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黌門立東南

熊克明

巍巍黌門立東南 散文/熊克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素有“天下文樞”、“東南第一學”和“世界文學之都”之稱的南京，自古以來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 據史志考證，既有自然山水之勝，又有歷史文化之美的南京，早在650多年前，就有了“盛譽遙驚四海駭，慕名學子五洲來”的“大學城”（明朝應天府國子監）。 1356年（元朝至正十六年），紅巾軍（農民軍）將領、人稱吳國公的朱元璋率部攻占了“大元大蒙古國”（元朝）的別都“集慶路府”（南京）后，將集慶路府改名“應天府”，又將元朝設在“別都”文宣王廟（今南京夫子廟）的“集慶路學”（相當于現在的省級高等院校）改名“應天府學”。 1365年（元朝至正二十五年），吳國公朱元璋又將應天府學易名“國子學”，以掌教育諸皇子和胄子（國子學生員）。 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吳國公朱元璋在應天府（南京）登基稱帝，建立明朝。稱帝后的朱元璋非常清楚，新建立的明王朝需要大量治理國家的人才，而前朝設在秦淮河畔夫子廟的“集慶路學”規模小、生員少，且周圍又“青樓”云集，不成體統。于是，明太祖朱元璋決定重新建一座國子學，由他親自四處踏勘選址，最終定址在雞籠山（今南京北極閣山）東麓，后湖（今南京玄武湖）南岸（今南京市北京東路41號至43號），曾經的“六朝”（東吳、東晉、南朝宋國、齊國、梁國、陳國）皇宮與皇家花園（別稱華林苑）所在地，重建國子學。 1381年（明朝洪武十四年）夏天，朝廷動工興建，翌年冬天，一座規模宏大的“國子學”（大學城）竣工落成。 1382年（明朝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將新建成的國子學易名“國子監”，逐將這座國立京師最高學府的“學”與“監”結合起來，所謂“學”是傳授知識，指教育和最高學府的功能；“監”是督署監管，指國家教育管理的功能。 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二》記載，應天府國子監的教職員工除雜職外，一共有44人。其中置正四品祭酒（類似現在的大學校長）1人，正五品司業（類似現在的大學副校長）1人，正七品博士（類似現在的大學教授）5人，從八品助教15人，正九品學正10人，從九品學錄7人，以上39人均從事教學事務。另置行政庶務人員5人，可見，當年若大的一座國家最高學府，教職人員編制卻非常精簡。 應天府國子監的學生來源，大部分是“民生”，配少部分“官生”。民生是由各府、州、縣學推薦上來的“歲貢生”。按照朝廷的規定：“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官生是指朝廷文臣武將子弟、夷生（外國留學生）等。這些學生經過翰林院的考試，被錄取的方可進入國子監深造。進入國子監的學生經過4年的學習，成績優秀者，畢業后經過“監生歷事”（即畢業實習）階段，然后由吏部授予官職。 　　據明代著名學者黃佐編撰的《南雍志-卷九-學規本末》記載，坐落在華林苑的應天府國子監，左有覆舟山（今南京九華山），右有雞籠山，東與“皇城”的西華門（今南京市龍蟠中路）接壤，南抵珍珠河（今南京市珠江路珍珠橋），西至丹鳳街，北瀕后湖，延袤十里，燈火相輝。 應天府國子監置有“5廳7堂”。5廳（繩愆廳、博士廳、典簿廳、典籍廳和掌饌廳）為國子監行政和教學管理部門。7堂（彝倫堂、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為國子監學生上課的教室，其中“彝倫堂”為正堂，其它為支堂。每堂設有15間寬敞明亮的學舍（教室），共計105間。置藏書閣（圖書館）1座，其規模相當于14間學舍。供學生住宿的士舍約2500間（即今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所在地）。供會饌用的饅堂（食堂）2座。國子監為了供奉孔夫子和歷代賢哲，專門建造了一座氣勢恢宏的文宣王廟。同時，還特別為鄰邦高麗（今朝鮮、韓國）、日本、琉球、暹羅（今泰國）等國夷生（留學生），建造了100多間士舍（光哲堂）。此外，國子監里還建有射圃（靶場）、養病院（醫務所）倉廩（糧庫）、菜圃、醬醋房、木磨房、曬麥場等。 據《明實錄》記載，到1384年（明朝洪武十七年）時，由于入學國子監的生員已近3000人，原有的士舍不夠用，朝廷便在“集賢門”（國子監正大門）外，增建了500間，謂之“外號房”。 1396年（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國子監的學生已達到8000多人。至1422年（明朝永樂二十年）時，學生已近10000人，可謂千載一時，盛況空前。此時，應天府國子監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座高等學府。那時的鄰邦高麗、日本、琉球、暹羅等國“向慕文教”，不斷派留學生來應天府國子監求學。 規模宏大、建筑精美、布局統一，坐北朝南的應天府國子監，以“國子監街”（今南京市成賢街）為中軸線，兩側槐樹綠蔭夾道，由南向北依序為““集賢門”、“太學門”、“辟雍”、“彝倫堂”、“敬一亭”等。 應天府國子監中軸線（成賢街）東西兩側，分別設有“文宣王廟”、“鐘亭”、“鼓亭”、 “五廳”、“六堂”、“御碑亭”等，形成一種傳統的建筑對稱格局。在東側設有“敬持門”過道與西側的文宣王廟相通，構成"左廟右學"的傳統教學禮制。 在應天府國子監集賢門外，排列著四座頂部覆蓋黃色琉璃瓦的牌樓，以示朝廷“向學重教”，招天下學子集學于此。故而，民間百姓便約定俗成的將集賢門外一帶，稱作"四牌樓"。雖然這四座牌樓和集賢門已于1853年（清朝咸豐三年）3月，毀于兵燹。但“四牌樓”卻被作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且這個古韻十足的歷史”地名”，恰好襯映出昔日南京這座殿堂級的“大學城”，何等的巍峨宏麗，何等的笑傲十方，何等的睥睨天下。 　　如今，“四座牌樓”雖然“蕩然無存”，但年方650多歲的國子監街（成賢街）依然“朗朗如初”。熟悉南京地理的人都知道，南京城區主要街道的兩旁，都以綠蔭如蓋的“法國梧桐”（懸鈴木）著稱，唯有成賢街兩旁一直種植的是象征“功名和官運”的槐樹。南至“碑亭巷”，北扺雞籠山東麓的“華林苑”（今南京市北京東路41號至43號），全長約三華里的“成賢街”，每到炎節，槐花盛開之時，整條街都會彌漫著一種清幽淡雅、沁人心脾的香氣，直至暮秋時，陣陣凄風拂過，盛放的花枝隨風搖曳，花瓣紛紛飄落下來，好似有散花的天女將花瓣均勻地鋪滿街面，猶如給這條古老的街道披上了一件繽紛的薄衣，置身其中，恍若仙境。這一夢幻又絕美的景象，不禁令人遙思追憶……距今650多年前，應天府國子監的學子們，穿著由朝廷工部尚書秦逵大人設計、明太祖朱元璋御批制定的“士子藍衫衣冠”（即校服），成群結隊地從飄落著白黃色槐花瓣的成賢街上走過時，真是讓人無法想象，這是怎樣的一道“斑斕耀眼”的風景線，是何等風流倜儻的一群“天子驕子”！筆者揣測，想必當年一定會引得路人紛紛為之側目吧。 當初，明太祖朱元璋為何要將應天府國子監設于雞籠山下的華林苑呢？原來這里不僅是“六朝時期”的皇宮和皇家花園所在地，也是古人讀書辦學的好去處。亙古以來，正是在這片“瑯嬛福地”上，源遠流長的華夏文脈，經百折而不撓，歷喪亂而不息。 早在西漢時期（公元前202年至8年），西漢著名經學博士戴德在《大戴禮記》中寫道：“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可見太學，為古代最高學府，以帝師而著稱。 258年（東吳永安元年），吳景帝孫休（東吳大帝孫權第六子）在建業（南京）登基稱帝。據《三國志-吳書》記載，自幼稟性好文的孫休皇帝登基后，為促進吳國的蕃衍昌盛，嘉惠百姓，逐在華林苑（東吳皇家宮苑）創建國學，設太學博士制度，詔立五經博士，為建業太學之濫觴。 三國（曹魏、蜀漢、東吳）至西晉時期，著名史學家陳壽在其撰寫的《三國志-吳書-孫休傳》中，轉載了吳景帝孫休發布的一道詔書：“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吳景帝孫休這道詔書的意思是，古人創建國家，將讀書受教育放在首位，以此引導和培育良好民風，陶冶心性、明悟大道，為社稷培養人才。自“建興”（三國時期蜀漢后主劉禪的年號）年間以來，天下時事多變，官吏和百姓都著重于眼前的利益，拋棄本業，專行末業，不遵守古人所制定的道德規范，世風日下，綱常掃地以盡。因此，必須遵照古制來設置學官，立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教授弟子，考核錄取人才，并賜予豐厚的俸祿。在朝廷文臣武將的子弟中，選拔有志向學之人，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一年后，經過考試，朝廷將根據學生成績的優劣，分別賞賜奉祿和官階。讓那些尚未受過太學教育的人為之羨慕和向往，從而建立起一種“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自豪感與榮譽感。只有這樣，方能配天之德、遷善黜惡，敦促王道教化，傳承淳樸和樂的民風。 　　279年（三國東吳天紀三年），西晉大軍南下討伐東吳。280年（西晉太康元年），建業淪陷，東吳滅亡。晉王司馬炎（三國時期曹魏權臣司馬懿之孫）在洛陽篡位登基稱帝，建立西晉王朝。建業太學被迫中輟。 317年（東晉建武元年）4月6日，西晉皇族瑯琊王司馬睿在“建康”（南京）登基稱帝，建立偏安江左的東晉王朝。是年秋天，晉元帝司馬睿下令在雞籠山東麓的華林苑（建業太學舊址），開辦建康“華林學省”（即太學），別稱“華林園”。此后，南朝四國（宋、齊、梁、陳）皆在此開設華林學省。 438年（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劉義隆召教育家雷次宗進京，令其在華林園開館召生百余人，教授太學。 479年(南朝宋建元元年)，南朝杰出的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奉命重返桑梓建康（南京），擔任“謁者仆射”（正五品官）。出生于“科技世家”的祖沖之（其祖父祖昌、父親祖朔之分別是南朝宋國的“大匠卿”和“奉朝請”）早在少年時期，就對天文地理、土木建筑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453年（南朝宋太初元年），時年24歲的祖沖之以“學士”的身份，進入“華林學省”，韋編三絕，潛心典籍。當初，年輕的祖沖之興匆匆地來到華林園時，一下子就被眼前氣勢恢弘、雕刻精美的建筑震住了，只見華林園大門口巍峨的漢白玉石牌坊兩側，各蹲著一尊威武霸氣的石獅子，朱紅色的牌坊中央上方鐫刻著“華林學省”四個金色大字。曾經被作為皇家宮苑的華林園里，嬌媚靚麗的牡丹、晶瑩皎潔的玉蘭，與長青不敗的翠竹相映成輝，微風吹過，竹影婆娑起舞，地上光影斑駁陸離，不免讓他有些眼花繚亂。在蜿蜒曲折的甬道兩旁，間隔聳立著花葉葳蕤的老樹，碧翠的細葉層層疊疊，在陽光下泛著亮色，顯得晶瑩如玉，清香四溢。園中一隅，點綴著千層石假山，層巒疊嶂，碧水游魚，別有一番意境。散落在園子里的一座座用金黃色琉璃瓦重檐殿頂，朱紅墻壁、雕梁畫棟的宮宇（學舍），與近在咫尺、波光瀲滟的后湖，抅成了一幅天下難覓的“半城湖色，一樓璀璨”的人文圖景。此刻，祖沖之不禁暗自欣喜，這里果然是修行學道的絕佳之地。 當年，但凡被選進華林學省的人，會有一個引以為榮的稱號：“華林學士”。進入華林學省的學士，雖然沒有官職，但住著朝廷賜予的“官舍”，出行有“軺車”，還定期領取豐厚的俸祿。 自小就“專攻數術，搜爍古今”的祖沖之，由于對各種事物敏于觀察，勤于思考，敢于創新，且鍥而不舍、孜孜不倦，使其在多個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可以說，祖沖之是從建康（南京）華林學省（國立最高學府）走出來的第一位世界級自然科學家，被稱譽為“圓周率之父”、中國的“畢達哥拉斯”（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 畢生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厘，心窮籌策”為科學準則的祖沖之，自453年（南朝宋太初元年）進入華林園后，便重新設計制造出用銅制機件傳動的“指南車”（古代用來指示方向的一種車輛），發明了“千里船”（能日行百里的一種水上交通工具），以及“木牛流馬”（木制的牛馬形體、可行走的運輸器具）和“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糧食的工具），還設計制造了“漏壺”、“欹器”（古代計時器）等，成為中國南朝時期機械工程專業之肇始者。 　　462年（南朝宋大明六年），祖沖之將自己精心編撰的天文與歷法著作《大明甲子元歷》，呈送宋孝武帝劉駿，請求公布實施。 469年（南朝宋大明九年），南朝宋國正式實行《大明甲子元歷》歷法。亦稱“新歷”。 據歷史文獻記載，早在商朝時期（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中國就有了天文觀測的記錄，在“契文”（甲骨卜辭）中已有天干地支的記載。到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在“天文學”方面已有了長足的發展，初步形成了傳統天文學體系。西漢時期（公元前202年至8年），漢武帝劉徹頒行了中國古代第一部天文歷法一一《太初歷》。據考證，這部《太初歷》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歷法。隨著時光的推移，《太初歷》經過不斷演化，有了《四分歷》、《乾象歷》、《景初歷》以及后來南朝時期頒行的《元嘉歷》。不過，針對古代的這些歷法，祖沖之曾大膽地指出，之前所頒行的漢族歷法，都存在一個謬誤，即“太陽每年的同一時間，相對于地球處于同一位置”的說法是不準確的。祖沖之經過計算得知，對于各個天體而言，不僅有公轉，還有自轉，兩者的時間并不以整數倍存在，所以地球與太陽經過一年的公轉后，地球上的“位置”因自轉而與太陽的“位置”會有偏差。為此，祖沖之在其編撰的《大明甲子元歷》中，將太陽直射南北回歸線的時間，和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的時間進行了區分，即回歸年和恒星年，并測得歲差為45年11個月僅差1度，精準的確定一個回歸年為365.2428148天，這與現代天文學家所測的數據，僅僅相差46秒。此外，他還發明了用圭表測量冬至前后若干天正午時分太陽的影長，以確定“冬至”日。 480年（南朝齊建元二年），被譽為曠世奇才的祖沖之，精確地計算出“圓周率”（在數學及物理學中普遍存在的數學常數）的真值在3.1415926與3.1415927之間，相當于精確到小數第7位。正是因為祖沖之在數學領域取得的這一驚人的成果，使其入選世界紀錄協會，并被稱譽為世界上首位將圓周率（又稱祖率）值計算到小數第7位的科學家。 據歷史文獻記載，祖沖之計算出的圓周率值，直到15世紀初葉（也就是1000年后），才被阿拉伯數學家、天文學家阿爾-卡西和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范-科伊倫刷新。 除了《大明甲子元歷》和圓周率外，祖沖之還和兒子祖暅合作撰寫了數學名著《綴術》，此作被認為是中國自漢魏時期至隋唐時期水平最高的數學著作。唐朝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李淳風曾高度評價《綴術》：“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由此，一直到唐朝末年，《綴術》都被作為朝廷高等學府的算學教材。后來《綴術》還傳至海外東瀛等國。 589年（隋朝開皇九年），隋朝滅亡南朝陳國。占領陳國京都建康的隋朝大軍，蓄意縱火焚毀了長達367年歷史的“六朝宮苑”（華林園），漫天大火，燒炎百里，建康城邑幾乎被夷為平地。建康華林學省被迫停辦。 937年（南唐升元元年）10月，吳國皇帝楊溥禪位，李昪（徐知誥)代吳稱帝，定都江寧府(南京)，史稱“南唐”。稱帝后的唐烈祖李昪下令將“宮城”設在雞籠山南麓，江寧府城中央區域（大約位于今南京市洪武路一帶），并在宮城一隅，開設“金陵太學”。 975年（北宋開寶八年），北宋滅亡南唐。南唐宮城和金陵太學毀于兵燹。 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北宋朝廷在江寧府“東晉學宮”舊址，修建“文宣王廟”（即今南京夫子廟），同時在廟內設立“江寧府學”（類似現在的省立高等學府）。 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江寧府文宣王廟與江寧府學遭回祿之災。江寧府學被迫停辦。 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南宋朝廷將江寧府改名“建康府”。重建文宣王廟并在廟內設立“建康府學”。1168年（南宋乾道四年），南宋朝廷又在文宣王廟東側開設科舉考場“江南貢院”。 1271年（元朝至元八年)，大元大蒙古國（元朝）將江寧府改稱“集慶路府”（元朝別都），江寧府學易名“集慶路學”。 　　如前所述，1356年，紅巾軍將領朱元璋將集慶路府改名為“應天府”，集慶路學改名“應天府學”。1365年，其將應天府學升格為“國子學”（類似現在的國立高等學府）。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將國子學從秦淮河畔的文宣王廟，遷徙至雞籠山東麓的“華林苑”。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據史志記載，明朝永樂年間（1403年至1424年），應天府國子監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學生的功課內容主要有《御制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說苑》等。正是在這一時期，應天府國子監編撰了一部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內容最全面的百科全書，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百科全書一一《永樂大典》。 1403年（明朝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為完成父皇明太祖朱元璋的遺愿，敕諭國子監編纂一部“集史”，以彰顯國威，造福萬代。編纂的宗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1407年（明朝永樂五年），明王朝內閣首輔、大學士解縉受命主持，由國子監約3000名學士參與編纂的著作《文獻大成》定稿，明成祖朱棣親自為這部巨著審定、作序，并將《文獻大成》改名《永樂大典》。翌年冬天，堪稱煌煌巨制的《永樂大典》即告全部排版刻印完畢。 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大典》全書共計22937卷（含目錄60卷），11095冊，8000多幅插圖，約3.7億字數。涉及了當時已知的文學、歷史、哲學、科學、藝術、農業、醫學、法律等領域，謂之當時中國知識體系之總匯。 《永樂大典》的編纂與出版，呈現出當時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和輝煌性，反映了華夏先民對知識的渴求和探索，也促進了知識的傳播和交流。總之，《永樂大典》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獻、中國文化繁榮時期的一個重要象征，更在于它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768年12月，在英國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稱中國明代類書《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1650年（清朝順治七年），大清國將江寧府上元縣（南京）國子監降格為“江寧府學”。 清朝乾隆年間（1736年至1796年），江寧府學效仿北宋時期的國子監祭酒、名儒胡瑗的“分齋教學法”，“嚴立課程、獎誘備至”，力主經世致用，曾一度使江寧府學出現了“師徒濟濟，皆奮自鏃礪，研求實學”的蓬勃景象。 1853年（清朝咸豐三年）3月，歷經了7次（從1638年至1853年）重修、增建，形成了建筑規制齊全的江寧府學（華林園），被占領江寧府的太平天國軍付之丙丁。江寧府學被迫停辦。 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7月19日，太平天國覆滅。大清國兩江總督曾國藩隨即下令在江寧府朝天宮（今南京市王府大街朝天宮4號、江蘇省昆劇院所在地）重新開辦“江寧府學”。 1902年（清朝光緒二十八年），愛新覺羅-載湉（光緒皇帝）下旨，令兩江總督劉坤一、中國近代教育先驅、體仁閣大學士張之洞等人籌備創辦“新學”，逐將江寧府學從朝天宮遷至原明朝國子監士舍所在地（今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并將江寧府學改名“三江師范學堂”。不久，張之洞大人又在此增設“三江師范小學堂”（即今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屬小學）。 　　由近代教育先驅張之洞等人創辦的三江師范學堂，既秉承“興教報國”的傳統辦學宗旨，又力倡新學，借鑒東瀛和西方的教育體制，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規模最大、設計最新的師范學堂。素有中華“東南第一學府”之稱。 張之洞大人曾在《勸學篇》中闡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即“以中國倫常經史之學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術為應用”。 所謂“中學”，是指南宋理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朱熹在其著作《大學》里提出的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項為核心的儒家學說。亦稱“三綱八目”。 所謂“西學”，是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 當年，正是因為三江師范學堂采用了“中體西用”的教學模式，培育出了一大批新學人才，如：近代著名科學家周仁，國學大師胡小石、陳中凡，國畫大師張大千等。 據史志記載，三江師范學堂開辦伊始，正值大清國被列強凌辱、內亂不斷之時，正是在這江山社稷岌岌可危之際，三江師范學堂為大清國承載了強大的希冀和責任。 隨著三江師范學堂的迅速發展，其很快便與鼎鼎大名的京師（北京）國子監同年而校，被譽為“中國師范學堂之嚆矢”。 1905年（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2月6日，大清國朝廷變革學制，裁廢國子監，設立學部，以統轄全國各省學堂，從此，全國學制劃一整齊。之后，三江師范學堂也因學制變革，曾幾易其名，最后易名為“兩江優級師范學堂”。 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1月1日，民族英雄孫文先生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隨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布將原大清國“學部”改名“教育部”。 1914年（中華民國三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將兩江優級師范學堂改名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招收國文、理化兩大類學生，與北京、武昌、廣州三地的高等師范學校，并列為中國最早的四所高等師范學校。后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先后易名為“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江蘇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1920年（中華民國九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首開先河，實行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招考女學生。雖然首次只招到8位女學生（即李今英、陳梅保、黃淑班、曹美恩、吳淑貞、韓明夷、倪亮、張佩英），但這一開放女禁之創舉，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教育的普及率。據說，這8位女學生，不辱學校之栽培，畢業后都選擇了留校教書育人，為母校招收女生的盛舉而善施教化，竭盡全力。 1928年（中華民國十七年）5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最終將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1930年（中華民國十九年）1月16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雞籠山東麓的“華林園”（建業太學舊址），籌資修繕和重建“太學”學舍，然后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考試院”（俗稱花園官署）設立于此，門牌編號碼為“試院路1號”。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考試院被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占用。 1945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1946年（中華民國三十五年）5月，中華民國將國民政府考試院遷回試院路1號。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原國民政府考試院成為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地。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將原國立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 1952年，共和國教育部進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劃分，南京大學調整劃分出工學、農學、教育學等院系，并先后組建“新南京大學（今南京大學、南京市漢口路22號）、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南京市四牌樓2號）、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南京市衛崗1號）、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市寧海路122號）、南京林學院（今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市龍蟠路159號）、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南京市西康路1號）、南京化工學院（今南京工業大學、南京市新模范馬路5號））等。 星霜荏苒、居諸不息，創立于258年（東吳永安元年）的“建業太學”（即南京太學），沿襲至今已有1765年的歷史，從“南京太學”到“南京大學”，曾有史學家風趣地說，它們之間不過一個“點”的區別（指太和大只差一點），但是南京2000多年起伏更迭、盛衰興廢的歷史，從“南京太學”到“南京大學”的身上，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顯然，這個“烙印”就是后人對南京古今歷史的記載，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的記載。這一記載歷經千年的傳承，時至今日，南京境內已有51座高等院校，在持續不斷地為祖國的繁榮富強提供智力支持。 一位哲人曾經講過：“倘若對過去的重大事情逐一尋根問底，過去的一切會讓我們更注重將來。” 此言果然有理，時下，若徜徉在占盡了金陵"文氣"的成賢街（當年的國子監街）上，會令人情不自禁的被這條“一眼望千年”的歷史老街所吸引，所陶醉。一望而知，它的存在不僅是人們懷舊的寄托，也是時代變遷的見證。在這里，人們可以聆聽到六朝古都的絲絲余韻，追慕先賢，體會古人刻苦讀書的精神。在這里，人們可以親睹矗立在老街北端，始建于1394年（明朝洪武二十七年）的五門六柱式玉石牌坊（明朝時的應天府國子監太學門），感受氣勢恢宏的“古代太學”建筑之美。在這里，人們可以瞻仰到迄今已1500多歲的“六朝古松”虬枝盤曲、雄奇遒勁的英姿，領略到“東南大學”（原三江師范學堂）這座享譽海內外的著名高等學府“求強思辨、興學育才”的風采。總之，這條承載了千年南京人文氣脈、光耀了數個朝代的成賢老街，恰好印證了當代一位教育家所言：“教育決定著人類的今天和未來。”引而伸之，人類社會需要通過教育不斷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需要通過教育來傳授已知、更新舊知、開掘新知、探索未知。誠如南宋理學家朱熹在著名詩篇《觀書有感》中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月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由此可知，古往今來，皆“萬事莫如為善樂，百花爭比讀書香。”於乎！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 2023年9月15日拙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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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黌門立東南

熊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