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縣的紅鹽史事（上）

開心

光緒初年，南部與閬中的井灶合并名南閬鹽廠，民國三年改稱南閬鹽場，絕大部分鹽井位于南部縣境內。《四川鹽政史》記載，民國18年（1929年）南閬鹽場年產花鹽33萬余擔，次于富榮東、西場及犍為場，產量居川鹽第四位，為川北首場。 　　紅鹽是一個特殊專用名詞，蘊含著一段90年前發生的紅色史事，流傳于著名鹽鄉四川省南部縣。1933年8月，紅4方面軍發動儀(隴)南(部)戰役，解放了南部縣嘉陵江東岸產鹽重地，此后二年間紅軍三進鹽鄉，南部人民吸鹵、熬鹽和運鹽，徹底解決了川陜蘇區軍民的吃鹽問題。而在之前的幾個月里，南部地下黨人排出萬難，秘密組織“背二哥”運輸隊，突破軍閥田頌堯29軍在南部、閬中、儀隴三縣邊境布下的層層封鎖，不斷將南部花鹽運抵通江，緩解了通南巴根據地日益嚴重的“鹽荒”問題，抒寫了南部縣紅鹽傳奇序章。紅4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里寫道：“南部縣是四川著名的產鹽區，鹽井很多。……不解決吃鹽問題還了得，鹽關系到群眾的切身厲害，關系到紅軍的戰斗力，關系到根據地的生存和鞏固，當時是個具有戰略性意義的問題。我們首先發起儀(隴)南(部)戰役，就是從解決吃鹽問題著眼的......”一、迎接紅軍入鹽鄉 1928年上，中央特科成員李鳴珂回川任省軍委書記，在家鄉創建了南部支部，這是自順慶起義失敗后，川北南充地區成立的第一個黨的組織。到1932年底，從支部、特支到行委、縣委，革命烽火漫延嘉陵江兩岸的南部、閬中、蒼溪等縣，僅南部境內基層區委有4個，黨員人員超500人，并且通過三抗斗爭在農村廣泛建立起了農協會。徐向前元帥說：“南部有地下黨的基礎，過去搞過農民暴動，聽說紅軍到來，立即發動一批神秘農會會員，拿著土槍、長矛四處襲敵，積極配合紅軍作戰。” 1、儀南戰役前的南部革命形勢 川北民軍轉戰南江縣桃園山區。1932年8月，在南部縣委策動下，軍閥楊森20軍第6混成旅副旅長、渠縣縣長任煒章(烈士，南部人)起義，將上千人部隊轉移到南江縣桃園寺，組建了“川北民軍”；這支部隊于1933年元月主動加入紅4方面軍，改編成獨立師，任煒章任師長，政治部主任李載浦(烈士，南部人，地下黨軍運負責人) 。1932年11月25日，有5000農民參加的南部縣升中寺暴動震驚全川，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四川最大的一次農民武裝斗爭；總指揮張友明(烈士)在暴動失敗后，奉命轉移來到南江，任獨立師參謀長。 南部地下黨人提前匯集江東地區。紅4方面軍入川的消息傳來，四川省委立即要求地下黨南部縣委做“支援蘇區、迎接紅軍”的工作，為此在縣城機關和學校等單位工作任職的縣委書記李仕修(烈士)和縣委骨干馬步旭(烈士)、馬安華(烈士)、趙文浩(烈士)、席德松(烈士)、程俊夫和李鶴鳴(烈士、李鳴珂夫人)等轉移到江東地區。1933年3、4月間，南充中心縣委組織委員李汎山(開國少將，蓬溪人)和中心縣團委秘書項治平(烈士，南充人，升鐘獨立師副師長)撤離南充縣轉移至南部縣，在江東永定鄉梨子村(現名永定村)與南部縣委的同志們匯合。 至此，南部地下黨人完成了支援蘇區、迎接紅軍的組織、人事和軍事準備工作。 2、建立秘密情報站 1933年后，李仕修、李汎山、項治平等在南部與閬中邊界地帶堅持地下工作，將南部縣三合鄉、永定鄉、碑院鄉農協會積極分子李仕勇(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副書記)、雷培德、黎光華、趙文正、黎光武、李光華、李勝畏、李仕愷、白從友、黎光榮、茍安太等幾十名鹽工農民發展為共產黨員(大都犧牲)，任命鹽工李維海為河東區委書記(烈士，閬南蘇維埃政府主席、川陜省委組織部長、川陜省工會委員長、川陜省保衛局長、大金省委書記)，在養班場穆郎觀組建了以敬安國任隊長、趙文浩為政委的30多人游擊隊。由李仕修、趙純章去巴中同紅4方面軍、川陜省委聯系，匯報情況，接受任務。南部縣委秘書何九齡(紅巖烈士，南充人)只有18歲，長得矮小，機敏地從閬中闖過敵人的守橋關卡，到達蘇區，見到了總政治委員陳昌浩，帶回了紅4方面軍要求四川省委關于建立情報站和向紅軍送鹽的指示信件。 南部黨組織根據陳昌浩總政委的指示，在縣域嘉陵江兩岸的向家壩、雙柏埡、趙家溝、皂角埡、升鐘寺、保城廟、大橋、萬年、黃金、寒坡、梨子埡、富村驛、東壩、馬鞍、流馬、河壩、窯場、富樂廟、縣城及閬中徐埡口等地建立了秘密聯絡網，偵察敵情、傳遞情報。三臺的袁鳳樵將獲得的田頌堯29軍軍事情報交三臺中心縣委書記汪克明，派殘疾人郭德壽送鹽亭秋林驛鄒成章，轉到南部富村驛趙興正后，由一個13歲女娃交石泉埡、大橋的何永泉、劉洪模，再經南部縣城交通站送過江，最后由江東地下黨人將情報送達紅軍。這些情報為紅4方面軍粉碎田頌堯、劉湘的“圍剿”及紅軍攻占南部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3、策應紅軍解放南部計劃 1933年5月以來，南部地下黨人積極策應紅軍渡江計劃。不懼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堅持在西岸地下斗爭的縣軍事負責人汪治國(烈士)、王開銳(烈士)、謝昌林(烈士)和蒲善全、蒲良全、雍管樂、陳宗培等一批同志組織嘉陵江以西的游擊隊在黃金、寒坡、王家、河壩一帶活動，鎮壓了趙瑞甫、陳元培等惡霸，并聲東擊西，騷擾敵軍，在沿江警戒，伺機暴動，準備迎接紅軍渡江。期間，王開銳遭逮捕犧牲；駐南充的國民黨20軍楊森派部圍剿毗鄰南部縣河壩鄉，大辟了地下黨人羅道成等3人。在河東地區，地下黨和游擊隊割斷了碑院至縣城的電話線。夏，席德松、黎光華、黎光德、雷培順等到儀隴黃旗廟，為紅25師介紹地形、敵情，搞偵察當向導。8月23日，攻克儀隴后，李仕修、趙文浩、項治平等率領游擊隊到儀隴縣城迎接紅9軍，向群眾做宣傳鼓勵工作，張貼標語口號，協同紅軍向南部進軍，并在梨子埡村鎮壓了陳上鰲、李喬仁、李龍安等告密的惡霸。二、封鎖與食鹽“走私” 民國18年（1929年）南(部)閬(中)鹽場有鹽井18742眼，灶3201戶，鹽業生產及水路運輸從業人員共計8773人。南部嘉陵江東岸的元壩、安壩、城堭埡、三合、永定、謝河、馬料溪、碑院、楠木、羅面等區域盛產井鹽，井灶星羅棋布。 1、擊垮“三路圍攻” 1932年末，撤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轉戰陜南的紅4方面軍趁四川軍閥混戰，川北守備空虛，乘機入川，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初步創建了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入川震動了四川軍閥和南京國民黨政府，1933年1月27日，蔣介石委任29軍軍長田頌堯為“川陜邊區剿匪督辦”，給與100萬發子彈、20萬元軍費的援助。田頌堯29軍投入38個團近6萬人的兵力，編成左、中、右3個縱隊，對通南巴地區進行三路圍攻。在歷時4個月的反圍攻作戰中，紅4方面軍成功地運用收緊陣地、待機反攻的作戰方針，共斃傷田頌軍1.4萬余人，俘旅參謀長以下萬余人，繳獲長短槍8000余支、機槍200余挺、迫擊炮50余門，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川陜蘇區。 2、國民黨的嚴密封鎖 慘敗的29軍退守儀隴、南部、閬中一帶負隅頑抗，并在通向巴中方向毗鄰區各個交通隘口布兵設卡，對川陜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斷絕食鹽販運，企圖扼殺新生的川陜革命根據地。 1933年2月9日田頌堯訓令： 1、嚴禁商販與匪區交易，特別禁止食鹽與糧食輸入。 2、設立盤查哨于匪區各要路口及隘口，嚴密盤查行人。 3、會同當地黨部、駐軍、團防舉行戶口清查以免匪徒混跡其間，實行十家連座法。...... 同月，南部縣縣政府訓令字第211號： 令二、三區長(均在嘉陵江東岸，編者注)區長，即便遵照，于要道地點，設立盤查哨一所，對于匪區應用食物，一切嚴行封鎖，禁止運輸出境，如違，重究!此令。 同月，南部縣縣政府訓令字第226號： 令一、二、三、四區(南部縣嘉陵江東西兩岸，編者注)區長，令仰該區長即便遵照，派隊守各要道及山僻小路，嚴行斷絕匪區交通，不論男婦行人一律不準往來。如違，重懲!此令。 5月8日田頌堯訓令： 查剿匪方，首在封鎖匪方物資接濟，現時匪區中雖成食鹽缺乏，仍不免發生奸商偷運接濟之弊......若不從嚴防范，不惟影響封鎖之進修，誠恐助長匪患之拔狷。合函令仰該部，嚴密防范，毋稍疏忽為要。切切此令！ 遵照訓令，南部縣府成立盤哨辦事處，專司盤查、偵探的統率、指揮，計于鄰近閬(中)蒼(溪)兩縣之洛陽山、陳農埡、棗碧廟、雙柏埡、皂角埡、迥龍場、元山場和鄰近儀隴縣之中興場、清平場、福德場、五靈場、城堭埡、貓兒井、養班場、朱紫觀、大埡河等鄉村設立了無間斷的盤查哨，派民練營駐守，更設便衣偵探，嚴禁南部包括鹽在內的物質進入通南巴蘇區。 3、蘇區食鹽告急 通南巴僻處大巴山區，地瘠民貧，地理條件造成長期缺鹽，一直有賴南部鹽供給，民間有“南部不開井，淡死巴中人”的諺語。1932年底，紅軍部隊驟然進駐，根據地食鹽更加短缺。紅4方面軍反三路圍攻勝利后，敵人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截斷了川北人民歷來的經濟流通渠道，南部的鹽巴運不出去，蘇區軍民面臨鹽荒。俗話說“一兩鹽，二兩力，三天不吃沒氣力”，雖然部隊規定每人每天1斤糧，2錢油，3錢鹽，幾乎從未實行過。“不僅紅軍領導人加餐無鹽，而且老百姓缺鹽已半年多。1升大米（7斤）只能悄悄換回2錢鹽。”當時1塊銀元買不到1兩鹽。徐向前元帥說：“在敵人嚴重經濟封鎖下，外面的鹽巴不能大宗輸入......食鹽這東西，別看現在不稀奇，一塊錢買一大堆，那時卻金貴極了。”面對嚴重缺鹽的局面，張國濤回憶說，當時甚至把老鹽店的泥土鏟起來用水煮，期望能熬出一點鹽來。紅軍后勤經理人員殫思極慮，日夜操勞，采取各種辦法，在通江苦草壩開井挖鹽，歷時半年，費資6萬元，產量卻很低，根本無法滿足根據地軍民需要。方面軍領導非常關心食鹽的開采和供給工作，三番五次向前方經理處垂詢食鹽情況，總指揮徐向前要求總經理部千方百計解決食鹽供給問題，提出了“努力充實紅軍物資，沖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的戰斗號令。 4、“走私”食鹽到蘇區 面對嘉陵江渡口、江東各要道關隘阻止和查禁食鹽運輸、出境的嚴峻局面，南部地下黨人行動起來了。李仕修、馬步旭、馬安華、趙文浩、席德松家庭本是灶戶，既吸鹵又熬鹽，通過家族和親朋、鄉鄰關系，基本解決了食鹽來源問題。他們和李汎山、項治平等同志一道把南部河東區域的城堭埡、三合、永定、養班場、碑院和毗鄰屬于閬中轄區的洪山、朱鎮等鄉村的地下黨員、農協會員、鹽工和力夫發動組織起來，秘密向蘇區運送食鹽。在敵人的嚴密封鎖和白色恐怖下，要把食鹽運進蘇區，不僅道遠艱辛，而且隨時都有被殺頭的危險，李仕修提出：就是舍命、掉腦袋，也要把蘇區軍民急需的食鹽等送到通、南、巴去!李維海、李仕勇、黎光武(烈士，梨子埡支部書記)等近百名的秘密運鹽隊員，分散行動，晝歇夜行、繞小道、越溝壑、穿密林、攀高山。有的摔殘了，有的被敵人抓住殺了，但他們仍繼續堅持運鹽。為了減少人員的傷亡和食鹽的損失，黨組織采納運鹽隊員的意見，于沿途三五十里建一地下運輸站，實行一站交一站，各人負責一站路程的任務，就這樣把一背一背的食鹽運往數百里遠的通江苦草壩。送去的食鹽量雖然遠遠不能滿足蘇區廣大軍民的需要，但是應了急，表達了白區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對蘇區軍民的深厚情誼。 封鎖網出現了“破洞”，封鎖無效。接到固守儀隴前線的29軍第1路司令李煒如密報，軍長田頌堯氣急敗壞，于1934年5月14日對南部、儀隴、保寧、蒼溪、廣元、昭化各縣長發出急電責問：“......即如南部之鹽，近尚絡繹不絕，輸入通巴各地”，“前曾迭電各該縣，設置盤查哨及禁運貨物入匪區，何以遲未遵行？電剴且，即辦理，違于重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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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縣的紅鹽史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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