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

chengxiaoli

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基本前提。最近，國內外都有一些議論，說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降，是不是出了什么問題？也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已經降至7.5%以下，為什么不采取強刺激措施？等等。我想，分析和看待這個問題，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去年，中央作出一個判斷，即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今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對“三期疊加”進一步作了分析，強調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不久前，在北京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我概要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這里，我想用對比的方法，談談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幾個趨勢性變化。 第一，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費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長。現在，“羊群效應”沒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消費拉開檔次，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隨著我國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變化，供給體系進行一些調整是必然的，但我國有13億多人，總體消費水平還不高、余地還很大。我們必須采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第二，從投資需求看，過去，投資需求空間巨大，只要有錢敢干，投資都有回報，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現在，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房地產投資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國總儲蓄率仍然較高。我們必須善于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第三，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只要有成本優勢，出口就能擴大，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多少年打拼出來的國際市場也是重要資源。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明顯提高，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發展。我們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積極影響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第四，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鋼鐵、水泥、玻璃等產業的產能已近峰值，房地產出現結構性、區域性過剩，各類開發區、工業園區、新城新區的規劃建設總面積超出實際需要。在產能過剩的條件下，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并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互聯網技術加快發展，創新方式層出不窮，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第五，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我們有源源不斷的新生勞動力和農業富余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在許多領域我國科技創新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能夠拉動經濟上水平的關鍵技術人家不給了，這就使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隨著要素質量不斷提高，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第六，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競爭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消費者更加注重品質和個性化，競爭必須把握市場潛在需求，通過供給創新滿足需求。企業依賴稅收和土地等優惠政策形成競爭優勢、外資超國民待遇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我們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為市場充分競爭創造良好條件。 第七，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可以放開手腳大開發、快發展。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難以承載高消耗、粗放型的發展了。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清澈水質、清潔環境等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生態環境越來越珍貴。我們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并從中創造新的增長點。 第八，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一些矛盾和風險。現在，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地方政府性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產等領域風險正在顯露，就業也存在結構性風險。這些風險，有的來自經濟結構調整中政府行為越位，有的來自市場主體在經濟繁榮時的盲目投資，有的來自缺乏長遠考慮而過度承諾，有的則與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有直接關系。綜合判斷，我們面臨的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我們必須標本兼治、對癥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通過延長處理時間減少一次性風險沖擊力度，如果有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威脅，就要果斷采取外科手術式的方法進行處理。 第九，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過去，總需求增長潛在空間大，實行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能有效刺激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中的短板很清楚，產業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論”效仿先行國家就能形成產業比較優勢。現在，從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從供給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適度干預但不盲目，必要時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堅定出手，平衡好增強活力和創造環境的關系，真正形成市場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動發展新模式。 以上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在“三期疊加”這個階段，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下降，但也不會無限下滑；經濟結構調整是痛苦的，卻是不得不過的關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過有效引導減緩消化過程中各類風險的影響。這也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這些趨勢性變化，既是新常態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態的內在動因，有的可能進一步強化，有的則可能發生變化。 總起來說，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正從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觀念上要適應，認識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對路，工作上要得力，否則很難與時俱進抓好經濟工作。 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深化理解、統一認識。把經濟發展僅僅理解為數量增減、簡單重復，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認識和判斷上來，增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認新變化、新情況、新問題，仍然想著過去的粗放型高速發展，習慣于鋪攤子、上項目，就跟不上形勢了。用老的辦法，即使暫時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會持久，相反會使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積累、激化，最后是總爆發。 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堅持發展、主動作為。我多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同時，我也反復強調，我們要的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要的是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發展。我說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論英雄，既包括對正確開展經濟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確判斷經濟形勢的要求。不是經濟發展速度高一點，形勢就“好得很”，也不是經濟發展速度下來一點，形勢就“糟得很”。經濟發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經濟不波動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只要波動在合理范圍內，就要持平常心，不要大驚小怪，更何況我們具有宏觀調控的主動性。我們要增強憂患意識，但也不能過了頭，不要杞人憂天。 必須明確，說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對發展條件的變化，我們必須準確認識、深入認識、全面認識，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更加自覺地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做到這些，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破解發展難題的力度，因此必須勇于推進改革創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轉換經濟發展動力，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努力開創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 選自習主席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