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石窟之云崗石窟

愷良

我國的石窟文化在唐朝時開始興起，之后又沒落于唐朝。所以中國現存的為數不多的石窟，也多是在唐朝以前建立的。中國四大石窟中，我陸陸續續看了三個，只有云崗石窟沒有機會欣賞。雖然總是心心念念，但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沒有能夠成行。直到今年暑假，一方面古城西安酷暑難耐，另一方面我又有比較寬裕的時間，于是，有了避暑大同，欣賞云崗的行動。 今年夏季，中國的旅游市場十分火爆，幾乎所有的景點都出現了人從眾的景象。云崗石窟作為山西著名的五A景區，更是人滿為患。大同市大小賓館酒店不僅價格數倍增長，而且還是一房難求。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大都是沖著石窟來的。所以到了景區，人潮洶涌，摩肩接踵是不難想象的。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們緩緩走進一座座令人嘆為觀止的石窟，可以說，凡是進入石窟的各色人等，無不為眼前那接二連三的石雕藝術和古代勞動人民的工匠精神所震撼！ 云岡石窟位于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約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開鑿，規模恢宏、氣勢雄渾，東西綿延約1公里，窟區自東而西依自然山勢分為東、中、西三區。現存主要洞窟45個，附屬洞窟209個，雕刻面積達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為17米，最小為2厘米，佛龕約計1100多個，大小造像59000余尊。在眾多洞窟中，最精美，最奢華的是其中的第6窟。第六窟開鑿于北魏孝文帝時期。整座洞窟富麗堂皇、雕飾精美，堪稱云岡之最，是同時期其他石窟所無法比擬的！有學者認為此窟是孝文帝為其祖母文明太皇太后馮氏所建。 從文成帝拓跋濬下令開鑿云岡石窟開始，到北魏孝明帝時期開鑿完成，云岡石窟的修建一共延續了長達六十多年。要知道，整個北魏王朝從統一北方到滅亡，也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因此，云岡石窟在北魏王朝的生命當中可以說是占據了重要地位。同時，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內，北魏也剛好經歷了太武帝一統北方后北魏的強盛，到北魏孝文帝時期的漢化改革，再到后來孝明帝時期北魏王朝即將走向崩潰。尤其是在漢化改革時期，更是中國歷史上一次不可忽視的民族融合事件。也正是這些復雜的社會環境，使得云岡石窟在文化層面上顯現出更加豐富的性質。 云岡石窟不僅是佛教在北魏時期迅猛發展的產物，而且，它的出現對于推動佛教的繼續發展同樣有著巨大地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呈現出相輔相成的聯系。從整體上來看，云岡石窟大致可以分為東、西、中三個部分。其中，中部的石窟開鑿時間最早，被稱為“曇曜五窟”，是由當時的禪學大師曇曜主持建造，“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 由于曇曜大師對云崗石窟開鑿的巨大貢獻，后人對其尊重有加。所以，現在游客走進云崗石窟景區，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曇曜祖師手持禪杖目光堅定的塑像。曇曜大師本來是涼州人士，但在太武帝滅佛期間，包括他在內的一眾僧人都被強制遷移到當時北魏的統治中心——平城（現在的大同），這使得由他及一眾涼州僧人所負責的“曇曜五窟”也充滿了涼州色彩。另外，在之前佛教發展的過程中，為了迎合統治者的需要，佛教開始出現一種“如來即是皇帝”的聲音，并且迅速受到了當朝統治者的接受和推崇。因此，在“曇曜五窟”中的五個佛像分別代表了北魏初期的五位帝王，分別是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景穆帝拓跋晃以及文成帝拓跋濬。另外東部的石窟主要是以佛塔為主，佛像本身雖然不如其他部分出眾，卻也豐富了整體石窟造像的內容。西部的開鑿時間則相對來說更晚，是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才進行開鑿，并且規模上也比不上前兩者。 從文化層面來看，云岡石窟充分反映出了當時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在云岡石窟數量眾多的造像當中，游客們能夠發現相當明顯的胡族特色。在被稱為“佛籟洞”的第十二塊窟中，上面雕刻著大量人們手持琵琶、羌笛等少數民族樂器正在進行演奏的造像。同時，觀察這些造像本身的特點，其較為健碩的身軀以及坦露上身、飛天的形象也流露出明顯的胡人特色。但是，除了鮮卑等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外，漢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其中也不少見。尤其是在北魏孝文帝實施大規模的漢化改革之后，漢文化對于北魏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更加深遠，這一點自然也體現在石窟的開鑿之上。從建筑物本身來看，云岡石窟當中開始出現了蓮花等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物品來作為點綴。而在人物的服飾上，傳統漢族服裝則開始出現，不再是清一色的服裝。特別是到后期，隨著北魏官方在云岡石窟地區開鑿造像的活動力度的減弱，使得民間力量得以加入進去，云岡石窟逐漸從專屬于皇家的佛像園林轉變為北魏重要的佛教活動場所，漢民族特色也就愈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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