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長城十三關（拾）殺虎口·變遷

吾謀

殺虎口，位于山西朔州右玉縣東北面約40公里的地方，從這里沿241國道再向北不遠，就是內蒙古涼城縣和和林格爾縣。可見，殺虎口就是蒙晉之間的門戶。殺虎口是個歷史悠久的關隘，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當時叫參合口，也曾有白狼關、啞狼關之類名字。其實，它最為人熟悉的名字叫“西口”。細究“參合”二字，能大致了解殺虎口不同于其他關隘的功能定位沿革。所謂“參合”，在古代漢語里有“驗證”、“相合”的意思，與“勘合”一詞語義相近。由此推測，這一關隘有“通行驗證”的功能，可能是“通商口岸”。 作為防御北面蒙古騎兵襲擾的軍事據點，殺虎口建關遲至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因為主要針對塞外游牧騎兵，所以當時用了一個殺氣騰騰的名字——殺胡口。 雖然是邊防關隘，殺虎口卻并不是據險而守。它東西兩邊雖然有山，卻并不高，也不險。關口所在基本上是一片開闊地帶，如果蒙古騎兵放馬沖鋒，除了城墻，沒有可以憑籍攔阻的地勢。 因此，殺虎口的防御體系的完備，靠的是人為的布署。關城在最北面，關城之南，圍繞朔平府城次第設有14個堡城。在明代的軍事體系中，堡城是最基層的防御單位，一般駐扎100-300人不等，帶兵將領多為守備，也有百戶。如果按每個堡城平均200人計算，兵力接近3000人，再加上守衛朔平府城的兵力約1100人（明代軍制一個衛所兵力的標準配置），殺虎口的常駐兵力應該超過4000人。 明代朔平府城，即舊右玉縣城的羅城。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蒙古韃靼部數萬人攻破了殺虎口，包圍朔平府城長達八個月之久。城內軍民同仇敵愾，堅持到“拆房當柴，煮革充饑”的最后關頭，等來了朝廷派來的援軍，才解除危險。據此可以證明，這里兵力還是比較雄厚，物資儲備也比較充足。 殺虎口為何晚至明中期嘉靖朝才建關、設防？也是因應形勢變化之舉。明初，殺虎口一線明蒙之間并不是經常處于劍抜弩張的狀態，就像春秋時期的“參合口”一樣，這里基本上是“通商口岸”。 北方游牧地區緯度高、氣溫低、冬季長，不適合農作物生長。而游牧民族以肉食為主，身體所需要的維生素，大多只能靠喝茶來補充。明初開始，殺虎口及西北地區長城沿邊的“茶馬貿易”十分興盛。明朝官方從南方組織販運茶葉到殺虎口和西北沿邊各關隘，與蒙古、吐蕃、回紇、吐魯番等游牧民族交換作戰急需的馬匹，雙方各取所需。因此，當時茶葉是國家控制的戰略物資。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女婿歐陽倫因為走私茶葉，被朱元璋下令處死。 除了茶葉，鹽也是草原上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但當地并不出產。不過，鹽從戰國時齊國管仲開始，就和鐵一起被列入戰略物資管理，實施官營即政府壟斷經營。到西漢時，桑弘羊更是為漢武帝制定了嚴密的鹽鐵專賣制度，以后的朝代基本上都沿襲這種專營制度。明初，為了解決邊境地區軍民糧食問題，朝廷實行了“開中法”：朝廷鼓勵民間有實力的人，從產糧區買糧食并運到邊境地區，或自己招募人手在邊境地區“屯田種糧”，邊境地區軍方收到糧食后，根據多少發給“鹽引”（相當于特許經營證書），持有者可憑“鹽引”到產鹽區買鹽，賣到全國各地。這種以“糧換鹽”的貿易辦法，在明初至嘉靖朝，繁榮了包括殺虎口在內的不少邊境小城，草原上的蒙古和其他游牧部族也因此受益。 可惜，這種經濟上互通有無的雙贏關系，在嘉靖初年，被逐漸崛起的蒙古韃靼部打破。尤其是俺答成為該部首領后，幾乎年年都率兵犯邊、搶掠。不但經常攻擊大同、寧夏等軍鎮，還打到北京附近，導致京畿震動，一夕數驚。甚至還從甘肅入邊打到了四川的松潘。鑒于邊疆形勢日益嚴重，明廷不得已開始進一步加強邊防，設關、增兵，整修西起甘肅洮河，東到陜西榆林三千多里的長城。這樣一來，促成了殺虎口地位、作用的一次重大變遷一一從通商變為守備作戰。 好在這樣的局勢，數十年后就發生了逆轉。明穆宗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蒙古韃靼部俺答請求重開茶馬互市。此時，明朝后期難得的明白人張居正執掌朝政，他盡力推動促成這件對雙方都有利的好事。于是，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雙方從此罷兵互市。明蒙之間200年左右的戰爭狀態宣告結束，茶馬貿易、鹽糧貿易又慢慢興旺起來。殺虎口迎來地位和作用的又一次變遷一一從作戰變回通商。 AⅠ技術還原的明穆宗朱載垕像。 呼和浩特大召寺門外的俺答像（他自稱阿勒坦汗，據說這個稱號包含了他是黃金家族后裔的意思）。俺答與明朝罷兵言和后，到青海去拜謁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們，并虔誠地皈依了佛教，還積極推動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同時，他還主持修建了草原上的第一座城市一一呼和浩特。這尊俺答塑像造型是個佛教“禮義圓明”的手印。 殺虎口的第三次變遷，推動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雖然只是名字的改變，卻對民族和睦、團結以及后來的民族大融合有著深遠的意義。 AⅠ技術還原的清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像。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康熙帝御駕親征，平定了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后，凱旋班師途中，駐蹕曾作為西征大軍后勤大本營的殺虎口。為褒獎晉地商人為國效力，給大軍輸運糧秣的愛國行為。康熙帝御筆親改“殺胡口”為“殺虎口”，并特許晉商經營茶鹽糧鐵等重要戰略物資，貫通蒙漢之間貿易。這次重大變遷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清廷已派蒙古八旗官兵3065人在右衛城(今右玉縣老城)開始駐防。自此，殺虎口“硝煙散而駝鈴響，商道通而兵戈罷”。以殺虎口為起點的商道，向北延伸至蒙古國及俄羅斯，向西延伸至新疆及中亞諸國，不少晉商巨賈也由此起家發跡，足跡遍天下。殺虎口不但名字改變，地位和作用也迎來第三次、而且是最深刻的一次變遷。 清朝的唐庚堯曾奉旨主持山西鄉試，大概見過右玉殺虎口一帶“胡漢雜處”、市場興旺的景象，賦詩道：“西上殺虎口，重岡連廣漠。居場雜馬牛，飲啖半乳酪。遠人無絕理，得茗以為藥。誰謂互市非，良以示約束。” 為了管理日益繁榮的市場，征收稅金，清中央政府向殺虎口派駐了“欽差督理殺虎口稅務監督署”，老百姓稱之為“戶部衙門”。而且規定駱駝商隊只能從殺虎口進出，不許繞行其他關口，并依例征收稅金。很難相信，平常年份僅殺虎口一處，年稅金總額能達到白銀三十五六萬兩，可見商業之盛。收到的稅金，府縣不能分潤，早期全部镕鑄成五十兩一個的銀錠，由鏢馱解送北京，交戶部入國庫。后來，銀兩解繳事宜則交由票號辦理。有人統計過，僅殺虎口的稅額就占當時全國歲入的4%。 不過，世事無常，隨著清王朝國勢的衰落，政府無力保護百姓的平安生活。殺虎口在清末，逐漸從“生意興隆通四海”的商貿口岸，演變成升斗百姓遠走他鄉，就食求生的途徑。這也是殺虎口，即西口，地位和作用的又一次變遷。這一過程，沒有準確的時間節點，也沒有標志性的事件，漸漸地"殺虎口"的名字從人們口中消失，而"西口"則常常掛在嘴邊。同樣是這個千年關隘，“走西口”仿佛乎意味著黃沙漫漫，路途艱險，前路莫測…… 那天在城墻上，一個中年漢子用嗩吶吹起一首悲涼傷感的曲子。盡管已是5月，從蒙古草原吹來的風，依然冷冽，而且如刀劍般地刺人。伴著風聲呼嘯，嗚嗚咽咽的嗩吶聲，忽近忽遠，時有時無，不由得把人帶到那個“走西口”的場景中：踏上走西口的路，官府的苛稅，胥吏的盤剝，匪徒的殺人越貨，沙漠戈壁的艱險莫測，一切都是未知，處處都有危險。怎能不讓送行的妹妹“汪汪的淚水肚里流”…… 我問他，吹的什么調。他說，就叫《西口調》，是當地的民間音樂曲調。曲到高潮處，聲音高亢凄厲，像聲聲嘶啞的呼喊，向蒼天，向戈壁大漠，向莫測的前路，大聲地呼喊。而婉轉低迥處，如泣如訴，如悲如嘆，向親人絮絮地訴說，向家園喃喃地細語。這是一曲哀嘆命運的詠嘆調，一曲傾訴思念的情歌。直到我走下城墻，坐進車里，那嗩吶聲還隱隱約約地傳來。回到右玉縣城，我問司機師傅，你聽過那首《西口調》嗎？他有點答非所問地說：不想聽，因為聽了想哭。 從司機師傅的反應看，當地人對“走西口”的記憶，如此深刻綿長，不僅僅是那個時代萬千普通百姓個體的無助和苦難，被長輩口口相傳到了今天，那么簡單。這里面也承載著晉陜商人、民眾的光榮與夢想一一國家有事，不惜己身，甚至毀家紓難，為國效力；趕著駱駝，艱難跋涉，遠走他鄉，懷揣著謀求家人衣食無憂的夢想，成就了“貨通天下”的奇跡。當然，也有這光榮與夢想背后，不為人知的付出和艱辛。這是一份沉甸甸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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