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戲蔣老如松

人生滋味

整理：祖寧平 　　這是一位94歲老人的《自傳》，看如一部人生大戲，一部松柏傲立在山峰的畫卷。 我的家鄉在寧夏中寧縣余丁鄉余丁村，母親經三天劇痛難產，才生下了我。我是母親生的第６胎而成活的第三個孩子，故起乳名拴子，意為拴住不要被病魔奪去，那天是1929年10月16日。 一 1936年我滿7歲上了余丁小學，當時學校的現狀是“春滿堂，夏一半，秋凋零，冬不見。”成為當時農村學校的普遍現象。 1940年春季開學，我去了離家十里外的石空完全小學插入三年級。1943年我考入中衛簡易師范第八屆。那時候，因為師范學校免費供應口糧，家境富裕的學生上中學，家境一般的上師范。 1947年7月，我完成四年的簡易師范的學業畢業了。1947年秋季開學，我和同班畢業的2人被分配到中寧縣寧安完全小學任教。我被分配任三年級級任老師，教授該班的國文和算術兼教五年級算術。教師待遇微薄，月薪為1塊銀元和100斤小麥。1947年春，我又調到棗園完全小學任教。我被分配任六年級級任老師，教授國文、算術，還教五年級的算術。1947年12月2日（農歷十月二十日），我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選聘的同鄉姑娘葉梅英結婚。婚前從未見過面，既不相識，更不相知，父母包辦是當地民間遺留的習俗。我時年19歲，她17歲；頭天下午用葦席搭成的娶親牛車，駛入女方家，次日上午娶新娘回來，鼓樂齊鳴，新娘身穿綠色緞子旗袍，頭搭紅蓋頭，由她的姐夫將其抱下放在紅氈上；我頭戴禮帽，身穿斜紋布大衣，用紅頭繩拉著新娘慢步前進，兩條紅氈前后互換，不讓新人雙腳沾土，叫做“倒氈”；到了院中，根據類似現在司儀者的口令，跪拜天地、父母，然后入洞房，我用劍挑去新娘蓋頭，仍未看清新娘的真面目，新娘上炕“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婚前斷茶飯，三天不下炕，地上設香桌，中間擺香爐，香火不能滅，兩盞油燈晝夜亮，相對無言，這就是當時的新婚景觀。家里請了廚師做席，在院內招待了前來慶賀的親朋好友?；楹?，我從家里帶了酒肉、大米，回到學校招待了全體老師。先結婚，后戀愛，逐步培植愛情，是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婚姻之路。我的妻子櫻唇桃腮，美貌動人，性格內向，柔聲細語，步履輕盈，舉止端莊，有大家閨秀之風范。我對這亂世年代，憤憤不滿，憂郁憤悶，苦悶徘徊，只有以一個學生的心態，抱著“讀書救國”的夢想，決心繼續升學，尋求改變現實、拯民救國。所以結婚以后，又繼續求學。1948年8月，我考入位于寧夏惠農縣黃渠橋鎮的綏寧師范，考試的前幾天我雇了一副羊皮筏子從棗園堡渡口啟程，順黃河漂流而下，次日上午到了仁存渡，上岸步行到銀川。上學的時候，第一天我住到廣武城，第二天住到小壩，第三天趕到銀川，次日從銀川起程，晚宿在平羅縣的姚伏堡，第五天才到了黃渠橋綏寧師范學校，再艱難萬險我也不懼風雨。綏寧師范學校學生宿舍是土炕鋪麥柴，夏天沒問題，冬天最難過，沒有供暖設施，鋪蓋又薄，有的人將小凳放在腳下把被頭塞入其內防止蹬散；由于年輕火力大，瞌睡多，加上十多人的體溫散熱，一覺睡到天亮，但有的人手腳被凍傷了；教室里雖有兩個土塊砌成的火爐，沒有煙筒，不開窗炭煙熏人，開了窗又不保溫，凍得寫字時手不聽使喚。從綏寧師范二年級肄業，1949年6月，我被中寧縣石空完全小學聘請到該校教書。 二1949年，由于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說共產黨“共產共妻、“殺知識分子”，上半年聽說解放軍解放了同心縣，就要進軍中寧縣，許多年輕女子紛紛逃到黃河以北親友家避難。但解放軍并未進軍中寧縣，卻從同心縣傳來了解放軍紀律嚴明，親民愛民的消息。所以9月解放軍進軍中寧縣時再未出現群眾奔逃現象。剛解放，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干部學校學習，我和同鄉4位有文化的人，到銀川經簡單考試后，于11月進入寧夏干部學校學習。寧夏干部學校位于銀川市北門內附近的一座舊軍營中。1949年11月1日成立，是中共寧夏省委為培養急需的干部而設立的，招收的學生不論出身，不講階級成分，也沒有年齡限制，既有青年學生，也有舊政府的職員，舊軍隊的官兵。寧夏干部學校在聽大課、開大會前互相拉歌，真使人感覺到《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課余時間到操場扭秧歌，使人心里真的樂開了花！我曾經縈懷的對黑暗社會的郁悶心情，徹底消失了，心情舒暢，精神愉快，我的心也徹底解放了，我就更加積極地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學校實行供給制，吃穿住用全都免費供給，發了一套灰色的粗布棉服裝，伙食雖吃黃米、小米，咸菜、酸菜、馬鈴薯，但油水大，吃肉也勤，由于心情好，吃起來也有滋有味。1950年1月25日，由寧夏省建設廳從寧夏干部學校選派我等4人和傅作義送給馬鴻逵的5名福特拖拉機手前往北京“中央農業部拖拉機訓練班”，學習拖拉機駕駛維修技術。當時這是最時髦的職業，歡送我們的同學都投來羨慕的眼光。我們從銀川到包頭，整整走了7天，已近黃昏，住進旅店，我們沒見過火車的人急著去看鐵路火車是啥樣子，在我的想像中鐵路就是用鐵鋪成的路。誰料一見才是兩條鐵軌，火車頭竟是那樣的龐然大物。“中央農業部拖拉機訓練班”1950年4月1日正式命名為“北京雙橋機耕學?！?。學員都享受供給制，免費供給食宿。早餐、晚餐吃粗糧，有高粱米稀飯、干飯，玉米粥、玉米面窩頭、紅薯等；午餐吃細糧，有天津小站米做的大米飯或白面饅頭。每月發點津貼，還發了一套質地很好的藍色工作服。響應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我們學校掀起了報名參加抗美援朝活動的熱潮，我積極報名參加，我每天學習駕駛汽車，準備去當運輸兵，但最終未被批準。1951年3月18日我應召回到寧夏，被分配到一座由28孔土窯洞組成的臨時場部的院落——靈武農場。農場初建，一切因陋就簡，食堂設在靠場部西邊的徐家大院，只有一張小桌供場長高宜之坐著吃飯，其他人都圍蹲在地上，8人一盆菜放在中間，主要是咸菜或酸菜炒馬鈴薯，主食是黃、稻米混煮的米飯或饅頭，勘測人員中午就在地里小憩，用衣服擋著風沙，啃著凍硬的饅頭，喝著冰涼的水，其他同志在各自崗位上忙自己的工作。晚飯后大家在場部門前的籃球場上比賽打球，晚上兩人一班，手持鋼槍，在場部房頂輪流放哨，保衛場部。當時散兵游勇和反革命分子到處搞破壞。1952年4月，“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基本結束，農場提拔了一批年青干部，我被提拔為農場供銷室副主任。同月工會第二屆會員大會選舉我為工會副主席，開始兼職做工會工作。1952年11月24日農場工會第三次會員大會選舉我為工會主席，從此至1954年底我就專職做工會工作了。1953年1月17日，中共靈武農場黨總支通過我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靈武農場發展的第一批黨員。 三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內容是：為了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是一個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全國各地開展了激烈的反右派斗爭。根據上級指示精神，5月20日靈武農場開始學習整風文件，6月19日召開干部擴大會議，動員開展整風運動。6月20日至9月8日進行了所謂的大鳴、大放，9月9日召開全場擴大的干部大會，動員反右派斗爭。在全國已開展反右派斗爭的形勢下，我幼稚地還在大鳴、大放的小組會上，從各方面衷心向黨組織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我雖是農場黨委委員，又是常委，卻沒有通知我參加研究上述活動的黨委會議。最后，我被中共吳忠州委批準劃為“右派分子”。真是一腔忠誠為黨諫，瞬成右派反黨犯，滿腹冤屈何處訴，水落石出終有天。我成了社會的“另類”，以前要好的朋友、同事，都有意的不認識我了，我感覺到他們是小心躲避，與我劃清界限，眼光里充滿著鄙視、歧視、冷視的眼神，這比皮鞭抽肉，尖刀刺心還痛苦。我的心情苦悶到極點，看著天空都成了灰色的顏色，成天酒瓶不離身，真是舉杯消愁愁更愁。每天凌晨二、三點鐘醒來，失眠到天亮。這個時候妻子溫情、安慰地話語，給我以最大的力量。我準備著去接受“勞動教養”的懲罰，決定讓妻子帶著5歲的大女兒、3歲的大兒子和不滿周歲的二女兒，回老家避難，免遭牽連。雖然大難臨頭，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輕生，我要堅強地活下去，接受考驗，經受鍛煉，信仰不動搖，標準不降低，我自認為，我仍是一名共產黨員，總有一天會還我清白。1957年12月宣布了對我的處分決定：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工資由每月99元降為39元，到生產隊勞動改造，那年我28歲。1957年底到基建隊在第四作業站的工地參加平田整地勞動。1958年3月因我對養豬工作的喜愛，在我的要求下被發配到第三作業站畜牧組當了一名養豬員； 1960年摘掉我的右派份子帽子，恢復干部工作，任畜牧隊副隊長；1964年12月30日我被調任第一作業站畜牧隊隊長；1974年我被調任分場畜牧干事；1976年調任場畜牧科干事；1979年3月給我改正右派分子的時候，我已是兩鬢斑白年滿50歲的老頭了。整整22年的青春年華，在苦難中煎熬，但也受益不少。 四1965年，妻子已生育了6個孩子，以她瘦弱的身軀，除擔負全家的家務活外，還得下地參加勞動，一天能掙7毛錢的工資以補家用。她不會騎自行車，上工走在人先，收工回在人后，白天參加繁重的勞動，晚上還要挑燈夜戰，為兒女縫補衣服?？蓱z的妻子，任勞任怨，咬牙忍受，而毫無怨言。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兩個大孩子，12歲起就參加勞動，掙微薄的工資幫父母養家糊口，為了這個家，大女兒沒有上過學，為此我愧對女兒，常常暗地自責流淚。那時，什么染色毛巾、化肥袋子、棉線毯子、棉線手套，都成了我們家孩子們的單、棉衣料。我冬天沒有棉鞋可穿，凍裂了腳趾，發炎化膿掉了一個趾甲。夏天沒有換洗的衣服，只穿褲頭讓妻子洗衣曬干再穿上。飯菜沒有油水，飯量越來越大，定量不夠，更無錢買議價糧。苦苦菜、稗草籽、野蒿籽、茄葉子、蘿卜秧子、菟絲籽等等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成了我們家的糧食替代品。我負責管著飼料倉庫的鑰匙，倉庫有高粱、大麥、黃豆、豆餅等糧食，但我從沒有產生過，拿一粒糧食私飽家人的念頭，我告誡自己，寧可餓死，絕不失節。1965年，有一天口糧將要斷炊，妻子愁臥炕上，鄰居聽到我斷糧的消息，顧天祿等同志送來了他們家僅有的一點余糧，一站黨支部書記崔志孝將他一月的口糧指標送給我，解決了燃眉之急。妻子1960年被招工為正式職工，過了三個月，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職工身份。大兒子1970年被清除出民兵隊伍，妻子兒女都受到株連。1958年秋，母親牽掛著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兒子，在我三叔父的陪伴下，從中寧老家到農場看我，一雙小腳從場部步行十里多里路才到我家，妻子炸了面蛋蛋，算是招待了母親和叔父。二老看我5口人住著不到15平米的低矮土屋子，看我癡呆的沒有任何表情的在喂豬，心酸的落淚，她只有用她那慈祥的面容和給我做些家務來無聲的安慰、鼓勵我，至今讓我回想起來，都是力量。而我卻不孝不敬，在母親離開我的那天，又是用她那一雙小腳步行走回了十里之遙的農場場部，我一個身強力壯的七尺男兒，怎么沒有想到去借一輛自行車送年邁體弱的母親，直至她老人家離場回家，我再也沒去看望過她。從農場場部到我家有10里多路，母親的小腳不知走了多少碎步，每走一步都像一把鐵錘，在擊打著我的內心，讓我自責，讓我追悔莫及，讓我遺憾終生。1971年，我把雙目失明的父親接來農場瞻養，一次，父親說，他想吃江米條，當時我身無分文，卻騙父親說沒有賣的?，F在回想起來，我真是大逆不孝，就是再窮也應該借錢滿足父親的這一點并不過分的要求，沒有幾年時間父親也撒手離我們而去。現在想起發生在我與父母身上的這兩件往事，我都羞于啟齒，我愧對他們的養育之恩，讓我終生也難贖這不孝之罪。1974年我被調任分場畜牧干事，主抓七、八、九三個隊的畜牧工作；當時分場畜牧工作處于全場的后進水平。我深入實際，和養豬員一起喂豬。母豬產仔季節，我晚上騎上自行車，巡視各隊豬場，了解養豬員接產護理情況。每月末組織全體畜牧職工，實地觀摩每個人的養豬情況，并采取公布各隊、組、個人的畜牧生產情況，總結表揚好的單位和好的養豬員，有效地調動了養豬員的爭先進，比進步，你爭我趕，互相競賽的積極性，最后三個畜牧隊躋身全場先進單位。為了摸索養好豬的規律，在任農二連畜牧隊長時，我親自飼養了30多頭小豬，探索科學的飼養管理方法，由于科學的飼養，全隊大小豬飼養得毛光肉肥，滾瓜溜圓，得到自治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駐場工作組的重視，并總結向全區推廣靈武農場發展養豬的經驗。1971年8月6日《寧夏日報》發表一組稿件，大力宣傳推廣靈武農場的養豬經驗。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運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實行科學養豬——國營靈武農場農二連四好養豬班班長、五好職工陳山》，并附陳山為核心的養豬飼養員照片。我是取得這一成績的具體領導者、組織者、實踐者，在榮譽面前既不能提我的名，更不能暴露我是一個右派分子。1971年我出席自治區在固原召開的生豬工作會議，并向大會介紹了我場發展養豬事業的做法和經驗，受到熱烈的歡迎。會下有人問我是什么職務，我說一般干部，他們不信，我更不敢暴露我是右派分子。我和廣大群眾一道參加“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紅海洋”，“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發布時的群眾游行”，平安度過了“文革”這一關。 1979年3月23日“中共靈武縣委靈改字（79）第66號《關于對蔣生俊同志錯劃右派予以改正的批復》。22年的煎熬，我終于重見天日，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平反以后，感到一身輕松，長期的失眠消失了，覺睡得甜了，飯吃得香了，身體開始發福。1980年以后的一天，我得知與我相熟的同村曾幫我濟困的恩人，他原是一位教師，在他“右派”問題平反后，他又站在了講臺上，他決心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努力備課，認真授課，在一次講課的時候，猝死在了講臺上，這就是所謂的右派分子。22年的右派生活，使我遭受了無數屈辱和痛苦，但也鍛煉了我，使我的意志更堅強，心胸更寬宏，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我是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員，我要倍加努力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向那位教師學習，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982年8月20日妻子被改正恢復為正式職工，辦理了退休手續。1982年1月我被上級組織批準任命為靈武農場副場長。 五我一個右派分子，平反僅三年，就被提拔為農場副場長，我感到疑惑不解，我想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表現雖是一個因素，但總要有領導推薦，思前想后也沒有一個答案。恰逢幾年后在我被返聘編寫《靈武農場志》到寧夏農墾局檔案室查閱檔案資料的時候，才偶爾找到了答案。當時擔任寧夏農墾局副局長的一位領導同志，就是他第一次推薦我擔任靈武農場黨委副書記，可能因為我是被開除黨籍剛剛恢復不久的原因，沒被批準；第二次又是這位領導，力薦我擔任靈武農場副場長，這次被寧夏農墾局黨委批準，并被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任命。這位領導的兩次推薦讓我心潮起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勾起了我倆恩恩怨怨的一段二十多年的恩斷情怨的往事，又揭開了我那不堪回首的歲月。1957年前，我和這位領導，都是靈武農場黨委的常委，我倆對黨無限忠誠沒有二心，觀點基本一致，反右中，我對一些領導的工作方法等觀點，持對黨忠誠并實事求是的態度提出了意見和建議。而這位領導，立場堅定，黨性鮮明，堅決與我劃清界限，堅決與我斗爭，我的定性材料是他起草定稿的，最后送達材料、宣布處分決定，是他親自到農場分場工地給我當面宣讀的，而后我在當右派分子期間的工作表現，他也是一清二楚的。“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資派，被造反派揪斗、抽鋼鞭、坐土飛機等折磨打擊，比我當右派遭受的打擊慘得多，但他堅貞不屈，絕不胡說，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氣概，受到廣大職工群眾的高度贊譽。1973年他任連湖農場黨委書記期間，受到造反派的圍攻和迫害，無法工作，跑到造反派不知道的靈武農場某生產隊躲避，恰好躲在了我的宿舍，突如其來的相遇，讓我倆相對無語，不知如何為好。但我轉念一想，既然命運把我倆又一次的捆綁在了一起，雖然冤家路窄，但又使我們不能分開，我們只有面對現實。我還是親自為他打水買飯，精心照顧他的生活，每天給他買飯一起吃，雖然我們身居一室，有著千言萬語的話語要說，但是話語到了嗓子眼又不知如何開口，就這樣，一句過去共處時期的美好和恩怨往事沒有提及，只是我安慰他，“吃好，休息好，在我這最安全”，因為造反派怎么都不會想到，這位領導會躲藏在他的“冤家”這里。我們再沒有話語交流，可能雙方都有十幾年的生疏而欲言又止的顧慮，但是我們的心靈已經打開了一條縫隙。躲藏了一段時間以后，等他離去的時候，他悄悄跑到我在農場二隊的家里，拉著我的手，激動地什么都沒有說，只是給我鞠了一個躬。峰回路轉，1979年這位領導又回靈武農場擔任了黨委書記，因為形勢的發展，他第一個為我上報改正錯劃右派的問題，1980年這位領導又擔任寧夏農墾局副局長的重任，他又積極推薦我擔任農場的領導。由于在文革時期遭受的磨難，這位領導他大量吸煙，不幸患上了肺癌，他住院期間，我幾次到醫院看望，他躺在病床上幾次拉著我的手說道：“出院以后，我一定到你家喝酒，”其實這一愿望我也是盼望著，盼望著他，我的難兄難弟，早日康復，盼望著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悲劇不再重演，盼望著我們哥倆的酒杯能夠再次碰響。沒成想，天不隨愿這位領導過早的于1980年12月10日病逝，年僅54歲。我這難兄難弟的病逝讓我心如刀絞，萬分悲痛。 六1982年1月我被任命為國營靈武農場副場長，1984年12月4日被任命為靈武農場調研員，1990年3月10日正式退休，1993年9月1日改為離休。1982年，正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靈武農場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特別是家庭承包責任制等多種經營方式，以推動農場的改革發展。從農場實行大包干責任制，從生產隊承包生產經營責任制，到全面施行小組承包；從小組內實行定額管理，責任到人，到凡能個人單獨作業并能單獨計算個人經營成果的項目，都可實行個人承包；從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工種的生產經營責任制，到班組承包、個人承包；從按包干任務繳夠國家的，留夠農場的，到剩余部分全部歸承包者所有的責任制；從實行由工人自愿結合的承包責任制，到生產隊適當搭配組成10人左右的聯戶小組承包，從擴大生產隊（廠）的經營自主權，到各承包單位所得獎金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經營自主權。采取承包經營責任制一年來，1983年一年發的工資和獎金就達420萬元，比1978年多了163.2萬元。從1978年開始，我就參加了農場責任制的制訂，擔任副場長以來，就開始大力推行。1986年、1987年中共國營靈武農場黨委授予我優秀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1986年、1987年中共寧夏農墾局黨委授予我優秀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1988年10月我被評為靈武農場優秀共產黨員。1988年應西北農業大學農經系的邀請，我給150多名大學生和部分老師，介紹了靈武農場生產經營和改革發展概況及其經驗教訓，獲得掌聲一片。1990年籌備靈武農場建場40周年慶祝活動。在場慶日前后，我應邀向農場中學、一站小學、場部小學、分場小學的師生、試驗站、農二隊、一站園藝隊的職工，宣講農場建場史，受到歡迎。1990年離休后返聘編寫《靈武農場志》，并當選為農場機關離退休黨支部書記，我堅持退休不褪色，定期召開支部會議，學習時事政治和黨內有關文件、文章，開展黨員活動，建立黨日考勤制度，黨員活動開展的生氣勃勃。在職期間，忙于工作，也不懂養生保健，使身體逐漸積累了許多致病因素。退出工作崗位，放松下來，疾病就找上身來。1985年發現下肢浮腫，進而感到胸悶氣短，早搏、房顫，心率緩慢，先后在解放軍陸軍第五醫院、靈武市人民醫院等住院5次。2002年最為嚴重，被靈武市人民醫院確診為“病竇綜合癥”并在銀川醫院安置了心臟起搏器。1988年8月28日我突發尿潴流，9月9日做了前列腺摘除手術,2002年開始，為了學習方便，我先后添置了小霸王學習機和電腦，充實自己的業余生活。2011年7月1日，建黨90周年紀念日，受到中共靈武農場工作委員會頒發的優秀共產黨員榮譽證書和表彰獎勵。2019年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向黨組織交納黨費一萬元。2023年1月17日在我加入中國共產黨70周年之日，我交納黨費一萬元，表達對黨組織的無限忠誠。2018年為慶祝靈武農場建場70周年，我組織了一些熱愛家鄉的靈農人，搜集、撰寫、募捐精裝出版了《靈農往事》一，2000冊。2022年我又組織這些熱心人，征集、撰寫、募捐精裝出版了《靈農往事》二，500冊。2023年又組織征集、編纂、募捐出版《靈農往事》三----《印象靈農》畫冊，1000冊。這年，我94歲。 上面的這些文字，是蔣生俊老人個人《自傳》的縮寫版，它猶如一部人生大戲，有平淡有起伏，有眼淚有怨恨，有自強不息，更有精神支撐，前70年的生命在用意志和精神支撐，后24年又加上心臟起搏器在支撐，他的生命已捱過近一個世紀，而且現在還在挺立，可謂是如松一般的蔣老。看到《自傳》蔣老一生的努力學習，一生的拼搏發力，一個老朽的骨頭，頂起了千斤重擔，可見這把骨頭的堅毅和頑強。蔣老耗盡了他的心血甚至搭上了生命，不得不以心臟起搏器維持生命，蔣老在與時間賽跑，在與生命賽跑，頤享天年的時候，沒有享受生活，沒有享受最后的寶貴生命，而是拿出生命做賭注，去完成他一生對黨的忠誠，對家鄉人的奉獻。我在想,生命如此頑強,精神如此不倒的蔣老，依靠著對歷史負責,對家鄉負責,對后人負責的擔當精神，在實現一個華麗的轉身,不留遺憾給人生。他的精神給現在的寧夏農墾精神增加了注腳，給寧夏農墾人增添了精神食糧，為宣傳寧夏農墾精神捧出了一個精神招牌，有了一個鮮明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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