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的雙重性

金汝平

風格的雙重性 人間的悲哀無所不在。而寫出一部被悲哀深深浸透的書，作者是快樂的。“我寫故我在”，寫作的重要使命與職責之外，寫作還是我們尋覓快樂追逐快樂享受快樂的一種特殊方式，像孩子嬉戲著捕捉綠草地上的蝴蝶。讓我們祝福快樂的作家，在那些不朽的書里，他們不朽了。但寫作的歡樂，總是混雜寫作的焦慮，反過來，也是如此。而當寫作的焦慮完全剝奪寫作的歡樂，放棄寫作就成為必然。否則，那不是自我折磨自我虐待自我摧殘自我毀滅嗎？有些人偏偏喜歡這樣，又有什么辦法？順其自然吧。對于一個嚴肅作家而言，不存在終點，不存在完成；寫作不過是一個無止境的漫游，從起點到另一個起點，再到另外的起點……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局外人看到書齋中的那個人是平靜安寧的，他喝著酒抽著煙，偶爾把目光投入暮色蒼茫中淡然一笑，然而寫作者知道，他內心的掙扎以及語言的搏斗是多么殘酷，多么驚心動魄。只有這樣的歷程才能保證寫作的價值。無論是小說、詩歌還是表面隨隨便便的隨筆，都是和人的精神密切相關，和永恒相關。匱乏創造力建立獨特鮮明的風格，你只是一個平庸寫手。被文壇接納，受大眾歡迎，任批評家鼓吹，甚至大獲文學獎，仍不能擺脫根深蒂固的平庸。建立自己獨異鮮明的風格又陷落其中難以自拔，用不斷的消弱自己文本審美的力量，最后窒息珍貴的才華。這乃是重復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著名悲劇：“江郎才盡”。風格：寒光閃閃的雙刃劍。一方面呈現自己，另一方面束縛自己。透過蒼老的浮云，我看見，有多少作家，被風格囚禁，變成一個焦灼不安、茫然無措，垂頭喪氣的精神囚徒。何時才能用新的野蠻之力，把這監獄的黑門鏗鏘打開？許多作家被迫退隱江湖金盆洗手，另一些作家深深感受到這種精神上的“腐朽與死亡”，束手無策，只好遁入社會、政治、文化或經濟或其他領域尋覓重新發展的機會而往往成功。這就是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吧。超越。超越。再超越。但說來容易做來難。以這個絕對尺度衡量：幾乎每個作家都是傷痕累累的失敗者。每部杰出作品都滲透失敗的悲涼。包括偉大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包括博爾赫斯，米蘭·昆德拉，川端康成，包括李賀，陸游, 包括莫言,楊煉，張承志，于堅，張銳鋒和殘雪。當我們翻開惠特曼的《草葉集》，亢奮中有厭倦，厭倦里有欣喜，欣喜中也有失落，無奈 ——這漫無邊際郁郁蔥蔥的詩歌草葉，開遍美洲大地，洋溢著蓬勃的生機，但看得太多，也不能逃避“審美疲勞”！確實，每一個作家的全集都讓讀者疲倦。除了研究者，很少讀者會把它們讀完。而這種絕對尺度也必須質疑。當我們洞察了上帝的全能和個人的有限性。能夠建立起自己獨異鮮明的風格就是不同凡響的。如果無法艱難地突圍，我們可以理解。馬拉美宣稱：“世界的存在是為了一本書。”為了完成這部永恒之書，每個作家奉獻出去某個故事，某個章節，某個句子，某個標點，某句話。消隱于歷史的黑洞深處。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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