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美好的那些往日時光 ——記高三.一班同學紀念同窗60年活動

苗松石

夏秋交替，繁花似錦，在七月流火、八月你好的日子，夏的絢麗猶存，秋的灑脫將至，我們哈爾濱市第四中學1966屆高三.一班同學于2023年8月16日相聚在美麗的松花江畔的滿漢樓飯店，紀念我們高中同窗60載暨上山下鄉55周年。我們品茶敘舊、暢飲熱聊、吟詩唱歌、拍照留念，回憶我們最最美好的高中時代，回憶我們火熱的知青足跡，暢敘我們的工作、學習、幸福的晚年生活。 賓客已至，宴會如期，寒暄過后，酒至三巡，韓義亭同學用他那極具感染力、極像李冀老師的嗓音朗誦了谷震同學的新詩《我們依然年輕著……》 2016年在我們慶祝高中畢業50年時，谷震發表了他的詩作《我們依然年輕……》，詩中的許多金句成為我們的口頭禪，從此每次聚會必然有“我們依然年輕”的話題。 時間過去7年了，谷震的新詩依然延用原來的標題，只是添加了一個時間副詞。谷震的詩跟著時間的腳步，隨時代而動，充滿陽光正氣，極具穿越感、極具感染力和號召力。“我們依然年輕著……”是我們許多美好的回憶，也是我們美好的愿望，我們將沿著“我們依然年輕著……”的道路健康幸福地走下去。 酒至半醺，張大忠同學詩興大發，聲情并茂地朗誦了他在葫蘆島筆架山度假時為我們這次聚會創作的抒情感懷《聚會的感嘆》，用“話往昔，憶當年；同舉杯，難得又團圓”的詩句，祝賀同窗60年大聚會。 將進酒，杯莫停，對酒以當歌，韓義亭同學用他那極具磁性的、底氣十足的男高音演唱了《天邊》《滾滾長江東逝水》等歌曲。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馬桂芳同學自稱不善言辭，但是即興為我們這次聚會創作了七言抒懷，“終生難忘的同窗緣”，從緣分說起，同窗是緣，一種60年延續不斷的緣分，訴說同學情誼。 馬桂芳詩中還說“松石克安林老師，拍照留念不可少……留下靚影萬年長”。是的，每次聚會班級里的三位攝影師忙得不可開交，為同學們留下許多珍貴的照片。這次林老師又用上了短視頻的新式武器，利用自媒體形式錄制動態影像，為我們的慶祝活動留下鮮活的資料。 在北京的石麗彬、在唐山的楊杕、陪孫女外岀旅游的田寶財，以及相隔萬水千山，遠在大洋彼岸的方接安同學對不能參加這次重要的紀念活動深表遺憾，他們不約而同表達了一個共同的心愿：來日方長，希望再聚！ 程路同學從山東傳來他的長篇回憶文章《我們的“四君子”老師》《道里的幾位同學》。程路記憶力超強，文思泉涌，不愧是文壇高手、快手，在兩篇回憶文章中夾敘夾議、滿懷思鄉深情描寫了我們四中的L型教學樓、春天的丁香、夏日里的榶槭白楊、美麗的松花江、蜚聲中外的太陽島、歐陸風情的中央大街。在《我們的“四君子”老師》中描寫我們班主任李冀老師是“性情中人”，這是用最簡單的文字對李冀老師最形象、最真實、最準確、輪廓最清晰的描寫和回憶。正如程路所言，聆聽“四君子”老師的課是一種美美的享受，有一種余音繞梁的感覺，在四中優越的教學環境中我們如饑似渴地吮吸知識，這是我們永生難忘的記憶。其實李冀老師還有率真的一面，李老師講語文課經常會進入境界，拋開教材、即興發揮，給我們吟誦表演。李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嘛，大家莫怪，這是在給我們吃偏食、吃小灶，是我們的偏得。 程路的回憶文章，盡是那些我們人人心中皆有，但我們人人筆下皆無的故事，瞬間就能煽起情緒、點燃熱血、引起共鳴。程路的回憶簡而賅之，就是我們那一個時代的公共記憶，是我們對美好青春的回憶和紀念。 程路還開創了一個先例，寫了半部《道外的谷震同學》，留下后半部請在哈爾濱的同學續寫，這是一個全新的命題。 大約是在三年“新冠疫情”中的2021年春天，苗松石同學建議：2023年是我們高中同窗60年，也是我們上山下鄉開啟知青生涯55年，應該好好紀念一下。程路同學立即贊同，建議寫回憶文章，收集我們歷次聚會的合影、歷史老照片，并建議搞一個慶祝同窗60年的文集，以誌紀念。 程路同學說到了，也做到了，率先寫出了我們高中時代最后一次去鉄力縣“十一”農場下鄉勞動的回憶文章《小興安嶺的雪飄呀飄……》，把我們帶回了那個既火熱亢奮，又青?青澀的年代。接著苗松石同學以《也說小興安嶺的雪飄呀飄……》為題，回憶了那次下鄉勞動的一些細節和趣聞軼事。還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避疫的遲云增同學寫了《我和于洪文》上下兩篇，回憶和閨蜜于洪文同學的深情厚誼。韓義亭同學寫了《大串聯歷險記》，回憶他和劉華民同學“大串聯”中的故事。苗松石同學又繼續寫了《懷念好友荊通彬》上下兩篇和《鏗鏘三人行》，回憶已經故去的荊通彬同學和送同學們去蘿北寶泉嶺農場下鄉的驚險歷程。 以上許許多多，是我們這次慶祝活動前前后后的情景再現。無論是詩、是歌、還是回憶文章，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慨，那就是這60年過得太快…… 流水飛逝、歲月如歌，轉瞬之間一個花甲子，別人說60年太長，在我們眼里60年太短，生活跌跌撞，季節來來往往，忽悠一下子我們已經高中同窗60載了。 我們生命旅途的列車上有一段最美好的時光——高中時代，別人三年同窗，唯有我們是同窗五載；別人的畢業季是憧憬美好的未來，順手在風中抓一把都是滿滿的遐想；而我們的畢業季沒有了憧憬，也沒有了遐想，我們卻是撞上了“文革”，走上了上山下鄉。同學們甚至來不及說聲再見，也來不及互道珍重，自此我們背上簡單的行裝奔向四面八方，開始了漫長、艱苦的知青生涯…… 我們這60載，這個花甲子過得忒不不平凡了，也忒驚心動魄了。大風起兮云飛揚，我們如同天上薄薄淡淡的一片云，有時聚散舒卷隨風而動，有時晴空高照，有時浮云披霞，也有時烏云密布狂風大作。這60年里我們在時間的長河里猶如一片樹葉，隨波逐流，漂泊四方。我們更像一顆帶著小傘的蒲公英種子，隨風漂蕩，在漂泊不定中隨遇而安，尋找一片沃土，扎根發芽，繁衍生息，開拓出一片繁花似錦的新天地。 我們這60載有過耕耘收獲的喜悅，也有過無以言表的失落，有驚濤駭浪的往事，更多的是柴米油鹽的日常，總之我們的歷程是曲曲彎彎的。 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說“曲線甜，直線咸”。聽說過是非曲直，沒聽說過線還有“甜咸”，許多年輕人不解其意，我們自己年輕時也不懂其中的道理。經過大半個世紀的人海沉浮，走過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嘗盡了人間百苦，苦盡甘來，才知道曲折是磨煉，所以曲線是甜的。 同學們，同窗60載的老同學們，人生最美好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時光。同學們，我們的同學情誼永不磨滅，永遠停留在我們的生命里，永遠記住的是那些牽掛與關愛，永遠記住一路有你，永遠記住谷震同學詩中的那句話“我們依然年輕著……” 2023年8月 　 　也說《小興安嶺的風雪飄呀飄……》 2020年夏天，新冠疫情稍稍緩解，程路去北戴河休假，得以閑暇，格外思念遠在哈爾濱的各位老同學。有一天晚上與我通了長時間的電話，懷念我們幸福的高中時代，問詢各位同學的近況，盼望疫情過去大家歡聚一堂。 這次程路以《小興安嶺的風雪飄呀飄……》詩一樣浪漫的題目，無限懷戀的情感、細膩無華的文筆把我們帶回了那個既充滿火紅亢奮，又充滿青蔥青澀的年代。飽滿的情感如同李冀老師給我們講《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一課時說的話，"作家的筆上蘸滿了階級感情"，細微末節的描述讓我驚嘆老程的記憶力，都說央視的倪萍是煽情高手，老程不差分毫，老程對同學的情感熾熱如初，讓我唏噓不已。 《小興安嶺的風雪飄呀飄…….》也勾起了我的許多回憶，也許年代久遠許多情節模糊了，也許我的記憶力比不上程路，只是想起了一些片斷，用現在的網絡語言是記憶的碎片。碎片多了就是好事，碎片多了就能恢復一個完整的記憶，希望同學都想起一些"記憶的碎片"，大家湊在一起，把它完整起來。 記憶之一:《十月金秋我們踏上了小興安嶺》。 1966年十月初，同學們的大部隊先行去了"十一農場"，可能是因為串聯去了，我們一行三人晚去了幾天。只記得我們三人有我和王春雷，經苦思冥想，又詢問了林振學，另一位同學是誰？實在是想不起來了。 只記得我們傍晚在鐵力火車站下車，鐵力縣是一個林區的小縣城，不算小的火車站廣場，稀少的人口，四周全是低矮的平房，只有一個火車站的水塔突兀的站在那里。離廣場不遠是農場的招待所，當晚我們住在這里。 這里免費吃住，白白整潔的被褥，大大的白面饅頭，我們三個人住一個單間，暖暖的一鋪小火炕，房間里有洗手盆和盆架，還有一個漂亮的暖水瓶幾只老式的玻璃杯，有個中年女服務員給送開水，這一夜我們睡得相當香。 第二天一大早，吃過早飯，我們要翻過一道山步行去生產隊，恰好有一個農埸的職工與我們同行給我們帶路。 出城不遠，我們開始翻山。那人說，我們腳下就是小興安嶺。那天陽光明媚，草葉、樹葉都是金黃色，虎尾草飽滿的籽粒在逆光下燦爛輝煌并呈現美麗的光環，一幅秋高氣爽、豐收在望、谷滿倉糧滿囤的景象。 突然，那人說:"你們看、你們看，樹上結的猴頭菇。"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見長在樹上的猴頭菇。而且猴頭菇是對著長的，這棵樹長了和它相對的一棵樹也會長猴頭菇。 一會兒，那人又說，"你們看，這是熊瞎子的腳印。"果然有一片草被壓倒了，半濕的泥地上有一個很大的大腳印。我害怕了，一陣毛骨悚然，真的遇上熊瞎子該怎么辦！ 我好奇的問"腳印這么大?" 那人說"這是后腳印，除了腳還有后腿一塊踏上去的，所以腳印這么大。"他又說，秋天山上食物很多，熊瞎子不餓一般不會咬人，只要你不惹它，它不會攻擊你。 那人又說，你看這樹上是熊瞎子鉆樹趟子掛的毛。果然樹上有一撮一撮的熊毛。 那人還說，山上有蘑菇、有掉在地上的野梨可以揀著吃，但千萬別吃"沒有把的梨"。 我又問"為什么?" 那人說，"熊瞎子糞跟野梨一樣，就是沒有把。" 我深深地"噢"了一聲。 我們都有些害怕了，怕熊出沒，縮著脖子，快步下山。 大約走到中午，遠遠看見一個小村莊，我們走了一個上午，第一次看見村莊、看見人煙。 那人說，我們開荒時這里沒有路，野豬是走平路的，所以有野豬腳印的地方都是平坦的。我們延著野豬的腳印開辟道路，每隔30里地建一個村莊，大約步行半天時間，為的是休息打間聯系方便。那人還說，中午我們就在這里吃飯。我們到地方了，吃完中午飯，剩下的路你就自己走吧，只有一條路，你就順著路走吧，再看見屯子就是21隊了。 我記不準了，當時我們同學可能不在一個生產隊，可能后來合在一起了。王春雷他們到了，下午我自己還要背著行李再走30里路。 我自己背著行李走路，沒有人嘮嗑說話，只剩下了無窮的孤獨和寂寞。走啊，走啊……總覺得這路永遠走不完。十月的小興安嶺天黑得很快，越走越看不清路了。后來發現稍微有點亮的、有反光的地方就是路，只能順著有亮光的地方走。 那時是沙石路，走起來沙沙作響，聲音還很大，總覺得后邊有一個無形的人跟著我走，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怪害怕的。 山里天黑得很快，走著走著光亮沒有了，四周漆黑一模一樣，真是伸手不見五指，不知向哪里走了。我想“壞了，聽說這里經常有狼出沒，找不到屯子要迷路了，今晚要喂狼了！〞這時還想怎么同學都不在身邊，有個同學壯壯膽也是好的。 越走越怕，越覺得后邊沙沙響，我不時回頭看看，好像有一只狼跟著我……。 忽然，覺得前邊有一點點、昏昏黃黃的光。是看不清，還是產生錯覺了？我用手摸著往前走，突然手摸到了硬硬的東西。 啊，那是土牆，我摸到了土牆。靠近細看，那昏暗的光原來是一個小小的窗戶，窗戶里邊有小小的，蠶豆大小、晃晃悠悠、忽明忽暗的小油燈。 哇噻，我心里一片釋然，原來我已經進屯子了。這里不通電，還是點煤油燈。我順著牆摸到了門，敲門問路。 屋里出來一個人，矮矮的、胖胖的，一個十足的車軸壯漢。那人白色的軍襯衣、黃色的舊軍褲，打著一個大號手電，踏著十分泥濘的道路，一呲一滑地把我送到同學的住處。一進門，昏暗的油燈下，一片歡呼聲，我找到了同學們！ 記憶之二:《馬耳茬和長趟子》。1966年文革剛開始，李明啟、劉玲玲等一批同學響應號召，以邢燕子、侯雋為榜樣，先于同學們兩年上山下鄉去了鐵力"十一"農場。他們的行動對同學們影響很大，因此秋天我們去"十一"農場勞動鍛煉。李明啟、劉玲玲等幾位同學還去看望了我們。 這次下鄉勞動不同往常，時間長、地點遠、勞動強度大，我記得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十一"農場的垅很長很長，看不到頭。我們的任務就是割黃豆，一上午累死累活只能割一條垅，當地農民叫這樣的大垅是"長趟子"。 王燦同學像個"打頭的"，每天割地他都搶在前邊，搶在第一集團的有王松林、程路、張大忠等同學，我屬于落后"打狼"那伙的，我總是遠遠的看他在前邊。這"長趟子"總是割不完，總是不到頭。王燦遠遠地在前邊，他把大家落遠了就躺在地上休息，有時還拔棵黑々的"甜星星"吃。割著割著，有時王燦前邊的地里會竄出一只傻狍子，竄出幾步站在那里回頭傻傻地瞅著我們，同學一片歡呼聲！ 我總是攆不上，剛剛攆上大隊不等休息，王燦又騰地站起來，又跑到前邊去了，我只好又得攆。 好不容易盼到了地頭，草地上結了一層亮晶晶的、顯得有些美麗的薄霜，累得不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地上有霜沒霜了，躺在地上就休息。別看這薄霜有些美麗，但對人是毫不客氣的，這層薄薄的霜讓我受了風寒，腰疼了。游走不定的腰疼是典型的風濕癥狀，這個毛病讓我帶了一輩子。 那時我們不會干農活，但我們不會偷懶、不會藏奸耍滑，拼命的干活，真的想與工農兵相結合，改造自己、鍛煉自己。據隊上的干部說，當時我們全班平均每人每天割二畝二黃豆，可見當時的勞動強度。 "十一"農場的伙食很好，白面饅頭、白面豆包、糖三角，有時早晨是油條、豆漿，白糖隨便吃。由于勞動強度大，我們的飯量成倍增長，半斤一個的豆包我一頓吃三個。記得每天天黑才收工，大約還要趟黑走半小時的路回食堂吃飯。我餓得有些走不動了，所以每天午飯偷偷揣半個大饅頭，下工回來的路上趁天黑別人看不見偷偷吃幾口。我還偷偷的向潘云超傳授經驗，讓他中午也揣半個饅頭。 21隊的那個隊長，我已忘了他的姓名，只記得他很壯、很樸實，40多歲，一口山東腔，沒完沒了的給我們開會講話。 "馬耳茬、馬耳茬"，一天王燦一口山東腔地學隊長講話。"馬耳茬"是說割黃豆時茬口留高了，落下兩個豆莢像馬耳朵一樣，當地農民叫"馬耳茬"。隊長每天沒完沒了、絮絮叨叨地講"馬耳茬、馬耳茬……"，不讓我們留"馬耳茬"。 不管王燦搞惡作劇還是開玩笑，我們男生也就一口山東腔的"馬耳茬、馬耳茬"不離口了，大事小事、見面吃飯，甚至上廁所都是"馬耳茬"了。直到現在王燦的山東腔的"馬爾茬"還經常響在我耳邊。 記憶之三:《勝利大逃亡》。我們在"十一"農場勞動一個月了，體力不支了，同學們越來越疲勞。天氣也由深秋進入初冬，下雪了，天越來越冷了，我們帶的衣服也不夠用了。 面對這沒有時限、沒有歸期的下鄉勞動，大家有些躁動了。記得徐文君分析:雖然學校同意，但我們是自己要求來的，誰也沒規定什么時候回去，回不回去我們自己說了算。因此同學們一致要求回去。 當時李老師寡言少語，也不怎么管我們了，只是跟著我們一塊下地干活。李老師講課時聲音鏗鏘宏亮、余音環繞，漂亮的楷書一筆一劃蒼勁有力，金絲眼鏡，一副人民教師形象。但這時李老師憔悴了，冷眼一瞧身體也單薄了許多。由于文革師生關系有些疏遠了，我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只是心里一陣陣覺得說不出來的滋味。 當時道路翻漿泥濘，為了保護砂石路面，按規定是不允許走車的。文革時期，學生是惹不起的，隊里只得派了兩輛馬車送我們。 這道路翻漿很泥濘，馬車確實不好走。車老板不停地甩著長鞭子，打著轅馬和拉旁套的馬，馬也四蹄著地很賣力，一點也不緩套。但走了不長時間，還有大半的路沒有走，車老板說:"馬走不動了，再走馬就要炸肺了，馬就廢了。"并用手指頭抹了抹馬的鼻孔給我們看，我看見了淡淡的血絲。 因為履帶拖拉機對路面損壞太大，21隊希望我們返回去，再幫助隊里割黃豆，等道路封凍了再用拖拉機送我們。 還是徐文君有主意，道路封凍了還要等一個月，我們不能等了。我們就站在這里，一定會派拖拉機的。 隊里怕事情鬧大，果然派出了東方紅54履帶拖拉機，拉著一個大拖車趕來了。這時天已快黑了，大家匆匆登上拖車。我坐在車尾，看見遲云增上車有些困難急忙拉她上車。車上沒有地方了，她只得擠吧擠吧坐在我旁邊。天很冷了，車上有塊大苫布，大家鉆在苫布下御寒。折騰了一天，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不記得怎么到的火車站了。 　　 《懷念好友荊通彬》 去年深秋的某一天，我去拍攝老道外，目的是想拍一些老建筑，但是拍著拍著就沒有目標了，變得漫無目的、信馬由韁，隨意而行了，不知不覺走到了老道外的中馬路，正要移步離開，但是且慢，我瞥見了一條不怎么起眼的老街——東內史胡同。 望著這條老街，神思一陣恍惚，腦海里像出現了一部電影，第一個出現的影像就是人，就是荊通彬（我們都叫他大荊），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老同學荊通彬在此蝸居避難的一段時光，想起了我們一小幫同學在這里下圍棋、神聊、侃大山和我們高中時代的一些趣事。 想到大荊離開我們快30年了，不由產生了一絲哀傷、一種莫無名狀的哀傷。我是不相信這世間有神有鬼的，但自從發現“量子通訊”技術以后，發現了一些新的物理現象，人們對自然界是否存在靈魂或一些靈驗事件有了新的說法。大荊早已變為無邊無際宇宙世界中的一粒塵埃，不知飄在何方，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心靈是相通的，相信他的靈魂還在，可能在一個以光年為計量單位的遙遠地方，也可能在一個不太遠的地方，默不作聲地回憶著我們最美好的高中時代，回憶著我們每一次愉快的聚會，并遙祝我們這些老同學健康長壽，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 為了紀念他，也為了不被忘卻，僅把一些還記得起來的往事寫出來，供大家共同回憶荊通彬、回憶我們幸福的高中時代。 一、讓我偷看《參考消息》和送我《歐陽海之歌》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正在上高中。那時我們的國家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指導下，已經順利度過了艱難的“三年自然災害”，又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各項工作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為了快速發展中國的排球運動， 1965年，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日本著名排球教練大松博文來我國幫助訓練中國女排，當時國內各大報紙、電臺都進行了報道，“東洋魔女”和“魔鬼大松的魔鬼訓練方法”引起了國人的興奮。 一天快放學的時候，大荊把我拉到一邊，很神秘地約我到他家里去，說是給我看一篇文章。 到了他的家里，他拿出一張已經折迭好的并用曲別針別著四角的小報，看不見報頭報名和其他內容，只讓我看一篇關于“魔鬼大松＂訓練中國女排的長篇報告文學，其它消息不讓我看。 大松博文，世界排壇的傳奇人物，強調防守制勝，采用大強度高密度的魔鬼訓練方法。把一群日本貝冢紡織廠普通女工訓練成東洋魔女，成為日本企業女排冠軍，并以貝冢女排為班底組建日本國家女排，獲得1962年世界杯冠軍、1964年奧運會冠軍，并創造了排球史上連勝175場的奇跡。 這篇報告文學詳細報道了大松博文的魔鬼訓練方法。大松博文給隊員的扣球，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頻率之高，角度之刁，，是中國排球界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她們每天訓練十幾個小時，大松博文可以在三個半小時之內，連續扣球2000多次，直到練的女隊員精疲力盡，倒地不起，甚至嘔吐、尿血。 因為大松博文二戰時期當過日本皇軍，駐扎在菲律賓一帶，還因為他經常打罵隊員，因此隊員背地里都叫他魔鬼大松或鬼子大松。 隊醫看不下去了，跟大松博文建議減少運動量，怕累傷了運動員。鬼子大松說：“男隊員不可以，女隊員可以承受。” 通過這次大松博文來華訓練中國女排，中國體育界總結出來了＂三從一大”（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的基本經驗，奠定了中國女排的發展基礎，也為中國體育幾十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 可惜的是，這篇通訊報道是連載的，每個周六發一期，因此我每周一次接連去了大荊家里七八次，直到連載結束。 有一天大荊突然發了慈悲，讓我看了報頭，原來這是《參考消息》報。當年《參考消息》是保密報刊，記得只有行政十七級以上的中共黨員干部可以訂閱，我們算是竊密了。但大荊自有他的理論，“體育新聞報道不涉及政治，我們沒有看其他內容，因此不屬竊密”。有了他的這套理論，我也欣然接受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令我記憶深刻。 我這個人處世比較隨意、又生性好玩，所有的活動都想參加，大部分體育項目都能玩兩下子（那時李冀老師形容我，“樣樣通，樣樣松”），所以有人以為我比較貪玩，不注意追求思想進步（實際上我是很追求進步的，只是不善表現）。 大約也是1965年，有一天，大荊讓我坐在他的課桌前，從課桌里抽岀一本用報紙包著的書，告訴我“送你一本小說，你回去好好看看”。 我要打開報紙，看看是什么書？他趕緊說“別在這里打開，同學們看見不好，你回家再看吧。” 我回家后打開報紙一看，原來是剛剛出版的，著名作家金敬邁寫的小說《歐陽海之歌》。這本書厚厚的、嶄新的、帶著油墨香味，紅色的封面畫的是一位解放軍戰士在勇攔一匹驚馬。 那時正是在毛主席的號召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轟轟烈烈學雷鋒的時代，提倡學雷峰做好事，“一幫一，一對紅”，歐陽海烈士也是這個時代出現的英模、學雷鋒的榜樣。荊通彬的用意是讓我學習歐陽海烈士的英雄事跡，追求思想進步。這本書我珍藏了很多年，而且一直用一張舊報紙包著，可惜最近找不到了，可能是經過數次搬家遺失了，真是一個遺憾！ 荊通彬讓我到他家偷看《參考消息》，可見我們的性趣愛好一致，是對我為人的高度信任，更是對我的特殊關照，這可能在同學之間絕無僅有的。送我《歐陽海之歌》，希望我思想上有進步。記得這本書當時售價一元四角錢人民幣，按當時的生活收入水平是相當昂貴的，而且是他在新華書店預訂的最新到貨，可見用心良苦，這也是大荊對我的特殊關照，這件事也可能是在同學之間絕無僅有的。 二、我們蕩漾在松花江上 1964年毛主席再次在湖北武漢暢游長江，并重新發表了1956年第一次暢游長江時寫的著名詩詞《水調歌頭·游泳》。 “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毛主席以偉大革命領袖的大無畏氣魄，號召全國人民不怕困難、戰勝困難，到大江大浪中去游泳的大無畏精神，極大地鼓勵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熱情，也極大地激勵了我們這些喜歡游游的同學到大江大浪中去鍛煉的激情。 記得那時，我們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去道外的船塢游泳；有時幾個同學騎自行車去道里九站的老頭灣游泳。當時，大荊、崔亞文、王松林，還有本人，是我們班學會游泳比較早，當然也是游得比較好的同學。那時我們在道外船塢能夠游幾個來回，也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件事。但是應該值得一提的，是戚衛東同學扎猛子、潛水的功夫非常好，一個猛子扎下去半天不露頭，等看到他露頭時，已潛過半個船塢。 那時，我們都非常羨慕那些游得好，能夠在船塢里打水球的人，更羨慕那些能夠橫渡松花江的人。記得在道外船塢的哈爾濱市職工劃船俱樂部有幾個體型漂亮的小伙子，他們經常橫渡松花江，他們每次渡江回來了都在美麗的夕陽下曬著黝黑的皮膚，令我十分崇拜他們。 大約是1965年的初夏，大荊突然對我說：“我們要橫渡松花江，你看怎么樣？” “不行、不行，我的水平不行。” “你就是膽小，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到大江大浪中去游泳’，我們要學習毛主席橫渡長江的精神。” “……”，我無語了，沉默了。 “我已經和崔亞文、王松林說好了，他倆都同意，就差你了。” 我只好咬著牙答應，但是還是很膽怯，心里膽突突的，嘀嘀咕咕地想“你都能夠在市游泳舘游50個來回了，做了很長時間的渡江訓練，我沒有這樣的準備，還說我膽小。” 于是一天的下午，我們四個人在大荊的帶領下，從道里九站江畔的三角標準備橫渡松花江。那天有點陰天，風不大浪不高，江邊的游人很少，江中行船也很少。大荊跟我們約定好了：我們第一次渡江要互相照顧好，要靠近一點，不要拉得太遠，并且伸胳膊撩腿的做了一些準備運動，大荊就帶著我們下水了。 剛開始，有些緊張，動作也僵硬，水感也不好。當游出幾十米后，看對岸茫茫然然的，回頭看離南岸也很遠了。佛家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心想現在是江心，打退堂鼓，放棄不游了，是不可能的事了，沒有退路了，只能向前拼了。下定拼下來的決心以后，慢慢地心情也放松了，也不緊張了，游泳的節奏也順了過來，水感也好了……，不久就感覺水淺了，有時候腳能夠著江底了，也更有信心了。很快我們四個人就先后踩著沙灘上岸了。 雖然我們渡過了松花江，但是江中的水流很大，我們被沖下去很遠，遠離了我們預定的目的。因此我們在往回游時，為了克服江流的沖擊，我們沿著沙灘向上游走了很遠。經過短暫的休息我們開始向江南游。 沒想到往回游困難更多，這段松花江的主流在南岸，當我們體力消耗差不多時，我們進入主流，我們就要用更多的體力頂流沖擊上岸。大荊、崔亞文、王松林他們的體力比較好，很準確地在南岸三角標上岸了，我則因為體力較差，被江流沖了下去，在鐵路江上俱樂部附近上岸。 我們四個同學的聚齊后，非常高興，互相祝賀，慶祝我們成功地橫渡了松花江。我們四人也是我們班第一批橫渡松花江的，也是我們驕傲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事情。 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橫渡松花江，完全是毛主席“到大風大浪里游泳”的指示精神所激勵，也靠的是當年我們年輕力壯，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 有了第一次橫渡過江，自然就有了第二次，以及以后的許多次。在此之后，我們班能夠過江的人越來越多了。記得老同學隋雨生學會游泳剛剛幾天，就在我們十幾個同學的裹挾下，一竄一竄地游過了松花江，時至今日我還十分佩服老隋的體力和膽量。 我們十幾個同學一起游泳過江成了我們的興趣，后來大荊不知在哪里搞來一個短旗桿的紅旗，大荊舉著紅旗在前面開路，我們在后簇擁著過江。那時游泳過江的學生很多，真的是如過江之鯽，唯有我們一小幫舉著紅旗過江，煞是顯眼，煞是壯觀，煞是江上的一道風景線。 讓我記憶深刻的另一件事，是當時林振學家有一條很大的橡皮船，是解放初期他的父親在舊貨市場上買的。我始終認為這是一條美制的國民黨的軍用單兵作戰的橡皮船。自然而然這條橡皮就成了我們在松花江里“翻江倒海”的玩物。別看這條船是單兵作戰的，但它的承載力驚人，坐上4個人還能漂在水上；坐上五六個人它就半沉入水下，我們就像坐在齊腰深的水中順江漂流。不知道水下有個橡皮船的人都很奇怪：這些人怎么會坐在水中漂流，以為我們會輕功呢。當然這個時候它的穩定性就很差了，稍不留神就會失去平穩，我們一齊落水，那船就會髙高的躍出水面，惹得岸上的觀眾一片驚呼聲。 還有一件趣事，是林振學不知從哪里搞來一個大塑料袋，很結實，不透水。不知是誰出的主意：用這個大塑料袋裝上衣服，我們去江里漂流。于是我們就沿著江堤往上游走，走到了崔亞文他家附近的正陽河大水泡。那時還沒有松花江公路大橋，再往前走已經沒有路了，我們把衣服和鞋子裝進大塑料袋，并用繩子扎好口，栓在胳膊上，我們就開始往下漂流了。 在大江中間，我們望著籃天白云，望著江岸上往后移動的房宇，望著青年宮鐵路大橋在我們頭上掠過。這次我們漂了將近兩個小時，一點也不累，十分愜意，真正感受了什么叫“中流擊水”，什么叫“勝似閑庭信步”、什么叫“極目楚天舒”。 最后迫使我們上岸的原因是體溫，由于江水較涼，我們凍得受不了了，上下牙床直打顫、咔咔直響，只得在道外五道街的沙灘上岸了。 不管是在祖國各地的，還是漂泊在海外的哈爾濱人都十分留戀這條美麗的松花江，許多人用最美的文字描述美麗的松花江，我覺得松花江的最美，是在江中漂流，蕩漾在松花江上，讓清爽的江水輕輕地撫摸著你，和江水有了肌膚之親的那種感覺，才是松花江的最美和最愛 . 　　三、父母雙雙陷囹圄，兄弟三人蝸居東內史胡同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荊的父親、母親都被批斗了，而且都被關進了牛棚，他家的住房也被造反派搶占了，把他們兄弟三人攆到了伊春林業局駐哈辦事處。 雖然號稱伊春林業局駐哈辦事處，實際上是一個年久失修、破舊不堪的，棄管很久的板夾泥房子。房子的東邊是沙土路面的東內史胡同，由于房子下沉，窗臺幾乎和路面一樣高了。房子的西邊有一條鐵路專用線通往一工具廠，同時也是工廠的一個便門，上下班時間有許多工人從這里走過。 大荊落難蝸居的這間房子，沒有床鋪、沒有家俱、沒有爐灶。楊濱來同學會一些木工活兒，家里又有斧鑿鋸刨等一些工具，大荊遇到如此困難，就趕過來幫助大荊搭建了一個木板通鋪，王松林、崔亞文、劉克安、林振學等幾位同學都來幫忙，這其中當然也有我。 當年大荊家里的條件比較好，家里使用煤氣，大荊和弟弟們吃食堂，大荊不會使用燒煤的爐灶，更不會做飯，何況這里還沒有爐灶。 不知是誰找來了一個舊水桶、破磚頭，又找來黃土加水和泥，幫他套了一個小煤球爐，我們又七手八腳地幫他做了一些煤球曬在地上。傍晚，我們用劈柴點著了煤球爐，一股火焰跳躍起來，坐上小鋁鍋可以做粥了。從此大荊可以用這小煤球爐燒水做粥買燒餅度日了。 不管是落難，還是蝸居，大荊兄弟終于可以吃飯、睡覺了。大荊一向樂觀、積極向上，在他眼里沒有什么憂愁和困難，可是我發現此時大荊的嘴角更加剛毅了，狡黠閃爍的眼神里，偶然露出一絲惆悵和無奈。但是我感覺到大荊內心很堅強，是個承受力很強大的人，他把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勇敢地承擔了家庭劇變和帶好兩個弟弟的重任。 后來聽說這里還住著好幾家有同樣遭遇的人，他們分別是1933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老市長王化成一家；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1957年下放到哈爾濱的原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將軍和夫人馬楠；還有牛牧野夫婦和市委宣傳部的一位丁姓副部長。所以當時的老百姓都稱這里是“黑幫大院”。 這時我們對文革運動都不參加了，都“逍遙”了，由于這里沒有父母的管束，我們經常來這里玩耍，下棋、神聊，從這里集合去游泳，度過了一段難忘的美好時光。直到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我們和大荊相繼到兵團、農場當知青去了，我們才離開這里。 四、膽小和心細，實在和狡猾同集一身的大荊 大荊身體好，熱愛運動，跑的快，跳的高，在學校運動會上經常得撐高跳冠軍。但是，誰知道在他強壯身體的背后，也有膽小的一面。 大約是我們高三的上學期，經崔亞文同學聯系我們要和哈爾濱木器廠的冰球隊打一場比賽。大荊、崔亞文、潘云超、趙和興、王松林、林振學，還有我，這樣我們就湊成了一支冰球隊。大荊幫助我們進行了認真的準備，還出面借出了學校的全套冰球護具、手套、球桿和運動衣。當時的護具還是很落后的，護腿板里邊挿的還是藤條，但是我們終于可以上場打球了，足見大荊的心細。 哈爾濱木器廠冰球隊是工人隊，年齡都比我們大，球風兇悍，身體沖撞比較多，我這些學生打球就顯得稚嫩多了，我們打的是“學生球”，冰球總在我們的守區，攻不上去。大荊的身體好，技術也好，我指望他能沖上去，帶領我們打贏比賽。 我回頭一看，大荊控制著冰球來回繞圈不向前沖。當對方上來搶球，大荊的躲球動作就像現在的男足隊長吳曦一樣躲球，像大個子籃球運動員周崎一樣怕撞。我的心里覺得一陣好笑，大荊有些原形畢露了，原來大荊是這個樣子的，強壯的大荊也有膽小的時候。 大荊對我相當好，也相當實在，但是實在之下也有狡猾的時候。 我在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的時候，大荊在市總工會的江上俱樂部工作，我們相距很近。有一天，我在機關坐煩了，覺得很無聊，就提前溜岀了機關，準備找上大荊在江邊聊幾句。 不料他不在辦公室，他的同事說“在江邊呢。”我以為他在江邊鼓搗那些摩托艇，但沒找到他。 他的同事又說“在對岸江邊打魚呢”。 我向對岸望去，果然有一條小舢舨船在起漁網。寬闊平靜的江水，夕陽下漁網出水后閃閃發光，人和船則是一道剪影，如同一幅美麗的風景畫。一會兒我看見網中上來了一條大魚，大約有四五斤重。 大荊回到岸邊，用漁網裹著魚往回走，同事告訴他我來了，大荊立刻一楞神，趕忙把魚遞給了他的同事，空著手來見我，狡黠的目光和不自然的表情讓我覺得十分好笑。 啊，我看穿了大荊的內心想法：“就網上來一條魚呀，送給我好呢，還是不送好呢……”于是，干脆讓同事藏起來，不讓我看見。 大荊的狡猾，又讓我一陣竊笑：“大荊學會跟我耍心眼了！” 其實那時我已喜歡釣魚了，經常去釣魚，家里的冰箱里從來不缺魚。 松花江里的魚不多了，不是每天都能網上大魚的。那天是國慶節后的一天，江水很冷了，魚的身體也僵硬了，才被網上來。捕魚成了大荊的愛好，一春一夏一秋，能捕上一條大魚也是幸遇，說不定把大魚拿回家去，會跟媳婦、孩子炫耀一番。所以，我跟本不會要這條魚的。 我要坐機關的通勤車回家，我們匆匆聊了幾句就趕通勤車去了。上了通勤車又竊笑了一段時間：“狡猾的大荊……” 五、慘遭車禍命殞長春 記得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下了第一場小雪，我在外面聽完法律課，騎著自行車小心翼翼地趕回機關。 收發室的老權師傅：“唉呀，你可回來了！〞 我感覺權師傅還有話要跟我說。 “我回來了，有啥事嗎，權師傅？” 權師傅指著江邊說：“你快去看看吧，你江邊的同學出事了！” 我有點發懵，權師傅這沒頭沒尾的話，我一時沒聽明白。 權師傅也看出了我有點發懵，就說：“你在江上俱樂部工作的同學出車禍了。” “噢、噢……”我繼續聽著。 “他的弟弟和同事們聯系不上你們同學了，他們誰也叫不出你的名字，只知道你在市人大機關工作，拿著照片來找你。” “噢、噢……真的嗎？” “這種事情能開玩笑嗎？你快去看看吧。” 事發突然，我一時不會說話表達了，連忙謝過老權師傅，匆匆趕到江邊的市總工會江上俱樂部。 原來市總工會的江上俱樂部為了搞好第二年松花江上的龍舟表演，他們在大連市的一個工廠訂制了龍舟。他們駕車去大連拉回龍舟的龍頭部分，在長春附近的公路上發生了車禍，大荊不幸遇難。 他的同事們講了一些細節，他們同行的有4人，開的是—部轎貨車，前邊坐人后邊拉的是龍舟的龍頭。 要說迷信，有時你還真的不可不信，這車禍發生在長春附近的公路上。據說這段路面（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又平又直，沒山沒坡，也沒有村莊建筑物，視野非常好，但不知道為什么，恰恰這里是事故高發區，路邊高高豎著警示牌。還據說這里每年都有死亡限制人數，我的記憶中大約是每年死亡70∽80人。 再讓人迷信的是，大荊他們的車正常行使，正在準備超越一個騎自行車的農村婦女時，這個女人突然下了自行車，為了躲避她，轎貨車自然畫出一道弧，跨過了中線。說時遲，那時快，恰恰對面駛來一輛黃海牌大客車，攔腰撞在轎貨車上。大荊本來不想去大連出差，但俱樂部的劉主任約他同行。大荊生性謹慎，他坐后排右側，應該是行車最安全的位置。還要說迷信，有時真的不可不信，這轎車是被撞飛倒扣在公路下，大荊的腦袋正是著陸的地方。據說大荊還掙扎著從車廂里爬出來站了一會兒，然后手捂腦袋倒下了。其他三人的傷勢或輕或重都被救了過來，唯有坐在最安全位置的大荊命殞長春。 嗚呼，大荊就這樣突然離開了我們，那個身強力壯正當盛年的好同學、好兄弟沒了，那個大家都喜歡、一片好人緣的大荊沒了，這個突然的消息讓我措手不及，好長時間回不過神來。 大荊離開我們30年了，他的形象總像過電影一樣在我腦海里魂牽夢縈。明年我們就是高中同窗60年了，為了我們《同窗六十載》，寫此拙文，以示紀念。 　　 《鏗鏘三人行》 1968年11月1日，清晨5點多鐘，我從哈爾濱火車站的煤車上下來，蓬頭垢面，灰頭土臉、滿身煤渣，從一個牆豁子鉆出來，匆匆地趕回家。一進院子，只見李叔一一李廣昌的父親扶著我家門口的木欄桿上張望，我先是一楞，趕緊打招呼。 李叔忙問：“看見廣昌了嗎？ “我們一起扒煤車回來的，剛剛分手，他回家了。” 李叔不再多說，匆匆回家去了。事后母親跟我說，“你們去哪兒了？李叔昨晚來一次了，今天早上又來了，不肯進屋就在走廊上等你們。” 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有一檔談話節目《鏗鏘三人行》，由才子曹景行策劃，名嘴竇文濤主持，該節目對重要新聞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進行分析，他們褒貶時政，預測國際風云，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我所說的《鏗鏘三人行》不是談話，也不是節目，而是徐文君、李廣昌和我，我們三個人的一次歷險記，是1968年秋天隨著綠皮火車送同學們去寶泉嶺下鄉當知青，返程途中的一段經歷，現在回憶起來還是那么驚心動魄、歷歷在目。我們三個人一路上磕磕絆絆、跌跌撞撞，互相攙扶、互相鼓勵，驚險回家，我們的這段歷險雖然算不上驚天動地，但是敘說起來也算得上鏗鏗鏘鏘，因此我說我們三人的歷險記是《鏗鏘三人行》。 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自此，中國知青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運動來之迅猛，發展之迅速，讓我們措手不及，沒來得及互相打招呼，沒來得及詢問，甚至沒來得及說一聲再見，同學們就一批一批的都下鄉走了，走向四方，走向了遙遠，走向“農村廣闊天地”。 我們同窗苦讀三年，“文革”中我們都逍遙了，又在一起玩耍了兩年，說分手就分手了，誰也沒有想到同學們這次離別一別就是5年、10年，甚至如賈玉潔等幾位同學至今將近60年了，眾人尋他千百遍至今未曾謀得一面。 10月31日是第二批去蘿北寶泉嶺農場同學出發的日子，這一批下鄉的同學最多。記得這一批有張大忠、林振學、劉克安、夏樹、崔亞文、方清云、楊濱來、荊通彬、馬相堯，還有谷震的妹妹谷勵隨同我們同學一塊赴寶泉嶺。 這時我的心情也是非常復雜的，“走，還是不走！”“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等問題縈繞在心頭，舉棋難定，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是想和這批同學、好友告別，也許是想去寶泉嶺農埸親自看一看，探索一下自己未來的方向，尋其正解，決定去哈爾濱火車站送別這批同學。 那天哈爾濱火車站的月臺上人山人海，真是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鑼鼓雖然敲得震天響，但覺得有些別扭，氣氛也不協調。車上的人和車下的人心情是不一樣的，車上的人即將離開父母、離開美麗的哈爾濱奔向遠方，前途未卜，誰也不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怎樣的人生；車下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是造勢的，壓住了哭聲和離別的哀傷，也許鑼鼓手們的子女、兄弟姐妹也在這班車上或是下一班車上，因此這鑼鼓聲聽起來也是亂糟糟的。 我猛一回頭，發現谷震的父親一一谷叔叔站人群里。谷叔叔是位領導干部，當時還沒有“解放”，造反派還算開恩，特批準他來送愛女谷勵下鄉務農，但他很謹慎，只是站在人群中，沒敢向前邁出一步，只是深情地望著列車。我的眼神定格在谷叔叔的臉上和眼晴上，我的心頭一顫，猛然一下子，就懂得了什么是慈父、什么是父愛，慈父、父愛的意義和內涵是什么。谷叔叔的眼神和表情，比任何小說對慈父的描寫和任何戲劇、電影對慈父的表演都深刻、都逼真。 后來聽說，谷震的母親也來送站，林振學的哥哥、楊濱來的哥哥也在送站的人群中，可能很多同學的家人也在送站的人群中。 火車快要開了，徐文君突然說：“我們上車吧，把他們送到寶泉嶺，我們去看看寶泉嶺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如果條件不錯，我們也報名去寶泉嶺。” 那時我們真是年輕，也不考慮許多，也不管不顧，一聲吆喝，我們三個就上了火車。 這批去寶泉嶺的同學都是發了仿制的黃色棉軍裝的，車上一色的黃棉襖。車上沒有哭聲，沒有悲傷，氣氛也很正常，就像一次普普通通的下鄉勞動。 可能這時已經分配了連隊，我們班的同學分別坐在不同的車廂。我們班的同學言語不多，也不知道說什么好。 車上的同學，不管哪個年級的、哪個班級的，都很熱情，中午時也忘記了在哪里蹭了一頓飯吃，反正都是同學們從家帶來的美食。 幾個小時的車程，人就慢慢的熟絡起來，不管是哪個年級的同學都很熱情，也不見外，但是就在這時我辦了一件糗事。我覺得黃棉襖很好看的，有四個兜，有位女同學（只記得她是初中的）順手就把她掛在車廂上的黃棉襖借我穿上。我穿上黃棉襖搖頭晃腦地串了好幾個車廂，可能是嘚瑟大勁了，樂極生悲嘛，一不小心把黃棉襖掛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三角口子。 沒法子啊，只好硬著頭皮去還人家，那位女同學更是大方得很喲，連連說“沒什么事，沒什么事！” 這件糗事讓我記憶深刻，至今讓我還覺得臉紅，至今我也不知道這位女同學是哪個班級的、叫什么名字，遺憾至今。 大約下午三四點鐘，火車車停在了佳木斯站，徐文君把我們找到一起，他說，“這列火車到佳木斯是終點，要換火車去鶴崗市，然后再坐2個小時汽車才能到達寶泉嶺。” “我們衣服穿的少，身上也沒帶錢，不能再向前送了，不然我們就無法回家了。” 這時我們才知道我們的行動太唐突了，許多事情都沒有考慮后果，我們沒有想到寶泉嶺那么大，各個連隊那么分散、相距那么遠，好在徐文君感覺到了事情的嚴重性，現在返回哈爾濱，為時還不算太晚。 那時由佳木斯開往哈爾濱的客車只有一趟，要等到明天上午。這時“大串聯”已經結束，沒有人接待我們，這一夜我們在哪里吃飯、睡在哪里呢？ 徐文君說：“貨車一般都是夜間行車的，只要是滿載的貨車都是向南開往關內的，在哈爾濱站都會停車的，今晚我們搭貨車走。” 我們看到一列長長的貨車，車廂上挿的硬紙殼牌牌寫著：“西直門，21：00”。徐文君說，這列車是開往北京西直門站的，晚上9點開車，我們就坐這列車走。 這一天白天的天氣特別晴朗，溫度也很高，一點也不像是10月末了。他倆的穿的特別少，只穿了球衣球褲，外罩的單衣單褲，我還好，穿了一件短棉大衣。傍晚我們在貨場等車就有些冷了，徐文君又指揮我們找了一個背風向陽的矮墻，坐在那里一邊曬太陽取暖，一邊望著緩緩下落的夕陽，苦苦等候。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我們選了一節裝滿木板的貨車偷偷地爬了上去，鉆在木板堆里，不敢亂動，怕被人發現把我們攆下車去。 好不容易等到了開車，我們抽出了一些木板，掏出了一個洞，又找到了幾個草袋子鋪上，這樣我們就可以躺下了。 火車不緊不慢，吭哧吭哧地開著，天黑的不見五指，天氣也越來越冷了，我有些害怕了，這熬到哈爾濱要多長時間啊，我們會被凍死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大約是半夜12點吧，火車停下來了，我們一看是南岔站。我趕緊建議“我們去車尾吧，求求師傅讓我們坐守車吧，不然我們會被凍壞的。” 我們下了車，奔車尾而去，沒想到這列車很長很長，走了半天也沒到車尾。這時火車突然啟動了，尾車去不了了，原來的木板車也回不去了。這時不能猶豫了，再不決斷我們就會被扔在南岔站的荒郊野外。只好就近爬上了一節煤車，這節車廂下邊掛著一米多長冰溜子。 這下子可就慘了，煤車臟兮兮的，可比木板車差多了，車上沒有下腳的地方，更別說躺下了。 都是我的錯，但說什么也無法挽回了，這時候道歉也沒啥用了。我們找到了一個角落，我說：“我們就先蹲在這里吧，等下次停車再返回木板車。” 誰知道，這車一直開到哈爾濱再也沒有停下來。他們倆個凍得有點瑟瑟發抖了，我說：“這樣吧，我們三個趴在一起吧，不然會被凍死的，我穿了棉衣，我在上邊，你們兩個在下邊。”李廣昌就趴在了最下邊，徐文君趴在了廣昌身上，我裹緊了大衣、領子也翻了起來，趴在徐文君身上。誰讓我起幺蛾子呢，誰讓我出餿主意呢，錯誤應該由我擔當，要是死先凍死我吧！盡管這樣，我還是說：“咱們可別睡著了，會被凍死的。 漫漫的黑夜咋這么長呢、咋這么難熬呢？實在熬不住了，慢慢的睡著了。又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突然驚醒了，第一個想法就是“我還活著嗎？”我動了一下胳膊，又動了一下腿，還好，還都能動。又摸摸小腿，感覺很好，腿也不是很涼。我又捅了捅徐文君，他哼哼了兩聲，我趕緊問“沒事吧？” “沒事，沒事。” 我說：“你再捅捅廣昌。” 李廣昌也哼哼了兩聲。 我的心這才放下來。可能是越往南開氣溫越高吧，也可能是這些煤是從地下礦井里采出來的，還有一些剩余的溫度，最主要的是我們三個人抱團取暖，才沒有被凍死凍傷。 又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的睡意又起，迷迷糊糊的，天有些透亮了，誰知道這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最熬的，也是睡意最濃的時候。 熬啊，還是苦熬啊……不知啥時候過江橋了，徐文君立刻精神起來：“這是東江橋，我們快到站了。” 這火車說慢啊，真是慢得熬人，可是要說快啊，霎時間就到了哈爾濱的貨站，我們爬下煤車，互相拍打衣服，抖掉身上的煤渣，從車站6號門附近的一個墻豁子鉆出來，狼奔豕突，直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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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好的那些往日時光 ——記高三.一班同學紀念同窗60年活動

苗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