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孫一先伯伯

海棠花語（王紅梅）

我的伯伯孫一先，是父親的老朋友，比父親年長30歲。在我的成長道路上，給我很多教誨，讓我至今難忘。 　　孫一先伯伯，杭州人，生于1906年，早年就讀于杭州中學。青年時，曾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出任管通訊器材的中校庫長，一度出任鐵路上海車站站長，但是他是支持革命的。孫伯伯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交情甚好，薛暮橋當時是滬杭鐵路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四·一二"事變之后，薛暮橋因從事革命活動在杭州坐牢，孫伯伯的母親親自給薛暮橋做了棉衣，孫伯伯托人送到牢中。 　　孫伯伯是上海解放后，政府接收的舊政權人員，他服從安排來東北。他先在哈爾濱中長鐵路局任法律顧問，后調齊齊哈爾工程段總務科任職。1956年，孫伯伯和父親在同一單位上班，他們有幾十年的交往。伯伯為人樂觀，性格倔強，說話大嗓門。我1963年出生，對孫伯伯的印象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的。那時候他是我們家的?？?，一到夏天，幾乎每天他都騎著自行車從鐵路局宅到我們家，和父親一起聊聊天，拉拉京胡，趕上吃晚飯，就在家里吃，有時他還帶上自制的豆腐干，有點像我們北方人吃的臭豆腐，我們幾個孩子也有幸品嘗。 　　我印象中的孫伯伯戴著高度近視鏡，七十多歲的時候，還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離我家多遠就喊父親的名字，我們聽到喊聲就知道他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歷史原因，孫伯伯丟掉了工作，靠給浙江大學用鐵筆刻講義賺取點生活補貼，父親在市第一醫院工作期間，還介紹孫伯伯在醫院看收發室，歷經生活磨難，也不曾磨滅他的樂觀與豁達。 　　聽父親講，他拉京胡的水平并不高，但他樂理很通，節奏鮮明。五十年代末，像張君秋的唱段都沒有樂譜，他按唱片記錄下來曲譜，教給戲迷票友唱。他為市塑料二廠排京劇《趙氏孤兒》全部唱腔都是他記錄下來教演員唱并操琴，一個小單位能演出這樣一出大戲，他付出了大量勞動，使演出取得成功。 　　七十年代，孫伯伯已70出頭，但是在我眼里，他分明就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他不僅幽默、健談，操著濃重的江浙口音，說話速度極快，而且每天早晨都要和年輕人一起打籃球，還會一口流利的英語，真是讓我佩服的五體投地。 　　孫伯伯的可貴之處是平易近人，特別愿意和孩子們交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我們小孩子的尊重。粉碎“四人幫”后，我上了初中，家里給我們訂了《人民文學》《大眾電影》《十月》《小說月報》等雜志。當時如同沙漠中見到綠洲，我們幾個孩子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知識、文化、思想的乳汁。每期的雜志媽媽從單位帶回來，我都裝訂起來，一期都不會少，而且看的時候也很注意，保持干凈整潔。當時，有一期大眾電影封面，刊出了香港電影《三笑》的電影劇照，一先伯伯興奮地告訴我，電影的導演李萍倩先生是他的表哥，上海解放前夕，要不是母親阻攔，他也隨表哥到香港去了。他要借我的《大眾電影》拿回家看?？吹轿乙桓睈巯?、不放心的樣子，馬上對我說，保證一定不弄壞，一點折頁都不會有。聽到伯伯的承諾，我高興地借給了他。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記憶中。一個長者，對我這樣一個小孩的尊重和理解，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在我的成長中，讓我懂得了很多，知道了如何尊重別人。孫伯伯還鼓勵我多讀書，告訴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 　　“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70年代末的時候，一先伯伯要回到他的老家杭州去生活了。他走的時候，特意將他的一本袖珍英漢詞典贈與我，并在詞典的扉頁上為我題寫上，“虎林聞鶯語，西子展宏謀”，“鶯語”是英語的諧音，我的名字“紅梅”用杭州話讀就是“宏謀”。表達他祝愿我學好英語，希望我實現理想，有所成就的心情。這本小詞典，在當時很是珍貴，帶給我學習上的動力。孫伯伯把他僅有的一本詞典送給了我，也寄托了他對我的一種鼓勵和祝愿。 　　孫伯伯回到老家后，一直和父親書信往來，１９８３年父親去杭州拜會了他的老朋友，他們共同游覽了西湖，在蘇堤、斷橋、柳浪聞鶯、花港觀魚，他們談詩論畫、回憶在東北曾經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那時候由于上大學，一直沒有機會去看望闊別的孫伯伯。后來，孫伯伯患病，薛暮橋安排他到北京醫院診療。經檢查，孫伯伯罹患晚期癌癥，不日病逝于北京。 孫伯伯在我心中，是一位師長，他給予我的是學校中、書本上學習不到的東西，我永遠懷念他！ 王紅梅寫于201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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