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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五千年輝煌與滄桑(9)——大明王朝從強盛到衰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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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明朝中晚期開始,幾位帝王庸碌無為,經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后,明朝由盛轉衰。</p> <p class="ql-block"><b>明憲宗朱見深</b>(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初名朱見濬,后更名朱見濡,廟號憲宗,年號成化,世稱成化帝。明英宗朱祁鎮的長子,母親是孝肅皇后周氏,明代第八位皇帝。(1464年—1487年)在位23年。</p> <p class="ql-block">朱見深從小由祖母撫養成人,1449年土木堡之變,英宗被瓦剌擄去,兵部侍郎于謙等立朱祁鈺為景帝,改元景泰,同時立朱見深為皇太子。1452年,景帝廢朱見深為沂王,改立己子朱見濟為皇太子。1457年,明英宗奪門之變復辟后又被復立為太子。1464年,明英宗駕崩,朱見深繼位。朱見深即位之初,順應人心,平反于謙冤獄,又恢復景帝帝號,贏得了朝野支持,保證了政局穩定。初期倚重李賢、商輅等閣臣,斥逐佞幸,體諒民情,蠲賦省刑,考察官吏,朝中能臣匯集,朱見深還在鎮壓民變后,于當地設置府縣,安撫流民,流人得所,流民問題得以緩和。成化中后期,朱見深逐漸怠于政事,習學方術,沉溺后宮,極度寵信萬貴妃,內廷諸事多倚其統領。深崇信道術,大肆升授番僧。晚年的朱見深也漸知僧道傳奉官之濫,開始陸續裁汰,傳旨多倚賢良內宦懷恩、覃恩,朝政平靜,社會整體仍“幸稱小康”,太平無事。</p> <p class="ql-block"><b>西廠</b></p><p class="ql-block">明憲宗時為加強特務統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設立了“西緝事廠”(簡稱西廠)的特務機構。西廠的職能是偵查臣民的言行,并可以對疑犯進行拘留、用刑。西廠成立后不久,權勢就超過了東廠,后來在群臣的強烈反對下,被迫撤銷。正德元年(1506年)西廠又被復開。五年后,提督西廠太監劉瑾倒臺,西廠再度被撤銷。作為一個短命的特務機構,西廠只有兩任提督,分別是汪直和劉瑾。</p><p class="ql-block">除了錦衣衛、東廠、西廠外,明朝還存在過一個叫<b>內行廠</b>的特務機構,是由太監劉瑾設立的。內行廠除監察臣民外,錦衣衛、東廠和西廠也在監察之例,權勢居東、西廠之上。不過劉瑾倒臺后,內行廠和西廠同時被撤銷,一共只存在了五年。明朝的這幾大特務機構有效的維護和捍衛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但同時也因為這些特務機構的權限過大,經常濫用私刑,制造冤假錯案,所以導致了它們在明代社會上的評價非常差。</p><p class="ql-block">朱見深在位期間大力發展文化,誕生了聞名于世的成化瓷。這一時期的文化氛圍較為松動,曾親自編寫《文華大訓》一書,垂訓子孫。朱見深還是一個具有極高書畫造詣的皇帝,除了《一團和氣圖》,也曾畫過一幅《歲朝佳兆圖》。這兩幅作品和清代宮廷畫家丁觀鵬畫的《無量壽佛圖》,被民間譽為“吉祥三寶”。1487年朱見深病死,年40歲。明孝宗朱祐堂繼位。</p> <p class="ql-block"><b>明孝宗朱祐樘</b>(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明朝第九位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18年。明憲宗朱見深第三子,生母為孝穆紀太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即位,年號弘治。</p><p class="ql-block">朱祐樘為人寬厚仁慈,躬行節儉,不近女色,勤于政事,重視司法,大開言路,努力扭轉朝政腐敗狀況,驅逐奸佞,勤于政事,勵精圖治,任用王恕、劉大夏等為人正直的大臣,史稱“弘治中興”。</p> <p class="ql-block"><b>弘治中興</b></p><p class="ql-block">弘治中興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現了的短暫而輝煌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寬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現了君子眾多、君臣關系融洽等政治特色,為這一朝帶來了美譽,明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成化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p><p class="ql-block">明孝宗在位期間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憲宗親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書萬安、禮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繼曉等,或殺、或貶,或逐出京師;獲罪較輕的或貶官放逐、或流放邊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同時,更定律制,復議鹽法,革廢一應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稱頌。</p><p class="ql-block">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開封處黃河決口,明孝宗命戶部左侍郎白昂領5萬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蘇松河道淤塞,泛濫成災。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歷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為魚米之鄉。由于明孝宗勵精圖治,使明朝再度中興盛世,國家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歷史上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學家稱其為弘治中興。歷代史學家對他評價極高,明朝萬歷年間的內閣首輔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p><p class="ql-block">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駕崩于乾清宮,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歲,葬泰陵,廟號孝宗,謚號“建天明道誠純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p> <p class="ql-block"><b>明武宗朱厚照</b>(1491年-1521年),又自名朱壽,別稱錦堂老人。為明孝宗朱祐樘長子,(1505年—1521年)在位16年,中國明朝第十個皇帝。</p><p class="ql-block">弘治四年(1491年),明武宗朱厚照出生。弘治十一年(1498年),皇太子朱厚照開始讀書,由于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因此得到人們的普遍贊譽,但是,沒過多久,由于宦官劉瑾、谷大用、馬永成等人不愿讓皇太子接近儒臣,經常引導其嬉戲游樂、練習騎射、放鷹逐犬,獲得了“好騎射”的名聲。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病逝,年僅15歲的朱厚照登上皇位,次年改年號為“正德”,即位后,劉瑾、谷大用等八人被分到各處宮禁掌管具體事務。正德十二年(1517年),曾“北巡”居庸關外,親自率軍贏得了應州之戰的勝利。正德十五年(1520年)農歷閏八月,南游北返時,路過清江浦(今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區附近),自駕小船在積水池中捕魚,卻舟翻落水,著涼受驚,自此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1521年)農歷三月回北京不久駕崩,年30歲。</p><p class="ql-block">后世對朱厚照的評價爭議很大,毀譽不一,一方面喜好玩樂,且施政不循常制,致使朝綱多有紊亂,甚至被認為是無道昏君;另一方面,其在某種程度上追求個性解放,且在朝政大事上不糊涂,能任用不少賢臣良才,大體保持了明朝基業的穩定,也有作為的一面。其在位期間,重用宦官,荒淫無度,卻工于繪畫,其畫作有《青松皆老圖》等。</p> <p class="ql-block"><b>明世宗朱厚熜</b>(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號堯齋、雷軒、天池釣叟,生于湖廣安陸州(今湖北鐘祥),明憲宗朱見深之孫、明孝宗朱祐樘之侄、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1521年—1567年)在位4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p><p class="ql-block">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朱厚照駕崩,無子繼位,按照“兄終弟及”的祖訓,時年14歲的興王世子朱厚熜承統,年號嘉靖。朱厚熜是以親王身份入承大統,即位不久,朱厚熜圍繞其生父興獻王的尊稱和祀典問題,掀起了史稱“大禮議之爭”的政治事件。</p> <p class="ql-block"><b>大禮議之爭</b></p><p class="ql-block">所謂“大禮議之爭”,表面上看這只是關于朱厚熜父母的名分之爭,實際上卻是一場事關皇權的權力博弈。大禮議之爭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璁能否改換父母的重大爭論,即對明武宗遺詔如何詮釋的問題,是明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p><p class="ql-block">1521年春,明武宗朱厚照過世了,死前沒有一個皇子,為了延續朱氏的江山,首輔楊廷和與皇太后經過數次商議,選定由明武宗的叔叔朱祐杬之子朱厚熜為新帝。世宗的父親受封興獻王,他們那一脈是朱家小宗,根據儒書規定,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世宗雖不可能成為武宗的兒子,卻必須作孝宗(武宗朱厚照的父親)的兒子,即所謂“繼嗣不繼統”。世宗應稱伯父孝宗為父親,稱孝宗皇后為母親,而改稱自己的親生父親為叔父,母親為叔母。但世宗繼承堂兄皇位后,決意推崇私親,自立皇系,追封自己的生父為明朝的正宗皇帝。圍繞追封,朝中大臣分為擁護和反對兩派,并展開激烈爭論。新科進士張璁主張,說世宗繼承的是堂兄的帝位,不是繼承伯父帝位,是入繼帝位,不是入繼大宗。孝宗有自己的兒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絕的話,不應該為孝宗立后,而應該為武宗立后,所以世宗不應改變稱呼。這就是與宰相楊廷和等人的主張針鋒相對的“繼統不繼嗣”論。楊廷和得知后大怒,把楊璁貶到了南京。迫于反對派壓力,世宗只好遵照禮教行事。爭論平息不久,世宗依然堅持追封,楊廷和提出辭官相肋迫,世宗立即批準,并把張璁召回北京。朝中重臣在吏部尚書喬宇領導下,紛紛上奏章攻擊張璁,刑部尚書趙鑒下令,只要有奏章交來查辦,就逮捕張璁,不加詢問,立即用廷杖拷死。世宗聞訊,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辦,反提升張璁為宰相。</p><p class="ql-block">1524年,世宗正式下令恢復舊稱,伯父仍稱伯父,父親仍稱父親.。于是包括各部尚書在內的朝廷重臣數百人,一齊集合在左順門外,匐伏跪下,哭天喊地的反對。世宗絲毫不為所動,下令逮捕官員二百多人投入錦衣衛詔獄,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員當場死在杖下。此后,再無人敢在皇帝面前提“統嗣之爭”,這場荒唐鬧劇才算最終落幕。這場“大禮議之爭”既不關國家的存亡,又不關百姓的福祉,但是,它卻是明史中無論如何都不能忽視的一次重大事件。</p> <p class="ql-block"><b>嘉靖新政</b></p><p class="ql-block">嘉靖新政,指明世宗嘉靖為緩和社會矛盾,采取厘革宿弊、振興綱紀,整頓前朝弊政的措施。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熜以藩王入繼大統,初登帝位進行了一系列糾正時弊的改革。清查勛戚強占的莊田,還田于民。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已很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經濟方面,在一些地區不同程度地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參機務期間,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編審徭役,為后世的賦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鑒。明世宗對外戚世襲封爵的制度作了變革,并成為永制。汰除軍校匠役10萬余人。這些舉措得到朝野上下的擁護。這些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當時經濟的發展,減輕了國家負擔,使國家實力再次恢復,史稱“嘉靖新政”。</p><p class="ql-block">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在《明史》的評價中,他是一個中材之主。登基之初,面臨著正德皇帝朱厚照留下來的爛攤子,嘉靖皇帝效法太祖和成祖的祖制,大力推行新政,先是通過大禮儀之爭,打擊了文官勢力,加強了皇權,同時擺脫了楊廷和的控制,重新組建了一個人事班底,完成了自永樂皇帝以后最為徹底的一次君臣更迭,這一切都為他日后的革新打下基礎。嘉靖皇帝十分擅長帝王權術,表面上提高了內閣的權力,實際幾任內閣大臣都如同小鳥一般被其輕易拿捏。善于調解朝中各勢力的利益沖突,讓他們互斗,自己則坐壁上觀,需要的時候出面敲打一番。</p><p class="ql-block">為了防止外戚世封危害天下,嘉靖皇帝下令永遠徹底廢除世封制,任命張璁清理莊田,相對地緩和了土地兼并和流民起義問題。 在軍事方面,嘉靖皇帝積極調兵遣將,重拳打擊倭寇,又有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使得倭寇問題被基本肅清。</p> <p class="ql-block">嘉靖新政的一個著名成就,是大力發展商業、手工業,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在文化教育上,嘉靖皇帝推崇儒學,大辦學校,同時整肅科舉制度,保證科舉考試的公平性和嚴肅性。另外,著名小說<b>《三國演義》、《水滸傳》</b>刊印發行,<b>《金瓶梅》、《西游記》</b>問世,文化得到長足發展。嘉靖皇帝組織人員,用了多年時間,將《永樂大典》抄錄一份,形成了副本,副本與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后來,<b>《永樂大典》</b>正本遺失,只有副本流傳下來。這是嘉靖皇帝的一個重要貢獻。</p><p class="ql-block">但朱厚熜后期迷信方士、浪費民力的行為,不僅使“新政”未能徹底實施,反使國勢日趨沒落,政治和經濟都出現了深刻危機。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發生了“壬寅宮變”。</p> <p class="ql-block"><b>任寅宮變</b></p><p class="ql-block">壬寅宮變發生在明朝嘉靖年間,是妃嬪和宮女們意圖殺死明世宗朱厚熜的一次事件。由于此事發生在嘉靖壬寅年,所以稱之為壬寅宮變。</p><p class="ql-block">由于明世宗多疑暴戾,喜怒無常,宮人常被責罰,杖斃者多達二百余人。宮人們終于忍無可忍,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發動了“壬寅宮變”。在王寧嬪等人的指使下,楊金英等十數名宮女乘明世宗熟睡之際,用黃綾布把世宗的脖子套住,然后用力拉扯,企圖殺死世宗。而后又因打了死結,縊不死世宗,遂又用釵、簪等物刺向皇帝。在這時其中一個膽小的宮女因害怕,報告給方皇后。方皇后趕到,將宮女們制服。最終涉事宮女全都被凌遲處死,而參與謀逆的曹端妃、王寧嬪也一并被斬首。</p><p class="ql-block">朱厚熜幾乎死于宮女之手。此后的朱厚熜迷信道教,祈求長生不老,長期不視朝,由嚴嵩執掌大權。同時蒙古俺答汗長年寇邊,甚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臨北京城下,史稱“庚戌之變”;倭寇也侵略東南沿海。“南倭北虜”始終困擾著嘉靖一朝,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p> <p class="ql-block"><b>庚戌之變</b></p><p class="ql-block">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因對明朝“貢市”不遂而發動的戰爭。該年為干支紀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變。</p><p class="ql-block">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軍犯大同。大同總兵仇鸞重金賄賂俺答汗,請求勿攻大同,移攻他處,俺答汗遂由古北口進攻北京。明世宗即拜仇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兵部尚書丁汝夔問嚴嵩如何戰守,嚴嵩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會意,戒諸將勿輕舉。諸將皆堅壁不戰,不發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騷擾八日,于飽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貢的允諾,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嚴嵩又殺了執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責。因這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p> <p class="ql-block"><b>嚴嵩</b></p><p class="ql-block">嚴嵩(1480年3月3日—1567年),字惟中,號介溪,袁州府分宜介橋村(今江西省分宜縣)人。嘉靖朝內閣首輔、權臣、書法家。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十三歲時入閣,是明朝重要權臣,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為官專擅媚上,竊權罔利,并大力排除異已,還吞沒軍餉,廢弛邊防,招權納賄,肆行貪污,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嚴嵩年老,提拔其子嚴世蕃協助掌權,嚴世蕃成為工部侍郎。嚴世蕃收買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一舉一動都匯報嚴世蕃。大臣干脆叫他們為“大丞相”與“小丞相”。有大臣譏稱“皇上不能沒有嚴嵩,嚴嵩不能沒有兒子。”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在嚴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賄成,官以賂授”。嚴嵩晚年,終為明世宗所疏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嵩之子嚴世蕃被判斬首,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隆慶一年(1567年),嚴嵩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終年八十七歲。他死的時候,寄食于墓舍,既無棺木下葬,更沒有前去吊唁的人。</p><p class="ql-block">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朱厚熜于乾清宮去世,在位四十六年,享年六十歲。廟號世宗,謚號欽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葬于北京十三陵之永陵。</p> <p class="ql-block"><b>海瑞上疏</b></p><p class="ql-block">明世宗朱厚熜晚年不在朝堂處理政務,深居西苑,專心設壇求福。總督、巡撫等邊關大吏爭著向皇帝貢獻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禮官總是上表致賀。朝廷大臣自楊最、楊爵獲罪以后,沒有人敢說時政。</p><p class="ql-block"><b>海瑞</b>(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賢,號剛峰,海南瓊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參加鄉試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諭,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推行清丈、平賦稅,并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歷任州判官、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寶丞、兩京左右通政、右僉都御史等職。他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賄,并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污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海瑞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被選拔為戶部云南司主事,赴任北京。</p><p class="ql-block">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一日,海瑞在棺材鋪里買好了棺材,并且將自己的家人托付給了一個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批評世宗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弊端。</p><p class="ql-block">明世宗讀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對左右侍從說:“快把他逮起來,不要讓他跑掉。”宦官黃錦在旁邊說:“這個人向來有愚名。聽說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該死,買了一個棺材,和妻子訣別,奴仆們也四處奔散沒有留下來的,他自己是不會逃跑的。”明世宗聽了默默無言。過了一會又讀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復讀了多次,感到嘆息,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宮中數月。曾說:“這個人可與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紂王。”</p><p class="ql-block">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郁悶,召來內閣首輔徐階議論禪讓帝位給皇太子的事,世宗說:“海瑞所說的都對。朕已經病了很長時間,怎能臨朝聽政。”又說:“朕確實不自謹,導致身體多病。如果朕能夠在偏殿議政,豈能遭受這個人的責備辱罵呢?”遂逮捕海瑞關進詔獄,追究主使的人。獄詞送上后,仍然留在宮中不發布。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沒有殺死海瑞的心意,上書陳請將海瑞釋放。明世宗大怒,命錦衣衛杖責何以尚一百大棒,關進詔獄,晝夜用刑審問。徐階力救海瑞,有閣臣主張對海瑞處以絞刑,被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壓了下來。1567年1月世宗去世,同年裕王朱載垕(明穆宗)繼位,奉先帝世宗遺詔,赦免了以海瑞為代表的所有諫言諸臣。海瑞被釋放出獄,官復原職,不久改在兵部任職。后來調大理寺任職,提拔為尚寶丞(專門管理皇帝御璽、 印鑒的官員)。</p> <p class="ql-block"><b>明穆宗朱載坖</b>(又作“朱載垕”,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號舜齋,明朝第十二位皇帝,(1567年2月4日—1572年7月5日)在位5年,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母為孝恪杜皇后。</p><p class="ql-block">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載坖受封裕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莊敬太子朱載壡無子而薨,按次序應立朱載坖為皇太子,但世宗始終未立新儲,其弟景王朱載圳亦覬覦皇位。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載圳死。翌年十二月(1567年1月),世宗駕崩,朱載坖才得以登上皇位,改元隆慶。他在位期間,將政事委任徐階、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閣臣,興利除弊,又重用譚綸、戚繼光、王崇古等帥才,加強邊防。經過一番整頓,國勢有所起色,實現了隆慶開關和俺答封貢兩件大事,為萬歷中興的局面奠定基礎。但他本人則縱情聲色,導致身體每況愈下。</p> <p class="ql-block"><b>隆慶開關</b></p><p class="ql-block">隆慶開關指明朝隆慶元年(1567年),隆慶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隆慶開關使得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于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也有學者估算,“由萬歷元年至崇禎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于貿易關系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為張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日后在內憂外患中掙扎的明朝提供了延長壽命的資本。亦有學者指出隆慶開放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也為明朝覆亡埋下了隱患。</p> <p class="ql-block"><b>俺答封貢</b></p><p class="ql-block">俺答封貢,發生于隆慶五年(1571年),是明朝少有以非軍事手段解決與外族敵對關系的事件。在明朝中央內閣大臣高拱和張居正的策劃下,加上地方上的宣大總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撫方逢時操作下,成功把握把漢那吉與其祖父、韃靼首領俺答因家事爭執而降明的機會,達成了封貢及互市,結束了近二百年的敵對狀態。明朝又憑借在鏟除趙全等漢奸之后,削弱了韃靼內部的組織力,形成了往后上百年,明朝北邊絕少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格局。</p><p class="ql-block">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572年7月5日),朱載坖駕崩,時年三十六歲。廟號穆宗,謚號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葬于十三陵之明昭陵。</p> <p class="ql-block"><b>明神宗朱翊鈞</b>(1563年-1620年),自稱禹齋,廟號神宗。明穆宗朱載坖的第三子,母為貴妃李氏。明朝第十三代皇帝,(1572年—1620年)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p><p class="ql-block">朱翊鈞6歲被立為太子,并于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9歲即位。因明王朝政治腐敗,財政枯竭,危機四伏,朝事主要依靠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其在內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飭,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朱翊鈞親政后,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范,開創了“萬歷中興“局面。</p> <p class="ql-block"><b>萬歷中興.</b></p><p class="ql-block">萬歷皇帝朱翊鈞在任的前中期,任用張居正進行銳意改革,出現了短暫中興的局面,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商品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新思潮和科學巨匠,整個國家出現了“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的局面。</p> <p class="ql-block">張居正</p><p class="ql-block">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漢族,字叔大,號太岳,幼名張白圭,生于江陵縣(今湖北省荊州市),故稱之“張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內閣首輔,輔佐明萬歷皇帝朱翊鈞進行“萬歷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p><p class="ql-block">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后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年)代高拱為內閣首輔,晉中極殿大學士,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任內閣首輔十年,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贈上柱國,謚文忠(后均被褫奪)。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恢復名譽。</p><p class="ql-block">從張居正于公元1573年出任內閣首輔開始,便大力進行多方面的改革,使得原本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煥發出了最后一抹光芒。張居正從肅清吏治開始,著力提高六科的監察職能,用六科來督促六部,提高了內閣的權威,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清丈土地,重新繪制魚鱗圖,使得大量的隱田露出水面,打擊了豪強大族的偷稅避稅問題,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緊接著實行了一條鞭法,改變了賦稅不均的局面,減輕了部分農民的稅收壓力。軍事上精心選任駐邊將領,練兵備戰,修治邊防要塞,同時訓令諸將在邊境屯積錢谷,整頓器械,開墾屯田,務必做到兵精糧足,戰守有備。精心選任駐邊將領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等鎮守邊境。在這種情況下,明朝萬歷初期出現了南北無戰事,國庫殷實的向榮局面,史稱<b>萬歷中興</b>。</p> <p class="ql-block"><b>一條鞭法</b></p><p class="ql-block">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通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稅法”以來,中國賦稅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其主要內容有:統一役法,并部分地“攤丁入地”。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泛等項徭役合并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征銀。一般民人不再親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則拿錢雇人應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銀也不再像過去按照戶、丁來出,而是按照丁數和地畝來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攤到土地里征收,這就是所謂“攤丁入地”;田賦及其他土頁方物一律征銀;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減少各種弊病。一條鞭法的實行,在中國賦役制度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p><p class="ql-block">朱翊鈞在繼位的前十年,奮發圖強,使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促使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后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于朝政,自此近30年不上朝。</p> <p class="ql-block"><b>國本之爭</b></p><p class="ql-block">國本之爭又稱爭國本,是指明朝明神宗冊立太子的問題,由于中國古代歷來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被稱為國本之爭。</p><p class="ql-block">當時有兩派分別擁護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鄭貴妃所生)爭奪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冊立長子為太子的原則,大多擁戴皇長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歡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卻加倍寵愛鄭皇貴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卻受到大臣與慈圣皇太后極力反對。</p><p class="ql-block">明神宗與群臣爭論達15年之久。直到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皇長子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后,福王才離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穩固。</p><p class="ql-block">至此,前后爭吵達15年,無數大臣被斥被貶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鄭貴妃悒郁不樂、整個帝國不得安寧的“國本之爭”,才算告一段落。爭國本的官僚多是后來的東林黨人,因此它又是東林黨爭的一項內容。</p> <p class="ql-block"><b>東林黨</b></p><p class="ql-block">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公元1604年(萬歷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贓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系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p><p class="ql-block">國本之爭,使得明神宗悲痛欲絕,他感到自己雖貴為天子,而終被群臣所制,最終和大臣鬧掰,逐步對朝政失去興趣,開始怠政。自此近三十年不上朝,其由勤變懶,加之沉溺酒色、財貨的病態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興,相反卻把明朝推向絕境。萬歷皇帝與文官群體在“國本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是萬歷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亮了一次相,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而“國本之爭”的對抗使皇帝官員都無心國事,導致國力衰退。 使得萬歷之后,明朝開始逐步衰敗。后人評論朱翊鈞“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但朱翊鈞也并非一無是處,其在骨干朝臣的輔助下,明朝并沒有顯現出明顯的頹態。且明朝萬歷年間先后進行的三次大規模戰役(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也都取得了不錯的戰果。</p> <p class="ql-block"><b>薩爾滸之戰</b></p><p class="ql-block">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后金政權建立,并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攻占撫順,挑起后金與明之間的戰爭。朱翊鈞力主撻伐。1619年(明萬歷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間,明軍集結全國精銳號稱47萬大軍,分四路進攻,在遼東薩爾滸地區(今遼寧撫順東大伙房水庫附近)向后金努爾哈赤軍隊展開決戰,努爾哈赤“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進攻一路,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5天之內連破三路明軍,殲滅明軍約5萬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明軍除行動遲緩的李如柏一路敗退幸存外,其余幾路被后金全殲。薩爾滸大戰以后金全勝、明軍大敗而結束。此戰役是明清戰爭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明清興亡史上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爭,是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此后明對后金取守勢,無力進攻。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病死,葬定陵,享年57歲。</p> <p class="ql-block"><b>明光宗朱常洛</b>(1582年9月7日-1620年),即明光宗,明神宗朱翊鈞與孝靖皇后王氏之子,明朝第十四位皇帝。(1620年—1620年)在位1年,年號泰昌。</p><p class="ql-block">朱常洛生母王氏出身低微,且一直不為明神宗所喜。身陷黨爭和皇權交替問題,經歷了“國本之爭”“梃擊案”等重大歷史事件。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后正式即位,年號泰昌。在位期間,任用賢臣,革除弊政,積極改革,罷除礦稅、榷稅,撥亂反正,重振朝廷綱紀。但因其“惑于女寵”“導以荒淫”。于泰昌元年(1620年),病中服用內官崔文昇所進之“紅丸”后駕崩,享年38歲。</p><p class="ql-block"> 朱常洛數十年間飽受神宗的漠視與鄭妃一黨的欺凌,戰戰兢兢的人生更使其形成了懦弱陰柔的個性。直至1620年繼位為帝之時仍受鄭妃與李選侍的影響和控制,這為后來的“紅丸案”“移宮案”埋下了伏筆。</p> <p class="ql-block"><b>明末三大案</b></p><p class="ql-block">晚明三大疑案或稱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宮廷中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總稱。這三起事件標志著明末紛亂和衰亡的開始,故有“三大案”之稱。</p><p class="ql-block"><b>梃擊案</b>。事發時間明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瘋漢張差闖入太子宮,持棍亂打太子朱常洛,驚動朝廷。太子之爭,舉棋不定釀禍端,是報復,還是栽贓,撲朔迷離。最終以張差之死而告終,梃擊疑案糊涂了結。</p><p class="ql-block"><b>紅丸案。</b>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常洛即位,為泰昌元年,鄭貴妃為保全自己,取悅新帝,從侍女中挑選了8名能彈會唱的美姬進獻給泰昌帝。貪婪酒色的泰昌帝納8姬后,本已虛弱的身體更加不堪。泰昌帝懼怕死亡,決計服用紅丸。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進飲食,再進一丸,于次日凌晨即亡。此藥為紅色,稱“紅丸”。朱常洛離奇暴崩也為其子明熹宗朱由校留下一個劍拔弩張、分崩離析的統治集團。</p><p class="ql-block"><b> 移宮案</b>。朱常洛登基后寵妃李選侍照顧皇長子朱由校遷入乾清宮。不到一個月后,朱常洛死于紅丸案,立熹宗為帝,李選侍想繼續侍奉熹宗。當時,鄭貴妃、李選侍、魏忠賢來往甚密。魏忠賢想利用熹宗年幼之機,把持朝政大權,堅持讓李選侍居住在熹宗所在的乾清宮內。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為防魏忠賢等干預朝事,逼迫李選侍移到仁壽殿噦鸞宮。此事件史稱“移宮案”。此案后來成為派系斗爭的代名詞。</p> <p class="ql-block"><b>明熹宗朱由校</b>(1605年-1627年),即明熹宗。明光宗朱常洛和孝和皇太后王氏之子。中國明朝第十五位皇帝。(1620年—1627年)在位7年,年號天啟。 </p><p class="ql-block">朱由校性格荒唐怪異,耽于逸樂,無心朝政。他一生重用閹黨,致使乳母客氏與魏忠賢專權,禍國殃民。</p> <p class="ql-block"><b>閹黨</b></p><p class="ql-block">閹黨,一般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權勢的官僚所結成的政治派別。宦官干政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現,例如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十常侍之亂”,是東漢由盛轉衰直至逐漸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勢力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唐朝宦官和皇帝的關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關系。明代的宦官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顯現出獨有的特色和景象。</p><p class="ql-block">明朝初年,鑒于歷史上宦官專權的嚴重危害,明太祖曾經下詔嚴禁宦官干政。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一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世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至明宣宗開始在宮內設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由此埋下明代閹黨專政的禍根。</p> <p class="ql-block">明英宗幼年即位,寵信宦官王振,閹黨勢力開始形成。此后明憲宗時宦官汪直、明武宗時宦官劉瑾都曾廣樹黨羽,專擅朝政;明熹宗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專權,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權勢,閹黨勢力達到歷代頂峰;1623年魏忠賢受命提督東廠,拉開了中國歷史上最昏暗的宦官專權的序幕。魏忠賢安排親信田爾耕掌握錦衣衛(明朝的軍政搜集情報機構,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許顯純掌握鎮撫司(錦衣衛下設鎮撫司,從事偵察、逮捕、審問活動,且不經司法部門。其中“南鎮撫司”負責本衛的法紀、軍紀。“北鎮撫司”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擁有自己的監獄(詔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司法機構),屢興大獄,打擊異己,一大批不滿魏忠賢的官員士子慘死獄中,一大批無恥之徒阿附于他。魏忠賢自稱千歲,結黨營私,專斷國政,至使外朝官僚分為兩大派,依附魏忠賢的劃為閹黨,反對魏忠賢的劃為東林黨,兩派勢不兩立,視如水火。黨爭惡斗,朝廷不干正事,朝堂成了戰場,加速明朝衰亡。</p> <p class="ql-block"><b>寧遠保衛戰</b></p><p class="ql-block">薩爾滸大戰后,明朝派兵部主事袁崇煥去駐守遼東。袁崇煥出關后,一邊收容難民,一邊修筑工事,他在寧遠(今遼寧興城)筑起三丈二尺高,二丈寬的城墻,還裝備了各種火囂、火炮,遼東危急局面很快扭轉了過來。這時候,權宦魏忠賢卻派他的同黨高第來指揮遼東軍事,高第一到山海關就要各路明軍全部撤進山海關內,但袁崇煥堅決反對撤兵,高第只好讓袁崇煥帶領一部分明軍留守寧遠。</p><p class="ql-block">努爾哈赤得知這種情況,認為進攻明朝時機到來,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率領十三萬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后金軍抵達寧遠。寧遠守軍只一萬多兵土,處境孤立,十分危險。但高第和總兵楊麟擁重兵于山海關,不去救援寧遠。守將袁崇煥得知后,隨即寫下血書,與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綱等將士盟誓,以死守城。采用堅壁清野的方略,將防守器具運往城內,除內奸,保軍糧,率領軍民誓死保衛城池。并在作戰中重用西洋大炮。努爾哈赤將抓到的明朝百姓放回寧遠,并讓其勸袁崇煥投降,但遭到袁崇煥的拒絕。于是努爾哈赤舉大軍進攻寧遠城,并讓士兵舉著盾牌攻鑿城墻。而袁崇煥讓羅立等人指揮西洋巨炮,炮轟后金軍,后金軍在巨炮的攻擊下潰不成軍,連續攻城兩天,損失慘重,努爾哈赤于是下令退兵。這場戰役是努爾哈赤起兵以來首次未能攻下明朝城池,也是明軍與后金軍交戰以來所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p><p class="ql-block">這次戰役的勝利魏忠賢閹黨卻把功勞記在自己名下,反而責怪袁崇煥在寧錦之戰中沒有親自救錦州是失職。袁崇煥知道魏忠賢是有意為難他,一怒之下辭官回鄉。這次戰役之后,努爾哈赤又氣又傷心,傷勢也越來越重,沒幾天就病亡了。努爾哈赤的第八個兒子皇太極繼位做了后金大汗,改國號為“清”,皇太極為清太宗。</p> <p class="ql-block">朱由校在位期間國內社會矛盾激化,遼東邊境的危機也愈發緊迫。朱由校重用東林黨人,并下詔為張居正等罪臣平反,錄方孝孺遺嗣,優恤元勛,給予祭葬及謚號。這些措施使得天啟初年一度出現“東林勢盛,眾正盈朝”的政治局面。朱由校雖然沒有接受皇太子、皇太孫或藩王級別的皇室教育,但他并不是世人所傳的“文盲皇帝”。朱由校一直堅持參加經筵日講(經筵日講是漢唐以來帝王為講論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 宋代始稱經筵,置講官以翰林學士或其他官員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節、八月至冬至節為講期,逢單日入侍,輪流講讀。元、明、清三代沿襲此制,而明代尤為重視),且具備相當的政治與文化素質,對于客氏、魏忠賢一黨的活動也有所警覺和防備。</p><p class="ql-block">天啟七年(1627年5月)熹宗舊病復發駕崩(1625年5月,朱由校在游玩中落水,隨至驚嚇成疾),年23歲,在位7年,朱由檢崇禎帝繼位。朝廷內外發起對魏忠賢的彈劾,崇禎帝下令將魏忠賢逮捕治罪,魏忠賢大勢已去,自知被天下人所憎恨,難以自保,在發配去鳳陽的途中自縊而死,閹黨主要成員伏法,閹黨勢力也遭到嚴重打擊,東林人士逐漸返回朝廷。</p> <p class="ql-block"><b>明思宗朱由檢</b>(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字德約,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年-1644年)在位17年,廟號思宗,毅宗,年號崇禎,通稱崇禎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異母弟,母為孝純皇后劉氏。</p><p class="ql-block"> 天啟二年(1622年),朱由檢受封信王。五年后,1627年熹宗無嗣而崩,朱由檢奉遺詔繼承皇位,改元崇禎。他即位之初,就鏟除了權宦魏忠賢及其黨羽(閹黨),勤于政事,厲行節儉,力圖實現明王朝的“中興”。他重新任用袁崇煥對付割據遼東的后金政權,但后金不但沒有削弱,還于崇禎二年(1629年)冬攻入塞內,包圍北京,雖然撤離,但此后五次入塞劫掠,并陸續攻克山海關外的大凌河、松山、錦州等明軍據點。</p> <p class="ql-block"><b>冤殺袁崇煥</b></p><p class="ql-block">崇禎帝登基后將魏忠賢治罪,并把袁崇煥召回朝廷,提拔的兵部尚書,負責指揮整個河北、遼東的軍事。袁崇煥重新回到寧遠,選拔將士,整頓隊伍,使軍紀嚴明,士氣振奮。對清軍來犯,袁崇煥采取了以和為守、以守為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略方針,皇太極知道寧遠、錦州防守嚴密,便決定改變行軍路線,清軍繞開山海關大陸,從蒙古地入大安口,再進入遵化,直撲北京。皇太極這一招出乎袁崇煥意料,急忙出兵想在半路上攔住清軍,但已來不及。清軍乘虛而入,殺向北京郊外,京師震動,全城戒嚴。袁崇煥得到情報后率領大軍急行軍二天二夜回京支援,在京郊與清軍展開激烈戰斗,使皇太極一籌莫展,最后使用反間計,想借崇禎帝之手除掉袁崇煥。此時有人散布謠言,說清兵繞道進京是袁崇煥引進來的,其中可能有什么陰謀。崇禎是猜疑心極重的人,聽到這些謠言也有些懷疑起來。正在其時,有一個被金兵俘去的太監從清軍營逃了回來,向崇禎密告,說他從兩個看守清兵談話中聽到,袁崇煥與皇太極已訂下密約,要出賣北京。這個消息如晴天霹靂,把崇禎驚呆了,他哪里知道,那兩個清兵談話和太監逃跑都是皇太極預先精心設計布置的。清軍退兵后,1629年十二月崇禎下令將袁崇煥關押了起來,不久以“誘敵協和”通敵之罪將袁崇煥入獄,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沒家產。皇太極用反間計除掉了袁崇煥,解除清軍進軍中原的最大威脅。崇禎帝聽信讒言,自毀長城,為明朝埋下了滅亡的種子。歷史評價朱由檢殺了袁崇煥是自毀長城的昏庸之舉,最終導致了清軍入關,明朝滅亡。</p> <p class="ql-block"><b>洪承疇降清</b></p><p class="ql-block">洪承疇(1593年-1665年),字彥演,號亨九,福建南安人,明末重臣,清初順治朝大學士。洪承疇為明萬歷進士,累遷陜西布政使參政,后率軍鎮壓陜西農民起義,歷遷延綏巡撫、陜西三邊總督、兵部尚書兼督河南、山西、陜西、四川、湖廣軍務。俘殺高迎祥于盩厔,又敗李自成于潼關。崇禎十一年(1638年),入衛京師,后調任薊遼總督,抵御清兵。崇禎十四年(1641年),率八總兵、十三萬人,與清軍在松山會戰中大敗,次年松山陷落,洪承疇被清軍活捉,俘至沈陽,寧死不降。皇太極聽說洪承疇是個文武全才,意欲招降他為清效力。皇太極讓智囊漢臣范文程到牢房勸降,遭到洪承疇痛罵范文程是滿人的走狗、漢人的敗類。范文程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好言相勸說:“滿漢乃一家,古時賢人王猛與前秦皇帝苻堅縱談天下大事,后又輔佐這位氏族人稱霸北方,而歷史上又有誰罵王猛是敗類呢?圣人說,民貴君輕,明朝朝政腐敗,受苦的卻是千萬百姓,洪大人為何不暫舍忠君之名,而取愛民之心呢?”一席話說得洪承疇啞口無言。洪承疇深知崇禎帝是個剛愎自用,疑忌嗜殺的皇帝,即使自己能活著回去,喪師失地之罪一定會受追究,朝廷也一定會懷疑是清的奸細,想至此不由發出一聲長嘆。皇太極看在眼里,并親自到牢房看望洪承疇,禮賢下士,洪承疇十分感動,不由自主跪在地上,表示愿意為清朝效命,皇太極招降了洪承疇。</p> <p class="ql-block"><b>明朝滅亡</b></p><p class="ql-block">明朝與后金在遼東對峙時,陜西和河南等地連年天災,引發明末農民起義,明廷剿撫失宜,導致其中的李自成、張獻忠兩部坐大。為解決內憂外患,朱由檢頻繁更換內閣輔臣,先后誅戮袁崇煥等18名封疆大吏,并起用洪承疇、楊嗣昌、盧象升、孫傳庭等,但終歸失敗。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京師,崇禎皇帝將后妃子女(除太子外)盡數殺死,并與太監王承恩于煤山上吊自殺,明朝滅亡。朱由檢自謂“朕非亡國之君”,將亡國歸咎于“諸臣誤朕”,后世亦不乏對他的同情與肯定。然而也有觀點認為,朱由檢志大才疏,存在剛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對明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p> <p class="ql-block"><b>李自成與大順朝</b></p><p class="ql-block">大順(1644年—1645年),是明末由李自成在長安(今陜西西安)建立的農民政權。</p><p class="ql-block">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大順正權建立者。生于陜西延安府米脂縣李繼遷寨(今檀山境)。李自成因家境貪困,幼時為地主牧羊,少年時喜歡騎馬射箭,練得一身好武藝。成人后曾充銀川驛卒。崇禎四年(1631年)于米脂號召饑民起義,率眾投靠農民軍不沾泥,繼投闖王高迎祥。</p><p class="ql-block">高迎祥和其他幾支起義軍聯合起來轉戰山西、河北、河南等五省,聲勢越來越大。高迎祥、李自成與張獻忠合兵,在河南林縣(今林州)擊敗明總兵鄧玘。乘勝向東打出包圍圈,直取淮河地區的鳳陽,起義軍一路進軍,勢如破竹。</p><p class="ql-block">崇禎九年(1636年)起義軍進攻西安,不幸中了明軍埋伏,高迎祥被殺,將士們擁戴李自成為闖王。李自成足智多謀,英勇善戰。領眾“以走致敵”,采取聲東擊西、避實擊虛的戰法,連下階州(今甘肅武都)、隴州(今陜西隴縣)、寧羌(今寧強)。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領百萬大軍揮師南下,奪取湖廣重鎮襄陽,建立大順政權,改襄陽為襄京。接著起義大軍長驅直入,攻破西安。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改西安為西京。李自成的最終目標是打到北京去,建立全國性的政權。</p> <p class="ql-block">1644年農歷三月,起義軍圍攻北京。崇禎帝聽到這些消息,愁得天天在朝堂上嘆氣。崇禎帝病急亂投醫,又是下“罪己詔”,承認自己治理國家的過失,又是征集天下軍隊到北京勤王,又是要求王公大臣、外戚權貴捐獻家財做軍餉,組織抵抗,可是都得不到積極響應。</p><p class="ql-block">崇禎帝又把管理宮門和各城門防守的軍權,都委托給親信的太監。可是這些太監只知作威作福,并不真心幫他辦事,反而打擊了一些真心為國的將軍、大臣的努力。此時崇禎帝要人沒人,要兵沒兵,要錢沒錢,要糧沒糧,連找個出主意、商量對策的人都沒有,真正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p><p class="ql-block">農民起義軍的攻勢如同破竹,1644年3月18日就打到北京城下。崇禎帝派太監和士兵上城防守,全部人馬也只有六七千老弱殘兵,還缺衣少食,上了城樓,大都躺倒大睡,根本沒有人認真防守。急得督戰的軍官用鞭子抽,起來一個,另一個又躺下了。十九日,守城太監曹化淳開了城門,放農民軍入城,李自成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地進入紫禁城。窮苦百姓熱烈歡迎農民軍的到來。崇禎帝知道農民軍進城了,得到消息的官員、太監也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有太監王承恩還跟著他。他本想逃出城去,又想找個外戚的府第暫時躲避一下,可是所到之處,都吃了閉門羹,只得折回宮中,逼皇后上了吊,又親手砍下十五歲的公主的手臂,然后在王承恩的陪同下,來到紫禁城北面的萬歲山(又名煤山、景山)壽皇亭下,與王承恩雙雙上吊自殺。起義軍推翻了明朝統治,明朝滅亡。李自成得知崇禎已死,下令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場公祭,后移入佛寺。3月27日葬朱由檢于田貴妃墓中。</p><p class="ql-block">崇禎有干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但是他過于急功近利,又很多疑,不信任人,主觀固執,不管什么人,一有小錯或疑點,他就罷人家的官,或者下獄、殺頭、充軍。所以,真正的人才,在他手下,大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而一些善于拍馬逢迎、沒有真才實學的人,又常圍在他身邊。因為他越來越與他的大臣們對立,就越來越重用親信宦官。宦官又大多是勢利小人,兇險時候都背叛了他。明朝的滅亡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朝自世宗、神宗、熹宗以后,政治腐敗,民窮財盡,國力崩潰,不是誰能夠挽回的。所以,崇禎帝最后落得一個悲慘的下場。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就此滅亡。</p> <p class="ql-block">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親自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鋪營業如常。大順政權堅持“三年免征”賦稅政策,準備通過沒收明朝內帑、宗室、勛戚、太監的家產和對明朝官員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從3月27日起,大順軍開始拷掠明官,四處抄家,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李自成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后客觀形勢的變化,政策上沒有作出相應調整。在大順政權統治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紳人人自危,造成樹敵過多的局面。其間最大的失誤就是造成了吳三桂的倒戈。</p> <p class="ql-block"><b>吳三桂投敵</b></p><p class="ql-block">李自成占領北京后,距離北京不遠的山海關,還駐扎明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率領的精銳兵力,直接威脅著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準備招撫吳三桂后再行登基,再派大軍南下以完成一統大業。吳三桂收到勸降信后猶豫不決,決定回京后再作打算。這期間,起義軍大將劉宗敏背著李自成,在查抄吳三桂家財時霸占了他的愛妾陳圓圓,吳三桂在回京的路上聽說他父親被抓,家產被抄,愛妾被霸占,怒氣沖寇,于是立刻下令退回山海關,發誓與起義軍誓不兩立。并不顧民族氣節投靠大清,希望得到清軍支持鎮壓起義軍。輔政親王多爾袞收到吳三桂求救信,知道清軍入關的時機到了,立即答應吳三桂請求,并親自帶十幾萬清兵進軍山海關。</p> <p class="ql-block"><b>大順朝滅亡</b></p><p class="ql-block">李自成見吳三桂拒絕投降,便親率二十萬大軍進攻山海關,以鏟除吳三桂的勢力。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軍到達山海關與吳三桂部展開了激戰,清軍多爾袞率十萬清軍突然殺來,大順軍措手不及大敗。李自成率騎兵數千急忙退至永平。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內即皇帝位,行代明稱帝儀式,立妻高氏為皇后,追尊七代祖妣為帝后。次日,撤往西安,由山西、河南兩路撤退。臨行前,火燒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李自成與大順朝退出北京,清軍入關占領北京。</p><p class="ql-block">清順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通山縣(今屬湖北)九宮山被地方武裝殺害,享年40歲(一說兵敗后禪隱湖南石門夾山)。李自成統軍作戰十余年,重視從嚴管理、訓練部隊,注意密切民眾關系,善于把握戰場主動權,常以靈活戰法出奇制勝,并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寫下重要篇章。當時天下很多人認為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將是下一個朝代時,結果山海關一戰后,李自成敗于吳三桂與清軍聯手,大順政權也隨著他的死亡而滅亡,大順沒有徹底消滅南明朝統一全國,所以大順只能是明朝與清朝之間的過渡政權。</p><p class="ql-block">李自成被殺后,余部分散在湖北、湖南、川東等處,堅持抗清斗爭十余年。永昌二年(1645年)八月,大順軍余部會師于松滋草坪;九月,復立李自成弟李自敬為主。與南明達成抗清協議,西路大順軍余部改編為忠貞營,東路 大順軍余部與其他南明義軍混編為忠武營。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忠貞營攻荊州,二月,清軍八旗主力忽至,忠貞營倉促應戰,大敗,劉芳亮戰死。三月,李自敬、田見秀等降清后被殺。忠貞營余部遂以李過為主。永歷二年(1648年)十一月,李過病逝于南寧,忠貞營余部繼由李來亨、高一功統領。永歷十六年(1662年)七月,清廷在歷次圍剿失敗之后,組織了對夔東十三家的三省聯合圍剿。劉體純自縊,郝搖旗、袁宗第、洪育鰲、朱盛蒗被俘后慘遭殺害。永歷十九年(1665年)二月,清軍圍李來亨部于茅麓山。八月五日,大勢已去,李來亨攜全家自焚,大順軍余部最后一支隊伍最終被消滅。</p> <p class="ql-block"><b>清軍入關</b></p><p class="ql-block">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國,建元天命,國號金,史稱后金,群臣上尊號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自尊為天命皇帝。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順治元年(1644年)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洪承疇隨從睿親王多爾袞入關,占領北京,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使,同內院官佐理機務。當洪承疇知道崇禎自縊之后,先主已死,毫無顧忌,這才實心踏地的為清朝籌謀劃策。洪承疇提出清軍入關后首要任務就是剿滅農民叛軍,其建議對大清順利定鼎北京至關重要。他建議清廷采納許多明朝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國家機器,獻計甚多,大多被順治采納,加以推行。為了鞏固清政府的統治,他提出統治集團必須習漢文、曉漢語,了解漢人禮俗,宣傳儒家學說,淡化滿漢之間的差異。洪承疇的意見為滿漢的全面合流打下了基礎。入關后20年時間里,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康熙時期統一臺灣,完成全國統一。</p> <p class="ql-block"><b>南明</b></p><p class="ql-block">南明(1644年-1662年)是明朝京師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繼建立政權的合稱,歷時18年。</p><p class="ql-block">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占北京,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縊。隨后清兵入關,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此時淮河以南名義上仍屬明朝。同年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之后稱帝,改元弘光。隨后清軍快速南下,圍攻揚州,揚州城池破。不久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等人的擁立下,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隆武帝采取了聯寇抗清政策,黃道周發動了短暫的北伐,但隨著鄭芝龍降清,局勢惡化,隆武帝被俘后絕食而亡,清軍迅速占領東南大部。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改元永歷。后在局勢危機的情況下與大西軍余部聯合起來。鄭成功在東南沿海也乘勢崛起,東西兩面打擊清軍,抗清局面出現了高潮。但是隨著三王內訌和清軍加大進攻,明軍滇黔防線被清軍迅速擊破。永歷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緬王莽白將永歷帝執送清軍。次年,永歷帝在昆明被殺,南明政權最終滅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延平王鄭克塽降清,清軍占領臺灣。</p> <p class="ql-block"><b>歷史教訓</b></p><p class="ql-block">明朝曾經在亞洲乃至世界都享有威名的朝代,卻在其存在了276年后最終走向了滅亡。明朝的滅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各種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從政治、經濟、社會到軍事,明朝的各種問題在末期集中爆發,最終導致了其走向滅亡。在民間,一些有識之士也在反思明朝的問題,尋求救國之道。</p><p class="ql-block">然而,無論歷史的塵埃如何落下,我們都不應忘記明朝的歷史。因為在這個朝代的興衰榮辱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輝和歷史的教訓。從明朝的滅亡中,我們可以明白一個道理:<b>一個國家的繁榮與穩定,離不開明智的政策、公正的法律和無私的道德;而一個國家的衰敗與消亡,往往始于內外的腐敗與私欲。</b>這是明朝給我們最大的啟示,也是我們應當從歷史中吸取的智慧。</p><p class="ql-block">所以,當我們回顧明朝的歷史時,我們不僅要感嘆這個朝代的輝煌與榮耀,也要深思其滅亡的原因和教訓。讓我們將這些教訓銘記在心,時刻警醒我們每個人:<b>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安,忘戰必危!</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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