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君主論

路上老僧

時代變革中的英雄陸幸生 帝國隕落:古典時代的終結 公元四世紀末，強大的羅馬帝國在輝煌地走向頂峰后，逐步下滑，由興盛走向衰落乃至滅亡。帝國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也稱拜占庭帝國正在發展時期。西部的羅馬帝國先后遭到蠻夷的入侵洗劫，開始了走向覆滅。在日爾曼禁衛軍挾持下遷都拉文納，首都羅馬昔日的繁華化為蒿草遍簇擁著斷垣殘壁變得蒼涼。原來借以整合人心，由古希臘傳入羅馬的意識形態多神教體系趨以瓦解，在殘酷打壓、殺戮，歷盡磨難的基督教卻涅槃重生，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形態，升華為帝國臣民新的信仰。公元四世紀末西羅馬帝國履滅，意大利分裂，公國獨立，以日爾曼、高盧為主的法蘭克王朝興起遂步蠶食意大利領土，唯一統攝人心的是基督教勢力方興未艾，同時東方游牧民族阿提拉匈人帝國勢如破竹攻入歐洲，教會勢力對于局勢的緩和起到積極作用。此時，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羅馬帝國在實體和精神上已然不復往日風光。所謂帝國，在西方已經瓦解，僅剩最后的晚霞籠罩著帝國昔日的土地，牽引著時刻復辟的夢想，然而奄奄一息，已為四分五裂的公侯小國取代，且連續遭受到新崛起的蠻夷酋長和外來勢力的蠶食：在皇帝定于一尊，帝國恢復一統的春秋大夢中，天國使者教皇和俗世統治者國王，虎狼環伺著明爭暗斗，此起彼伏地相互勾連結盟，蠅營狗茍，爭權奪利，陰謀層出，征戰掠奪，殺人放火，兵連禍結，生靈涂炭。無論是莊嚴輝煌的圣殿，還是驕奢淫逸的宮廷，都在肆無忌憚地展示著荒誕荒唐，毫無廉恥地在權力庇護下沉醉于紙醉金迷的男盜女娼生活，一天天在滿足中墮落。竊國大盜們表面上炫耀著文治武功，骨子里貪婪著財富占有，揮發出堂皇的天理和無恥的欲望此消彼長。交織著天堂和地獄交首抵足相互爭斗著的光怪陸離夢魘。歐洲進入中世紀的黑暗，在新舊交替的大變局中，似乎盈現出新時代熹微咋現的曙光。羅馬教皇國開始形成，基督教教會勢力借助傳教向歐洲大肆擴張。但是，東羅馬帝國的生命才剛剛開始。它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又將羅馬帝國的遺產和文明在基督教的旗幟下守護了一千年，親眼見證了古羅馬帝國輝煌的隕落，親手托起了一輪現代基督教世界的旭日，直到奧斯曼帝國伊斯蘭文明的崛起東羅馬帝國的覆滅。伊斯蘭奧斯曼帝國和基督教世界四散歐洲各國包括東正教在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傳播和維京海盜崛起、諾曼帝國的誕生歷史還在血與火中延續著。其間拜占庭帝國經歷了多次大起大落，在經歷了君士坦丁、狄奧多西、巴希爾、科穆寧、查士丁尼等明君的中興時代，也時常陷入軍閥割據、外族入侵和十字軍東征劫掠的黑暗。匈奴人已經被大漢王朝趕出蒙古草原，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目前史學界尚有爭議，但是屬于游牧民族是確定無疑的，遷徙到了巴爾干平原的一支中間誕生了一位軍事強人，被稱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他的嶄露頭角，對于歐洲造成了巨大威脅，意大利在遭到法蘭克人蠶食后，又迎來了阿提拉的入侵。在抵抗匈人的入侵中教會勢力發揮了巨大作用，進攻到羅馬近郊的匈奴大軍在教皇斡旋下，阿提拉的突然瘁死，戞然而止，危機解除。原本一盤散沙的威尼斯人借助海灣湖泊，抵御外侮，多次借助水網密布的優勢擊退阿提拉的進攻，借機整合島嶼資源，開阜建邦，再現了羅馬共和體制時期的繁華，重商主義的那葉輕舟，在百舸爭流中遠渡重洋，物流四海，貨暢其源，開辟了巨大的財富市場，成為亞得里亞海的強國。海上共和國在抵抗匈人侵略中整合島灣，完善憲政體制，成為海上市場經濟和橫行亞多利亞海的開拓者。此時的威尼斯出版業是歐州之最，威尼斯畫派聞名暇爾，建筑業斗奇爭艷。同時，弗羅倫薩在城鎮完善中市民社會雛形已成，共和憲政體制在刺激文化經濟繁榮中起到積極作用。人文主義的一縷微光在繁榮富庶的城邦佛羅倫薩市出現，誕生出先進思想的光華，為文藝復興在古希臘羅馬的土壤中催生出新時代的萌芽，弗羅倫薩學者、詩人、藝術家云集，其中馬基雅維利被認為政治學最有影響力的創建者，他的《君王論》、《李維十論》、《佛羅倫薩史》皆為經典，尤其《君王論》雖然飽受爭議，卻不失為揭露王國專制黑幕的醒世之作，而《李維十論》和《佛羅倫薩史》卻是作者對共和體制的古代追溯和現代理想之書，成為古典和現代的贊美之史詩。詩人但丁的《神曲》和文藝復興“三杰"繪畫塑雕作品皆為文明史中人性復甦，反抗王權、教權的先知先覺先行者，共和體制在威尼斯和弗羅倫薩欣欣向榮。兩者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堪稱雙壁，在文化昌明，經濟繁榮方面構建了中世紀文藝復興的搖藍。一時思想、文化、科技的星空群星璀璨，增輝斗艷，人才輩出，豁人眼眸，照耀著人類文明郎朗的天空，揮發出永恒的魅力：但丁、彼得拉克、馬基雅維利、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伽利略等等為人類的文明史的進步，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食糧。這就是中世紀戰亂頻乃的城堡中燃燒起的希望，黯夜漫漫中，黎明前繁星璀璨發光。文藝復興運動是一次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涅槃新生，為宗教改革添柴拱火，棄絕神圣的虛妄，扎根于現實的土壤，摒棄神圣的光環，塑造起人的尊嚴，為良善的政治體制反思教訓、總結經驗，醞釀理想，為黑暗的天炯啟明開路，拓展未來的光明愿景。偉大的人文主義詩人和杰出的藝術家及狡詐神武的教皇、國王、公侯皆為英雄或亦可稱為亂世中的梟雄，二者之間并無截然的鴻溝，只有君主教皇愚昧野蠻和良知文明的立場對立形成壁壘分明的意識形態分野。穆罕默德創立的伊斯蘭教卻在阿拉伯地區崛起，有向歐亞擴張的態勢。教皇不僅在意識形態統攝人心方面起到主導作用，而且在介入世俗權力擴張轄區方面也野心勃勃不甘落后。因為，世俗王權借助教權志在取得“君權神授”的合法性方面有著緊迫的需求。虛幻天國的神權欲借助王權在世俗擴張中攫取更多的土地，收獲更多的財富。因此，作為“上帝天使”和“世俗王權”在各自利益驅動下朋比為奸，心懷鬼胎，相互利用，在歐洲此起彼伏，呈犬牙交錯交替上升，逐步形成攫取權力和侵吞財富政教聯手既勾結又對抗的復雜態勢。所謂“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率領草原鐵騎以凌厲攻勢和法蘭克各族蠻夷的雙面夾擊，加上默罕默德在亞非阿拉伯地區對于帝國領土的不斷蠶食，意大利國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沉，卻在重重政治危機中，顯示出人文主義文化的勃勃生機。禮崩樂壞的大變革時代，為英雄和梟雄們提供了展示風采的宏闊舞臺，演繹著一個個波瀾壯闊震撼人心，改變時代格局的重大事件：基督教的崛起改變了歐洲政局；日爾曼法蘭克王朝的出現，演繹出墨洛溫王朝宮相丕平獻土，教皇國趁機擴張，自命天使對于世俗精神操控演變到政治的干預；查理大帝的加冕增加了世俗王權“君權神授”的合法性，伊斯蘭教對于圣墓耶路撒冷的占領霸凌，演繹出今后震驚世界的十字軍東征，歷史一次次在血泊和烽煙中呻吟，在兵燹淚水中悲壯前行。伊斯蘭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在艱難時事中喘息了千年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最終訇然坍塌。這些重大事件孕育出的重要人物被歷史學家們稱為政治或者文化、科技的巨擘又被籠統地成為各界帝王共同扮演著時代變局的重要角色，借助民眾的巨大助力，演繹出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報劇，構成整個歷史曲折發展中歷程，英雄亦或是梟雄的激情表演展示出世界歷史發展的總體的趨勢。 英雄梟雄:分幣兩面的歷史 在我看來，英雄和梟雄只是人類歷史發展一個分幣的兩面，本質上沒有區別，在創造歷史或者改造歷史，推動歷史前進或者導致歷史走向黑暗相輔相成，“反者道之動”式，發揮著積極或者消極的作用。積極跨過一定的界限逾越一定的底線就是消極，猶如王朝政治在登上頂峰后，就是向低谷的滑落。英國作家卡萊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明確將那些杰出帝王和著名的學者詩人以及偉大的傳教者共同歸納于各界的英雄，也即精英一類，他認為：世界歷史就是人們在這個世界上所取得種種成就的歷史，從根本上講，也就是偉大人物活動的歷史，凡蕓蕓眾生所要做或者想要得到一切，都是由他們塑造或者設計出來的，從廣義上講他們簡直就是創造者。我們所見到的這世界上所有成就，嚴格地講，無非是這些偉大人物思想外化的物質結果，是他們思想實現和具體化。[1]至于為神仙、為國王、為先知、為詩人則是后天所決定的。他把英雄歸納為六種：神靈英雄，北歐神話中以維京海盜們創制的圖騰——奧丁和諸神成為諾曼帝國的偶像，再到俄羅斯留里克王朝的先知，最終脫胎出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的神話；先知英雄，耶穌、默罕默德、佛陀一類先后成為東西方主宰人類意識形態的宗教；詩人英雄，荷馬、但丁和莎士比亞等等；教士英雄，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開啟現代資本主義的新教精神催生工業革命和北美新殖民地的開發、君主立憲共和體制以及合眾國的誕生；文人英雄，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等；君主英雄，亞歷山大、拿破侖一流。按照曹雪芹在《紅樓夢》的說法，英雄和梟雄只是應運而生和遇劫而生的區別，治世之賢君和亂世之奸雄，在政治上也只不過是“弱肉強食”叢林規則指導下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主導的結果，這種英雄史觀和尼采相近，至于道德上褒貶只是成功者塑造或者神話自己編造的某種謊言而已。由此深入，引發人們對于時代和偉人作用的深入思考。十八世紀英國作家著名的學者、歷史學家、散文家托馬斯，卡萊爾以其文彩斐然的筆調寫作了《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首開先河對英雄的誕生和對時代的影響力作出論述。他的這本著作只是六篇在愛丁堡大學校長任上演說詞結集出版，因而文辭十分優美，如同詩意散文。但在文章結構上較為松散，邏輯論述上不夠嚴謹，總感在理論上稍欠火候，在邏輯上缺少關聯性。尚有不少新教倫理的痕跡，這和他新教家庭出身，深受加爾文教的影響有關。盡管他的新教"上帝神論"幾乎等同于早期古希臘的自然神論，對基督教的墮落和世俗王權的統治有嚴厲批判，對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頌揚有加，對克倫威王率新教議會軍團戰勝英王查理二世的戰爭予以高度肯定。他批判了法國大革命的暴民政治，卻肯定了拿破侖對歐州戰爭在摧毀腐朽王權的正義性，對英國護國軍主帥軍克倫威爾和法國皇帝拿破侖的悲劇性結局貫注了高度的同情。卡萊爾的"英雄"范圍囊括了史前創世傳說和神話中人物奧丁到早期宗教的創立者及文藝復興時期詩人和宗教改革者、啟蒙作家以及具雄才大略的帝王式統治者均有精彩論述。其心目中的英雄偉人誕生于天然神啟，謂之于先知、偉人、救世主，或者干脆稱之于各個領城中的君王等顯赫的名稱。均為天選之子的天才，來知于自然神密力量對人類中杰出智慧者的塑造，所謂先知代表神意帶領人類走出黑暗。卡萊爾對所謂的英雄做了一個分類，在他的理論中，總共有六種類型的英雄：一是，神靈英雄，比如希臘神話中的宙斯、北歐神話中的奧丁；二是，先知英雄，比如基督、默罕默德、釋迦牟尼等；三是，詩人英雄，比如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彭斯等；四是，教士英雄，比如馬丁路德、諾克斯等；五是，文人英雄，比如盧梭、伏爾泰；六是，君主英雄，比如亞歷山大和拿破侖以及克倫威爾等等。在此書中他均形像比喻為各界君王。其理論基礎源于古希臘的自然神理論，基本等同于中國傳統的自然法理論，并不能完全劃歸于唯物唯心之分。終究還是源于杰出人物本身的天賦秉性對自然的認知改造，自然社會對偉人的造就和異化。蒙昧時期創世之說，基本源之于傳說神話，包括中國《山海經》的、盤古開天、女媧補天、三皇五帝等等；希臘荷馬史詩中的宙斯及諸神，特洛伊城陷落，奧德賽的流浪無不凸現人間煉獄的戰亂苦難等等。卡萊爾開篇英雄乃是北歐冰島族群流傳的創世大神奧丁所統帥的諸神世界類似于希臘羅馬的宙斯和朱庇若等崇拜偶像。為了打破世界的不公，實現普世性公平和正義，才誕生了悟透天機承擔拯世責任的先知。猶太教的摩西與上帝(造物主)十戒約定出埃及記擺脫埃及王權的專制統冶，到達迦南(耶路撒冷)，開創自己的樂園。為反對羅馬人壓迫耶蘇受天啟而創基督教苦行傳道，在統冶者壓迫中發展壯大，終究以一神教取代多神教，而創建歐洲文明中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中世紀開始掀開基督教文明的歷史；與此同吋，在阿拉伯中東地區沙漠地區原來信奉阿拉真主的民族誕生了半文肓的苦孩子穆罕默德受猶太教教義《舊約》影響，受到真主啟示，以片言只語，奇思妙想連綴成《古蘭經》以宗教教義和武力征服統一阿拉伯民族。也是由多神教而歸之于一神教后統攝人心，而形成強大的穆斯林帝國最終士耳其奧斯曼攻破君士坦坦丁堡。以后，羅馬時代的人才風流云散淪落歐洲，文藝復興進入德、意、法各國，教廷的腐敗導致了宗教改革的風起云涌，資本主義精神導致科技思想文化的革命，啟蒙運動催生了人的覺醒，導致了英國、美國、法國等不同形式的革命，時代由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而偉人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正是這些革命孕育了政教分離的權力相互制約的民主憲政體制，出現了信仰宗教道德"天堂的事歸上帝"世俗的行政管理之責"人間之事歸凱撒"而且凱撒的權力不是無限的，行政、立法、司法的分設，有效防止了權力的腐敗和濫用。這不得不歸功于那些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人，而理想的踐行應追溯到美國的開國元勛:華盛頓、杰斐遜、麥迪遜、富蘭克林等人，開創了美利堅合眾國三權分立的政體模似，來源于對英國光榮革命，制憲制民主對王權的限制約束和法國大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對于中世紀伊斯蘭教的崛起，卡萊爾指出穆罕默德口述的《古蘭經》，在一千三百年中被信徒們反復誦讀膜拜，并被當成社會生活的戒律和治國理政的法條，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卡萊爾仍然一針見血地指出:"據我所知，它讀起來很費勁，只是一堆令人生厭的混亂雜燴，拙劣而粗糙，沒完沒了地重復，前言不搭后語，意思糾纏不清，拙劣粗糙到了極點一一簡言之愚笨到令人難于忍受。""穆罕默德的門徒所發現的《古蘭經》本是一些零碎的片斷，就像為了傳播最初寫成的那個樣子，據說它的大部分內容刻在羊胛骨上，亂七八糟地扔在一個箱子里。他們把它刊印出來，但卻沒有根椐時間或其它方面加以整理編排，似乎只是把最長的章節放在前面，而目不是很嚴格。照這樣來讀它的真正開頭就被放在了最后。"卡萊爾總結道:"這是一個偉大的尚末開化的人類靈魂的騷動，他粗糙拙劣，不堪一讀；然而卻里熾熱而真誠的，竭盡全力高度緊張地用文字將自已表達出來，這時各種亂七八糟的思想涌上心頭；他有千言萬語要講，卻什么也說不出來。他的意思本來尚未成形，所以說起來就毫無次序、毫無方法、毫不連貫。還是亂糟糟一團就和盤托出了。"雖則在語法修辭和形式邏輯上如此糟糕，但是伊斯蘭教在阿拉伯歷史發展上起到的積極作用，卡萊爾還是給予了客觀評價:"阿拉伯民族有了它，就象是黑暗中產生了光明。阿拉伯地靠著它有了生機。他們本是一個不幸的游牧民族，自創世之后就在沙漠上游蕩，不為人知。一個英雄的先知派到了他們那里，他們都相信他的話，于是，從此以后，這個民族從不為人知變成了世界聞名、從卑小的民族變成世界上偉大的民族。"如今那些知名的毛拉和阿訇們還在以阿拉真主的名義以世俗統治者的身份，用千年一貫制的《古蘭經》統領著他們的世界，展開著野蠻與文明的對決，不時地以火星點燃地區戰火燒向世界，這片沙漠就成了點燃戰爭的炸藥。這部中世紀的圣經，竟然毫無變化地在二十一世紀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宗教信仰的力量對與愚蠢民眾的操控力，實在不可小覷。而且與之不謀而合的是當年被奧斯曼帝國擊潰的東羅馬帝國所謂基督正教的勢力從拜占庭東移后正與俄羅斯彼得大帝似的沙皇相勾結形成對于世界和平新的威脅，這就是拉爾斯·布朗沃斯在《拜占庭帝國》一書中所描繪的在拜占庭帝國陷落后：另外一些流亡者逃到了俄國，最后的自由東正教大國，試圖重新追求拜占庭帝國的夢想，眾多廣闊的北方土地上的國王已經沿用了拜占庭的字母系統，他們十分歡迎這些逃亡的人民，這些國王以“沙皇”自稱，即“愷撒”的斯拉夫語形式——同時以雙頭鷹作為自己民族的象征。拜占庭藝術和當地的藝術風格融合，繼續在整個巴爾干和及北方地區發展繁榮，俄國人民也未曾忘記曾經沐浴的君士坦丁堡的榮光，對此渴望成了俄羅斯帝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他們深深陶醉于拜占庭的輝煌，甚至后世的領袖。這片廣闊土地上的人們視曾經的輝煌記憶為寶貴財富，將歷史的變遷當作深刻的教訓，時至今日，這片土地仍然對西方充滿懷疑和質問，就想克林姆林宮上空飄浮的陰云。[2]無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所寵幸的妖僧拉斯普京和總統的重要幕僚杜金都在企圖實施他們的東方“黃俄計劃”擴張勢力范圍，為了和西方文明對抗，甚至不惜和伊斯蘭教的毛拉們聯手打造他們共同的邪惡帝國。著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埃利亞斯·卡內提在他的《群眾與權力》一書中在“什葉派的穆黑節”一節中如此論述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什葉派：明顯帶有戰爭宗教的特點的伊斯蘭教由于分裂而產生了哀慟宗教，它的集中程度和極端程度無可比擬，這就是什葉派的信仰。它是伊朗和也門的國教。它在印度和伊拉克勢力很大。什葉派信奉他們教派的一位精神和世俗的領袖，這個人他們稱之為伊瑪目。他的地位高于羅馬教皇。他身上有圣光，他從不犯錯誤。只有追隨伊瑪目的信徒才能得救。“生而不知伊瑪目，死乃不是信教者”。伊瑪目直承先知世系。阿里同默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結婚，被看做第一代伊瑪目。先知明確指定阿里是他學術和統治權的繼承人，他是奉先知之命選出來的“回教徒的統治者”，這一稱號只屬于他。阿里的兩個兒子哈桑和侯賽因接著繼承他的位置，哈桑是第二代伊瑪目，侯賽因是第三代伊瑪目。默罕默德死后的24年里。他沒有立即被選為哈里發，直到第三位繼承者死后，他才成為伊斯蘭世界最高統治者哈里發掌了權。統治了很短的時間，在庫法清真寺內舉行禮拜儀式時，阿里被瘋狂的敵人用淬毒的利劍刺死。他繼承人長子哈桑以數百萬的第爾汗出賣了他的權利，退隱到麥地那，在那里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數年后死去。哈桑弟弟侯賽因因此成為受難者成了什葉派真正的核心，他為人嚴肅謹言慎行，起初在麥地那過著平靜的生活，但是一旦被信眾推上政治舞臺，并成為中心人物，儼然成為當權哈里發眼中釘肉中刺，作為阿里的嫡系親屬他不能不跨上政治舞臺，因為當權的哈里發在大馬士革死去，他不得不帶著他的全家和追隨者到庫法去出任哈里發，死去哈里發的兒子感到威脅自己繼承人位置，于是派出強大的騎兵隊伍將其圍困，要他臣服于新的統治者，侯賽因拒絕效忠投降，于是在穆黑閏月的第十天，即公元680年他的全家和追隨者一共87人在克伯拉平原被全部屠殺，敵人的士兵踐踏了他的尸體，他的首級被割下送到大馬士革哈里發那里，受到凌辱。先知家族的災難是什葉派文學的真正主題。從克伯拉可悲的這一天開始，這個家族的歷史就是不斷受難和受迫害的殉教歷史，編成詩文和故事在穆斯林中傳唱。什葉派教徒在穆尼潤月上半旬集合在一起的原因，上旬的第十天，被看做克拉伯紀念日。克拉伯平原的侯賽因墓早就成了什葉派最重要的朝圣之地。什葉派教徒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侯賽因的受難日都是他們的偉大節日，在這十天中整個波斯都在哀悼，在頭九天中，一群群男人光著身子，上身涂著黑色或紅色，在各條大街街上穿行。他們撕扯著自己的頭發，以刀劍自傷自殘，身后拖著沉重的鏈條，或狂舞著。他們不時同其他教派的教徒發生流血沖突。大約在9世紀出現了劇場，開始以戲劇手法表演侯賽因的受難作家戈比尼50年代曾經在波斯度過，他精彩絕倫地描寫了當年德黑蘭事件的真實場景：劇院里擠滿了人。時值六月末，在這大帳篷下人們感到窒息，人們享用著茶點。一位僧侶登臺并唱起頌歌。人們擊打著自己胸膛相和，他的聲音怎么吸引人，當戲劇演到侯賽因蒙難時，觀劇的群眾達到瘋狂狀態。德黑蘭的“流血的紀念日”共有50萬民眾參加了，見證者戈比尼作了如下描述： 50萬瘋狂的民眾，滿頭滿臉都是灰土，不時以前額叩地。他們想成為自愿的犧牲者，在團體里自殺并以殘暴的方式自殘，同業團體的隊列一隊接著一隊。這些隊列里的人多少還有一絲理性，也就是還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因此這些隊伍里的人穿著普通的服裝。出現了一片死寂。成百個穿著白色襯衣的男人走過來，他們昂首向天，深情如醉如癡。這些男人中的許多人晚上要死去，許多人自殘變得殘缺不全，染紅的白襯衣就是他們的裹尸布。這些人不再屬于此世，他們肥大的襯衣只露出他們的脖子和手：殉難者的臉和謀殺者的手。其他人在他們的呼喊和激勵和瘋狂的行為感染把軍刀交給他們。他們激動的情緒變得殘暴兇狠，把別人給他們的軍刀在頭上揮舞著，他們的叫喊聲蓋過了群眾的叫喊聲。為了忍受痛苦，他們必須進入一種麻木僵直的狀態。他們忽而向前，忽而后退，忽而走向一邊，全無規則可言。每走一步，他們就有節奏地用鋒利的軍刀砍傷自己的腦袋，鮮血直流，白襯衫被染成鮮紅色，看到鮮血，他們的神經錯亂到了極點。這些自愿殉道者中，有些人崩潰了，他們用軍刀砍自己。在瘋狂狀態下，他們砍斷自己的血管，而在警察把他們抬到設在商店里的簾幕后面的臨時野戰醫院之前，他們就死在躺下來的地方了。群眾不顧警察的毆打，把這些人隔離起來，把他們圍在自己中間，把他們拉到城市中另一個正在浴血的地方。沒有一個人意識是清醒的，那些自認自己沒有勇氣自殘的人則給別人提供可樂，以鼓勵別人，他們以這種方法詛咒刺激別人。殉道者脫下他們的襯衣。這些襯衣被視為神圣之物，他們把襯衣交給引令他們來的人。另一些在開始時并不屬于自愿殉道的人，在大家都激動的情況下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流血的渴望。他們要求得到武器，撕碎衣服，并胡亂地砍自己。有時在行進的隊伍中出現一個空隙，因為有一個參與者由于筋疲力盡而倒在地上，。但這個空隙立刻又被填滿，群眾吞沒了這個不幸的人，從他的身上踐踏而過。能夠在穆黑節犧牲的人是最幸運不過了，八個天堂的大門為圣徒洞開，人人爭先恐后，都搶著要進去。值勤士兵的責任是照顧傷者和維持秩序，他們也受到群眾情緒的感染。他們脫掉自己的制服，自己也加入到流血的行列。孩子們也受到瘋狂情緒的感染，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受到了感染。有一位母親站在井邊，她緊緊地抱住自己的已經自殘的孩子，充滿了驕傲的情緒。另一個女人邊叫邊跑過來，喊道：“他已經剜出了一個眼睛，再過一會兒，他要剜出另一個眼睛了，他的雙親欣慰地看著他。”[3]這就是什葉派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宗教精神熏陶感染操縱下的群體性意志的麻木和個體精神的喪失，從古到今一脈相承的傳統在圣戰哀慟精神鼓舞下的殉道精神，這樣看待伊斯蘭教穆斯林極端組織所謂的自殺式襲擊對敵人的血腥復仇，一些民眾在哈里發和伊瑪目長期宗教灌輸下是義無反顧和前赴后繼的因為默罕默德和阿里、侯賽因等先知是不朽的，因而這種為伊斯蘭教圣戰而自我犧牲的精神也是不朽的。他們理所當然在死后成為殉道的英雄，受到尊崇也是不奇怪的。默罕默德是超越任何世俗帝王之上自帶圣光的先知，有一位伊斯蘭教的專家說：“默罕默德是戰斗和戰爭的先知……他把他首先在阿拉伯地區所作的事情，作為他的教眾的未來的圣約留下：征服不信教的人，擴大阿拉神的勢力范圍重于擴大信仰范圍。對于伊斯蘭教的戰士而言，首先重要的是征服不信教的人，而不是使他們皈依。”《古蘭經》這本受神啟示的先知書，使人對此毫不懷疑。“只要圣月一過，異教徒格殺勿論，逮捕之，圍攻之，伏擊之。”[4]這就是作為戰爭宗教的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堅定信仰，比之其他宗教具有更大的主動攻擊性和殘酷的嗜殺性，先知如同不朽的亡靈潛伏在世世代代信眾的心底，隨時可能被哈里發和伊瑪目們激活成為龐大的軍團殺向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唐納德·尼克爾在《不朽的帝王》中所描述的那樣：王啊，我將從我沉睡的大理石棺中醒來，走出我神秘的陵墓，打開磚石壘就的黃金城門；若有擊敗哈里發和沙皇的勝利者，圍剿他們，到那鮮紅的蘋果樹下，那時我將重回我古老的夢境成眠。這也是后來不得不引起人們關注的歷史現象。比如發生在當下俄烏戰爭和哈以沖突，無不隱隱出現雙頭鷹銜著新月懸掛的刀劍掠過陰霾天空的影子。基督教除早已東移的東正教，則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德國就開始了宗教改革，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對北美新大陸的發現和開拓，建立新的伊甸園，被打壓的歐洲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飄洋過海在撲斯茅斯港登陸美洲大陸，以協商契約精神，在那片神奇美麗卻充斥著蠻荒和野獸的土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改造。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后來轉向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悉尼.胡克的《歷史中的英雄》在理論論述的邏輯整合上更加嚴謹和周密，因為胡克更傾向于“時勢造英雄"的唯物理念，同時也不否定杰出人物對于歷史的推動作用。他認為：世界上的主要國家中，中央集權政府之下各種組合經濟發展到了這么一種地步，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少數幾個人，盡能對那么多的不同領域，同時發生影響，這樣的事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外交、陸海軍事、教育、住宅、公共工程、救濟事業方面，還有除英美外——宗教、藝術、文學、音樂、建筑、科學方面的主要決策，都是由少數幾個國家領袖做出的，而且常常是由一個人作出的，他的判斷和嗜好，就成為國家的絕對法律。交通工具的大發展能夠把種種決定像光一樣塊地傳達到各個角落，保證一種空前的有效控制。這是悉尼·胡克對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威權體制個人獨裁國家領袖對于國家的操控而言，借助工業化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其統治國家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實施邪惡手段和方法也日益先進，因而所謂戰爭的動亂給予國家和人民帶來血腥和傷害也日益嚴重。那些毛拉式宗教領袖和沙皇式元首政治的現代迷信式專制統治實施的統治的手段，在融入世界高科技的潮流后，管制的手段也日益全面嚴酷。尤其是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信息高速公路的迅速開通，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速后，社會進入大數據管理時代，現代數字化管理進入社會各個層面，在有利于個人生活，保障公民福祉方面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威權盛行的國家，以個人獨裁為特色的宗教領袖和元首政治對于公民權力剝奪和侵犯幾乎無孔不入，因而也不是悉尼·胡克在當時能夠預料的。悉尼·胡克說：一個愷撒、一個克倫威爾、一個拿破侖確實能夠向許多部門發號施令，但是那些部門，在行政職能上，不像今天結合得那么嚴密，他們無法強迫人們普遍遵守他們的法令。甚至也無法雅致批評。有些漏洞永遠堵塞不了。有些精神避難所也不是他們的執法吏所能夠接近的。過去專制統治者在位期間，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哲學上，都有各種矛盾的的傾向，這就證明了無法把文化限制在他們的教條和法律里。今天的世界面貌大不相同了！一個希特勒、一個斯大林、一個墨索里尼確實能夠向各個方面，從軍事組織直到抽象的藝術與音樂發號施令；這些獨裁者百分之百地貫徹他們的法令。他們的決定不僅影響到謀生的可能性——這在集權國家，并不是稀罕事——并且影響到成人和兒童教育，影響到他們國家的文學、藝術和哲學內容的方向。當然他們控制的部門中，不可能靠一道命令，搞出一批天才來，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毀滅一切和他們不相一致的才能。通過各級學校（因為知識是一種武器），通過無線電（如果聲音可以響的話，誰也跑不了），通過書報和電影（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從中得到消息和消遣），他們把他們的教育灌輸到人民的“下意識”里去。悉尼·胡克進一步指出：沉默寡言和隱姓埋名也不在保險了。精神上的一切避難所都被消滅。蒙田對那些想逃避當時政治風暴的人們提出過明哲保身和不關心世事的勸告，也就是一百年前引起圣貝夫（法國文藝批評家）共鳴的那種勸告，今天肯定也會引起秘密警察的疑心。這種情況不僅標明歐洲從昨天的專制主義走過來，走了多遠，同時也標志，那就是說，除了領袖和他的左右，每個人既沒有得到一種公共生活，卻連私生活也喪失。像在英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其所以民主，那是因為領導大體上仍向代議團體負責而且受到人民群眾的嚴厲批評——行政當局權限也大大擴充了。這，一部分是由于他們的經濟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勢；一部分由于在反對集權國家的侵略、爭取生存的斗爭中，必須進行總體防御。在書中，胡克對“英雄史觀”和“社會決定論”作了批判和質疑，認為社會和生物有機體共同影響著英雄的產生，歷史發展具有選擇性，提出了把英雄區分為事變性人物和事變創造性人物的著名觀點，并對英雄和民主政治的關系作了分析，認為“一個民主社會對于英雄人物必須永遠加以提防”。 該書認為，最高領袖的個人品質對人類的禍福有突出的影響，英雄是危機的產兒，社會決定論（包括黑格爾，斯賓塞和正統馬克思主義）認為“時勢造英雄”，只說對了一半，偉大人物對歷史有相對獨立的影響，該書認為，正因為并非所有的事件都是偶然的，所以歷史上的偶然事件非常重要，事變進程的一切重要方面，會因為是否存在某一偉大人物而出現完全不同的方向。歷史上的英雄就是：在決定某一問題或事件上，起著壓倒一切的影響，他具有事變創造性，并能重新決定歷史進程。書中斷言，偉大人物是公眾的災難，民主社會要防范英雄，要隨時準備把權力收回，以避免他們推行獨裁，專制的統治。 作者在分析問題前，做了若干界定和區分。首先，是把英雄分為“行動方面的英雄”和“思想方面的英雄”。作者認為，有的人是思想英雄，但不一定是行動方面的英雄，他們各自的影響和影響方式是不同的。其次，是區別“取得人們信仰的人”（實質是指有聲望的人）和“影響了歷史事變但沒有贏得偉大聲望的人”。作者認為，歷史意義和歷史上的聲望之間并沒有內在必然的聯系。他認為研究人物時，應該更多地考慮其歷史意義，而不是他的聲望。作者認為：“當我們研究某個人物時，與其根據人名簿、標準著作敘述此人事跡所占頁數，以及援引的頻度等等，還不如根據科學歷史家對他的判斷來得更為可靠些，因為科學歷史家是研究特殊因果聯系的。”第三，是把道德上值得重視的人物排除在英雄的概念外，這并非道德判斷不適用于歷史，而是歷史上的事情可能是壞人做的。因為他研究的問題是歷史的創造，而不是創造的好壞。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區別，是“事變性人物”和“事變創造性人物”。什么是事變性人物？簡單地說，事變性人物，有兩個特點：一是由于偶然的原因碰上合適的時機發揮了作用，并不是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才華；二是這種作用對事變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作者認為，這種人物的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動的非常影響之間是不成比例的。而事變創造性人物則是這樣一個人物，他的行動對事變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他的行動又是他的智慧、意志和性格等種種卓越能力所產生的后果，而不是由于偶然的地位或情況所促成的。他所指的歷史上的英雄或偉人，僅指事變創造性人物。“英雄就是具有事變創造性并且能夠重新決定歷史進程的某些人”。 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作為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曾經留學莫斯科接受過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他的英雄史觀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影響，同時在前蘇聯接受教育期間對于斯大林專制獨裁體制感同身受，回國后師從師從近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作為杜威最為得意的弟子和門生，胡克被稱為杜威“最出色的學生”。美國一建國就是一個世俗的國家，宗教不再進入政治領域。世俗化最大的特點就是重視實際效用而輕視理論爭論，因為憲法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實用主義是美國唯一的本土哲學。解決問題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對待理論，他們完全依據其實際效用來評判使用，從來不受理論束縛。他們重新定義真理，將之視之為一種有效用的假設，是用之來指導行動的，如果在現實中獲得預期效果，那才成為真理。即“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即有用”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異曲同工之妙。實用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因為變化在現實中，新經驗往往會越過曾經的真理，人們不能拋棄現實，只能拋棄不適用的理論和實踐。[5] 騎士精神:所謂塔奇曼定律 西羅馬帝國的覆滅被稱為歐洲古典時代的結束，拜占庭帝國的興起被稱為現代西方黎明的出現，在這段新舊交替時代結束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卻是從偉大的文藝復興人神對立到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爾文主義興起到西班牙和英國帝國主義對于北美新大陸的殖民開墾而到美國獨立建國為標志的。到了十四紀中葉，城鎮涌現，高聳的羅馬式、拜占庭式、哥特式教堂遍布各地，封建公國的城堡和神圣羅馬帝國和巴黎式帝王的宮殿漸成規模。教皇與國王爭斗不休，。十字軍發起了九次東征，圣地耶路撒冷失而復得，得而復失。通俗騎士文學成為貴族到平民的消遣，大學建立，古典文化復興、政治結構在各方勢力的消長中悄然改變，在王權和教權、王國與諸侯的纏斗中，限制權力的機構和法治開始創建。為理解信仰，哲學家、思想家們構建了理性的大廈，在國家與教會的危機中，在人權和神權的對立博弈中，蘊含著社會的革新和復興的轉機。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芭芭拉·W·塔奇曼在她的《遠方之境——動蕩不安的14世紀》一書中以形象生動的語言提出她的所謂“塔奇曼定律”，對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基督教對于人們的代入感，主宰社會的宗教意識對于歷史敘事的統領甚至歪曲及其片面性，做出如下表述：移情的困難、真正進入中世紀精神和情感價值觀中的困難，是最后一道障礙。我相信。我相信主要障礙是當時情況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這一中世紀生活的搖籃和法律，它無處不在，確實具有強制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則是：精神生活和后世生活要優先于此時此地，要優先于地球上的物質生活。無論某些現如今的基督教徒如何虔誠熱衷，這一原則都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則與其替代物——信奉個體價值，信奉一種未必注重上帝的積極生活價值——之間的割裂，在事實上創造了現代世界，終止了中世紀。使問題加重的是，中世紀社會盡管聲稱信奉對感官生活的摒棄，但并沒有在實踐中否認它，社會如此，教會更是如此。許多人嘗試摒棄感官生活，有少許獲得了成功，但人類不是普遍為摒棄而生的。沒有哪個時代比14世紀更在意金錢和財產的了，它對肉體的關注也與其它任何時代如出一轍。沉湎于金錢、縱情于聲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中世紀基督教的首要原則與日常生活間的鴻溝是中世紀巨大隱患。這正是愛德華·吉本的歷史著作中的問題，他懷著一種既有意又惡意的輕率對待這一隱患，每每在將他看來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偽善都斥責為對于人類自然功能的違忤。無論我對這位大師如何崇敬，我并不認為吉本的方法能夠解決問題。人類本身是不可實現的基督教理想的構想者。在1000多年的時間里，他們若不是在實踐它，也是在努力維護它。因此，它一定代表著某種需要，某種比吉本18世紀的啟蒙所能提供的或他優雅的反諷說能解決的更加基礎的東西。雖然我意識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認同它，需要更甚于我的宗教情懷。騎士精神，這一在統治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留下絲毫不亞于宗教的巨大鴻溝。理想對于由武士階層所維持、在圓桌構想中得以闡述的秩序和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亞瑟王的騎士為正義鋌而走險，對抗毒龍、妖孽和邪惡之徒，在一個蠻荒之地建立秩序。于是，他們現實的對應理論被假定為要充當信仰的捍衛者、正義的支持者、被迫害的守護者。但實際上，他們自身即是壓迫者。到14世紀。劍客的暴力行為和無法無天已經變成了混亂的主因。當理想和現實變得太寬時，體系便會被打破。傳奇故事一直在反映這點：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中，圓桌被從內部粉碎。寶劍重返湖底，努力重新來過。人有可能充滿暴力，富于破壞性，貪婪無度，易犯錯誤，卻始終保持著對秩序的幻想，并重新開始尋找。塔奇曼所引用的《亞瑟王的傳奇》的典故，象征人類對于理想追求和現實中的苦難相悖離的悲劇。亞瑟王的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傳說對于真理道路探索的艱巨曲折的隱喻。對于理想主義者而言包括人類早期的宗教創始先知們往往是在對于世俗生活的沖突出誕生出超越紅塵之上的思想和意識開拓出人類文明的道路，其中免不了流血犧牲的悲劇。許多時候，沖突對于不滿足于現狀的思想者而言，是被動的。然而沖突一旦降臨，他們心中潛在的對于現狀不滿的基因就會被激活。蕓蕓眾生可以因為一口飯食對苦難的現實保持沉默，但是思想者卻不能。他們的秉性注定他們會對社會不公的現實做出積極的反應。甚至在許多時候，思想者往往還會主動喚醒公眾挑戰黑暗，發起進攻引發社會改造或者改良甚至是革命的進攻。矛盾和沖突將思想者推向離經叛道的深淵，引發對于所謂“異教徒”的征伐屠戮；同時矛盾沖突也將思想者涌向萬仞高峰。思想者由此體驗改造社會引發的快感，在悲壯中兌現人生的價值，使自己的品格得到升華。法國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思想家、作家斯塔爾夫人說：對幸福的人而言，生命可以不知不覺地流逝過去。可是當內心痛苦的時候，思想就活躍起來，去尋覓希望，或者去發現遺憾的原因，去深入思考過去，去預見未來。當人們安靜與幸福中時，這種觀察能力差不多完全導向外界事物，只是當人們遭到厄運的時候，它才在我們自己的印象上起作用。痛苦的不倦的作用使一些概念和情緒在我們心中不斷地反復閃現，折磨我們，好像每時每刻都會有巨大的事變發生。[6]亞瑟王是古老的不列顛傳說中一位偉大的國王。傳說中圓桌騎士派的首領。他是卡美洛國王尤瑟化身康沃爾公爵與夫人伊格萊茵幽會的產物。夫人在公爵死后，嫁給尤瑟王誕生下的私生子。尤瑟將其托付給魔法師梅林撫養。亞瑟王有一頭太陽般耀眼的金發，擁有比游吟詩人更加悅耳的嗓音和綠寶石一般碧眼，面貌干凈整潔，清秀的容顏能夠輕易使女性心醉。他恪守騎士精神，善良、正直、仁愛、忠誠有禮，同時又善于獨立思考，是一個標準的有著理想帝王外貌和的品格王子。當不列顛主教主持以一把插在教堂墓園石塊中“石中劍”來決定未來國王人選時，騎士們決定進行比武選王。他所寄養家庭的代表凱參加比武卻忘記帶劍，請求亞瑟回家取劍，亞瑟忘記帶家中鈅匙，情急中來到墓園，在空無一人現場竟然輕松拔出石中劍，將劍交給家族代表凱的手中。這令所有人大驚失色，。大家懷疑地將劍插回原地，卻沒有仍能夠拔出。亞瑟遂成為不列顛的新國王。后來這把“石中劍”在他與佩里諾爾王決斗時斷裂，失去神劍的亞瑟王非常沮喪。在魔法師梅林指導下，他來到圣湖邊，湖中仙女手握一柄寶劍，將其舉出水面。亞瑟劃船來到湖中，接過寶劍，此劍被命名為“王者之劍”的圣劍。此劍鍔由黃金打造、劍柄鑲有寶石，引起鋒刃削鐵如泥，故湖仙女命名為“斷鋼”。梅林問亞瑟“劍身與劍鞘你更喜歡哪一件？”亞瑟答：“劍身，因為他無比鋒利。”梅林說：“你要知道，劍鞘是劍身價值的十倍。佩戴王者之劍劍鞘著將永不流血，因此要保護好劍鞘。”這也許暗示著君主與人民的關系。公元一世紀除，不列顛不僅遭受羅馬帝國的壓迫，而且遭到日爾曼人不斷入侵，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團率領人民經過十二次戰斗，最終在巴頓山一役中一舉擊潰入侵者。其間圓桌騎士成為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亞瑟王的騎士一度達到150人，騎士在戰場上沖鋒陷陣，在圓桌上暢談國家大事，在圓桌上沒有地位差別和君臣之別，每個人都可自由發表意見。在這件富有傳奇色彩的圓桌上，曾經發生了許多傳奇故事，其中包括騎士們分頭尋找在耶穌《最后的晚餐》失落圣杯。亞瑟王娶了貌美無雙的桂妮維亞做皇后，卻不堪同母異父姐姐摩根的勾引，一夜風流誕生下了私生子莫德雷德，亞瑟王和這個孩子既是甥舅也是父子，正是這個孩子后來背叛父王策動叛亂，并使王國最后走向滅亡。隨著時間的推移，亞瑟王的領土不斷擴張，他甚至挺進歐洲內陸，擊潰了羅馬皇帝盧修斯的軍團，在米高山殺死了這位羅馬巨人。使自己的事業登上了頂峰。他的騎士團開始離開都城卡美洛分頭去尋找圣杯。這些人大都有去無回，圓桌騎士越來越少，強大的帝國開始走下坡路。不久，亞瑟王最優秀的騎士蘭斯洛特和王后桂妮維亞之間發生戀情，這一戀情最終為帝國帶來災難。雖然這場被稱為柏拉圖式的精神游戲沒有受到亞瑟王的懲罰，但是在騎士團內部引發不滿。于是莫德雷德私自帶領十三名騎士悄悄潛入王宮，將正在幽會的兩人逮了個正著。在騎士們群起聲討下，亞瑟王只好將桂妮維亞處于火刑。然而，對于王后一往情深的蘭斯洛特帶著戰友強襲火刑場，搶走桂妮維亞，兩人渡海逃亡法國。亞瑟王親率大軍征討法蘭西，這次征討給莫德雷德帶來篡奪政權的機會。當亞瑟王回師不列顛，在卡姆蘭戰役中，雙方軍隊血流成河，兩敗俱傷，亞瑟王最終用長槍殺死自己兒子莫德雷德，自己也受到致命的襲擊，大部分圓桌騎士在內戰和尋找圣杯的虛幻中犧牲，身邊只剩下一名騎士貝德維爾。亞瑟王要求貝德維爾劍圣劍投入湖中，這名忠誠的騎士，知道亞瑟王舍棄王者之劍就意味著自己生命的消逝。他兩次徘徊湖邊都謊稱劍已丟入湖中。但是都因為沒能正確描繪劍被湖中仙女收回的場面，而被亞瑟王識破。第三次貝德維爾終于狠下心來劍圣劍投向湖心，這時湖中伸出女人纖細的手指，接住了劍柄，隨后沉入湖中。聽完貝德威爾匯報所見后亞瑟王與世長辭。他的墓志銘是“永恒之王亞瑟長眠于此”騎士貝德維爾離開戰場隱入修道院，聊度余生。桂妮維亞得知亞瑟離去，終身將在修道院懺悔，祈禱并救濟貧苦。癡心的蘭斯洛特返回卡美洛繼續追求桂妮維亞，但王后拒絕與之見面，絕望的蘭斯洛特，最終也出家當了修士，兩人至死未能見面。各種欲望的追求，無論是政治的帝國霸權的爭奪、理想中圣杯的尋找、情欲的濫觴和財富的擴張，這些爭斗永遠沒有贏家。然而，人類卻在如此循環往復中蹣跚前行，最終沒有不踏進塔西佗陷阱而萬劫不復。塔奇曼定律對于中世紀的概括是準確和形象的：理論和現實踐脫節導致了理想和現實的巨大鴻溝，這也就是古羅馬共和主義者西塞羅、加圖等人和羅馬帝國創始者愷撒、奧古斯都等人重復所走上的亞瑟王悲劇，從共和時期的法治崩潰于寡頭利益集團組成的元老院類似騎士圓桌會議的分贓不均，到帝國時期高層統治集團和貴族利益集團和開疆拓土新崛起騎士武裝集團之間財產與權力重新分配導致重重利益瓜葛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籠罩于整個社會和底層民眾，以及新殖民地的公眾之間，必然引發利益重組帶來的種種矛盾，無論是共和國城邦式民主亦或是帝國式天下一統的專制。理想的虛幻性，實踐的殘暴性，掠奪的不擇手段，都會帶來“塔西佗陷阱”統治危機，而致使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崩潰。中世紀實踐理想的騎士們的執著，導致了暴力的濫觴，惡性循環的反復演繹，反而促使中世紀政治秩序的瓦解，這是道德理想主義烏托邦政治的悖論，儼然與統治者所鼓吹的宗教化主流意識形態從希臘羅馬的多神教到君士坦丁堡九九歸一的一神教，作為維護統治的上層建筑與政治結構相輔相成，同時作為教化民眾愚弄和駕馭民眾的工具，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最終失卻整合功能，又導致了文化思想上回歸古典的文藝復興，再到對于基督教的改良和變革，才導致人的主體意識的蘇醒，以人權對抗皇權和神權，為未來的思想啟蒙和社會革命打下基礎，誕生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引發工業革命推動社生產力的發展，創建適應建立在保障個人財富的法治人權的經濟基礎，引發建立在民主憲政基礎上政治體制改革，真正共和的國體政體在查理一世走向斷頭臺后、克倫威爾專制獨裁走向終點后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度得以完成，隨后的美國清教徒對于海外殖民地的開拓以請教精神創造北美新的“上帝之城”理念建立理想的美利堅合眾國，同時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法國動蕩在幾經曲折直到二戰戰勝德意法西斯入侵以后才在第五共和國時期建成了法蘭西共和國。歐洲其他國家概莫能外延續英美法等國的民主憲政體制，即便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也在宗教走向世俗化改革后，走進現代的民主憲政殿堂尋覓默罕默德帝國的復興。人的意識和皇權、神權相對立而走向政治和社會的革命，也許這也是一場亞瑟王似圓桌會議騎士精神對于秩序幻想的輪回。真正目的是皈依以人為本的原點，制度的設計是為了保障人類社會的福祉和人的自由發展權利。 [1] 參見【英】托馬斯·卡萊爾著，張志民、段忠橋譯《論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國廣博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頁[2] 參見【英】拉爾斯·布朗沃斯著、吳斯雅譯《拜占庭帝國》中信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342頁[3] 【德】埃利亞斯·卡內提著、馮文光、劉敏、張毅譯《群眾與權力》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頁[4] 同上第99頁，原注（9）《古蘭經》第九節第五行。[5] 參見錢滿素著《自由的基因》東方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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