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第一次秘密接頭

澈朗

父親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作為一名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共有多少次秘密接頭，恐怕他自己也記不清楚。然他的第一次接頭，他卻是記憶猶新，終生難忘。因為那是他人生新的起點，他選擇了自己一生要走的路。從此他堅定地跟著黨走過了半個多世紀。 1937年，陽春三月，廣州文明路兩旁的大葉榕樹。春來葉子轉色，滿目金黃。繼而落葉繽紛，褪去一身的“黃金甲”，萌生出嫩黃細葉，綻放出一樹的青翠，微風帶來了最初發出來的略可覺察的春天氣味——萌芽的大葉榕樹和飄落下黃葉的氣味…… 夜幕降臨，坐落在文明路旁的國立中山大學（后改名為中山大學)。盡管世事紛繁、國事風雨飄搖，但校園內的那份寧靜幽雅，依然還在其中。晚習后的同學，三三倆倆結伴而行，看似悠閑地出入校園散步。在校門外不遠處，昏暗的路燈下，站著一名身穿整潔中山裝，舉止儒雅的年輕人，他手持一本封面為電影明星胡蝶頭像的《新認識》雜志，時而徘徊在路燈兩旁，時而又停下來，翹首東望，生怕錯過了時間，錯過了要見的人，他急切等待著一個人的到來，一個從末見過面和他手持同樣雜志作為信物的人……這絕非是諜戰劇中地下工作者接頭的橋段，也不是小說中約會的故事情節。而是父親在他離世前九十天，撰寫的憶文中的一段回憶。 廣州青年學生舉行抗日救國示威游行，聲援北平“一二九”運動。 　　父親1917年3月出生在廣東省臺山縣浮石村。父親家中無土地，無積蓄，赤貧。兄弟姊妹五人，父親是老大。臺山是中國第一僑鄉，很多人為了生計出國做勞工。爺爺也不例外，早年去了美國，在洗衣房打工，省吃儉用攢些錢寄回家勉強養活全家。 父親從小勤思好學，成績優秀。中學畢業后，他為了幫助爺爺分擔一部分家庭的負擔，回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師。爺爺很懂得父親的心思，但希望他能繼續讀書深造，又愛莫能助，他只有拼命的去打工掙錢。1935年1月，在父親工作一年后，爺爺從海外寄回一筆錢，指定其中一部分錢給父親念書之用。父親考慮再三，選擇了學制短（三年制)，所學的專業好找工作的公立學校——廣東省立廣州農工業職業學校（高等)土木工程系。 1935年7月，父親考入學校，他深知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學習十分刻苦，他成績無論是在班級還是在全系都是名列前茅。然父親并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他深知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的興亡息息相關。早在中學期間，他就和同鄉的進步同學，創辦了《浮石青年》雜志，抨擊時事，暢談國事。 1935年，父親讀書的學校。 　　1935年6月，日寇鐵蹄步步深入，制造了“華北事變”，險惡的局勢沖擊著憂國憂民的北平各大、中學校青年學生的心靈，他們深感再也不能安心讀書了。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地下黨領導下，北平爆發了一場以學生為主力軍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的訴求。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接著全國各地掀起了聲援北平一二·九運動的高潮，廣州學生成立了廣州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由中共廣州地下黨領導并組織下，在12月12日、12月31日、1936年1月9日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抗日示威游行，父親和他們學校的進步同學也行走在示威游行的隊伍中，義不容辭地投入到了這股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洪流之中。 父親的老師何竹君（后知為中共黨員）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父親的成長，經常介紹一些進步的書刊給父親看，引導他走革命的道路。這也是父親最早接觸到的共產黨員，雖然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老師的真實身份。何老師經過一段時間的慎重考察，認為父親是可以重點培養的“紅色種子”，是能夠點燃的革命星火。于是他安排了父親的第一次接頭。 1938年7月，父親（前排左四）在廣州讀書的畢業照。 　　來和父親接頭的人名字叫余銘艷（又名余明炎)，是中山大學的進步學生（同年擔任了中共中山大學黨支部書記）。當天晚上，父親由余銘艷帶引與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及廣州學生救國聯合會領導人見面，并接受了父親參加廣州學生救國聯合會（即秘密學聯)。根據秘密組織的原則，聯系方式采取單線聯系。此后，這位領導人曾多次到學校找父親談當時的形勢，布置他團結和發動學生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并通知父親參加一些會議，討論如何開展學生工作，介紹他和一些進步同學參加報告會。父親根據指示積極組織進步學生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多次參加公開的群眾集會，同時還組織成立了“蜜蜂讀書會”。后來，父親在廣州又參加了我黨領導的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并擔任臺山縣區支隊委員、中隊長、大隊長。 1938年8月，父親完成了三年學業，放棄了城市中待遇優厚的工作，依然回到了家鄉臺山浮石村繼續從事教育和抗日宣傳工作，并擔任浮石學校教導處主任，校長等職。 1949年，父親（右一）在臺山游擊區。 　　七七事變”爆發后，戰火燒遍了大半個中國。1938年10月，日寇從大亞灣登陸，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日寇輕易地占領了廣州。接著，長驅直入江門臺山等地。臺山人民憂心如焚。父親和一些從事抗日斗爭的青年多次在一起議論，當日寇侵入臺山之后，我們怎么辦？最后得出了共同的結論是：只有拿起槍桿子和敵人干，這才是出路。他們經過反復的計議，一致認為，只有找到共產黨，有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才能組織和進行武裝斗爭。幾經周折，他們終于把黨找到了。黨組織對他們在臺山搞抗日宣傳活動的情況比較了解。因此，很快在1938年11月吸收他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日救亡時期，發展黨員，建立和發展基層黨組織，是我黨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黨員在地方上起革命領頭作用，基層黨組織則是帶領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戰斗堡壘。 父親和趙彬接受了黨組織交給他們在浮石鄉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的任務。第一批黨員是由父親和趙彬親自發展起來的。根據斗爭形勢的需要，1939年上半年，上級決定成立中共東南區委員會，父親被選舉為區委委員。同時，由父親和趙彬共同建立了浮石鄉的第一個黨支部，并由父親兼任第一任支部書記。 1949年，父親在廣東臺山縣工作照。 　　黨支部成立后，積極宣傳抗日，并成立青年抗日先鋒隊，建立鄉武裝自衛隊，組織在鄉學生們畫抗日漫畫，出墻報、唱救亡歌曲、演抗日劇。一時間，浮石村的抗日熱情非常高漲。他們還通過《浮山月報》族刊，宣傳我黨的抗日政策和主張，獲得海外僑胞大力支持，紛紛捐款支援抗日。黨支部日益蓬勃的壯大，做出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工作。 日軍曾兩次侵入臺山縣，父親帶領本村黨員巡邏放哨，率領全副武裝的該鄉自衛隊和群眾，并與鄰近各鄉村共同聯防，到橫江至斗山的公路布防，狙擊日寇，將日寇擊退，保衛了浮石以東的一大片鄉土，保護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對于父親來說，“一二·九”運動，不僅僅是一場席卷全國的抗日救亡愛國學生運動，更是他找到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燈。其實，引導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從愛國主義到信仰共產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共產黨結合、和毛澤東思想結合、和工農兵結合，最后成就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中共黨員何竹君老師，在1937年春天播撒下的“紅色種子”，到了1938年秋天，已在嶺南臺山這片紅色的沃土上，遍地扎根、發芽、開花、結果…… 1939年冬，父親被任命為中共臺山縣東南區委書記，他深感身上的擔子更重了，但他作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去播撒“紅色種子”，點燃革命火種的使命感也更加強烈，他堅信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革命必定成功。 謝謝您的閱讀！（文章中第一、二張圖片源自網絡）補記： 其實，父親的這個故事已經講完了，但我思前想后，還是做個補充。父親一生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至于職位、政治待遇更是不屑一顧。所以父親的這段經歷他從來沒有提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他歷年在填寫干部履歷表時都會填寫上這一段，不過在參加革命工作一欄填寫的是1938年10月，在他重病期間，偶爾翻閱老干部手冊，看到早在1970年中組部就下達《關于我黨在白區直接領導的部分組織、團體成員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計算》通知，其中說“一九三六年成立的重慶“救國會”和上海、廣州、南京、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即秘密學聯）……是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直接領導的抗日救亡群眾團體。凡參加這些團體、編入組織系統、過組織生活的正式成員，在團體活動期間和停止活動以后，一直堅持革命工作的，其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可從加入上述團體之日算起。”于是，他聯系到了當年的接頭人余明炎，并出具了證明，他向組織部門寫下關于修改參加革命時間的報告。198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XX工業部作出了批復，同意父親參加革命工作時間改為1937年3月。這時距父親離世已經兩年多了。其實這早已經不重要了，父親的精神和品質早已經銘刻在了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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