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迷局中的徐向前（徐向前評傳55）

蟲子讀書

1 西路軍失敗后，根據軍政委員會決議，徐向前和陳陳昌浩離隊，回延安向中央匯報。 然后就是陳昌浩中途逗留，徐向前獨自返回。然后歷盡艱辛回到組織懷抱中，然后悲喜交集，然后完事。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 但事實上，徐、陳離隊時的心態并不簡單。這也是為什么陳昌浩中途逗留并轉了一大圈的原因。 當徐向前表示不想離開時，陳昌浩給他的理由除了說是軍政委員會決定，總指揮目標太大，不利于游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回去要和中央斗爭去。” 這話陳昌浩說的自然而然，徐向前聽了也沒覺得突兀。也就是說，當時的氣氛，以及西路軍領導人的心態，大概都不太平靜。——我說的這種不平靜當然主要不是指兵敗。 以徐向前的性格自然不會附和這種話，但他不吭聲，不覺得突兀，這就很有意味了。 其實可以理解。 當時西路軍領導人對總體的大形勢并不了解，那他們對一些看起來不近情理的命令會怎么解讀？ 想不通。正如對軍委讓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建立根據地的命令，徐向前說“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為什么要我們這樣？意圖何在？是不是故意整我們？是不是歷史上不斷出現的權謀內斗要在我們身上重現？如果不是，那為什么要這樣？或者還有其他事情？ 這種“左思右想”將走向何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事件背景的了解。而出于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中央并沒有、事實上也很難將東岸千變萬化的情況準確、全面地通報給西路軍領導人。 那么，這種解讀中央意圖的思維可以依賴的事件背景就極其有限、也極其片面了。 懋功會師以來的風波，或許就是這種思維最順理成章的背景了。而當時中央為了讓徐、陳嚴格遵守命令又刻意從正面提出這個問題，這就在更大程度上加強了這種思維的方向。 人之常情，設想彼時情境，一點都不往壞處想反而有些不正常。 陳昌浩火氣大，又起伏不定，忽冷忽熱，之前還一切唯上，奉命唯謹，現在則直接崩潰，一個大轉身，脫口叫出心中所想：要回去斗爭。 徐向前自然很明白，他雖然沒說話，但他太明白陳昌浩的話是什么意思了，“斗爭什么呢？無非是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責任問題”，說的很委婉，但這個意思很明白。 認為中央故意為難我們，故意分散消耗四方面軍。 不管怎么說，我不相信徐向前心里完全沒有這種念頭。 2 所以在踏上歸途的那一刻，徐向前除了對部隊的不舍和痛心，絕不會像有人描述的那樣，是一種歸心似箭、游子回家的心情。沒有道理。 他有的是不解，是疑惑，是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巨大的謎題。不應該這么想，但這些日子所經歷的一切卻逼著你這么想。不然就沒有道理。 這時候徐向前的處境，我想才是他真正的“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 他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有充分的理由灰心。就像陳昌浩那樣。而且，最現實的問題，回去，會怎么樣呢？ 所以說，這是個關鍵時刻，一個人稍微軟弱點，就可能做出徹底改變人生軌跡的決定。就可能造成理想和信念的崩塌。而這種時刻的崩塌，大概是沒有挽回的機會的。 一切都玄之又玄，一切都是未知之數。這時候，一切思慮和計算都沒有用。因為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你就在迷霧中，所以你也就無法精確計算回去之后的遭遇。 這種時刻，身心俱疲，茫然無措，前途未卜，是非對錯，影影綽綽，山高水長，深不可測，要一往無前走下去，靠什么支撐？ 除了金子般的品質，似乎別無他法。 這種品質，我覺得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堅定不移。 創業艱難，何止百戰殘酷，更有來自自身摸索過程中的失誤和試錯，來自初期泥沙俱下的人事結構中的各種難以理解的人和事，做不到任何情形之下的百折不撓，九死未悔，大概就是被淘洗出去的泥沙，而不是真金。 你要動搖，一定會有充足的理由，甚至會有看起來理所應當的命運般不可抗拒的理由，就像此時此地的徐總指揮。 而你要不動搖，只有一條理由，就是“不應該”動搖。 徐向前，這個在“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中加入組織的黨員，正如他那些同樣篤定不移的同仁一樣，從做出決定的那一刻起，就從來沒有動搖過。 這種堅定性體現在革命低潮期加入組織的逆流而上，也體現在與組織失去聯系時在看似絕望的情形中的執著尋找，體現在東江游擊戰爭時絕境中的堅持，也體現在鄂豫皖時不計得失、承受委屈和某些暗黑面的隱忍… 體現在面對艱難困苦時的一往無前，也體現在應對復雜人事時的以大局為重，淡泊隱忍。 而現在，在迷惘中的這種這種堅持，也是如此。 即便真是那個最壞的設想，也不能回避，也得一往無前，投入其中，挺身面對，這是真正的考驗。 所謂“要經得起黨內斗爭的考驗”，“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都是要求你直面應對，相信未來。 一個革命者，從加入隊伍的那一刻，就沒想過要當一個逃兵，無論怎樣的艱難困苦，無論怎樣的磨折反復，他就一個念頭，向前。 這無論對革命事業還是對個人，都是最為珍貴的品質。 偉人講到這一段時說的透徹，他說徐向前要飯回延安，陳昌浩要飯回老家，這是“根本區別”。 正是這種“堅定不移”的品質，讓心懷迷惘的徐向前毫不遲疑地一路向前，返回了延安。 不回去也行，不回去最好，不回去就帶著隊伍，繼續堅持奮斗下去；既然不得不回去，那就回去，那就義無反顧地回去。去留肝膽兩昆侖。去留都是革命的軌道，這個最重要。 具體來說，說是回去匯報，那就回去匯報。這是“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回延安也是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作為一個代表，如實向中央匯報西路軍艱苦征戰的情況，這是對組織負責，更是對西路軍將士負責。 而且，僅從西路軍一面說，我們也可以想象，假如徐向前再倒了，那它在當時和以后的評價可能就會遭遇更多坎坷和波折。 就是這樣，回去就是回去，必須回去，毫不遲疑，至于那些未卜的得失禍福，非所計也。 就如徐帥在延安被張聞天批評時的想法：“打了敗仗嘛，批評、撤職、殺頭都應該，沒有什么好說的。” 但說歸說，至于自己接下來的遭遇，徐向前雖然不能精確預見，但大概的情形，我想多少還是能預感到一些的。 為什么這么說？ 3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 從會師以來，雖然一、四兩方面發生了各種復雜的矛盾，但自己自問沒有私心，不管做什么，本心都是為革命，為紅軍；實際表現上，一貫的尊重黨，尊重領導，捫心自問，自己無愧。至于西路軍問題，自問也盡力了。 關于責任問題，你要說是我的責任，我也認，畢竟在我手里打的仗，假如組織需要一個人來承擔責任，以給內外上下一個交代，也可以是我。這也是革命工作。 就這么一個態度。 所以我覺得徐向前這個持重穩健的人，在某些關鍵時刻往往還有一種奇異的“二桿子”勁——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沉穩深邃的二桿子勁。 回去了，跟領導照實說，匯報情況嘛，有什么說什么，然后，閉嘴，一切聽之于“命”，聽之于領導的裁決。批評，撤職，殺頭，隨便。 不用跟領導講道理、爭是非，掰扯責任問題。還用說嗎，領導親自指揮的，領導不清楚嗎？既然領導清楚，你就不要再多講了。既然領導清楚，領導就自然有所處置。既然如此，假如領導非說是你的責任，那你就絕對講不清楚，甚至越講越糟糕。那么，你真的就不用再多講了。 所以，就是這么一個態度，既脆生又不生硬，這就給了領導很大的空間。 需要我擔責任，可以，我有這個態度啊，——而且事實上，任何事只要你想有，就總會有的，比如徐向前，如果硬要說，你明知不行，為什么不拼了命的跟陳昌浩頂牛到底？為什么不反復跟中央據理力爭？這也是個道理。有這一層覺悟打底，那就真的在內心里實現“自洽”了，真的會放平心態無怨無悔地接受一切了——不需要我擔責任，那領導自然也有分寸。 所以，生死榮辱看淡，一片丹心赤誠，篤定一個意思，然后，面對重重迷霧中的未知，這，或許就是當時情形中最為恰當的態度。 所以，怎么匯報？這個看似簡單，但也很見功夫。 不提責任問題。這不是我該操心的。責任認定那時領導的事。我只匯報具體作戰情況。 結果如何？換來的是偉人的安慰和對西路軍將士艱苦奮斗精神的肯定。 然后你看，就是事后不管什么時候講到這事，徐向前都被專門摘出來另眼看待，比如后來偉人說到國燾路線有少數“積極幫手”時，特別、專門強調：“這里所指起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內，他們在國燾路線時期，從未起過此種作用”。 這是國燾路線的失敗，失敗責任是張國燾的。至于前線指揮人員，誰該擔負責任？中途逗留的陳昌浩政委。你是一把手，關鍵是，你中途逗留了，你跟鄂豫皖的隊伍聯系了，你回老家了，也就是說，你有二心了。所以，盡管在西路軍征戰過程中你對中央命令奉命唯謹，不敢越雷池半步，但還是不行。 陳昌浩回到延安后，連續做了兩次檢查報告。第一次寫了七萬多字的長篇報告，但上邊覺得不深刻，認識不夠，被嚴厲批評；然后陳昌浩還是一如既往地忽冷忽熱，忽上忽下，第二次報告中則全盤自我否定，全部都是國燾路線，全部帽子都自覺戴上，行了吧？不行。這讓上邊覺得你“言不由衷，很不老實”。 就是這樣。“奉命唯謹”的陳政委要做檢查，而且你檢討的內容也不被認可；而那個“右傾機會主義者”（直到在延安向中央所做的檢查中，陳昌浩依然提及西路軍時“個別干部反對中央路線”，指的就是徐向前）卻用不著檢查，很詭異嗎？一點都不。 有沒有私心雜念，或者嚴格來說，有沒有受私心雜念所左右，是這種看似詭異的區別的根源。 你奉命唯謹是因為你想表白，是因為你認為“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后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 正如徐帥所說：“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干部，絕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在內。黨內斗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五十年代的陳昌浩。五六十年代，陳昌浩見到昔日的老部下、老戰友，也謙恭地道歉，說我對不起大家，向你們作檢討，過去我犯了不少錯誤，給黨的工作造成了損失，讓你們受苦了！我對不起犧牲的戰友們，也對不起大家。讓人感慨萬千。 而徐向前不僅沒有檢討，而且對西路軍的情況照實匯報，后來中央派高崗跟他談話時，問他怎么看待西路軍的失敗，他也如實回答： “西路軍過了黃河，如果不在一條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據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勢會大不一樣的。一是有飯吃，不挨餓；二是有衣穿，不挨凍；三是有槍炮、彈藥補充，有廣闊回旋余地。說實在話，西路軍只要有個炮兵團，馬家軍再增加一倍，都不夠我們打的。西路軍先打到西邊，取得補充，立住腳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敗的，至少也不會敗得那樣慘。” 他的回答并不符合中央對西路軍的定性，但并沒有被追究被定責。這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 看似拙于計算得失，拙于審時度勢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反而受到上面的一致諒解和安慰，為什么？就因為一顆簡單剔透的心。 4 徐向前一路跋涉（參見小隊長徐向前），渡過黃河后不久，先是遇到在外偵查接應的耿飚，接著被送往援西軍司令部，受到劉伯承司令員的熱情接待。 劉伯承在鎮原城外接到徐向前后，兩人都激動不已，劉伯承安慰徐向前：“不要難過，你回來了就等于西路軍回來了！” 劉伯承 然后劉伯承致電中央報告這一消息。電文頗富感情：“報告你們一件最大的幸事，我們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4月30日）19時到達援西軍司令部。” 中央回電亦是熱情而頗有意味：“向前同志，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斗到底，盼病體痊愈后即來中央。” ——我說頗有意味是指“并相信…”這句話。 其實到這個時候，徐向前就已經明確感受到中央和同仁們對自己的態度了。自己所料不錯。這種經歷，大概也會是一種自我教育的經歷。 接下來，“疲勞得要死，好象渾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盡了”的徐向前在鎮原休息了兩三天，又與任弼時、楊奇清一起去了在云陽的彭德懷的指揮部，同樣受到彭總的熱情接待。并在跟彭總交流的過程中了解到西安事變的部分情況。 隨后，周恩來專程從西安趕到云陽看望徐向前。從與周的交談中，徐向前更多地了解到當時的局勢。 然后，本想立即去延安向中央匯報的徐向前因牙疼病發作，在周恩來、彭德懷等勸說下隨周先去了西安治療。 走之前，徐向前還掏出幾個金戒指交給彭德懷，說是在石窩下山時組織給的路費，現在回來了，用不著了，全部交公。——回來了，又不出去了，也用不到錢了。去西安之前交公，而不是之前，或者之后到延安時交公。我是不是多想了？ 在西安，徐向前同樣受到熱情招待。周恩來同志“百忙之中仍經常問寒問暖，關心我的飲食起居，使我很過意不去。” 徐向前在西安時與同為黃埔一期的陳賡（后排左）、左權（后排右）宣俠父（前排左）合影 后經周恩來巧妙安排，徐向前返回的消息得以公開，引起轟動，顧祝同搶著會見并宴請了徐向前。 再然后，徐向前隨周恩來一起乘飛機，生平第一次，“回”到延安。 見到偉人后，偉人對其表示了慰問。徐向前“如實”地、詳細地匯報了西路軍的情況。 偉人聽后，肯定了西路軍指戰員的奮斗精神：“西路軍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傷員沒有醫藥。他們沒有子彈，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丟掉。” 對徐向前本人，也給予了曠達的肯定和安慰：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 （更多文章請點擊右下角藍字“徐帥評傳”看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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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迷局中的徐向前（徐向前評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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