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經有個“小臺灣”

曉星

香港1997年回歸前，一百多年來都是英國殖民當局統治管轄，而就在這塊華洋雜處的香江，1949年之后，由于國民黨逃離大陸的殘余勢力的長期存在，使香港調景嶺成了一塊特殊的臺灣政治“飛地”。那些年，每到臺灣所謂的「雙十節」，在米字旗飄揚下的香港，調景嶺下卻是另一番景象，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掛得滿山遍野。當年一個奇異的景色，直到香港回歸后的幾年才逐漸消失。當年調景嶺附近碼頭景象從香港島東面隔著藍塘海峽望去，對岸是九龍鯉魚門，這里是維多利亞灣的東面出海口。在鯉魚門后山的東邊，有一片瀕海山坡地就是調景嶺。調景嶺可考的最早地名，叫「照鏡環山」，這是因為當地海灣規圓如鏡、平靜無波，故被漁民稱作「照鏡環」，海灣旁的山崗就叫做「照鏡嶺」。照鏡嶺地名的改變因為一名外籍人士的自裁而起。話說1898年《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后，有一個加拿大籍的退休港英政府的工務官，名叫連尼（或譯倫尼），他看中了照鏡嶺，用全部退休金投得該地，興辦了一座磨面粉的工廠，專門生產面粉供本地外籍人士使用。面粉廠于1905年投產，后因成本過高及面粉質素欠佳，于1908年4月宣布倒閉。連尼在生意失敗后萬念俱灰，在距廠址三公里外的鯉魚門水域蹈海自盡。這個消息很快傳遍香港，幾經流傳亦不是蹈海自盡的版本了，而被好事者傳為“連尼在面粉廠前用繩環頸，另一端綁以巨石，向照鏡環海灣里一跳，自縊而死”。可能日后人們認定這個故事情節更慫人聽聞，照鏡嶺被諧音“吊頸嶺”所取代，使這里倍添詭異氣氛。早年間進入香港的邊界九港鐵路羅湖火車站 1949 年10 月，南下追殲國民黨殘軍的解放軍十五兵團攻占廣州，香港頓時涌入大量的難民。除了純粹為逃避戰事而來的普通老百姓（多為廣東省各地居民），難民潮中還夾雜有不少國民黨官兵以與國府各部門的政警公教各色人等，其中不乏地位顯赫的將校級軍官、地方首長、國大代表等。這些夾雜在逃難人群的政治流亡者們來自大陸各個省份，他們最初逃到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時個個狼狽不堪，不知所措。據當年報刊記載，1949年11月8日發生一件事，有148名國民黨落難軍人及其家人，在香港警察指引帶路下來到有名的香港私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求助得到了收容照顧。這個消息一時傳開可不得了，散落在港、澳各處的國民黨流亡難民如潮水般涌來，到當年11月底，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東華醫院登記求助的難民人數已經超過1800人，12月底更達3000人。他們這群人就是調景嶺的最早先民，經過幾番周折，他們及后來者胼手胝足在調景嶺散亂搭建，終于使在調景嶺這一帶成為幾千人居住的木屋社區。<br> 回想當年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因國共內戰、政權易手造成的“難民危機”到底有多嚴重？根據1954年到香港調查難民問題的「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漢布茹博士的報告，1945年8月二戰結束時香港總人口只有60萬左右，但是戰后立即出現大量回流香港的人潮，短短幾個月間就有多達數十萬人重回香港，這些人原本是香港居民，日軍占領時期被強迫遷移回廣東老家；不久后由于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使得到港人數更加持續增加，香港居民總數已經超過百萬，1947年初達香港人口達到140萬；1948年初約人口達到180萬；1949年4月解放軍打過長江，大舉南下特別是當年10月占領廣州，大批難民越境逃入香港，整個港九地區人口數一夕之間爆增，1950年初總人口達230萬人之多。 <br>　　當然這些逃港的幾百萬人，并非全是國民黨政權支持者或政治流亡者，即便是國民黨政權的殘余，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經香港去臺灣，因為1950年初的臺灣風雨飄搖，尤其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人們對于退守臺灣的蔣政權能否站穩并不樂觀。從漢布茹的報告數據看，有一部分的難民（約20萬）是在中國內戰結束后的一年間就返回到大陸，他們多為鄰近香港的廣東省籍人士，他們當時逃來香港純粹只為躲避戰事于一時。研究上世紀五十年代調景嶺的教會救濟、文教活動的學者梁家麟認為：1949年之后從內地遷港的人士，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內地資本家與政界人士，第二類是國民黨中下級官兵，第三類是華南主要是廣東省的農民，而戰后移入香港人數中以第三類的人數最多，他們大部分人也很快融入香港社會。那么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流亡到香港的國民黨追隨者究竟有多少人呢？這些人最終是如何匯聚到調景嶺呢？調景嶺早期的流亡者、原籍湖北省陽新縣的張寒松的回憶，他作為家鄉富裕鄉紳子弟，害怕共產黨的階級斗爭，1949年結伙親屬幾人，由家鄉逃亡到了廣西參加白崇禧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青年工作團，之后隨部隊南撤時被解放軍截獲俘虜，押回南寧后，借機逃往香港。最初他在東華醫院申領救濟度日，后來逃到香港難民愈聚愈多，上環一帶街道兩旁的騎樓下都住滿了人。東華醫院也承受不了壓力，滿街的難民有礙市容，因此港英政府的社會局，就把這批人趕到位于香港島最西端的摩星嶺。摩星嶺原有抗戰時留下的一個舊炮臺及殘破不堪的一座軍營。這些破營房根本容納不下七八千難民，被遷移到這里的難民只能自力更生用油紙、爛木條靠著石頭山崖邊，搭起了無數油紙棚以棲身，處境頗為凄慘。那時候香港慈善機構東華醫院，每天還來供應兩餐飯食，難民們除了吃飯無事可做，就成群結隊地到市區街上閑逛，惹事生非，破衣爛衫也影響市容衛生，當地居民不堪其擾。港英政府就想另外找一個離市區更遠地方安置這些人，最后選中了調景嶺。因為那里離當時的海港及中心市區較遠，曾被港府用來作防疫隔離之地，1935年之后已完全荒廢、人煙罕至。日軍占領期間這里甚至一度成了殺人刑場。港英社會局下屬的救濟署長李孑農是華人，懂得中國人避諱惡名的習俗，就將「吊頸嶺」這個不太吉利名字改為同音異字的“調景嶺”。上個世紀50年代調景嶺難民營調景嶺是如何成為港英統治下的臺灣國民黨勢力的一塊政治「飛地」？在現存的港英殖民政府檔案中，有一份是1953年8月，由香港「輔政司署」發給其英國外交部中國及韓國司的密函。其中對“國民黨支持者”在港人數有大致的評估。根據這個情資，五十年代香港約200多萬的居民中，可以稱得上“國民黨支持者／同情者”的人，最多只有約14-16萬左右，占總人口的不到一成，這十幾萬人也并不是全部聚居在調景嶺。曾經當選調景嶺區議員的王國儀回憶：先住在摩星嶺，后轉居調景嶺的人，他們大多是在本港沒有親友或沒有出路的，還有一些是外省籍不會說廣東話的人。這些人在大陸時期多屬于國民黨政權的中、下級軍、公、教人士。根據港英社會局1950年統計在營人數，在調景嶺正式登記有6921人，其中男性5592人，女性1329人，籍貫以湖南省占第一位（1245人），廣東省其次（1045人），其余包括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河北、江西等大陸各省人士都有。這些人除了在這里接受救濟滿足生活上需求之外，相有一部分人并不打算留在香港，而期望短期內找到去臺灣的新出路，馬英九就是這樣出生在香港，后隨父親去到臺灣的。可是，臺灣方面并不想全部無保留接收流亡在港追隨者，但也不會完全放棄這些人，反倒是希望他們能夠長期留港成為一股反攻大陸的力量。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臺灣當局確定對口聯絡調景嶺的單位是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總會理事長為谷正綱。1950年7月，在港英社會局駐營辦公處的監督下，「調景嶺居民自治試驗辦公室」簡稱「自治辦公室」成立，由營中每省同鄉派代表兩名參加該會。其后營區自治糾察隊（義勇警察隊）隨之成立，同時還進行了區、保、甲長等選舉。 <br>有研究者從國民黨中央黨部資料中查到，自治辦公室成員并不單純。社會科長和警?？崎L均與臺灣方面的黨務部門有密切往來，甚至直接聽命于國民黨黨部組織。當時國民黨已在調景嶺營暗中派駐了不少政工人員。當年調景嶺難民張寒松說：“那時有個很不好的現象，臺灣方面的情治單位，譬如情報局、調查局以及大陸工委會，都在這里發展組織，不安分之徒爲了邀功就給人亂戴帽子，我相信1被舉報的十個里起碼九個都是誣告?！睙o形中調景嶺成為了港英統治下臺灣一塊政治「飛地」。臺灣《救總實錄》中《調景嶺的價值》一文評論：這里可作為臺灣在香港的“人心測候所”、“國際宣傳站”、“人才培訓所”、“反共急先鋒”等詞語。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后，數千名原先在中國各省的西方傳教士也從流落來到香港為了“難民”，他們雖然離開中國大陸了，但并沒有選擇回到國外，反而是轉為重點向香港及臺灣、東南亞一帶華人布道。戰后香港涌進來許多這樣外國教會團體和資源，因為語言的關系（從中國內地來港的洋教士們，即使懂中文也大多不會說廣東話），不少原來在各省的西方基督各教派組織，聚集在調景嶺營內各自建立據點，向這里的原省籍的難民傳教，他們有國外宗教的雄厚資源。他們從摩星嶺時代開始就跟隨難民一直遷到調景嶺。根據研究學者的報告，五十年代的調景嶺教會盛況空前，信徒比例超過歷史上任何華人聚集群體。1950至1955年的五年間，調景嶺就有約2000人皈依不同的基督新教教派，3000人進了天主教會，占了全營人口的20%還多。難民們信教的原因除了流離中尋找心靈慰藉外，主要還是成為成為教徒可以領取免費救濟品，就是所謂的「吃教」。 <br>　　這些教會組織除了傳教外也注重辦學，如天主教會開辦了鳴遠中學、美國路德會創立圣約翰小學、宣道會建立信義中學，錫安堂、崇真會、神召會等都辦過教會學校。而臺灣的救總接替港英政府社會局的救濟管理職責后，重要工作是接辦港英社會局原辦學校，將之命名為「調景嶺中學」，同時對教會辦的鳴遠中學、信義中學、圣約翰小學等義務提供圖書、儀器、教科書等。一時間小小調景嶺就有四所中學、七所小學，三所幼稚園。單純為求學而進入調景嶺的大陸逃港人士，越到后期越多，比如蹇敦喜就一例：蹇敦喜，湖南省安鄉縣人，1949年投奔在廣西梧州的國軍聯勤總部任職的堂兄去當兵，之后大潰敗流落到香港，擺攤賣報謀生。1951年10月他為了求學來到調景嶺，進了天主堂鳴遠中學讀中一，當時校長是曹立珊神父。他在鳴遠中學讀完了中五，又在香港廣大中學讀完中六，之后參加臺灣各大專院校在港的聯合招生，順利地去了臺灣就讀臺灣政治大學，在臺求學期間，還通過臺灣僑委會申請到僑生補助用來繳學費，好不容易完成了大學階段學業。像他這樣寒門子弟的求學經歷在當年香港不少。調景嶺的學校不論是教會辦的，還是臺灣背景辦的，許多都是學費全免，書費、住宿費也較低，即為調景嶺流亡家庭的子弟創造了教育機會，也吸引了區外的低收入平民子女來上學。當年調景嶺學校的師資力量較強也是因素，因為教師原本都是大陸時國府軍公教人員，不少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教材大多采用臺灣教學書，中學畢業后還可以選擇去臺灣升讀大學，正好彌補香港當年只有幾所大學的學位不足、學費昂貴問題，成為香港低收入家庭子女少有的選擇。日后不少香港各界名人均出自調景嶺學校，如影視界的周潤發、著名演員溫碧霞、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歌星李國祥、影星秦祥林等。今天的調景嶺亦是高樓林立從1961年隨著香港政府開始推行徙置區計劃，也將調景嶺納入其中，決定分階段登記、清拆，分批將這里的居民遷住政府提供的公屋、居屋。為保持調景嶺整體特性，「九七」主權移交前港府將鄰近的將軍澳公屋（注：公屋是以低于市價出租給符合資格港人的政府物業）分給一批調景嶺居民。調景嶺居民中大約有兩千多人，分別住在「德安」、「德裕」、「明覺」三棟公屋內，另外還有三百多人搬到西灣河住在「東熹苑」居屋（注：居屋是以低于市價賣給符合資格港人的政府物業）。調景嶺隨之徹底清拆，將這里的地皮開發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從此作為臺灣“政治飛地”的調景嶺，走入了歷史。 <h3 style="text-align: right">（潘紅星）</h3>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香港曾經有個“小臺灣”

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