來函期間，父親又編譯完成了《蘇門答臘民族志》《婆羅洲民族志》《菲律賓民族志》三本大書。作為廈大校主，陳嘉庚先生對父親要回廈大任教非常高興，立即給父親一千元大洋做路費，還將自己的兩套西裝贈送父親。1946年8月，陳嘉庚將他1943年寫的“避難爪哇時述志詩一首”及《南僑回憶錄》中的一句話：“對于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嫉惡好善愛鄉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萬一深愿與國人共勉之也。”用鋼筆書贈父親，薄薄四張普通稿紙集中體現了嘉庚先生嫉惡如仇、大公無私、愛國愛鄉的“嘉庚精神”。陳嘉庚先生手跡父親一直珍藏在身邊。廈門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逮捕父親時，幸虧父親事先把它包在一本專著的厚封皮中，母親將書藏起才得以保存下來。 圖26.陳嘉庚先生用鋼筆書贈林惠祥的字（共4張稿紙）。 1947年秋，父親與陳嘉庚先生告別，同時推辭了新加坡萊佛士博物館及當地幾個企業家的聘用，帶回離開廈門時及南洋考古得到的所有20多箱文物，全家人的行李僅五小箱，國外帶回的“洋貨”只有一臺手搖縫紉機和一小罐咖啡。 回國后，父親繼續在廈大任教。由于父親當過陳嘉庚先生的秘書（陳嘉庚先生是國民黨反動派通緝的人），而且回國后父親公開反對國民黨的“戡亂”，支持進步學生的活動，在他舉辦的文物展覽中有部分是地下進步刊物、書籍，因而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警告。廈門解放前夕（1949年10月15日），父親被國民黨廈門警備司令部以“共匪嫌疑犯”罪名逮捕，直到兩天后廈門解放才從監獄回家。 出獄后父親急切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廈門大學軍事代表呈送《廈門大學應設立“人類學系”“人類學研究所”及“人類博物館”建議書》（1949年 11 月)，并“懇轉呈教育部”。 創辦博物館只是林惠祥為發展人類學計劃的第一步，他在一份建議書中曾提到，將來待條件成熟，可以在博物館基礎上再辦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系，建立起系、所、館的完整體系。 圖27.1953年林惠祥被廈大王亞南校長任命為廈大人類博物館館長。 圖28.林惠祥在博物館的辦公室（背后是徐悲鴻先生題贈的大字）。 圖29.徐悲鴻先生題寫的大字。 1958年2月13日凌晨，父親剛完成論文《有段石錛》的英文摘要，不幸突發腦溢血離開人世。在31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從1927年發表第一篇論文算起），林惠祥為后人留下了18部專著和70多篇論文，可以說是創造了學術奇跡。他的這些論著，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類學知識的寶庫，為我國人類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8年3月14日，廈門大學在風雨操場舉行《林惠祥同志追悼大會》，校黨委追認其為中共正式黨員。中僑委，中共省委第一書記、福建省長葉飛上將、福建政協、中共廈門市委、市僑委及王亞南校長等團體或個人，在遺象前獻花圈。會上還宣讀了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考古研究所所長尹達、夏鼐、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王治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陸維特副校長等的唁電和唁信。會后林惠祥的骨灰在五老山安葬。 　　1984年，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廈門大學在人類博物館的基礎上，設立人類學系（后經過調整，現為社會人類學系）和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博物館經過文革浩劫后于2006年5月重新開館，只是展品與文革前比較少了許多。在學校領導重視、各部門積極配合下，幾次精心設計、合理布展，近幾年更是以嶄新的面貌向全社會開放，目前設有5間展廳，其中3間為基本陳列展廳、1間為臨時陳列展廳、1間為碑廊，“鴻蒙初辟一史前文明”展廳和“匠心凝聚一審美藝術”展廳位于展館一樓，“向死而生—精神信仰”、“館史溯源”、臨時展廳位于展館二樓，“泉州宗教石刻”碑廊位于一樓庭院。此外，博物館還設有多媒體會議室、科教室、文物修復實驗室等，供師生教學科研使用。 據國家文物局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結果，廈大人類博物館8000余件文物被認定了5000余件，其中400余件屬國家一、二、三級文物，涉及舊、新石器時代、商周、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文物及民族風俗文物，還有從猿到人進化的模型和宗教石刻等等，位列全國高校前茅，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著名博物館。 圖30.人類博物館的幾件館藏文物。 　　很遺憾我文物方面的知識為零，這里隨意拍幾件博物館里的藏品，并非館藏文物的代表（圖25）。但我清楚的知道，廈大人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并不一定是那些價值百、千萬的古玩珠寶、名人字畫，而是與臺灣有關的文物。據曾任館長的鄧曉華教授說，廈大人類博物館是大陸珍藏臺灣文物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內容最權威，品質最完好的博物館，分史前文物和民族文物兩大類，基本上都是林惠祥于1929年和1935年從臺灣采集來的。臺灣專家學者參觀了廈大人類博物館這些文物后十分驚訝，連稱“出人意料”。現臺灣“中研院”文史館展出的臺灣史前文物，還特別標注是當年“中研院”研究員林惠祥收集的。這里僅列舉兩件這類“出人意料”的文物： 1.林惠祥1950年在廈門購得一件國家一級的文物：手卷式 “清初彩繪臺灣地圖”（目前沒有展出），地圖的尺寸、地形和現在的軍用地圖相差無幾，山水畫風格，是當時的清朝政府繪制，它充分證明臺灣是中國的領土。 2.原住民泰雅人頭領在重要儀式性場合穿著的盛裝—彩色貝珠衣，所輟的貝殼珠達6萬多顆,每個貝珠由硨磲貝殼敲碎、打磨、拋光、穿孔成串再縫制于布，工藝復雜，特別具有臺灣高山族服飾特色。流傳在大陸的貝珠衣有幾十件，絕大多數是當年林惠祥兩次冒著生命危險到臺灣收集的，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根據教學和研究的需要通過“教育部”進行分配到各校（如復旦大學等），中央民族大學就收藏有17件。 圖31. 臺灣高山族貝珠衣。 而我心里認定的寶物是那幾塊很不起眼的石頭，在父親生命的最后階段，他曾經把它們放在案頭，時而拿在手上細看時而陷入沉思，還為其中一個裝了木柄，它們名叫有段石錛（圖27），是父親在臺灣圓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在他最后的論文中，它證明早在遠古時代，臺灣和大陸便有著密不可分的同源關系，而且臺灣的根就在大陸。 圖32.1935年林恵祥采集于臺灣圓山的有段石錛。 　　2011年7月16日的《鷺風報》為紀念林惠祥誕辰110周年以《廈大鴻儒學術先驅》為題在《人物》專欄中作專題介紹： “他是廈門大學建校以來最早的文科畢業生。他于1926 年獲得文科學士，畢業證號為廈大第一號。他名列廈門大學“三林”之一(其他兩位是林文慶和林語堂），還是“三林”中與廈門大學結緣最久的。他一生不足58年的歲月，有25年時光在廈門大學度過。他是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先驅，是中國人類學南派的奠基人。他是中國通過實地調查研究臺灣高山族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南洋民族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他是蔡元培先生最為器重的中國民族學田野調查的先驅之一，是蔡先生發展中國民族學研究的理想人選,1930年被蔡先生擢升為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他一生與蔡元培保持著密切的交往。他是廈門大學建校以來以普通教授身份捐獻最多的人，他所捐獻的珍貴文物、標本和字畫價值難以估量。他甚至還將自己辛苦用稿費修建的惟一一棟兩層樓房都捐獻給了廈門大學。他是以一人之力興建專業博物館的中國高校第一人，更是中國第一所專業人類學博物館-—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的創辦人。他就是林惠祥先生。” 　　原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教授在《林惠祥誕辰110周年記念會》上的講話，為林惠祥的生平作了最好的概括和總結： “林惠祥先生是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博物館學家和考古學家，也是廈大培養的杰出人才代表。他一生獻身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不僅為學術界留下了18部學術專著和大量的學術論文，而且還培養了眾多的人才。他仰慕校主陳嘉庚先生傾資辦學的精神，傾資辦館，將個人含辛茹苦采集、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物、標本和圖書字畫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為創建新中國第一家專業的人類學博物館—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以校為家的人，為廈門大學人類學學科的建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作為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林惠祥先生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高山仰止的學術成就，還有他熠熠生輝的高尚人格。” 圖33.父親林惠祥。 落日的余暉透過高大的馬尾松、棕櫚樹葉子在博學樓—人類博物館花崗巖白墻上投下許多斑駁的的金色光點，在我眼前幻化成陳嘉庚先生鏗鏘有力的那段話的每一個字：“對于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嫉惡好善愛鄉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萬一深愿與國人共勉之也。”這是最原汁原味的“嘉庚精神”。我想，父親林惠祥不正是以校主陳嘉庚先生傾家興學為榜樣，在短短的人生中追隨其后，努力成為他所“服膺向往”的人嗎？ 1.宋毅、謝兆雄主編，《化學化工學院院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21年。2.章慧、葉頻青等主編，《廈大故事》，廈門大學出版社，2022年。3.林華水、吳亦純等，《理念與情懷》，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4.莊景輝，《廈門大學嘉庚建筑》，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5.汪毅夫、郭志超主編，《記念林惠祥文集》，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6. 蔣炳釗、吳春明主編，《林惠祥文集（上）》，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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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林惠祥和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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