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追憶”之旅

肖四菊

“追憶.”是為了“回想記憶中的人和事”，是想回到那熟悉的場景中去，反思自己的人生。 我從1968年開始到1972年期間，在株洲市淥口（以前叫株洲縣）轄區渡過了整整四年的時間。距今已經過去50多年了，四年中在那里發生的幾件事至今仍然歷歷在目，無法忘懷，為了追憶當年的情景，我決心要去舊地重游訪問，追憶往事。 我知道50多年過去了，曾經的人和物很有可能已不復存在，但那塊土地是搬不動的，若能踏上那塊土地，曾經的過往定能清晰地呈現出來，讓我喜悅和興奮，因為是它的磨勵讓我成長了。 這一天終于來到了，2023年12月6日我踏上了旅途，心里很激動，還在懷化高鐵站時，我就要女兒給自己拍一張照片，并轉發到群里，告知群友們我的去向。 　　去朱亭古鎮必經株洲市，為了給我提供方便，師兄賀顯校（溆浦一中高32班畢業）預先幫我查閱了天氣情況，預住酒店的位置及行車路線等，還告訴說由他兒子開車同行，他與夫人（畢業于株洲航校，在331廠搞技術工作直到退休。）也陪同前往，這消息太給力了，我聽了無比激動。 賀師兄是退休老師，加上我就是二個退休老師，我們同行必然同趣，這一路上能不愉快嘛！ 作為老師總是忘不了自己曾經工作過的學校，賀師兄的兒子非常理解自己父親的情懷，車子在331廠外轉了一會兒后便來到南方中學，這是賀師兄工作過的學校，我們就高興地下車留影，讓自己記住曾來過這里，在這里留有人生的腳印。 　　留影之后，車子繼續向朱亭古鎮行駛，我的追憶之旅也就正式開始了。其實除了朱亭古鎮之外，我還想去曾經命名為黃龍公社和上馬學校等地方。 對于朱亭古鎮而言隨歲月的流失一直保存，沿路探問大多人都知道，可黃龍公社，上馬學校卻無人知曉。這些都是50多年前的名字，早已被歲月所淹沒，無人知曉了，為了節.約時間，我們只好直奔朱亭古鎮而去。 　　1967年我從湖南師大化學系畢業，因文化大革命推遲分配，便于1968年分配到株洲市，但不知什么原因，沒幾天就改派到株洲縣，爾后又繼續改派到朱亭古鎮的朱亭學校來了，與我同時到來的還有湖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陶宏老師。 當時的朱亭學校只是—所帶帽子的中學，除小學部外，中學部只有初一和初二兩個年級，沒有初三，故無化學課，學校分配我教初二一個班數學，工作相當輕松，但我仍然競競業業地備課，改作業，輔導學生，全心全意關心學生，我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稱職的好老師，學生喜歡我，家長也喜歡我，當時鐵匠鋪的一位佘師傅還邀請我去他家吃過飯矣。他的女兒曾是我的學生，后來她成家了還特意給我寄來一張全家福。 　　50多年了，神州大地處處都在發展變化，朱亭古鎮也一樣，道路寬了、商舖多了，眾多的建筑擋住了學校，原來裸露在大路邊遠遠可見的朱亭學校已不見了，經人指點才在商鋪后面找到了學校，學校從名稱、規模、校門方位等也都改變了，現在已不叫朱亭學校，而是叫朱亭小學，中學部已剝離出去，我們穿過街道進入學校，這掛有標牌的卻只是學校的后門。 　　盡管學校大變樣，但回到這里，我還是有一種十分親切和熟悉的感覺，便不由自主地就獨自東瞧瞧西望望，竄東又竄西。 　　沒過一會兒，我就忍耐不住，便直接闖進二樓的教師辦公室。 對于我這位80多歲的一位不速之客的冒然到來，老師們表現出驚訝，見狀我便急忙做自我介紹，我的介紹引起了老師們的好奇和關注，校長也來了，大家靜聽著，時不時地發發問，其實他們就是不發問，我也會忍不住將當年的某些事情說說。但畢竟是上課期間，我不能讓他們因為我的到來而影響工作。只能簡單地說說，與此同時，我也向他們打聽黃龍公社和上馬學校的地址，可他們一點都不知情。是呀，這不奇怪，他們年紀輕輕，50多年前都還未出生，怎么會知道呢？！ 不知不覺半個小時過去了，大家無拘無束地交談讓我有一種回到家的親熱感，真想多留一會兒，但不能不走呀，他們有工作任務要完成，我不能讓他們因為我的到來而影響工作。 離別總是苦澀的，因為我知道今天的離去不會再有下次的重逢，為了記住這短暫的相聚，我們合影留念。 　　離開辦公室，我們來到新校門處留影紀念，除了我在此學校前前后后過了四年之久外，賀師兄從湖南師大物理系畢業后也是分配在這一帶附近工作，還因工作的需要也曾來這個學校停留過，故此次來到也是故地重游呀，于是我們大家一起在這里留個影，記住這難得的重逢。 　　四年中，我的戶藉一直在朱亭學校，但我本人卻幾乎不在朱亭學校上班，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妨由我從頭說來。 我1978年8月底正式成為朱亭學校的一名老師，那時候每天早晨要集體讀毛主席語錄，集體做早操。十幾個老師輪流值日。可那時候大家沒手錶，少數家里雖有鬧鐘，但起床做操，學生上課的時間均以一樓辦公室里那口大掛鐘所顯示的時間數字為準。 可不知為什么？那口大鐘顯示出的時間好多時候似乎不正常，要么早了，要么又晚了，對此大家很迷茫。 也正是那個時候，我身體也不好，主要問題是睡不著，有段時間里，一天之中最多只能睡一個多小時，而且入睡時間也是不定時的，或早或晚，醫生說我患的是神經性官能癥，無藥可治。即然如此就干脆不治，我自己采取的方法是能睡就睡，睡不著時就起來到辦公室里去看報紙（那時候也只有報紙可看）。 次數多了，時不時地就碰到校長從辦公室里出來，開始我沒在意，可后來就感覺到無論是晚上還是大清早，只要是那天碰到校長從辦公室出來過，那天的早操時間就不正常，這不得不讓我好奇了，于是我就偷偷地觀察，經過一段時間后便發現了其中的奧妙。 原來是校長在掛鐘時間上做了手腳，情況是這樣的：如果第二天早上是校長自己值日，放學后她偷偷地溜到辦公室將鬧鐘指針退后撥幾分鐘，如果她想整治某個老師，她就早早地溜進辦公室將掛鐘的指針往前撥幾分鐘。 有一天，輪到學校唯一一個有手錶的老師值日，她巨然也遲到而挨了批評，那老師不服氣，說自己手錶時間是對的，一定是掛鐘出毛病了，故與校長爭吵起來，我實在忍不住，便將其中的秘密揭露出來，這一下炸鍋了，大家紛紛指責校長缺德，可校長堅決不承認，反說我汚蔑她，結果倒弄得我百口莫辨了！！ 事發沒過幾天，我接到通知，借調我去僻遠的上馬公社學校任教，理由是那所學校沒有女老師必須參沙子，二是說我年輕有魄力，到那里更能發揮作用。 在那個年代里，個人必須服從組織安排，我只能欣然從命，離開了朱亭學校。 　　吃過早飯，我挑著行李從朱亭學校出發，一邊走，一邊問，有時是行走在彎曲的山路上，有時是經過單門獨戶的山里人家，時不時還被山里人家的狗追趕，好不容易在日落之前看到了不遠處高飄的紅旗，我猜測那應該就是上馬學校了。 學校前面不遠處的小橋上站有好幾個人，昂頭向我這邊張望，我推想那一定是前來歡迎我的老師，心里頓時一陣熱乎，隨即一位老師下橋急步朝我走來，接過我肩上的擔子，頭靠攏來悄悄地問我“你犯什么錯誤了？”我驚呀地望著他，回答說“我沒犯錯誤呀”，他搖搖頭說“不可能”。隨即他對著橋上的人大聲說“她說她沒犯錯誤”“不可能”，橋上幾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喊出這三個字來，這一下子我全懵了！！ 　　我數了一下，來歡迎我的是七位男老師，后來得知這七位老師全部畢業于湖南師大，分別是物理系，語文系和數學系，平日有人稱他們為七大金鋼，現在加上我被人稱為八大金鋼。過了好久我才知道，凡來這里的都是被充軍，是一種處分，可我錯在哪里呢？為何被充軍？我自己實在不明白！ 據悉最早充軍來的是陳師兄（師大物理系畢業），已經8年了。學校里除了我們8人個外，還有一位男校長（實為監督我們兼上下課敲鐘），一位女炊事員（兼打掃學校衛生），他她兩人都不住在學校里。 八大金鋼中我最小，師兄中最小的也比我大三歲，故他們把我當成小妹妹，非常關心愛護我。特別是學校的廁所在屋外一段距離，也沒有電燈，晚上和下雨天非常不方便，難免還會碰到狗，蛇和壞人，對此我苦惱極了，硬著頭皮將心思告訴師兄們，師兄們一致決定說，不管我什么時候起夜，只要大聲喊，他們聽到后立即起來當保衛，好在這樣的次數非常少。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的稀罕事，都讓我遇到和享受了矣！ 我們八大金鋼相處得十分和睦，互相關心，但相互之間從不吐心聲，我們之間除了知道都是湖南師大畢業的，多少歲，來幾年了之外，其余誰都不知道誰的具體情況，更不知道因什么問題被充軍到這里來的，平日相互之間都不說，不打聽。 上馬公社學校也是一所戴帽子中學，除小學部外，中學部只有初一一個班，我這個化學老師無課可上，便安排我教全校的音樂課，聽到讓我教音樂的安排，我一下就傻眼了，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歌盲，怎能擔當音樂課的教學呢？我向校長申請換工作，校長說“你堂堂一個女大學生，不會唱歌？騙鬼吧。” 是呀！我不會唱歌之事實在讓人難以置信，可這是實情呀！事情是這樣的，1955年9月我考入大江口小學讀五年級，我報名要求參加“音樂課外活動小組”，可音樂老師不讓我報名，說我沒有“音樂細胞”，當時我以為音樂細胞是唱歌必須要買的工具，老師知道我家窮買不起故不給我報名，我還很感謝這位老師對我的關心。事后我才知道音樂細胞是人體自帶的，不是什么工具，她是嫌棄我穿得破爛，家太窮才不給我報名的，我氣憤極了，我恨透了她，但卻不敢直面反抗。從此我再也不開口唱歌了，我愚蠢地用這種害自己的方法來對抗老師，從而將自己培養成了歌盲，待我醒悟過來之后歲月已經流失了。 可現在安排我教音樂！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嘛！但無奈也只好接受。我即不懂音符也不懂韻律，就只有憑喉嚨工夫了。 為了完成任務，我要師兄先教會我，我來個現買現賣再教學生，師兄教我的第一首歌的歌名叫《遠飛的大雁》，說此歌不僅好聽，政治意義也深。 第二天我進課堂了，完成我人生第一次教唱，教了幾遍后，有個學生站起來對我說“老師，我家有收音機，我聽過這個歌，與你唱的不一樣。”我一時不知所措，無言以對。 突然，我靈機一動說“每一首歌都有幾個版本，唱法也不一樣，我唱的是其中的一種版本，以后就叫肖老師版本吧。”從那以后再沒有學生質疑我的唱法了，他們已接受和習慣了肖老師的版本。 當年我真為自己的“聰明”而沾沾自喜，可是幾十年過去了，每當回想起來就心神不寧，對不起學生。我那種欺騙學生，誤人子弟的作法有多錯誤呀！我認為自己是個罪人！ 很快就要到寒假了，公社開社員大會，通知我們去參加，那天領導講了很久很多，內容都與我們無關，我心里不爽。最后領導宣布我們8個人不放假，繼續接受改造，到這時我才真正承認“調我來這里”是對我的處分，過去別人說我，我還真不相信，我堅定地認為我與師兄們來此地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到現在才清楚原來在領導那里我與師兄們是一丘之嗠矣！ 聽到不放假和接受改造幾個字，我很反感，我立馬站起來反駁說“自古以來老師有假期，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么不給我們假期？我們不是壞人，為什么要我們接受改造？” 在大眾廣庭之中敢這樣直面反對領導的決定，真是膽大包天！在這個地方也是獨一無二的第一回，會場頓時鴉雀無聲，領導也是驚呀地望著我不知所措，師兄們更是膽顫心驚，拼命地拉我坐下，要我不用再說了。 稍稍緩了一會，領導指示我上臺去說明不接受改造的理由，我明白這是要讓我緊張，多說而露出破綻，以便抓住小鞭子后進一步處分我，這種伎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得多了。但我不怕，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有足夠的資本，他們是不敢繼續為難我的。 我大步走上臺去，理直氣壯地說我沒犯罪，何談改造？我出身好，政治可靠，還是軍官家屬，憑什么要我接受改造？我說完，臺上臺下議論紛紛，都說我是編出一個軍官家屬來騙人，有的還指著我說“你這么年輕，怕是婚都還沒有結吧？” 那個時候軍人家屬的地位很高，誰敢欺負？領導們更不相信我的話，質疑我言語的真實性，隨即我將我丈夫的名字，部隊的番號，部隊現在的駐地一一告訴他們，請他們自己去查對。 最后公社決定給我們十天假，放假前夕，我接到通知，將我調回到朱亭學校，年后借調到株洲縣政府專案組工作。 我是個喜歡玩的人，在朱亭，我除了找學校老師玩之外，還與醫院，郵電所，商人們玩，年齡不管大小。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與一些人碰到一起便照了一張合影，這也是我在朱亭四年期間留下的唯一的一張照片。 　　因為《朱亭5號山谷民宿》風景區離朱亭小學不遠，我們從朱亭小學出來后便先去那兒看看，觀觀那里的風景，但卻不讓進。 學校的肖老師得知情況后積極幫忙聯系，終于讓我們如愿以償免費進去了。環境真的很不錯，很漂亮，但因我們的時間有限，不能久留，更不能處處去看，熱心的肖老師還幫我女兒登上游艇在湘江水中轉了一圈，我們免不了又照了幾張照片。 　　離開5號山谷民宿風景區，我們繼續往前去尋找黃龍公社和上馬學校地址，對于上馬學校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而且說從來也沒聽說過，我自己在網上也查不到這個名字了，只好放棄。 接著查找黃龍公社，這個名稱早已消失，不過在路人的指點下已知道這個地方就在眼前，只是早已改建成醫院，不必再進去了。 黃龍公社是當年我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那時候，我即在縣專案組又兼顧黃龍公社的專案材料工作，基本上是兩邊跑，有時在縣里，有時在公社，因工作需要，還臨時當過公社秘書、總機話務員、公社廣抪員的工作，故與公社人員更為熟悉。 公社專案組組長姓張，禮陵人，50多歲，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和善，在他手下工作心里很舒暢。 有一件事我永遠感恩在心！！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他派我去郴州調查一個材料，我去了，隨知道我稀里糊涂地一車坐到了柳州，直到終點站我才發覺自己坐錯車了，爾后返回衡陽再轉到郴州，辦完事后，從郴州返回朱亭，步行回黃龍公社。這樣折騰，不僅多花了時間，也多花了錢，那時公社干部大多每月工資只有十幾元，我每月工資41.5元，但我每月給父母寄去20元，剩下也不多呀，我擔心自己虧了錢之外還會被臭罵一頓，故內心一直忐忑不安。 我一貫的作風是出差回來立即找組長簽字報銷出差費，可這次出了這么大的差錯，真不敢面對張組長。 但沒過幾天，張組長主動找我，說要我幫他寫幾個木字旁的字，我去了，我一連寫了十幾個，然后他單指柳和郴讓我讀，我讀了，當我讀完后，他對我說“這兩個字你也認識？”我高傲地說“笑話，我堂堂一個大學生，怎能不認識這這兩個字。”這時他用手輕輕地敲了我一下腦袋，微笑地瞪著我說“是嗎？那為什么還坐錯車？”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中了他的圈套，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等待著他的嚴厲批評。 隨知他沒有批評，只是說“拿來，我簽字。〞我膽怯怯地問“都簽嗎？”他回答說“這次是初犯，下不為例。〞 那一刻我激動得無法形容，我感恩上天有眼，讓我遇到這么好的領導，那一晚我睡得好香。 他對我的寬容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什么才叫觸及靈魂。后來幾十年的教師生涯中，我就是以他為榜樣對待犯錯誤的學生，從而使自己的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們繼續前行去尋找一所小學，這小學到底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在大路邊，距黃龍公社不是很遠。經過一路尋問打聽，路人告知離黃龍公社一公里外有一所小學叫文昌小學，從路程和方位及地勢的平坦性描述估計就是我要找的學校，于是我們直奔文昌小學而去。 　　到了學校門口，我沒有進去，因為正是上課期間，往里描看除了房屋擺設的方位與我的記憶吻合相似外，其余毫無印象，我不敢肯定這就是我要找的學校。過了一會來了一位70多歲的老者，他說從他記事起這學校名字中文昌兩個字沒變過，其他的事他不知道。 站在門口的保安是位女士，她追問我到底為了何事，我便將事情的來路去脈講給她聽。 大概是1970年臘月二十八日，縣專案組接到一項任務，要求盡快去黃龍公社某大隊查清一位干部的相關問題。我想我對黃龍公社熟悉，反正四天年假我也準備回朱亭學校過，于是自告奮勇地接受了這項任務。臘月29日下午我到了黃龍公社，一打聽那個地方離公社有三十多里路。于是第二天我早早出發，并告知大家，辦完事后我回公社來吃年夜飯。 因為這份材料關系到對一個干部的處分問題，我很認真，找了不少的人，力爭事實準確無誤，辦好后，我高興地返程了。 因為時至下午，有的家開始放鞭炮慶賀了，斷斷續續地傳來鞭炮聲，我想起了家人，完全沉浸在回憶中，突然身后幾聲狗叫，我回頭，那狗望著我，我還樂滋滋地對狗說“怎么？喊我到你家去吃年夜飯？〞那狗對我又汪汪地叫了幾聲就跑走了。這時候我才感覺到腳痛，并發現褲腳邊滲出了血，壞了！我被狗咬了！我急忙重復啊叫“我被狗咬了，快來幫幫我。” 出來了—個人，他說他是民兵隊長，見狀馬上扶著我，指著不遠的學校對我說，那里剛好有一個從株洲醫院下放來改造的壞分子，春節不讓她回去，是個醫生，讓她給你醫治。 到學校后，隊長指著我對那位被剃了發的人說“這位工作同志被狗咬了，好好醫治她，照顧她。 她毫無表情，也不說話，但慢慢走過來將我扶到她的床上，讓我躺下就出去了。 過了很久，她端了一盆水過來給我清洗傷口，我知道那一定是淡鹽水，爾后傅上捶爛的草藥后讓我繼續躺下，我還來不及說謝謝她又出去了，又過了一陣，她端了一碗飯過來遞給我，飯上只有幾塊南瓜和腌菜，我連忙說謝謝，她仍毫無表情的走了。 天黑之后，她送了一個痰盂放在床前，我忙拉住她說“我占了你的床，你睡哪兒？”她還是不回話。 晚上我趟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覺得自己很倒霉，很可憐。但又想到她，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錯誤？巨然受到如此懲罰？此時此刻，她的家人有多么牽掛她呀！此時此刻她是否在哭呢？我想爬起來去看看她，可到處是一片漆黑，腳又痛，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呀？ 第二天一早她來倒痰盂，我明顯地發現她臉上有淚跡，我禮貌地說一句“新年好”，仍然毫無反應。她每天定時地給我清洗傷口，傅草藥，送飯，倒痰盂，不說一句話，無論我問什么都不回答，也許是怕禍從口出吧。但不管她說不說話，她每給我服務一次，我一定用“謝謝，謝謝”來回報她。 我的傷漸漸逾合了，能下地慢慢走了，我想出房去看看，每次剛到房門口就被她拽回按到床上去，我不敢不從命。 我自己感覺全好了，正月初五，我告訴她我該走了，并將我存了一肚子感謝她的話全掏了出來，同時將自己身上僅有的十元錢交給她做為報酬，她不收，也不讓我走，因為她的強烈阻攔，我怕傷她的心，只好留下，但我告訴她，明天（正月初六）我必須走。她點點頭，我高興極了，因為她對我的話終于有反應了。 正月初六一大早她就來給我清洗傷口，傅藥。弄完之后遞給我一大袋草藥，我接過藥還來不及說謝謝，她開口了，交待說往后一個星期內必須用冷開水泡鹽水洗傷口處，然后傅捶爛的草藥，一天早晚各一次不要間斷，也不要馬虎。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淚，緊緊地抱住了她。（我與保安敘說這里，盡管是5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我再次忍不住自己的眼淚。） 她將我送到門口，我要她止步，我走出幾米遠后，將早已包了石子的十元錢遠遠地拋到她面前，并大聲地說“這是你應得的報酬”，完后，我急步走了，她怕她又將錢丟回來呀I。 回到公社，他們因為我又是從縣里來的，我說我從鄉下來的，便將在小學養傷的事說了，他們第一句話就是“她沒害你吧？” 我無法向別人說清楚，只有我自己明白，她是我的恩人，大恩人呀！可是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何方人氏？現在是否健在？50多年過去了，我無法報答她，只想重回到那塊土地上，讓靈魂相見，將感恩的真心告知她，給她一份愉悅.。 　　太陽慢慢地西下，車子也向株洲市市區開去，我的追憶之旅宣告結束了，但我的心仍想留在那兒繼續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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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追憶”之旅

肖四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