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生修得到梅花

熊克明

幾生修得到梅花 散文/熊克明 癸卯年10月初，筆者因友人趙君盛情之邀，欣然與友人朱君結伴，驅車前往“吳文化重要發源地之一”、素稱“江南文物之邦”的丹陽市觀光訪友。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丹陽市（古稱朱方、云陽、曲阿、鳳美、潤州等）位于江蘇省南部，地處長江下游南緣，東、南毗鄰常州市，西、南與鎮江市接壤，北與揚中市隔江（揚中夾江）相望。 據史志記載，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丹陽市，歷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東周時期（前770年），是春秋戰國時期（前770年至前221年）“吳國”的重要城市之一。丹陽在秦朝時期（前221年至前207年）隸屬“會稽郡”，治所吳縣（今江蘇蘇州市姑蘇區）。漢朝時期隸屬“吳郡”，治所吳縣；唐朝時期（618年至907年）隸屬“江南道”，治所越州（今浙江紹興市）。宋朝時期（960年至1279年）隸屬“揚州府”，治所江都（今江蘇揚州市）。明清時期（1368年至1912年）隸屬“鎮江府”，治所丹徒（今江蘇鎮江市）。民國初期（1912年至1927年）隸屬“金陵道”，治所江寧(今江蘇南京市）。1927年后，劃歸江蘇省管轄，省會鎮江。 相傳，春秋戰國時期的“云陽邑”（今丹陽市）地域范圍，涵蓋今常州市、鎮江市全境。彼時，它東望煙波浩渺的太湖，南抵地大物博、粟紅貫朽的江左平原，西臨巍峨雄奇的鐘山（今南京紫金山），北瀕萬里長江天塹。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云陽邑，被歷代文人墨士頌贊為“鐘靈毓秀之地、人文薈萃之所 ”。 據考，自古丹陽境內為吳語、江淮語、中原官話的劃分地。所以，丹陽不僅匯集了多元方言語系，也產生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從而為丹陽幾千年來誕生的諸多菁英人才，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 此前，友人趙君已為筆者此次丹陽之行作了周到的安排。行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前往由丹陽籍著名企業家虞瑞泰先生，以一己之力創辦的《馬相伯史跡紀念館》（館址丹陽市開發區金陵西路18號）瞻仰參觀。 坦白地講，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宗教家和震旦學院、復旦公學（今上海復旦大學）、輔仁大學（今北京師范大學、臺灣輔仁大學）等著名學府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的名諱，對于像筆者這樣知識面狹窄，且又沒有認真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而言，顯然比較陌生。不過，倘若翻開中國清末民初時期的相關文獻史籍，認真讀一讀，就一定會對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位洋務運動的實踐者、百年憋屈的國士、慈善家并被尊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的百歲愛國領?馬相伯先生，頂禮膜拜、奉若神明。 筆者一行抵達丹陽市區后，便徑直前往《馬相伯史跡紀念館》瞻仰參觀。車徐徐駛入《馬相伯史跡紀念館》院子時，貴為一方“父母官”且毫無“架子”的趙君和其幾位同伴，已在此等候筆者一行。面對眼前的情景，不由讓身為一介布衣的筆者有些驚訝和感動。未曾想，下車伊始，就被深受傳統文化滋養的丹陽友人這種“謙恭自守、抱素懷樸”的待客之道所折服。頃刻間，筆者的心里由衷地升騰起一種賓至如歸之感。 占地面積約200平方米的《馬相伯史跡紀念館》位于一座大廈的底層，紀念館分為展覽廳、雕塑廳。走進既樸實、簡潔，又大方、莊重的展覽廳，筆者立即被館內四壁墻上吊掛的33塊展板，以及擺放在展覽廳中央的玻璃展柜里的文物原件、歷史資料、照片所吸引。展覽廳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四面墻壁上排列疏密有致的展板，卻營造出了一種恢弘大氣的空間既視感。每塊展板以翔實的歷史資料、豐富的畫面、深邃的內涵、流暢的文字，以及講解員引經據典、不枝不蔓、繪聲繪色地解說，無不引人入勝。可謂融思想性、觀賞性、教育性、藝術性于一體，充分展現了馬相伯先生永不屈服的民族氣節，善行無疆的博大情懷，以及崇尚科學的進步精神。 雕塑廳與展覽廳僅一墻之隔。步入雕塑廳，迎面映入眼簾的是一尊神態自若、身著長衫、手握書卷的馬相伯先生坐姿雕塑銅像。雕像底座上鐫刻“馬相伯”三個字和“1840一1939”（生卒年）數字。雕像背面左側墻壁上掛著一幅裝裱精美的掛軸，上書“惟善是寶”（寶）四個大字。將出自春秋戰國時期的《楚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上的這句箴言，懸掛于此，筆者忖度，這應該是對馬相伯先生一生最具象、最貼切的注解了。 一位哲人說過：“歷史是一種文化，它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內容，提升了我們的審美情趣，引導我們更好的理解過去，更好的發展未來。” 參觀結束時，筆者感嘆良久。儒雅睿智、曉以大義的虞瑞泰先生之所以在馬相伯先生的誕生地，創辦這座紀念館，顯然是為了培養和提升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認同感，籍以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與傳承。顯而易見，虞瑞泰先生這一質樸而又真摯的善行之舉，的確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以及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 臨別之際，筆者靜靜地佇立在馬相伯先生的銅像前，一邊目不轉睛地向他行注目禮，一邊在遐想：眼前這樣一位看上去面慈目善的先賢，究竟是什么樣的力量支撐他走過了既跌宕起伏，又輝煌傳奇的百年人生之路呢！ 　　馬相伯先生（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名良。字相伯。誕生于江蘇丹陽馬家村（今江蘇丹陽市開發區大貢行政村）。當年，因為馬相伯先生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故尚在襁褓中的他便接受洗禮，也成為一名基督教信徒。 天賦異稟的馬相伯先生，5歲便入私塾讀書，童年時，就對神秘的天文學產生了興趣。12歲那年他便只身前往上海，入學法國基督教耶穌會創辦的、享有“西學東漸第一校”和“中國各種學堂之標準”之美譽的“圣依納爵公學”，亦稱“徐匯公學”（今上海徐匯中學）讀書。畢業后，隨即轉入該校的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拉丁、希臘、英、法、意、日、印度等國的語言文字，以及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學等學科。圣依納爵公學大修院堪稱是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創生諸多學科課程且分學科教學班級授課制的學校。 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時年30歲的馬相伯先生獲得神學博士學位，并加入法國基督教耶穌會，被授予司鐸神職。 1874年（清朝同治十三年），馬相伯先生任圣依納爵公學校監（即校長）兼法國基督教耶穌會編撰，繼續研究學習哲學、數理及天文學，并翻譯法文版《數理大全》等書。 1876年（清朝光緒元年），馬相伯先生被法國基督教耶穌會派往南京，擔任基督教耶穌會數理編撰，翻譯數學教材。是年8月，馬相伯先生離開法國基督教耶穌會，毅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洋務運動之中。 1879年（清朝光緒四年），馬相伯先生幾經輾轉到達天津，投入到大清國著名外交大臣李鴻章大人幕府，擔任幕僚兼文書。素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頗有“敬賢禮士”之風范的李鴻章大人，很快便委以馬相伯先生重任。李大人明白，在晚清時期的中國，像馬相伯先生這樣既精通多國語言文字，又殫見洽聞、學貫中西的人才，可以說前無古人、舉國無雙。 1881年（清朝光緒七年）4月，馬相伯先生出任大清國駐日本國公使館參贊。翌年，調任大清國駐高麗王國（今朝鮮半島）公使館參贊。 1885年（清朝光緒十一年），受大清國臺灣省巡撫劉銘傳之邀，馬相伯先生前往臺灣實地考察，途經香港時目睹當地的繁華景象，又見九龍港灣優越的地理環境，隨即上書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大人，建議開發九龍為商埠，招引中外商人，共同興建九龍至廣州的鐵路，發展粵港地區的商貿經濟。 抵達臺灣后，馬相伯先生見當地的經濟極度落后和貧瘠，逐建議巡撫劉銘傳借款開發礦業、漁業，興建鐵路等，以此帶動與繁榮臺灣島經濟。然而，馬相伯先生的這兩個極賦商業靈感和卓見的建議，最終卻未被朝廷采納，令其深感遺憾。 1887年（清朝光緒十三年），馬相伯先生懷揣“實業救國”的理念，上書李鴻章大人，建議設立國家銀行，發行紙幣，開發礦產，修建鐵路，制造槍炮軍械等。李大人對此建議大加贊同，并轉呈朝廷，請求盡快批閱實施。是年8月20日，在李鴻章大人的授意下，馬相伯先生以大清國公使的身份，遠赴歐美考察洋務。當日，馬相伯先生乘船由天津港出發，途經日本，然后橫渡太平洋，不日，扺達美國舊金山。再從舊金山乘火車至紐約，受到當地政府的高禮遇接待。在美國考察一段時間后，繼續乘船東渡大西洋，到達英國利物浦，轉道倫敦，然后前往牛津、劍橋兩地，重點考察英國的高等教育。 1892年（清朝光緒十八年），馬相伯先生再次被派往東瀛，先后出任大清國駐日本國公使館參贊及長崎、橫濱等地領事。 遺憾的是，走上大清國政治與外交舞臺的馬相伯先生，尚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就因一次震驚世界的外交事件，遭國人誤解唾棄，背負罵名。事件的前因后果： 1894年7月25日（清朝光緒二十年、中國農歷稱作甲午年），大清國北洋水師（海軍）與日本國海軍在黃海北部爆發海戰，史稱“甲午中日戰爭”。此次海戰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告終。大清國朝廷迫于日本國的軍事壓力，只得委曲求全的委派李鴻章大人為首席談判代表，馬相伯先生為隨從翻譯，于1895年4月17日（清朝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日本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新約》，日本稱作《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馬關新約》的簽署標志著甲午中日戰爭的全部結束。看著馬關新約上訂立的所有喪權辱國的條款，馬相伯先生捶胸頓足、氣憤不已，卻又無可奈何。至此，因馬相伯先生參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新約》，被國人扣上了一頂“賣國賊”的帽子。以至他年邁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后，竟氣憤地公開聲稱要和這個“賣國求榮”的兒子，從此斷絕母子關系。直到母親臨終時，都未能原諒他。在母親的葬禮上，馬相伯先生雙膝跪地，悲痛不已，嚎啕大哭。 　　倍受委屈，又無人傾訴的馬相伯先生，回想自己將最寶貴的壯年期，全部貢獻給了大清國的洋務運動，只換來了莫大的屈辱和悲傷。自己曾經制定的一系列“從政救國”的計劃，卻在大清國朝廷頑固勢力和外國列強的干預下，全都付之東流。 仕途的坎坷，母親的去世，遭此雙重打擊的馬相伯先生，變得情緒極度低落和沮喪，甚至一度蒙生了輕生的念頭。經過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后，馬相伯先生決定棄官而去，另尋報國途徑。 在經歷了十幾年政治與外交生涯后，馬相伯先生已潛移默化地受到西方文化教育，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和啟發。于是，他下定決心，以興辦“新式教育”來救國圖存。此時的他堅信，興辦新式教育不僅可以提高國民知識水平，改變與拯救愚昧、無知、衰敗的晚清社稷，還可為培育出現代化救國、治國的人才。 1899年（清朝光緒二十五年），馬相伯先生正式辭官回到上海，重返法國基督教耶穌會。 1900年（清朝光緒二十六年），馬相伯先生做出了一個令時人震驚的決定，將自己家族在松江、青浦兩個地方的3000畝田地和一座油坊，捐獻給法國基督教耶穌會，作為興辦“新式中西大學堂”的經費，并親筆立下：“悉數獻于江南司教日后所開辦中西大學堂收管，專為資助英俊子弟斧資所不及"的字據。作為投名狀，以此來實現他“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崇高理想。 1902年（清朝光緒二十八年）冬天，上海“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導致學生集體退學。彼時，擔任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總教習的蔡元培（后來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便帶領所有退學的學生，找到寄居在上海“土山灣孤兒院”的馬相伯先生，拜他為老師，學習拉丁語言。之后，慕名前來馬相伯先生處求學的學生越來越多，使得他寄居的屋子已容納不下眾多學生。于是，馬相伯先生決定，親自來籌資創辦一所新式大學堂。他始終執著的認為，只有選用“興辦教育”這劑良方，才能醫治和拯救已是滿目瘡痍的祖國。 1903年（清朝光緒二十九年）3月1日，馬相伯先生在上海徐家匯老天文臺舊址（今上海市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創辦“震旦學院”（后改名震旦大學）。馬相伯先生用“震旦”一詞作為校名，乃取自南宋佛教辭書《翻譯名義集》：“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 。正因如此，古代的印度人一直稱中國為“震旦”。 據考證，由馬相伯先生擔任監院（校長）的震旦學院，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彼時，震旦學院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制為兩年，學科專業分為文學、質學 (科學) 、致知 (哲學) 、象數 (數學)、形性 (理科) 五大學科。馬相伯先生還編撰了《拉丁文通》、《致知淺說》等著作，作為輔助教材，并親自為學生授課。他一改傳統公學辦學的路子，為震旦學院定下三條原則： “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同時，實行學生自治，所有校務由學生推選干事自行管理，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同年秋天，又籌資建立“震旦學院預科”，后改名“震旦大學附中”。當年，梁啟超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獲知此事后，欣然在賀信中贊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當年的私立震旦學院較之公立大學，雖然在教學環境上相對簡陋，辦學經費也匱乏，卻為祖國培育出了一批“青史留名”的社稷之器。如：蔡元培、黃炎培、李叔同、于右任、葉仲裕、邵力子、陳寅恪、竺可楨、陶行知、梅貽琦、張鼎丞、馬君武、胡敦復、李青崖、徐朗西……等人。 1904年（（清朝光緒三十年），馬相伯先生與其胞弟馬建忠（留法學子、哲學博士）合著《馬氏文通》一書。此書為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它借鑒和吸收了西方語法理論，收字宏富、規模宏大、體系完整，奠定了漢語語法研究的基礎，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一座巍峨豐碑。彼時，馬氏兄弟著作此書的初衷，旨在希望讀過此書的國人，能夠喚醒民族意識，秉承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和靈魂。 1905年（清朝光緒三十一年）初，法國基督教耶穌會征得馬相伯先生的同意，由他們出師資來管理震旦學院。不久，法國基督教耶穌會委派法籍傳教士Félix PERRIN（中文名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他上任伊始，即宣布廢除學生自治，繼而引發學生集體退學。當時，馬相伯先生看到退學學生簽名簿時，老淚縱橫，當即表態站在學生一邊，并做出兩個決定：第一，緊急向嚴復、張謇和袁希濤等社會名流和各省官紳募集資金；第二，將上海吳淞鎮上荒廢多年的提督行轅租借下來，作為臨時校舍。隨即于當年5月27日在吳淞鎮另行創立“復旦公學”（今上海復旦大學前身）。取“復旦”二字作為校名，有雙重含義：一是取自春秋時期《尚書大傳》之“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二是喻示“復我震旦”之意。翌日，復旦公學便在破陋的校舍里舉行開學儀式。由馬相伯先生首任校長兼法語教授。次年初，薦賢舉能的馬相伯先生特別邀請嚴復（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出任復旦公學校長，同時邀請弟子于右任、葉仲裕、邵力子等人負責教務。 　　1906年（清朝光緒三十二年），馬相伯先生再次東渡日本，在“留學生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講，懇切地勉勵留日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中國近代教育先驅、晚清名臣張之洞大人將此語引為至理名言，稱贊其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 1907年（清朝光緒三十三年），馬相伯先生應邀在梁啟超發起成立的“政聞社”、“憲友會”（清末立憲政治團體）擔任總務員，并與其交誼甚篤。 1908年（清朝光緒三十四年），法國基督教耶穌會在上海盧家灣呂班路（曾經的法租界、今上海市重慶南路280號），重新選址開辦“震旦學院”。當時，為人深明厚慈的馬相伯先生仍以辦學為重，捐資約10萬銀元，為震旦學院建造新校舍。后來，這所震旦學院幾易其名（圣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最后于2005年7月18日易名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德高望重的馬相伯先生被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先生任命為南京市第一任市長。之后，轉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司長并代理都督。不久，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后，便借馬相伯先生的名聲籠絡社會各界精英人士，特別邀請他前往北平就任大總府顧問，并擔任北平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在此間期，馬相伯先生加入了“中華民主黨”，成為中華民主黨30名常委之一。 1913年（中華民國二年），馬相伯先生與章太炎、梁啟超、嚴復等人在北平創辦“函夏考文苑”（堪稱當時中國的最高學術機構，后來蔡元培將其更名為“中央研究院”）。之后，他又與英斂之（香港《大公報》創始人）等人創辦“輔仁學社”（即北平公教大學、臺灣輔仁大學前身）。“輔仁”一詞，取自《論語》：“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 常言道，世事多變，人心叵測。僅僅3年后（1915年12月12日），竊國大盜袁世凱便推翻共和，復辟帝制。馬相伯先生立刻發文痛加抨擊：“天下之大盜，莫大于君主。”后來，在舉國上下一致聲討中，只坐了83天皇帝夢的袁世凱便一命嗚呼。 1914年（中華民國三年），馬相伯先生的愛子馬君遠不幸病逝。以于右任為首的弟子們，鑒于老師毀家興學，家無余資，遂籌資萬元補貼其寡兒媳、幼孫女的生活。此時遠在北平的馬相伯先生得知此事后，便寫信托人將這筆錢款如數捐給了“啟明女子中學”（今上海市第四中學），作為辦學經費。 1917年（中華民國六年），1月4日，蔡元培就職北平大學校長，他首先邀請恩師馬相伯先生來校蒞臨指導。馬相伯先生對蔡元培諄諄說道：“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有學者認為，馬相伯先生所言，正是現代教育的全部意義之所在，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教育的普世價值，提出現代教育的平等、奮發和進取以及思想和自由的人。 同年秋天，馬相伯先生退出公職，離開北平，回到上海，隱居在土山灣徐家匯孤兒院（今上海市土山灣博物館、蒲匯塘路55號）樓上，杜門謝客。整天伏案翻譯《新史合編直講》、《救世福音》等基督教著作，并為陳垣（中國杰出的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所著的《元也里可溫教考》一書作序。 1922年（中華民國十一年），馬相伯先生被推舉為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同年，應《申報》五十年紀念征文，撰寫《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救》一文，文章中詳細地論述了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展現出其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 1923年（中華民國十二年）1月17日，蔡元培因故辭去北平大學校長一職，邀請馬相伯先生北上，暫任北平大學代理校長。 1925年（中華民國十四年）1月，羅馬教廷委派美國圣本篤會教士奧圖爾來到北平，本著以發展中國固有文化，介紹世界新知識，以示公教之公”的原則，在當年馬相伯先生與英斂之創辦的“輔任學社”基礎上，籌建“北平公教大學”。馬相伯先生聞訊，專程前往北平，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與幫助。并在英斂之所撰寫的文稿基礎上，用英文重新擬就《美國圣本篤會士創設北平公教大學宣言》，闡述中西融通的辦學方針與宗旨。同年9月，北平公教大學正式開辦，英斂之邀請馬相伯擔任校長，敬賢重士的馬相伯先生以年邁體衰辭之，爾后他特別舉薦陳垣（中國杰出的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擔任該校首任校長。 1927年（中華民國十六年），北平公教大學更名為“北平輔仁大學”。馬相伯先生寫信殷切地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同年，馬相伯先生與司鐸徐允希（明代科學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徐光啟十一世孫）合譯出版法國經典名著《靈心小史》。這部由圣女小德蘭所著的回憶錄，是西方人最熱愛的心靈著作之一，至今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傳遍世界各地。 1928年（中華民國十七年）5月6日，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在“徐匯公學”大禮堂為 "馬相伯先生九旬誕辰" 舉行隆重的預祝會。蔡元培在祝詞中強調：“宗教文化推動了中國教育與科學的發展。”他還盛贊老師馬相伯先生早年所倡導的：“欲革命救國，就必須走科學發展的道路”。 　　1930年（中華民國十九年），馬相伯先生為江蘇通志局（編纂江蘇省地方志的機構）撰寫《宗教門》篇章。 1931年（中華民國二十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奉天（沈陽）蓄意制造“柳條湖事件”。史稱“九一八事變”。面對日本侵略軍的挑釁，馬相伯先生心中憂憤、深感國難深重，此時，已屆91歲高齡的他，堅持拄著拐杖為抗日救亡呼號奔走，連續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泣告青年書》等文章，呼吁"立息內爭、共御外侮"，全民堅決抗日，捍衛國土。 馬相伯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宗教家、翻譯家，還是一位名聞遐邇的書法家。平日里他惜墨如金，從不輕易為人寫字，但在抗日救國的驅使下，他親自揮毫作榜書、楹聯義賣，共籌得10萬銀元，全數捐贈給了馮玉祥將軍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 1932年（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滬會戰”（亦稱上海抗戰）打響。馬相伯先生立即以個人的名義，發起組織“中國民治促成會”、“江蘇國難會”等愛國救亡團體。并親自擔任“丹陽旅滬同鄉會”會長。又與熊希齡、章太炎等愛國民主人士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撰寫《國難人民自救建議書》，書寫大量楹聯、條幅義賣，所籌款項全數捐贈給駐守上海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19路集團軍。 同年4月8日，馬相伯先生委托弟子攜自己撰寫的《提議實施民治，促成憲政，以紓國難案》提案書，赴洛陽參加由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主持召開的 "國難會議"。當月，他又撰寫《六十年來上海》一文，批判閉關思想，表達“民治”思想與主張。 同年11月初起，馬相伯先生連續四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激勵國人奮勇抗爭，共赴國難。當月，馬相伯先生主持成立“不忍人會”民間團體，委托天津《益世報》社代為籌募錢物，以救助東北同胞和前線將士。他還帶領丹陽旅滬同鄉會，教濟滯留在上海戰區的3000多名江蘇同鄉難民，并分批將這些難民安全送回家鄉。 同年11月下旬，在馬相伯先生的寄居地（土山灣徐家匯孤兒院）召開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第二次執委會時，馬相伯先生特意揮翰寫下“我國民其猛省，我國民其亟起”和“恥莫大于亡國，戰雖死亦猶生”的楹聯，同與會者共勉。 同年12月29日，馬相伯先生加盟由宋慶齡先生、蔡元培、楊銓、魯迅等知名愛國進步人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 1933年（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為紀念明代著名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逝世300周年，馬相伯先生著《徐文定公與中國科學》一文。并繼續在報紙、雜志上發表大量抗日救亡文章，接待各界愛國人士。一時間，他的寄居地成了上海“抗日民主堡壘”。 同年4月，由徐景賢編輯，史量才題簽的《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一書，在上海文化美術圖書公司出版。該書援引了馬相伯先生說過的一段肺腑之言：“想當初創辦震旦，我因游歷歐美各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大學教育并駕齊驅，這是理想”。 1934年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4月20日，馬相伯先生與宋慶齡先生、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聯合簽名，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呼吁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把日寇驅逐出中國。同年5月初，“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總會”在上海成立。 1935年（中華民國二十四年)5月8日，馬相伯先生與潘公展等人組織成立“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該組織的宗旨：“采取最經濟、最迅速、最持久、最能令人進步之方法，普及大眾與兒童生活所需之教育，以助成中華民國與大同世界之創造”。 同年12月12日，馬相伯先生與沈鈞儒等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宣言》，聲援愛國學生。 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史良、胡愈之等35人被推舉為執行委員。 1936年（中華民國二十五年)5月31日，馬相伯與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此時的馬相伯先生雖已95歲高齡，仍然在發表文章與演講，激勵國人御侮自救，共赴國難。時人尊贊他為“呼號抗日老青年”。 同年11月23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下令，逮捕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委員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史稱“七君子事件”。馬相伯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寫信給蔣中正、馮玉祥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首腦，表示愿以自己的“首級”作擔保，請求放人。 同年11月24日，考慮到馬相伯先生的起居安全，弟子于右任（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監察院長）委托于斌（馬相伯先生弟子、羅馬教廷派駐南京代牧區主教）前往上海請馬相伯先生去南京居住。馬相伯先生臨行時，宋慶齡親自去上海火車站送行，并一再叮囑于斌：“馬老先生是國寶，要照顧好”。 馬相伯先生扺達南京后，被安排在大方巷12號居住。從此于右任、于斌、蔡元培、邵力子等弟子，經常到老師的寓所探望，噓寒問暖。寓居在南京的馬相伯先生，仍竭力設法營救“七君子”。 同年12月12日，張學良（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將領）、楊虎城（國民革命軍西北邊防軍將領）兩人，在西安扣押了蔣中正（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行。史稱“西安事變”。馬相伯先生在第一時間擬電稿：“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請釋中正，一致抗日。”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4月7日，是馬相伯先生98虛歲生日，這一天，于右任、蔡元培、于斌等人，以“復旦同學會”的名義，向社會各界發出邀請，在南京“國際聯歡社”（今南京市中山北路259號的南京飯店）為馬相伯先生舉行隆重熱烈的祝壽活動。當天，馮玉祥、于右任、蔡元培等人，一起在祝壽大廳躬身接駕馬相伯先生。祝壽大廳里擺放著社會各界、各團體和弟子們送來的賀禮。按照馬相伯先生故鄉丹陽及蘇南地區的習俗，他給各位來賓一一回贈了壽碗。是日，蔣中正、林森等國民政府要員也為其寫來祝壽賀聯。當天的祝壽活動成為轟動一時的盛事。祝壽活動結束后，馬相伯先生委托弟子們將所收的賀禮，全部置換成銀元后，如數捐贈給了守衛國土的國民革命軍將士。 同年7月31日，在馬相伯先生不懈努力下，“七君子”終于在蘇州監獄獲釋。 同年9月6日，獲釋的“七君子”專程到南京向馬相伯先生鞠躬致謝，并在他的寓所門前合影留念，馬相伯先生在眾人簇擁下端坐正中。照片拍好后，由沈鈞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側題寫“惟公馬首是瞻”，以示敬意！這張照片后來被收入許多史實文獻，以及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為眾多海內外人士所熟知。 同年11月，上海淪陷。隨即日本侵略軍西進直逼南京。為了安全起見，馮玉祥、李宗仁（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便立即安排人員護送馬相伯先生，前往廣西桂林城中的疊彩山（俗稱風洞山）景風閣居住。 1938年（中華民國二十七年）4月，桂林各界人士在“樂群社”為馬相伯先生舉行了99虛歲生日的慶祝活動。同年10月，日軍航空部隊開始對桂林進行無差別轟炸。出于安全和健康方面的考慮，于右任緊急致電馬相伯先生，請求他離開桂林遷居昆明，馬相伯先生欣然應允，并即刻動身前往昆明，不料，途中因戰事而繞道安南（今越南）境內諒山時，馬相伯先生終因年邁體弱，不幸病倒，只得暫時留居諒山。在諒山滯留期間，病中的馬相伯先生仍然強打起精神，揮毫寫下兩幅楹聯：一幅“我戰我克，汝唯不彩。”贈予了堅持抗戰的馮玉樣將軍；另一幅“古之遺直也，中國有人焉。”贈送給了弟子于右任，以此激勵他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此時的馬相伯先生雖已近期頤之年，又疾病纏身，但親筆所書的兩幅墨寶，依然筆鋒凌厲、點畫有力。 一日，胡愈之（著名社會活動家、文學家、翻譯家）不遠千里奔赴至諒山，探望恩師馬相伯先生。此時，已臥病在床的馬相伯先生，與胡愈之談及自己的一生時，不無感慨道：“前30年虔誠信奉基督教，相信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中間30年效力政治，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洋務運動；后40年獻身教育，參與創辦震旦公學、復旦公學以及輔仁大學”。不日，在送別胡愈之時，馬相伯先生握住他的手，老淚縱橫地哀嘆道：“我像老狗一般喘息著辦教育，育國人，叫了一百年，還沒把中國叫醒。”胡愈之聽后，感慨唏噓，無以為言。 　　1939年（中華民國二十八年）4月6日是馬相伯先生期壽（100虛歲）之日，中國各地同胞同為這位“中興人瑞”舉行了遙祝百齡典禮。 當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通過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駐桂林辦事處，轉馬相伯先生的賀電中說：“茲值先生百齡大慶，國家之光，人類之瑞。”這一崇高的贊譽之詞，道明了馬相伯先生對祖國、對人民的貢獻！同時，在當日的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上，還刊登了一篇名為《馬相伯先生百齡慶典》的短評：“近幾年來，民族危機日益深重，馬先生不辭勞瘁，奔走抗日工作。對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進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都發生了重要的作用。” 當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戰時陪都重慶的各界人士，在“重慶銀行公會”為馬相伯先生舉行慶祝大會，會場上懸掛著于右任手書的大幅賀聯： “當全民族抗戰之時，遙祝百齡，與將士同呼萬歲；自新教育發明以來，宏開復旦，論精神獨有千秋。” 蔣中正（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也親臨會場，為馬相伯先生送上賀聯: “天下皆尊一老，文章獨擅千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馬相伯先生頒布褒獎令，任命他為國民黨政府委員。贊其為：“民族之奕，國家之瑞。” 于右任還率國民政府監察院同仁，致電諒山，遙申祝賀。并發表了“百歲青年馬相伯”一文，稱頌恩師馬相伯先生為“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文章還贊揚道：“此種少年精神，則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個之人格者也。” 當日，丹陽旅滬同鄉會在上海舉行遙祝會長馬相伯先生百歲生日大會。該會2479名會員聯名給他發去生日賀電并敬贈上兩幅百歲壽聯。一幅：“樂育英才，桃李稱盛；尊禮耆德，桑梓宜先”。另一幅：“天下有達尊三，惟吾丈得兼，況乃文章行誼，比日月以常輝，視香山九老，商山四皓，同資表率；世間之上壽百，在常人猶罕，最難德業事功，并華嵩而不朽，合麟閣群英，鳳池諸彥，共立門墻”。馬相伯先生隨即給丹陽旅滬同鄉會發來致謝電文：“年齒徙增，愧無濟世之術，嘉惠災黎，益增榮褒之感。開領高情，特電馳謝。” 當日，遷往西南后方的復旦大學全體師生，也給老校長馬相伯先生寄來百歲生辰賀信。他在給復旦大學師生的復信中說：“國無寧土，民不聊生，老朽何為，留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并隨信向復旦大學的學子贈送了親筆手書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條幅。這是馬相伯先生講了幾十年的一句警世名言。 同年7月，羅馬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親臨安南諒山致意，以示崇敬之情。 此間，柳亞子先生（中國近現代著名政治家、詩人）曾賦詩詠贊馬相伯先生為“一老南天身是史，百年亞瑟步如歌。” 在海內外為馬相伯先生舉行的遙祝百歲生日活動結束后，馬相伯先生便吩咐陪伴在身邊的孫女馬玉章，將各方所贈送的百歲生日壽金、壽禮全數捐出，作為犒慰抗日傷兵之用。這是馬相伯先生最后一次傾其所有的捐獻。 同年10月20日，馬相伯先生得知國民革命軍取得了“湘北會戰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竟而導致病情加重。 同年11月4日，馬相伯先生溘然長逝于安南諒山。彌留之際仍念叨著：“消息……消息。”噩耗傳出，舉國哀悼。 同年11月10日，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朱德（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副總司令）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通過中國駐河內總領事館轉馬相伯先生家屬的特唁電文：“驚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蓮歸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遺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責，誓復國仇。” 當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致名譽主席馬相伯先生家屬唁》：“噩耗北來，驚聞老先生遽捐館舍，舉世同哀，邦國殄瘁。”唁電還指出“我國反侵略運動，自始即由老先生領導，其為世界和平、人類幸福而致力之精神，垂老益堅。” 同年11月26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重慶為馬相伯先生舉行追悼大會，會上于右任現場揮毫，為恩師馬相伯先生書寫了一幅最為誠懇痛切的挽聯：“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此聯被時人稱譽為一代名聯）。會上，于右任還代表重慶各界宣讀祭文，音辭慷慨，聲淚俱下。他將馬相伯先生的抗日愛國主張同時局相聯，令人無不感受到馬相伯先生的愛國之誠、謀國之忠。最后，于右任表示待“收京之日，再為告文。” 同年12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委托桂林分廠，代制“百齡老人馬相伯先生遺像紀念章銀幣。“ 　　1940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1月27日，丹陽旅滬同鄉會不顧上海日軍憲兵的警告與阻攔，為馬相伯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追念他對家鄉故里的深情厚誼，稱其敏而有德，博學聰敏。鄉人共上私謚：“文敏先生”，以示無比崇敬之意。 同年4月，馬相伯先生的生前知交和弟子林素園（中國近現代教育家、書法家）聘請建筑師林樂義、石雕藝人劉保虛，在桂林疊彩山（1938年11月馬相伯先生曾寄居于此）南風洞口內側巖壁上，浮雕了一幅《馬相伯夫子像》，以作永久紀念。雕像右側為林素園親筆所題《馬相伯夫子像贊》辭文：“心赤貌慈，人瑞人師；形神宛在，堅彌高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派人陪同馬相伯先生的親屬，前往越南諒山，迎回馬相伯先生的靈柩，安葬于上海市“息焉（堂）公墓”。此墓后在“文革”中不幸被毀。 1984年4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將馬相伯先生墓冢遷葬于宋慶齡先生陵園內，讓國人得以繼續緬懷這位愛國先驅。 一言以蔽之，馬相伯先生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和傳奇色彩。誕生時（1840年4月7日），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列強入侵華夏的惡舉觸目驚心；離世時（1939年11月4日），正值祖國慘遭日寇鐵蹄的踐踏。整整活了一個世紀的馬相伯先生，見證了中華民族所受的種種屈辱和苦難。身處“黑暗時代”的馬相伯先生，雖知前路渺渺、風雨如晦，但他卻堅定地選擇直面人生、點燃生命的光芒、照射世之陰影，以一顆中華赤子之心，為實現“救國之夢”毀家紓難、義無反顧。一生中無論是宣教救國、入仕救國，還是興學救國，他都憔神悴力、九死不悔。盡管無情的歷史，一次次讓他蒙受屈辱，殘酷的現實，一次次將他鞭打，縱然如此，他都一次次頑強地重新“站”起來。他就像一顆啟明星，雖微微光芒卻可以照亮民族救亡圖存、全民抗戰前進之路。 回首與仰望馬相伯先生的百年人生，作為“先行者”，他各出所學、各盡所知；作為“拓荒者”，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作為“鋪路者”，他一手托起“國格”，一手托起“公理”；作為“愛國者”，他為家國天下憂思力行，為民族命運殫精竭慮，將自己的一生，全部投身于民族救亡、民智啟蒙和文化傳承的偉大使命之中。誠如其弟子邵力子（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如前所述，馬相伯先生是一位著書頗豐的教育家和書法家，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擅繪”高手，尤其在“瓷畫”方面的造詣，更是不同凡響。據說，在民間有人收藏了一把由馬相伯先生親手繪制了“粉彩梅花圖”的白底瓷器執壺。壺身一側的瓷畫粉彩梅花，枝椏交錯，花萼相輝，色澤淡雅，清秀迷人。壺身另一側印有馬相伯先生題寫的銘文：“幾生修得到梅花、癸丑仲春月（即1913年3月）、相伯自制于漢皋（今湖北武漢市）”。壺蓋上印有銘文：“用以解渴。” 馬相伯先生在執壺上所題“幾生修得到梅花”的句子，出自南宋著名愛國詩人謝枋得《武夷山中》的詩句：“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這首七言絕句《武夷山中》，是詩人謝枋得在南宋王朝滅亡后，隱居武夷山中所作。詩人以質樸的語言描寫武夷山中的寂寥風光，贊頌山中梅花的高潔品格，表達自己堅守節操、矢志不渝的情懷。 人們知道，古人以梅花入詩者多有佳篇，或詠梅的風姿，或頌梅的神韻，或贊梅的品格。然而，這首詩并沒有對梅花作細膩的描繪，而是將其置于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特殊的心境之中，舍其形而傳其神，使梅的品格與時代精神相契合，梅的形象便具有了更為深刻的意蘊。詩人看見在寂寥的天地之間，一枝梅花傲然挺立，濃而不艷，冷而不淡，昂首怒放。經過風霜雪雨的洗禮，愈發不染纖塵，素靜雅潔。詩人在梅的天然風韻中 , 領略到它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品格和堅貞不屈的精神，不由得脫口誦曰：“幾生修得到梅花?”詩人借對梅的詠贊、景仰，表明自己至死不渝的民族氣節。 筆者以為，馬相伯先生在心愛的執壺上印制：“幾生修得到梅花”的詩句，是在借“梅花”來寓意其傲然不屈的斗志、獨立的人格和傳統文人的風骨。可見，一生愛國重教，不畏強暴，剛直不阿，嚴于律己，毀家紓難的馬相伯先生，是多么地欣賞梅花，崇敬梅花，以至將梅花的品格和精神，作為自己終生學習和修行的榜樣。久之，高潔堅貞、超然脫俗的梅花，也就潛移默化地成為馬相伯先生人格和精神的化身，成為對他百年人生最為真實的寫照。 古籍《舊唐書-魏徵傳》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確，歷史是一個民族興衰更替的見證，文字恰好是記錄這些興衰的載體，記載著人類文明最燦爛的篇章。 馬相伯先生的百年悲壯傳奇人生，就是一部屈辱與抗爭同在的中國近代史，他是當時中國當之無愧的精神脊梁。正是因為有了像馬相伯先生這樣的人，近代的中國才擺脫了外國列強的控制，才有了如今的光明盛世。他雖生不逢時，卻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變這個時代，去拯救中國。馬相伯先生拼死抗爭的不屈精神，早已化作一個民族永久的記憶。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位為救國救民付盡終生的真國士，這位中國現代文明的開啟者一一馬相伯先生！ 2023年10月31日拙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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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生修得到梅花

熊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