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當代大學生“信仰危機”表現及實質

愛在落英里成海

大學生是國家寶貴的人才儲備資源，唯有堅定正確理想信念才能確保大學生群體在未來社會、國家建設發展中發揮正面積極的中流砥柱作用。然而，近年來大學生“信仰危機”問題頻出，這已然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大學生“信仰危機”是由大學生群體特殊成長期身心發展不均衡狀態所決定的。大學生群體身心非穩定態遭遇復雜的社會環境因素影響是造成大學生“信仰危機”的本質原因。基于大學生群體特點，大學生“信仰危機”表現為內在成長需求與外部各種需求刺激之間的矛盾狀態，具體表現為大學生認知、情感、意志相互沖突，三觀搖擺不定與個體行為指導原則缺失等現象。 大學生是社會中特殊的群體，是民族、國家的希望與未來，大學生的健康成長既關系到國家合格人才的培養，又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健康發展。在決定大學生健康成長的各項因素中，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在成長道路上正確引導大學生的人生走向，避免其誤入歧途險灘。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就曾強調：“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決定事業成敗，青年一定要堅定理想信念，如果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導致精神上‘缺鈣’。盡管總書記對青年人的成長有如此殷殷囑托與期待，但現實卻不容樂觀。近年來，大學生群體問題頻出，對大學生團體意識淡漠、價值取向偏激、功利色彩濃郁、道德水平下滑等負面評斷屢見報端，信仰缺失也作為大學生信仰狀況常態而為人所知。如以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例，據重慶市委于2011年展開的一項關于信仰問題的調研情況報告顯示，在受訪的青年大學生中有5%的人從來不信馬克思主義，有11.5%的人原來信現在不信，還有22.4%的受訪大學生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在調查大學生入黨動機時，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只占受訪大學生的31.2%，為了在畢業時找好單位創造條件而入黨的占48.3%。如以宗教信仰為例，一項針對大學生宗教文化知識掌握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有44.3%的受訪大學生無法區分宗教和迷信，有27.5%的受訪大學生認為自己時而是有神論者時而是無神論者，有65%的受訪大學生對迷信活動持半信半疑態度。大學生精神世界尤其是信仰培育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種種問題已經引起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意在對大學生“信仰危機”的表現及其本質進行系統梳理、挖掘，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有益觀點與視角，以期進一步助推對該問題的研究。 一、信仰的本質及特征 要厘清大學生“信仰危機”的現象與本質，首先要清楚何謂“信仰”。信仰是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從個體經驗而言，信仰是指個體獨有的意識形態，是個體對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選擇與整合，也是在個體精神世界中占據統攝地位并具支配作用的超越性信念；從共同體經驗來看，信仰是意識形態認同的表達，是共同體精神聯結的紐帶橋梁，是一個民族文化結構中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也是人們關于社會最高理想和人類最佳境界的信念。信仰一旦生成便會表現出如下特征：1.超越性。信仰是一種精神力量，是個體在思維與存在、現實與歷史、個體經驗的有限性與人類發展的無限性等矛盾關系中進行自我確證的精神表現，是有限對無限的向往和轉變，是一種形而上的意義的獲取，因而超越于日常經驗的界限。2.穩定性。信仰一旦形成便會內化于心,同個人的情感意志相結合成為一種價值的確定性，并由此建立起自洽的思維邏輯，較少因外界環境、他人行為的影響而發生急劇改變。西班牙哲學家米格爾·德·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曾言：“在本質上，信仰屬于意志而非理智的問題。所謂信仰，就是愿意相信。3.個體性。信仰建立是個體意志的自主選擇，選擇的做出離不開個體獨特的生活歷程與人生體驗。因此信仰的建立不僅能夠滿足個體的精神需要，同時也會揭示出個體隱秘的心理意識與內心信念,是個體生命特征的呈現。4.實踐性。馬克思曾言：“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確實，信仰的個體性也向我們證明了個體信仰的產生、建立、成熟是一個實踐性過程，它既是個體的內心體驗，即主觀世界的變化過程，也是個體社會實踐的成果，即客觀世界的塑形過程。信仰在其中發揮了促動主觀世界客觀化與客觀世界主觀化的橋梁聯結作用。5.多樣性。這是指信仰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其中最為我們所熟悉的是宗教信仰，除此之外還有哲學信仰、政治信仰、科學信仰、價值觀信仰，等等。個體會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不同的信仰表現方式。 綜上所述，信仰的建立就是個體確立自身行為方式的指導原則，是個體認知、情感與意志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進而得到統一的過程，也是個體所持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社會實踐活動的相互映射。盡管信仰的確立是個體意志的選擇，但個體意志的形成又會受到個體之生活經驗與外在環境的影響，這是在相近環境下，有近似生活體驗的個體之所以能夠構成一個群體的原因，也是不同群體在建立信仰過程中表現出某些共性的根本原因。 二、大學生“信仰危機”表現 如果信仰是個體行為的指導原則，是個體認知、情感與意志的相互影響，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選擇與整合，那么“信仰危機”就是個體行為指導原則的缺失，認知、情感、意志的相互沖突與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搖擺不定。從這一定義出發，可以看到大學生群體實際上是“信仰危機”易感人群，這是由大學生群體身心發育特征所決定的。從生理特征來看，大學生身體的生長發育已經過快速生長期進入生長緩慢且漸趨穩定時期，這一時期正是人體機能進入成人階段的前夜。然而同生理發育階段不對等的是，在心理特征上，大學生群體還處于自我意識進一步發展，性別角色適應，人格再構成和人生觀、價值觀最終形成，逐漸從邊緣人走向成人的階段。生理與心理成長水平存在的落差造成大學生成長期內在與外在各項需求感受的矛盾沖突，如建立自我認知與尋求外部認同的矛盾、批判性思維生成與思維單一片面性的矛盾、意志水平顯著提升與情緒波動依然較大、偏好個性展現與歸屬感需求的矛盾，等等。這類矛盾沖突的存在搭建了孕育及促發“信仰危機”的溫床，使大學生群體的“信仰危機”問題即便是在當前中國社會各階層均面臨信仰困惑的背景下依然顯得尤為醒目，也頗具代表性。一般而言，大學生“信仰危機”以如下方式表現：1.三觀搖擺不定。信仰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整合，“信仰危機”首先表現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搖擺不定，即人生價值目標的偏離與迷失，無法確定以何為標準來衡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雖然已經能夠將注意力集中到對人生價值的深入思考中，但由于自身經驗不足、理性思維尚不完善、外在社會情況復雜、消費主義觀念橫行等因素的限制與干擾，使大學生三觀并不具穩定性。三觀搖擺不定，就會導致對人生意義的判定出現多重標準，既有以社會地位高低為準，也有以社會貢獻高低為準，既有以個人完善程度為準，也有以獲利程度高低為準，還有在各種不同標準之間搖擺不定，無所適從的學生。以后者為例，在某高校展開的一次校內學生三觀調查中，受訪的300多名學生里，絕大多數只知道完成手中現有的任務，鮮有對未來的明確規劃，還有少數學生不知道自己擅長什么，應該做什么，認為生活十分乏味。這種搖擺不定的三觀的存在導致大學生精神的無根化，使之找不到人生意義的歸宿。一項對大學生人生目標取向的調查結果就顯示出，在受訪學生中有50.6%的人對人生的目的和意義沒有清醒認識，有78.69%的人不清楚和不關心道德意義上的終極關懷。2.榜樣力量弱化。榜樣是推動信仰建立的重要力量，榜樣能夠通過共情（empathy）機制，以“心靈感染”的方式向外傳遞正面道德意識，樹立崇高道德形象，引導正確信仰的建立。然而，隨著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榜樣的力量被削弱，其崇高形象也逐漸失去吸引力，出現“去魅化”趨勢。一方面，過去曾被一貫信奉的人、事、物不再擁有強大的感化力量，不再對大學生的精神產生重大影響，如近年來青年人對以雷鋒與雷鋒精神為代表的先進人物，道德典范所產生的質疑。在2003年的一項調查中，在被問及對“雷鋒精神”內涵的感受時，僅有41.3%的受訪大學生認為雷鋒精神不可或缺，有58.8%的人認為雷鋒精神的內涵應該得到重新定位，還有0.2%的受訪大學生認為雷鋒精神已經不合時宜；另一方面，過去曾被一貫信奉的理想信念也漸漸失去了對大學生的影響力。2007年一項大學生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看法的調查中，有7.5%的受訪學生認為共產主義理想純粹是空想，永遠不能實現，有38.9%的人認為這只是一種美好愿望，難以達到，有14.5%的人回答“說不清楚”，只有39.1%的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由此可見，去魅化已經對大學生信仰的形成與建立產生了深遠影響。 3.道德水平下滑。精神無根化與模范榜樣力量的缺失，必然促使大學生從對物質的追求中獲取本應從精神家園內獲取的滿足與寄托，而消費主義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泛濫洽洽迎合了大學生群體的這種精神需求。在消費主義的引誘下，個體精神中原本肩負捍衛精神家園職責的道德意識水平不可避免地下滑。下滑以兩種方式表現，一是道德理想共識消失，個性化內容凸顯。消費主義鼓勵大學生以獨特的方式展現自我個性，哪怕這種個性會偏離社會基本道德規范。而如果每個人都追求成為自我的準則，必然會消解道德規范的公共層面。英國社會學教授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這樣描述這種趨勢：“伴隨著消費文化的發展，人們已從宣揚自己的美德變為宣揚自己的個性人格。”二是道德理想喪失超越性，消解了人的超越性向度的存在，使人變為受困于物質世界與物質追求的“平面人”。而“平面人”的存在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物化的追求與相應的道德水準的降低。 三、大學生“信仰危機”本質 透過現象，觀察本質。前述提及，大學生“信仰危機”總的來說就是個體行為指導原則的缺失，認知、情感與意志的相互沖突與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搖擺不定。造成這種“信仰危機”的原因雖然有很多，但總的說來都可以歸類為主觀原因與客觀原因。如果對主客觀原因發揮作用的方式進行進一步挖掘，可以看到大學生“信仰危機”的本質如下： 1.思維認知片面，文化同質嚴重。盡管信仰是個體出于自由意志對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自主選擇，但由于大學生的獨立意識尚處于形成階段，更易受社會環境與各類因素的影響，造成思維判斷的片面性與局限性，無法客觀評價自身與外界。在各類影響因素中，最易被個體感知，故而影響效力最大的是文化因素。作為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和客觀趨勢，全球化在推進過程中必然導致多元文化的涌入。文化涌入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文化同質化現象的出現，即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對文化弱勢國家實行核心價值的輸出。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曾言：“現在第一世界掌握著文化輸出的主動權，可以通過傳媒把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強制性地灌輸給第三世界。而處于弱勢和邊緣地位的第三世界則只能被動接受。他們的文化傳統面臨威脅，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受到不斷地滲透。”文化同質化的過程形式巧妙，往往是附著于各種形式的文化產品，通過日益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并在互聯網的強力推動下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作為文化產品與互聯網的主要受眾，大學生群體自步入大學校園起就脫離了教師與家長的雙重管束與學校意識形態教育氛圍，有更大自由和更多時間隨心所欲接觸文化與互聯網產品，而這類產品靈活多樣的表現方式、迅捷的信息傳遞速度、較大的娛樂性等能夠深深抓住年輕人的注意力，并將其背后暗藏的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通過點滴日常滲透傳遞給年輕人。可怕的是，由于大學生是自主選擇了相應文化與互聯網產品，往往就意識不到其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灌輸過程，反以為種種觀點的形成是出于自我意志的結果，因此一方面會對其不加分辨地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會出于展現差別性與個性化特征，求異求新的心理動機而對其不加辨別地予以維護堅持，一旦因此誤入信仰歧途就很難引導其改變。 2.價值取向物化，物的依賴性加強。文化同質化過程從兩個層面進行，一是強勢文化的滲透過程，一是被輸出方自身文化傳統的衰弱過程。我國社會轉型期對西方文化未加甄別地接納已經對大學生群體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導致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在大學生群體間流行，淡化了大學生對本國傳統與主流文化價值觀的認同，降低了這一群體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催生錯誤的消費觀與價值觀，使其將金錢、名牌視作個體價值的標志與尊重感的來源，從而也催生了當代大學生中“土豪”“炫富”等現象的出現。這類現象的出現逐步消解了信仰的超驗性，將個體牢牢束縛于日常生活經驗，并通過抹除個體穩定的精神追求，加劇其人生價值的世俗化、實用化傾向。據2006年一項對大學生信仰狀況的調查顯示，當被問到對“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的看法時，受調查大學生中只有24.1%認為這種看法“完全錯誤”，有49.7%認為“也對也不對”，還有16.9%認為無所謂。而在2008年的另一項類似調查中，當被問及何為幸福的人生時，有48.6%的人選擇家庭美滿，33.3%的人選擇事業成功，只有不到6.2%的人選擇不求聞達，只求奉獻與社會。固然，對個人幸福的追求是每個人的合理訴求，但對物質欲望的過分追求，無疑會將信仰所具備的理想主義色彩渲染成為實用主義，也使之失去信仰本應具有的意義。 3.群體認同符號化，消弭個體特性。同建立個人受尊重感與個性特征的需求相似，大學生群體也有建立歸屬感的需要。所謂歸屬就是個體與所屬群體間的內在聯系，歸屬感就是個體對特定群體及其從屬關系的劃定、認同與維系。根據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希望歸屬或依附于一定的群體是人社會屬性的表現，也是個體進行自我價值定位的前提。對大學生群體而言，尋求歸屬感的需要所造成的影響有二：一是促進個體對他人行為的模仿，二是促進小團體的形成。大學生，尤其是大學新生，對所處集體中具有卡里斯瑪人格的個體行為進行模仿是快速獲取歸屬感的一條路徑。與此同時，大學中存在的學生社團、同鄉會、運動隊、聯誼宿舍等小團體，也為大學生歸屬感的建立提供了方便途徑。然而，尋求歸屬感所造就的個體對卡里斯瑪偶像的效仿與同小團體的緊密聯系必然會造就群體認同的符號化，借以區分“我們”和“他們”，“自己人”和“局外人”。在當代，這種符號化特征的典型表現就是“高富帥”“矮矬窮”“屌絲”等標簽符號的出現。雖然這類符號具明顯嘲諷貶低意味，但卻作為流行時尚的組成部分被大學生群體廣泛接受，主動將其用作劃定自我身份的標志。這類符號標簽的流行，首先是信仰低俗化、實用化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折射出的是金錢拜物教對正確道德信念與價值觀的逐步侵蝕，在這種侵蝕面前，堅持正確的道德觀念與價值觀，拒絕標簽化就有可能被認為是“裝”，是“土”，進而被團體孤立。而對迫切需要獲得認同與歸屬感，自身又處于特殊成長階段的大學生來說，被團體孤立將會造成一定的心理創傷，出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一些大學生雖然也許并不贊成這類標簽及其背后所體現的價值觀，但也會表現出不否定，甚至迎合的態度，進而從另一個角度助長了錯誤價值觀念的扎根與蔓延。 4.生活方式網絡化，放棄信仰選擇。無論是價值取向的物化還是小團體吸附力作用，其效力都借助于網絡得到成倍放大，這是同大學生群體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關的。據上海交通大學社會調查中心于2015年7月19日發布的《2015年中國大學生媒體使用習慣調查報告》顯示，超九成中國大學生每日使用互聯網時長超過2小時，與此相對的是過半大學生每日從不接觸報紙。可以說，隨著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游戲、交友、購物、便民服務等的便捷已經使大學生可以在網絡上處理大部分日常生活事務、維系日常人際交往，而“早晨在床上用手機看新聞，白天電腦上網玩游戲，晚上網聊”也已成為部分大學生生活的常態。這種生存方式雖然便捷了人們的生活，但卻消解了個體獨立思考的空間，使人們處于一種網狀結構中，時刻都與他人保持著某種形式的關系。在這種緊密的關系網中，每日大量撲面而來，無法及時得到處理的信息窒息了個體思考的空間，而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信息的影響力也都借助網絡的擴張效應成倍增加，身處這一網絡中的個體因而更易于選擇隨波逐流，放棄主觀能動性與自主思考的能力，跟隨所謂“潮流趨勢”而動，進而放棄對信仰的有效辨別與自主選擇。四、結語 信仰是人類精神的普遍表達方式，信仰的變動態表現出的是人類精神的不穩定狀態。就大學生群體而言，遭遇“信仰危機”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其成長期特點的，然而在當今中國的社會普遍存在“信仰危機”的現狀下，大學生“信仰危機”就表現出了其典型標本意義。一方面，借助對大學生“信仰危機”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信仰危機”在個體信仰生成過程中為何發生、如何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借助對大學生“信仰危機”的研究進一步透視我國當代社會各階層“信仰危機”的產生與作用機制。通過前述研究，可以看到，大學生“信仰危機”與其說僅是大學生群體自身的問題，不如說更是家庭環境的問題、社會的問題、時代的問題，正是這些復雜問題因素的交互作用，最終凝結為大學生“信仰危機”這樣一個具體的問題。因此，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就不應僅僅停留于學術性探討與研究，更需要家庭、學校與社會相關機構間相互配合，拿出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引導機制，在大學生信仰生成道路上為其把好關、護好航。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芻議當代大學生“信仰危機”表現及實質

愛在落英里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