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與戶口

張漣

一九六七年臘月十一，我出生在浙江一個叫顯嶺腳的小村莊里。 有句民謠這樣唱：“過了臘八就是年”。臘月十一，雖離過年還有十九天，但也算是年里了。 那天，村前的苕溪河已結了一層薄薄的冰，瓦片檐上掛滿了冰串，天陰陰的，白茫茫地飄起了小雪，村里正忙著開始分年貨。 已離家九月，并有七月身孕的母親因臘月初三從安徽安慶修琴回來，舟車勞頓，再加上回到家看天晴就洗衣洗被，不停地干活，累了身子。于是十一這天午夜，母親早產。 所以原本計劃在六八年春天降臨的我，突然闖進了冰天凍地的臘月；原本應該是屬春天的猴子，卻擠進了冬日羊的隊伍。 七個多月早產，我能活著落地，且母女平安，外婆又驚又喜。只是家里添口，沒地方報戶口，她抱著我偷偷地落淚又調侃，說我是又一個苦命的“外星人”降臨，還是修琴路上撿來的。 更糟糕的是一九六七年，到處都在“破四舊”運動，家里幾經抄查，連箱底的幾件衣服都被拿走了。物質缺乏，又加上是冬天，瓦蓋房上段空，四處漏風，母親連喝“紅糖水”都接不上，我也很難養得白白胖胖。 怎么會沒地方報戶口呢？現代人肯定不解，要問：“到底是什么情況？你是外國人嗎？” “我不是外國人，我沒地方報戶口的原因來自于父母的戶口問題?！?lt;/b> 我父親是浙江東陽人，畢業于金華師專，即浙江師范的前身，他是個教師，又是個右派，在烏鎮“五七”干校里呆了兩年后，就被開除了工作，下放時，戶口從烏鎮遷至臨安縣臨天公社時遭拒。這時恰逢文化大革命爆發，機關單位亂了秩序。從此他的戶口落實問題，被擱在半路上，沒人理會。 我母親是臨安縣橫溪公社顯嶺腳村人，屬于農村戶口，只因她是地主的子女，出嫁后，當地就停發了她的口糧和各種票證。雖當時國家對于一居一農的家庭，采取的是子女戶口隨母制度。但當地公社、大隊、小隊、革委會根本不允許地主的第三代后人再落戶于村里。 所以陰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生的我，沒地方給我報戶口。也就是說我的降臨，除了自己家里添口以外，不需要去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登記、報備，國家的人口數字和我沒有關系，我是一個“黑人”，一個“世界以外的人”。 戶口上不了，名字還是要取的。我家沒有重男輕女之意，女孩子的名字不僅要取，還要寓意深刻。為了取一個能讓我一世堅強，也能給帶來好運氣的好名字，外婆和父親有了爭執。 父親為我取名“漣”。 因為父親是在“大鳴大放“的運動中寫了一篇小文，才失去了工作的。所以他非常關注于這場文革運動。他認為全家人的命運都與這場運動相關聯，于是他給孩子取的名字，都是有關這個運動的“動態詞”。我的名字“漣”字就是這樣誕生了，大運動、大革命到了“漣漪”的狀態。于是“漣”這個名字，是我小時候的曾用名。 但是外婆反對這個名字，外婆認為：“漣”字三點水，有“淚漣漣”之意，不吉利。 外婆為我取名“紅梅”。?外婆跟父親不一樣，她解放前是杭縣政府的出納，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五十年代初因回臨安一時，人和整個命運都被扣在這里。一九六七年也是她最為黑暗時期，在我出生前的一天晚上，外婆被當地民兵用繩子綁起，這些人用腳踢膝關節的方式，強行她和另外幾個人跪在操場上，后又押到公社，在那里整整被審訊了三十八天才被放回。在這三十八天的日日夜夜里，外婆看到有些所謂的反革命和特務分子受的“跪玻璃”、“跪竹片”和“秤元寶”的刑罰，膽戰心驚，幾次都想用辦法了斷此生，但想到家里那些沒有戶口的孩子，最后還是堅持要活下去。所以外婆比爸爸更關注人生、命運和整個時代。她認為家族到了這樣的低谷時期，需要的是一種凌寒不懼的精神，一種向上的心態。這孩子生于臘月，正是梅花開放的時候，且她在母親肚子里，就跟著顛沛流離，來世之堅猶如“寒梅”。所以外婆希望我長大后仍有“梅”的品格，像“梅”一樣堅強。木子旁有代表溫暖、永久之意。所以外婆認為取名“紅梅”比“漣”字要好。 苕溪 這樣的爭執持續了一段時候。好在沒戶口的，也有好處。至少名字可以隨意更改，不需要去派出所，也不用去任何地方登記。所以在家里，我今天叫漣，明天叫紅梅，有人叫我漣，有人叫我紅梅，沒人管。 但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戶口不僅沒有工作的資格，還沒票證發。沒票證就買不了糧食和其它一些日用品。我家共七人其中五個人沒糧票，買議價糧要縣糧食局批過，價格又貴，且有定量，生活是怎么過的呢？這又要說到這次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間，文藝事業片面發展，革命樣板戲熱火朝天，有句口號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各地各單位，各學校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革命文藝表演隊，要演出，要排演都離不開樂器和樂器修理。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人干修樂器這個活，也沒人敢干這個活。 我父親就憑著在師專時業余掌握的一點西洋樂、民族樂、琴盤樂的知識，利用了運動時文藝高潮帶來的商機。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帶著母親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在各地的大學、宣傳隊、劇院、戲校等地方，現場修理鋼琴、手風琴、風琴、口琴、大提琴、小提琴及木管、鋼管等樂器。 在那個走到哪里都要介紹信的年代里，父母的江湖歲月一路磨難。在安慶，目睹了好派和屁派的武斗和絕食。在合肥，又撞上了帶高帽子游行的李葆華（李大釗之子），期間也遇見過同樣出來闖蕩，沒有戶口的“黑人”及受不了批斗逃出來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最讓父母難以忘懷的是大學里有些教授，知道了父母的來歷后，無論在介紹生意，交付樂器，還是付費時，從不為難他們，特別看到我母親有身孕，還暗暗地塞來幾張全國糧票，給予幫助?；罩輲煼洞髮W的張茂林教授，一同和父親修好了他們學校的兩架鋼琴后，還成了好朋友。?那還是個不能做生意的時代，大街小巷時常在抓投機倒把和特務，因為害怕被抓，父母都是樂器修好收錢后，立即跑路，打游擊式地換站賺錢，用以維持全家人幾年的生活。 母親年輕時 時間一晃，家里沒戶口的三個孩子一年年地長大，飯量也增多，期間父母也不斷地去當地信訪局，甚至寫信到省里，到中央反映情況，但一直得不到回音，也得不到解決。家里只能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去姚北山的縣糧食局批議價糧吃，不夠，再去黑市買糧票，還有就是帶著孩子不停地去撿稻穗，挖番薯圾、挖土豆圾等辦法來充饑。 議價糧不僅貴，難過的是我們這樣的家庭每月去縣糧食局批的時候，要經過局長簽字，要搭番薯絲、玉米、米皮糠等雜糧，還得遭白眼；母親有時在辦公室門口站半天，也見不到領導來簽字；有時帶著一根扁擔和兩只米袋，十里路來回，一整天的功夫，還是兩只空袋子。 所以戶口問題不落實，外婆和母親每天心里都在受煎熬。再加上我這個修琴路上懷上的早產兒身體弱，平時反應、干活總慢于別人一拍，一個人看一條菜蟲吃菜，看螞蟻搬家，也會蹲著呆半天，也從不和別人爭爭搶搶。所以大人們更是擔心我以后的生存問題。那時候跟著外婆睡覺的我，總覺得夜里的外婆是那么的憂傷。 文革十年，先是學生串聯，接著又是上山下鄉運動，后來學校都關了門，加上出門介紹信也查得厲害，修琴生意也逐步難做。家里沒有糧食，無奈，父親開始自制一些日常工具，去臨安城里擺地攤。 等到了一九七三年夏，終于迎來了曙光。臨安信訪局、臨安公安局、臨安糧食局、臨天公社、橫溪公社、橫街大隊、顯嶺腳生產隊等單位終于在一次我父親擺攤賣釣魚鉤事件的背景下，坐下來共同協商我家的戶口問題。但是最終橫溪公社只答應落實一個孩子的戶口，無奈，我哥哥和弟弟的戶口被列進“臨時居民”隊伍，“臨時居民”是有名無實的，沒有糧票發，日子還得繼續熬。但是慶幸的是已經虛歲七歲的我，真正完成了來這個地球的報到登記，成為了橫溪公社的一名小社員。 或許家里還是外婆的權利大一些，我戶口上登記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姓名：“張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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