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大宋之變1063—1086》隨筆

云卷云舒

作者趙冬梅，1971年2月26日出生，籍貫河北省唐山市，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xiàn)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修宋史，為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2012年、2013年，分別登上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講述《千秋是非話寇準》《司馬光》并出版相關(guān)圖書。 《大宋之變》是作者系列研究宋史的專著之一。在她看來，宋朝由盛轉(zhuǎn)衰，就是從1063年至1086年這段時間發(fā)生的，而司馬光是貫穿其中的敘事線索和核心人物。她在前言里強調(diào)，自己要“通過扎扎實實的研究，盡可能的揭露細節(jié)，通過細節(jié)展現(xiàn)過程，接近真實。”讀完了這本書以后，我認為作者確實是做到了這一點。歷史的細節(jié)是要通過翻閱大量的歷史資料，甚至還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史料，通過詳細的分析、研究、比對、究偽、推理，才能挖掘出最接近歷史的真實。細節(jié)才是最扣人心弦的。當然，作者是有自己的立場和喜惡，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脫離不了個人對歷史人物的基本認知的。比如說，對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個著名的歷史人物，可以感覺到作者對司馬光的偏愛，以及對王安石小人做法的厭惡。 以史料追述歷史，能做到不枯燥乏味已是不易。此書能如此引人入勝，令我愛不釋手，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過人才華。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中原王朝，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共歷十八帝，享國三百一十九年。其中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不是由于內(nèi)亂而是由于外侵而滅國的封建王朝。 這本書講述的是北宋1063–1086年間的事情。在此期間，仁宗駕崩英宗繼位（1063年），英宗在位四年就駕崩，傳位神宗（1067年），神宗在位18年，重用王安石搞變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實質(zhì)是以朝廷而行商賈之事，與民爭利，多方斂財，貿(mào)然拓邊，最為致命的是“棄祖宗之法于不顧”，“靡然變天下風俗”，把仁宗朝獨立思考有擔當?shù)氖看蠓蚋脑斐蔀楣ぞ咝允愕墓倭牛硐胫髁x在消失。北宋前中期朝堂上的“異論相攪”寬容的風氣不再有了，宰相大臣、侍從臺諫敢于爭是非的獨立精神都在崩解消失。官員們習慣了把茍且偷生當作生存智慧，把危言正論當作狂妄自大。神宗駕崩（1085年）傳位給僅10歲的哲宗，其祖母高太皇太后臨朝，她頗有見識，急召回司馬光為宰相，欲改變神宗王安石的路線，廢變法、開言路、停拓邊、重民生。可惜，司馬光已風燭殘年，力不從心，撥亂反正之事未有實質(zhì)進展便于1086年9月去世。忠誠坦蕩、君子楷模離世，朝廷風氣敗壞愈盛，此后，宋朝的衰落已難以挽救，加之高太皇太后卒，哲宗親政，不愿承認父親神宗的失敗，痛貶已經(jīng)過世的司馬光，重返神宗王安石路線，干部隊伍大換血，治國理念大轉(zhuǎn)變，搞得上上下下無所適從，折騰到1100年駕崩，傳位徽宗，此時離靖康之恥已經(jīng)不遠了！ 　　由此可見，神宗及王安石變法是加速大宋衰敗的根由。那為什么神宗要不顧眾人的反對，一意孤行，兩次啟用王安石變法呢？ 歷史往往是由一個偶然事件而改變走向的。這個偶然事件就是仁宗無后！ 仁宗是大宋的第四任皇帝，在位四十多年。后人多認為他沒有什么大作為，但他“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為人寬厚愛民如子，君臣關(guān)系十分融洽，老百姓亦安居樂業(yè)。營造寬容的政治風氣，容許并鼓勵批評朝廷，不同的政見可以激烈討論，目的是尋求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決定，這就是仁宗最偉大的政績。仁宗一朝名臣和文人輩出，如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包拯、蘇軾、蘇洵、蘇轍、曾鞏、柳永、黃庭堅、米芾、周敦頤、沈括等等。雖然范仲淹搞了個“慶歷新政”變法有虎頭蛇尾之嫌，但對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生態(tài)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大。 仁宗最大的心病是后代只有公主沒有兒子（有過幾個兒子未成年便夭折了）。皇位要有人繼承啊，實在沒辦法了，就把侄子趙曙過繼過來立為皇子，仁宗駕崩后趙曙上位，也就是英宗。英宗非嫡生而繼承皇位，心理壓力山大，加上身體虛弱，四年后駕崩，年三十六歲。傳位給長子趙頊即神宗。年輕氣盛的神宗要為父親英宗血統(tǒng)正名：雖不是仁宗親生，但龍種純正！最為有力的證明莫過于開拓邊疆、光復唐代時期中國的疆土了。而打仗是要銀子的，當時國家財政狀況不足以支持發(fā)動戰(zhàn)爭，想辦法多攢些銀子是當務之急！投其所好，王安石的理財方針贏得了神宗的傾心，變法由此而來。另外一點，神宗喜讀《韓非子》，廢寢忘食，讀后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他要從儒家治國轉(zhuǎn)變?yōu)榉抑螄恕?lt;/p> 社會的進步是需要有改革創(chuàng)新的，變法不是洪水猛獸。但是，我認為，變法是要調(diào)動積極性促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把蛋糕做大，民富國強。如果只是把分蛋糕的方法予以改變，好讓國家多拿一點，勢必要觸動既得利益者，這里面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窮人。例如免役法，改出勞役為出錢，對窮人來說就極不情愿了。 王安石通過變法，使國庫充實起來，神宗有了本錢于是對外開打，屢與西夏進行交戰(zhàn)，有勝有敗。后在靈州、永樂城之役遭遇大敗，徹底灰心喪氣不再言戰(zhàn)。統(tǒng)一遼、夏的抱負、自證血統(tǒng)純正的意愿皆化為泡影，不久含恨而去。如果仁宗有嫡生子繼承皇位，就沒有了英宗的尷尬和神宗的妄為了，王安石也沒有機會去折騰變法，也許大宋的歷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樣了。 　　神宗之前的大宋王朝本來是有一些非常好的政治制度的，例如設(shè)置了“御史臺”、“諫院”機構(gòu)，行使監(jiān)察和批評權(quán)力，不僅可以挑各級官吏的毛病，還可以對皇帝諫言，甚至是批評，且言者無罪不予追究。還有一個機構(gòu)叫“通進銀臺司知門下封駁事”，朝廷重大決策和重要人事任免的詔書要經(jīng)過這個部門把關(guān)后才可頒布，如審查發(fā)現(xiàn)有不妥之處，不予通過，退回起草部門修改。有不同意見和反對的聲音，對執(zhí)政者來說應當是好事，兼聽則明，萬馬齊喑究可哀！王安石變法后，把機構(gòu)設(shè)置作了大的調(diào)整，重點是方便變法推進，減少阻力、繞過障礙。雖然仍保留了言官制度，但他急功近利的做法，動輒就“變通”、“繞道”的行為，打擊不同意見者的狠勁，使監(jiān)察部門形同虛設(shè)，言官噤若寒蟬，有點骨氣的言官也只有憤然辭職。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實用主義做法，順者昌逆者亡，極大地破壞了大宋的政治生態(tài)，令人扼腕嘆息！ 　　在這段大變革的過程中，司馬光與王安石是觀點截然不同的兩派勢力的領(lǐng)軍人物，由于神宗對王安石的支持，每次交鋒司馬光都處于下風。這并不是問題的關(guān)鍵，因為皇帝鐵了心要變法，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勸也沒用，那就讓事實和結(jié)果來說話吧。問題的關(guān)鍵是，王安石為了推進變法，不惜踐踏了前朝良好的制度，敗壞了廟堂上的風氣，這使得司馬光心寒。而且玩心眼、弄權(quán)術(shù)、斗嘴皮是王安石的強項，司馬光只得甘拜下風。 司馬光是欽佩王安石的才華的，愛才惜才之意始終存有。王安石亦尊崇司馬光，曾對自己兒子說：司馬光在修身、齊家等方面，事事都可以做年輕人的榜樣。但司馬光是有“道德潔癖”的理想主義者，且認死理，脾氣倔，原則問題從不讓步，無論是對皇上還是位高權(quán)重的大臣，他從不放棄對自己信念的堅持和追求。在多次勸阻神宗王安石變法無果后，他放棄了高官厚祿，專心致志編撰《資治通鑒》，歷時十五年，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遺產(chǎn)。 《資治通鑒》是一部長篇編年體史書。全書共294卷，30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歷史上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間共1362年的歷史。內(nèi)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guān)系為主，兼及經(jīng)濟、文化、學術(shù)思想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編者運用敏銳深刻的觀察力和匠心獨具的藝術(shù)手法，不僅形象生動地展現(xiàn)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面，還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此外，《資治通鑒》也關(guān)注了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發(fā)展和變化，例如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科技、教育、藝術(shù)等領(lǐng)域。這些內(nèi)容為后人了解中國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借鑒。 有人總結(jié)了司馬光高貴的道德品質(zhì)和人格魅力，摘抄如下：1.忠誠：他為人忠誠厚道，無論是對君主還是對朋友。2. 勤奮：司馬光一生勤奮，除了在祭祀或者與朋友交流等活動的時間外，其余時間都用來讀書，編纂古籍。3. 剛正不阿：司馬光性格剛正，不附權(quán)貴，在朝為官期間，敢于直諫，不畏權(quán)勢。如，他直言天子應當先納諫，再斷政。4. 才華橫溢：司馬光博古通今，對文學頗有造詣，不僅文思敏捷，而且文學造詣較高。5. 高尚品質(zhì)：司馬光有強烈的道德觀念，他做事的標準不僅僅是出于個人的利益，更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福祉。6. 為人正派：司馬光對人和藹可親，不偏執(zhí)、不激進、不自利、不自欺，無論是做官還是做人做事，都有高尚的品德。 對王安石，后人評價毀大于譽。例如王夫之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否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新法，認為王安石“為小人”是不容置疑的，還認為他執(zhí)行的是“苛政”，是“敗亡之政”，“民乃益怨，釁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御”。但也承認王安石變法中的許多項目“迄至于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在這我補充一下，延續(xù)最久的恐怕就是保甲法了。 近代歷史學家蔡東藩的評價最到位：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zhí)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zhí)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guān)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guān)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毛澤東的觀點與蔡東藩認為王安石“誤在未審國情，獨執(zhí)己見”相近，他說王安石“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 當然也有贊譽王安石變法的，把變法取得的一些成效放得很大，其觀點我不想逐一反駁，但我最痛恨把變法失敗歸罪于所謂“以司馬光為首的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的保守派”這種說法，典型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傳統(tǒng)陳腐觀念。 1086年四月王安石卒，同年九月司馬光卒。 當司馬光得知王安石死訊時，自己已重病纏身行動不便了，他令人焚香，命兒子取來官服，在兒子幫助下穿戴整齊后，面對南方長長一揖，然后肅然站立，默默無語，許久，淚流滿面。隨后他去書房親筆給尚書左丞呂公著寫了一封信，他首先肯定了王安石“文章、節(jié)義過人之處甚多”，要避免他死后一些反復之徒乘機詆毀他，“所以，我認為，朝廷一定要對介甫（王安石的字）以特別的優(yōu)厚待遇，以此來振作浮薄的風氣”。這就是司馬光的胸懷大度。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去世后官方的悼念文章（《王安石贈太傅制》、《司馬光神道碑文》）都是中書舍人蘇軾執(zhí)筆的，真是如椽蘇軾筆啊，雖都是頌文，卻暗藏褒貶，寓意深遠！ 關(guān)于碑文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哲宗駕崩徽宗繼位（1100年），重用王安石的學生蔡京為宰相。蔡京搞了一個“元祐黨籍碑”，把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名字刻在碑上，司馬光、呂公著、蘇軾、黃庭堅等赫然在列，計120余人。凡入黨籍者，其子孫、兄弟打入另冊不得入京不得科考不得當官。為擴大影響，這個碑文在全國各地都要刻制。有些刻工拒絕，認為那些都是好人啊，不忍下手。還有刻工怕被官府治罪不得不刻，但苦求不要刻上自己的名字，怕后人責罵。人心向背可見一斑。 這是一本好書，有機會我一定會再細細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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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宋之變1063—1086》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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