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金—也說浩然

郭建華

浩然遺照 　　浩然是一位有爭議的作家。《艷陽天》一炮打響，先后印行6個版本，發行300多萬冊。被翻譯成日本、朝鮮等多種文字在國外發行。被改編成電影、連環畫等多種藝術樣式，廣為傳播，搞得幾乎家喻戶曉。好評鵲起，贊者如云，一時洛陽紙貴。 小說封面 　　“文革”中，“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 撥亂反正，幾經折騰，總算“說清楚”了，重新獲得站立起來的機會。 《蒼生》問世，再次轟動文壇，多家報紙轉載，權威人士評介，終獲首屆“大眾文學”特等獎，并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標志著他的東山再起。 再版《金光大道》，招致非議，引發“爭論浩然”風波。 1999年6月，香港《亞州周刊》推出“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艷陽天》名列第43位。 在此之前，《環球時報》一篇關于浩然的訪問記，又激起幾圈“爭議浩然”的漣漪。數家小報，趁機起哄，推波助瀾，卻沒有成什么氣候。 有幸讀過幾篇指責浩然的大作，雖言辭激烈，但明顯底氣不足。適逢筆者受命參與文史資料《浩然與昌樂》(已由長征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編選工作，接觸諸多鮮為人知的史料，加上本人與浩然15年交往中的所見所聞，對浩然的成功和成功的浩然，有了新的感受，新的認識。受一種社會責任感的驅使，覺得有必要將這些感受和認識寫出來，傳達給讀者諸君，包括對浩然抱有偏見的文人學者，以期關于浩然的爭論多一些公允，少一些偏頗。 農民更容易與農民融合 1960年，浩然以俄文《友好報》記者的身份，從中蘇友協機關下放到山東省昌樂縣勞動鍛煉。出于方便交通和生活安排等方面的考慮，縣里將浩然派駐到離縣城較近的原城關公社東村大隊。同時安排到東村的還有著名翻譯家、畫家高莽(即烏蘭汗)等兩位男同志、三位女同志。從尚未脫棉衣的早春時節進村，一直到穿上棉衣的時候離開，浩然在東村生活了八個月。 　　1960年浩然、高莽與房東大娘在一起 　　這是極不平常的八個月。 當時東村大隊只有兩名中共黨員，一名尚在接受處分期間，另一位女黨員剛生了孩子，不便出來工作。浩然一來，剛好三位黨員，可以組建黨支部，浩然就成了東村黨的歷史上第一任黨支部書記。這個有職有權有責任在身的支部書記的擔子相當沉重，對一個年僅二十八歲、一直做著記者和作家的下放干部來說，簡直不堪重負。但浩然還是咬咬牙擔起來了。 每一個從那年代過來的中國人都刻骨銘心：1960，是和饑荒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1960年是饑餓和災荒的代名詞。他進駐東村，挑起黨支部書記這副擔子的時候，又正值初春，真正是青黃不接！全隊近400口人一個食堂吃飯，社員每天定量6兩糧食，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兩。每天兩頓粥。 肉、蛋、菜不必說，有時連腌咸菜也吃不上，筷子蘸醬油佐餐便是常事。許多人開始水腫，頭腫得像瓦罐，兩眼瞇縫著看不清東西，腳像榔頭一般穿不進鞋。體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更是難以熬過這一關。 1960年浩然與村干部合影 　　浩然心急如焚：人命關天啊!他一面組織隊里干部清倉查庫，摸清家底，凡是集體庫存的能吃的東西，都一一整理儲存，列入400口人吃飯的盤子；一面發動社員采樹葉，挖野菜，到河里撈一種當地叫做“苲菜”的水草，聊以充饑。派人到山上刨茅草根，讓食堂煮水代藥，醫治水腫病人。對老弱孤殘和水腫嚴重的病人，他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噓寒問暖，千方百計給些照顧。全村400多口人終于度過了建國以來最大的饑荒。 浩然是下放干部組長，他要帶領組員們與社員一塊兒下地勞動。他又是黨支部書記，要同隊干部們一起開會，研究隊里的生產和社員生活等大大小小的事。操勞忙碌加上每天9兩地瓜干和筷子蘸醬油的伙食，使這個原本矮墩墩、壯實實，眉清目秀的漂亮小伙，很快變成了又黑又瘦的小老頭兒。隨后又由瘦變“胖”——他也理所當然地患上了水腫病。縣委書記王永成得知浩然的身體狀況，十分焦慮：浩然是青年作家，難得的人才，國家的財富，必須保證他在昌樂不出問題。可是，又不能在東村單獨照顧他一個人。該怎么辦呢？反復思考和研究的結果是，星期六的下午，通知浩然到縣委來開會，會后留他吃晚飯。他被安排在一間屋子里，沒有任何人作陪。一大盤饅頭，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飯。比起東村食堂的地瓜面粥和摻著樹葉、野菜的地瓜面團子，這簡直是過大年，是天堂盛宴!他一氣就吃下十一個白面饅頭。二十多年后浩然對筆者談及此事，還記憶猶新：“我一連吃了十一個饅頭，十一個呀!我還想再吃，可是不敢了，怕撐出毛病……”又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又被召到縣委開會，又是一大盤饅頭，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飯。他再次飽餐一頓。到了第三個星期六，召浩然去縣委開會的通知就不靈了。他已經搞明白了，是縣委為了治好他的水腫病，特地從縣委食堂擠出糧食，為他開了小灶。他不能再去享用這份特殊待遇。400多口人都在吃糠咽菜，那么多的社員都患了水腫病，作為帶頭人的支部書記一人去吃白面饅頭，他咽不下去。縣委書記王永成得知此事，萬感交集，沉默良久，說了一句話：“就憑浩然同志這一點，將來他一定會成為了不起的大作家！” 秋天終于在莊稼人眼巴巴的期盼中姍姍到來。玉米棒子快熟了，地瓜墩也悄悄鼓了起來。餓極了的社員開始在秋莊稼上打主意。有人掰幾個玉米棒子，藏在豬草里。女人們則鉆進玉米地，在腰間束了一圈玉米棒子，像掛子彈似的。也有人夜間行動，到坡里扒地瓜。這本是求生的本能所致，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實在說不上是“偷盜”。但他們畢竟侵占了集體財產，讓那些老實巴交的守法者相對吃了虧，這不公平。隊干部們商量，下放干部覺悟高，不會去“偷”；又都是外地人，沒有三親六故，處事公平，是護秋看坡的理想人選。于是，下放干部和隊里的干部搭配著編成幾個組，輪流值班，擔負起看坡的任務。浩然看坡是最有意思的。一出村子，他就放開喉嚨唱歌。歌聲在夜幕籠罩下的田野中飄來飄去，打破了夜的沉靜。要不就像京劇演員吊嗓子那樣嗷嚎嗷嚎地喊一氣。社員們都熟悉了浩然的聲音，一聽到歌聲和喊聲，就知道浩然來了。同組的一位隊干部告誡浩然，看坡是不能弄出聲音的，你這樣一唱一喊，不把偷坡的人都給嚇跑了嗎？浩然無奈地一笑，沒有說什么。這位耿直敦厚的隊干部后來才搞明白浩然的良苦用心：作為支部書記，他對偷坡者不能不管，不管便是失職；作為從饑餓和貧困中掙扎過來的破產農民的后代，他又從心底同情這些餓極了的莊稼人，他不想抓住他們，讓他們難堪。他只有用這種“敲山震虎”的辦法，讓他們走開。 一位正在讀中學的孩子，到坡里扒了幾塊地瓜，被抓住了。孩子非常害怕。按照規定，他要被帶到大隊辦公室審問，還要罰工分。萬一讓學校老師知道了，那就更糟了。他如實相告，說家里沒吃的，娘又病了，他在學校上學餓得頭發暈……浩然把他放走了。他對同組的護秋干部說，一個孩子，還在讀書，風聲鬧大了，會影響他的前途。從此，這位中學生心里感激浩然，卻又不好意思再見浩然，總躲著他。當二十多年后浩然重返東村，已經當了國家干部的當年的中學生特地去看望浩然。他說，當年你離開前東村的時候，我不好意思加入送行的行列，怕看見你，又想看見你，就趴在我家的墻頭上，一直目送你走出村頭……說得兩個人都眼淚汪汪的。 麥收以后，庫容一億五千萬方的高崖水庫進入大壩合龍的關鍵階段。全縣30萬民工上陣，隊里的主要勞力都上了水庫工地。浩然也被縣里調去寫“水庫史”。他一邊在工地上做調查，一邊參加抬土筑壩的勞動，晚上則在燈下寫稿子。仲秋節到了，縣里請他到水庫指揮部過節。他去了不久，又摸黑冒著雨回到東村民工們的住處。他掛念著東村的民工，無心與指揮部的同志們湊熱鬧，便把縣里分給他的一斤白干酒，二斤月餅和五盒香煙帶回來，與東村的民工們一塊兒過節。大伙兒用茶缸子端著浩然親自斟上的白干酒，你一口，我一口，輪流著喝。每個人的嘴上，都叼著一支浩然分給他們的香煙。要知道，那時候香煙是計劃供應的，有錢都買不到。所以不管會抽的不會抽的，都吸上幾口過個癮。他們至今記得，那香煙是“金獎”牌的。全工地30萬民工，沒有誰能享受到這份待遇！他們自豪極了，高興極了。浩然與鄉親們共同分享著這份歡樂，過了一個難忘的仲秋節。那二斤月餅，浩然也沒舍得吃。他一直留著，打算回東村時送給一家四條光棍漢的房東家的孩子。遺憾的是，當他完成任務，啟程返回東村的時候，一直珍藏在床底下的那二斤月餅，已經長了毛。 講述這段往事的人叫李福德，是東村大隊的一位副隊長，浩然的助手和搭檔。李福德與浩然之間，也有一串值得一寫的故事。離開東村的時候，浩然到李福德家道別。炕前是四個比炕沿高比炕沿矮的孩子，個個衣衫襤褸。炕上躺著李福德的妻子趙墨蘭，面色憔悴，少氣無力。剛剛四十幾歲的女人，被胃口疼的老毛病折騰得像是六十歲了。她噙著眼淚對浩然說，看我這樣子，以后怕是再見不到你了。回北京以后常來信……浩然看看李福德，說得想法子給嫂子治病啊!李福德說，病是得治，一家人吃飯穿衣，全指靠她呢。可……他無奈地深深嘆一口氣。浩然什么都明白了。眼下這個家，像一輛超載而又推力不足的破車子，正處在崖頭上，有人伸手幫著推一把，就上去了；松一口氣，就滾落下來。他掏出買了返京的車票后僅余的三塊五毛錢，塞給李福德。就是這一臂之力，讓李家這輛滿載的破車子爬上了崖頭。鄉親們說，饑時給一口，勝過飽時給一斗，李福德一家子多虧了老梁拉這一把。病愈后的趙墨蘭逢人便講，老梁好人哪!老梁救了我一命。 秋末冬初，下放干部組要撤離，要回北京了。東村的鄉親們，特別是隊干部們，心里都酸酸的。并肩戰斗了八個月，大難總算過去了，他們卻要走了。大家明明清楚，他們是要回北京享福去了，心里卻總是難割難舍。隊干部們商量了一下，決定送他們每人一斤煙葉，兩個蘿卜。隊長田敬芳讓妻子用玉米面和地瓜面摻和著，給每人烙了兩個餅子，帶在路上吃。兩口子還覺得不過意，搜腸刮肚地想主意，終于想起了家中還有唯一一樣能吃的東西——他們把院子里那棵石榴樹上結的石榴全都摘了下來，包了包，塞進下放干部的行李中。 當鄉親們送走了下放干部，還沉浸在依依惜別之情中的時候，浩然和高莽一人提一個包袱，滿頭大汗地跑回來了。浩然對田敬芳說，上邊有紀律，不許帶這些東西。謝謝鄉親們的心意！原來他們在火車站清理行李時，發現了鄉親們送的禮物，于是兩人趁火車不到點，一溜小跑把禮物送了回來。田敬芳的妻子忍不住流下眼淚，“老梁，你們在俺村吃了這么多的苦，受了這么大的累，俺想想心里就難受。你們這一走，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見上……你就給嫂子一個臉，把面餅子帶上，路上吃……”鄉親們一個個含著眼淚，爭著往浩然和高莽的衣兜里塞那幾個巴掌大的面餅子…… 浩然離開了東村。鄉親們一直惦記著他，他也一直惦記著鄉親們。 1976年2月24日，浩然收到老隊長田敬芳的一封信。 其時他正借居密云縣一間清靜的房子，寫《金光大道》第四部，連春節都沒顧上回家。他看到田敬芳的信，興奮不已，當即提筆回信：我剛剛喝醉了酒回到住所，見到從北京轉來你的信，十七年前的往事，帶著強烈的色彩，展現在我的眼前。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想立刻知道：你家那位賢惠的大嫂，怎么樣了？李福德同志怎么樣了？吳同志(當時的副隊長、倒插門的女婿)怎么樣了？鋼蛋的媽媽(筆者注：系指浩然的第一家房東)怎么樣了？我那個老房東(筆者注；系指浩然的第二家房東)可能不在世了，他的光棍兒子已經老了，兩個孫子，已經長大成人了吧？ 請代問東村父老兄弟姐妹們好。問候你全家好。村東頭有一位身強力壯的趕車人，很有趣，也問他好。 酒后吐真言。這就是浩然對東村的鄉親們一片思念之情的毫無掩飾、不事夸張的流露。 這里，他特別提到了李福德。或許，他還惦念著李福德那被心口疼折磨著的女人和那四個衣衫襤褸的孩子。 事隔二十三年之后，1983年的初秋，浩然終于如愿以償，重訪東村。此時他己過知天命之年。考慮到他坐了一夜的火車，又患高血壓，縣里領導安排，請他先在賓館休息一天。誰知吃過早飯之后，他就要求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我要來了一輛吉普車。他不坐，堅持要騎自行車，說騎車看得更仔細些。我陪他騎著自行車，看了他借閱過圖書、開過業余作者座談會的文化館，尋覓他吃過十一個饅頭的縣委大院的那間茅草房，以及草房旁邊那棵老槐樹和大銀杏樹。他一路感嘆，變了，變了，昌樂城變這么大了！也不時流露出些許遺憾和惆悵：茅草屋不見了，大銀杏樹也不見了。新建的辦公大樓雖然氣派，卻沒有茅草屋的親切。懷舊之心，人皆有之。 　1987年浩然與本文作者郭建華在東村留影 　　根據縣里的安排，第二天的日程是由一位縣委副書記陪同，到高崖水庫等主要景點和有關鄉鎮、廠礦企業參觀。臨出發，他又提出要求：先讓我到東村去報個到吧!這一“報到”，“亂子”就惹大了。他被熱情的東村鄉親們團團圍住。大隊辦公室里擠滿了人，辦公室大院里也擠滿了人，有老搭檔，老相識，也有二十多年前的光屁股娃娃，以及這些娃娃們的媳婦和娃娃。他信中問及的鋼蛋來了。房東老光棍漢的孫子如今已是大隊保管員，張羅著給他燒茶倒水。倒插門女婿、副隊長吳國瑞老兩口一塊兒來了。老隊長田敬芳拙于言辭，緊緊握著浩然的手不放松，眼里閃著淚花，嘴唇哆嗦著，卻說不出一句流利的話。而他看見田敬芳老伴的第一句話竟是“喲，大嫂子，你還是這么漂亮!”大嫂笑著回敬一句：“好你個老梁，剛見面就沒句正經話！”一陣爽朗的大笑，大家都回到了二十三年前。 參觀回來，他不肯再住賓館，堅持要住在東村。他說，住在村里與鄉親們更貼近，說話更方便。我是專程來看望鄉親們的，讓鄉親們跑到賓館去看我，那像什么話!于是在大隊辦公室的套間搭了個木板床，作為他的臨時住所。現任支書田志文，成了首任支書浩然的警衛員兼服務員。田志文陪浩然挨家挨戶登門拜訪。一回到大隊辦公室，早有人在那兒恭候浩然了。浩然沒有了午休，晚上要一直陪熱情的鄉親和客人談到半夜。田志文擔心浩然的健康，他對那些絡繹不絕的來訪者先是話中有話地暗示，繼而明言相告，浩然太累了，需要休息；后來則不得不使出了支書的權威，口氣生硬地下逐客令。就是這樣，也難以抵擋那些聞訊趕來的浩然的方方面面的故交和渴望見浩然一面的崇拜者。 遺憾的是，這一次他沒有見到李福德。此時的東村大隊已劃分為前東村和后東村兩個行政村。原東村大隊的政治中心以及隊干部中的骨干大都住在前東村，所以浩然一來就住進了前東村。而李福德的新居在后東村。派人去找，也沒有找到，據說到什么地方打工去了。 當李福德的老伴趙墨蘭得知浩然來了的消息時，浩然已經決定啟程回北京了。為了不攪擾鄉親們，也為了免受離別之情的折磨，浩然特地選擇了一班夜間進站的火車，打算悄悄離去，回北京后再寫一封信，向鄉親們表示不辭而別的歉意。但消息還是走露了出去。夜半時刻，小小的火車站涌來大批送行的鄉親。他們手中提著大大小小的籃籃包包：綠豆、小米、花生…… “我家里有，我吃不了那么多!”他做出為難的樣子，一一謝絕。 他們不相信。 “我是黨員、國家干部，這樣做是不允許的……” 他們理直氣壯：“你是東村人!” 檢票的鈴聲響了，鄉親們簇擁著浩然走向檢票口。這時候，一輛小推車匆匆在車站前停下，老太太由她的兒子扶著下了車，立刻焦急地呼喊：“老梁!老梁!” 浩然擠出檢票的行列，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驚呼道： “嫂子！你怎么來了？” 老太太便是李福德的老伴，當年那個被心口疼折磨得死去活來的趙墨蘭。她懊悔不已：“我剛剛聽說你來了，你就要走……” 有鄉親來催浩然快去檢票。 老太太慌忙掏出一個塑料袋，不由分說，塞到浩然手中，“拿著，路上吃!”那是一袋煮熟了的雞蛋，剝光了皮，用醬油浸過，還熱乎乎的…… 其后，浩然分別于1987年、1990年、1992年和1995年造訪昌樂，探望東村的鄉親。每一次到來，都留下一串讓人難以忘懷的故事。東村的鄉親和昌樂的朋友也先后二十余次去北京、去三河探望浩然，敘談親情友情。 浩然還有一個心愿，就是讓老伴楊樸橋也來昌樂，認一認東村這個“婆家門”。他的這個愿望，在1995年10月至11月間得以實現。他攙扶著拄著拐棍的老伴，一家一家的登門拜訪。他高興地告訴筆者，這么多年，老楊的情緒從來沒有這么好!可見老伴對東村這個“婆家門”不僅認可，而且相當滿意。 他還希望帶第二代人(兒女們)、第三代人(孫子、外孫們)也來昌樂，認識一下東村，認識一下東村的鄉親們。談及此舉的初衷，他說，對于東村和東村的鄉親們，一方面自己永生不能忘，另外也要告訴兒子、子孫們，讓他們記住，一個藝術家的路子該怎么走，人該怎么做。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應該同農民保持一種什么樣的關系，跟他們保持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及他們所應該得到的關懷…… 1990年9月底，他帶來了第二代人的代表，女兒梁春水。他先領著春水，認了每位大娘、大爺、大叔、大嬸的門兒，然后讓春水自己去做深入的采訪。 這一次，他見到了李福德。 李福德夫婦在一所中學看大門。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平頂房，既是傳達室，也是夫婦倆加一個他們收養的四、五歲小女孩的住處。一張大床，箱籠爐灶，鍋碗瓢盆，把個小屋子擠得滿滿當當。秋熱尚有些余威。水泥板蓋頂的平頂房，無遮無掩，一天的曝曬，加上一家人做飯吃飯，晚飯后屋子里就變得又悶又熱。悶熱中，混雜了煙火味飯菜味和汗酸味。浩然就在這樣一個時刻、這樣一種氛圍中帶了女兒春水走進了這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平頂房。 李福德老兩口又驚又喜又慌亂。李福德緊緊握住浩然的手。趙墨蘭拉著春水，又是端詳又是夸獎又是問候，說不盡的熱情話。李福德一邊跟浩然說話，一邊吩咐老伴快泡茶。趙墨蘭剛涮好茶杯，發現客人還在站著，又忙著給客人找座位。這小屋子容不下兩把椅子，她就拿來兩個馬扎，一邊叨念著屋子太小，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一邊請客人落座。李福德則發現了客人臉上的汗水，大聲問著芭蕉扇放哪兒了？浩然一邊說著別忙別忙，早已脫光了上衣，脫去鞋子，光著膀子上了靠窗的那張木床，將小姑娘攬在懷里愛撫著，說我坐這兒就挺好，又寬敞又涼快，你們還瞎忙乎什么？快坐下咱們拉拉呱兒！看著浩然光著膀子上了床，李福德老兩口立刻想到三十年前坐在他家炕頭上商量隊里事情的下放干部老梁。他們心里頓時踏實了許多，平靜了許多。趙墨蘭將身上散發著汗酸氣和奶腥味的小姑娘從浩然懷里接過去。浩然就隨意倚到堆放在床頭的油膩膩黑乎乎的被垛上，與老兩口拉開了家常。坐在馬扎上的春水，則只有聽的份兒，那些憶舊的話題，她大多聽不懂，更插不上言。五口人擠在十平方米的小平頂房里，不知不覺拉了三個小時。直到李福德按職業習慣準時去關學校的大門，浩然才發覺時間不早了，起身下床，與兩位老鄉親惜別。他沒有想到，這是最后一次見到趙墨蘭。 1993年6月，浩然突患腦血栓住進醫院。得到消息，我們立刻動身前去探望。他住在通縣一家部隊醫院的單人病房里，危險期已經過去，語言功能尚未完全恢復。為了顯示治療的效果，好讓我們放心，他坐在病床上，有些吃力地與我們交談。他一一詢問東村的老房東、老搭檔、老鄉親的近況。當問及李福德時，我未加考慮地如實相告，說他的老伴剛剛去世。 “什么病？”浩然震驚，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聽覺，急切地問：“得的什么病？” “肝癌。查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晚期了。” 他眼圈一紅，兩包熱淚奪眶而出，沿著鼻翼，伴著無聲的抽泣，滴落到潔白的床單上。 我后悔極了。我沒有想到，對東村的鄉親，他竟懷有如此深情!在他最需要安靜和平靜的時候，是不該將這噩耗告訴他，讓他傷心悲痛的。一屋于的人都找不出任何安慰他的語言。病房因為他的低泣而顯得格外寧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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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金—也說浩然

郭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