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母親的足跡

圣境山居士

母親故去已經整整十年了。十年來，每當想起母親，想起她一生的際遇，我就感到后悔，后悔在她生前沒有多和她聊聊天，以致未能更多地了解她早年經歷的那些細節。 于是，在這深秋時節，在母親的忌日將要到來的時候，我又一次來到了她的家鄉信陽。我沒有驚動信陽的親人們，只想靜靜地在這里生活一段時間，我覺得，這樣才與母親更近了一些。 上一次來，住在平昌關小鎮上，那是母親的家鄉，在信陽市區往西40公里處。這一次，我住在市內，主要是想了解民國時期的信陽縣城，尋找姥爺和母親當年在這里上學的學校舊址。 信陽南靠大別山，西接桐柏山，北臨淮河，是得天獨厚、有山有水、鐘靈毓秀的好地方，素享“北國江南”之譽。從老地圖上看，從前的老縣城依南邊的浉河而建，形似一枚元寶，又像一艘古船，遠有群山護衛，近有河流環繞。如今，老縣城已被氣勢恢宏的新城市淹沒了，但是，借助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地圖、照片和文字資料，我找到了老縣城五座城門的大致位置。到達信陽后，我住進民權街的酒店，這里位于過去的城東，往北去是早已拆掉的老北門，北門外面，是老火車站，平漢鐵路上的火車已經隆隆駛過一百多年了。 母親生長在書香門第，從族譜上看，至少連續十幾代都是讀書人。信陽縣城在歷史上的讀書之地，無疑是那時的書院。信陽的書院萌芽于唐五代，到明清時達到頂峰，先后建有申陽書院、義陽書院和豫南書院。我的姥爺是清末生人，畢業于信陽師范（1917年改為河南第三師范學校）其前身就是豫南書院。經查，書院原址在老縣城南門里的東邊，即現在的市第十三小學（申城大道117-119號）一帶。 母親七歲時進平昌關鎮上的岳王閣小學讀書，一年級還沒讀完，日本軍隊就攻占了信陽縣城。那時，經常要“跑日本”，日偽軍一出城，大家就都躲到淮河對面的西山里。這樣斷斷續續讀到1941年，也就是12歲那一年，局勢越來越緊，母親只好跟隨老師，坐著牛車，來到300里外的葉縣，進了國民黨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的夫人羅毓鳳辦的難童教養院，在這里讀完高小。不久，日軍沿平漢鐵路北進葉縣，母親又來到內鄉縣師港鎮，進入河南戰區二中念初中。1944年，日軍進逼內鄉，母親又隨老師或步行或騎駱駝，涉丹江，越秦嶺，來到陜西扶風縣絳帳鎮，在戰火紛飛、居無定所的歲月里繼續讀書。母親個子不高，天生膽小，我很難想象她當時是怎樣爬上那高大的駱駝，艱難地行進在西去的山路上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母親坐火車到了鄭州（那時還叫鄭縣），戰區二中改名為鄭縣中學，后來改為鄭州中學（現鄭州二中），在那里讀完初中。1947年，母親回到信陽，考入豫南中學，半年后，轉到浉賢高中。浉賢高中創立于民國三十四年（1945），是一所私立高中，原址在今市第七中學一帶，緊挨豫南書院舊址。原來，父女倆的母校相隔如此之近。再往后，浉賢高中和豫南中學于1949年初，也就是母親離校從軍后，與信陽中學合并，成為現在的河南省信陽高級中學，現有賢山東麓、文化街等三個校區，曾獲中國百強中學稱號。 知識照亮人生，讀書對改變舊中國女性的命運尤為重要。可是，母親求學的過程實在是艱辛，從抗戰興起到解放前夕的十多年里，她跋山涉水，輾轉數地，在動蕩不安中堅持讀完了高中。我想，這除了家族的影響，一定還有信陽人固有的勤奮勇毅的性格起了作用。無怪乎僅民國時期，信陽就涌現出了鄧穎超、危拱之和趙清閣等一批求知上進、獻身理想的杰出女性。母親雖說一生甘于平淡，但她這種頑強求學的意志，是我們后人所不及的。 徜徉在城市的人流中，眼前分明是一座熱鬧的現代城市，我腦子里想的卻都是從前那些文化氣息濃郁的古老街巷。我從過去的北大街（現中山路）走到南大街（現勝利路），又從過去的東大街（現解放路）走到西大街（現東方紅大道），沒看到老縣城的城門，也沒看到據說10米高、3米厚的老城墻，那座曾經高聳于城墻之上的奎樓更是不見蹤影。我只能根據搜集到的有限資料，按圖索驥地找尋過去的文廟、城隍廟、縣學后街、震旦胡同、鮑氏街和櫻桃園等遺跡。遺憾的是，除文廟里還有一座孤零零的大成殿外，絕大多數文化古跡都已不復存在。從前的櫻桃園胡同在解放路以南，離浉賢高中不遠，據說確實有一片園子長滿櫻桃樹，成熟季節很是吸引周邊的居民。母親生前一直喜歡櫻桃，還曾親手在院子里種下一株櫻桃樹，每逢早春時節，她站在臥室的窗前就能看到那滿樹的潔白花朵。這是否與信陽的櫻桃園有某種關聯呢？我不得而知。 在勝利南路以東的建設路上，路北有一座南關清真寺，路南是基督教堂。我特意走進教堂，坐在大廳的后排，這時，講臺一側的一群女孩正在練習唱詩。聽著她們一遍一遍地演唱，我不由想起了母親的歌聲。母親不相信任何宗教，她一生唯一的愛好就是唱歌。在部隊，她的任務就是教戰士唱歌和識字。轉業后，她也經常自顧自地唱歌，離休后，歌聲更高亢更頻密了。我推斷，母親是到過這座教堂的，因為她在附近的浉賢高中念過英文，據她說老師是外國人，還送給她一支“派克”鋼筆（我上高中時母親送給了我，遺憾的是被我弄丟了）。我想，這教堂里傳出的天籟般的歌聲，對于青春期的母親一定是有誘惑力的，盡管她從不唱那些贊美詩，后來只唱《紅梅贊》、《白毛女》等革命歌曲。 母親是1949年初離開信陽的，在國共決戰的最后時刻，她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最終選擇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她離開校園和家鄉是那樣匆忙。離開以后，因為家庭變故的原因，她在后來的六十多年中，只回來過一次，即便只這一次還是來去匆匆。她沒有心情去看一眼母校，也沒有心情去欣賞家鄉的新貌。但是，我相信這不是母親的真實意愿。她在生命的最后那幾年，總是吟誦李后主的“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母親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心中一定是對故鄉故土、青春過往充滿了懷念，一定是情不自禁，有感而發的。為此，我覺得這次信陽之行，正是代表了母親的心愿。或者說，我是陪著母親，行走在故鄉的土地上，這也算是生命延續的一種方式吧！ 帶著這種想法去看家鄉的風景，那每一座山每一道水都賦予了一種新的含義，登臨起來自然也平添了一股精神力量。那幾天，我專程去體驗了信陽古八景之“浉河泛月”和“賢嶺松風”，登上了雞公山，重游了南灣湖，還參觀了信陽博物館和鄂豫皖革命紀念館。 一周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這幾天，每天吃著當地的飯菜，聽著當地人講話，感覺自己就是一個信陽人，一個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信陽的人。就連當地人把每天說成“見天”，把小孩打架說成“杠禍”，把沒有說成“煤得”，都覺得那么親切，那么理所當然。 就在我動身到信陽的前夕，“三小姐”走了。“三小姐”是我的姨母，按過去的習俗，官宦富家的女孩子多以小姐相稱，人們稱呼我母親為“大小姐”，按家族排行，我姨母排第三，今年九十歲。去年我到浙江去看望她時，曾問過她小時候上學的情況，她極干脆地說“我不喜歡讀書”，“嗯（你）媽會讀書”，一個我字被老太太拖得老長，好像讀書是個多丟人的事情。我又問“那你小時候都忙些啥？”她答“我就跟著嗯姥爺。晚上他到祠堂去巡查，我就提個小燈籠照亮。我無聊了，嗯姥爺就掏錢，要我去學打牌”。在信陽的那幾天，我看到一群老人在小學門口接小孩子放學回家，仿佛就看到“三小姐”提著小燈籠，跟在姥爺身后屁顛屁顛地走著。如今，“大小姐”走十年了，“三小姐”去和她相聚了，愿她們一切安好。 光陰似箭，百年只在轉眼之間。可不是嘛，姥爺當初在信陽讀師范，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他從延安抗大學習歸來，決意上四望山參加抗戰，已過去八十多年。母親在戰亂中艱辛求學的經歷，也成了如煙往事。然而，父母離去的這些年，我真切的感受是，他們雖然越走越遠，我的心卻離他們越來越近了，這應該是我更理解他們、更想他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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