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陂五中的那些事兒

中國人壽王秋明

? 團陂五中的那些事兒… 王如生 1965年7月至1966年7月，學校基本處于正常狀態。1966年9月至1968年10月，處于文化大革命動蕩時期。這三年，在我的記憶里有幾件事，難以忘懷，揮之不去。 后勤保障 學校后勤總務處，設在進校門第二棟房子的西頭，東頭是餐廳。（也作會堂用）總務處由高式老師負責。他是從我的母校松山寺小學調來的。矮個子，大眼睛，聲音響亮。學生周日下午返校，到總務處交米，他很忙碌，沒空隙。先把米一稱，然后發餐證。那時是定量的，每餐四兩。高式老師很負責任，對學生又親和。李春應，三十多歲，瘦高個兒，很精靈，是后勤總管，是“滿場”跑的人。學校有農場，專門種菜，保障師生有青菜，腌菜食用。農場由李春應劃分到各班，指導施肥，拔草，澆水…學校維修大小工安排，材料供給也是他，還要幫大食堂做些事。 陳工友，矮個兒，四十多歲，臉上起了皺紋。他是學生食堂的主廚。每日上罐，出罐，收罐，洗菜，炒菜…循環而作，夠累的。 姚老頭，矮個子，背有點駝，話語少，他是“火頭軍”，主要職責伏在爐口。那時是燒煤，姚老頭辦足柴煤，拌好煙煤。（封爐火用）每天早上四點起床，炎天暑月要站在火爐口，所以他肩上總搭著一條舊毛巾，濕漉漉的。 洪老頭，五十多歲。好高的個子，光著頭，也叫“洪光頭。” 他是正式工，是老師食堂（也叫小食堂）的廚師。小食堂在進校門的左邊。伙食花樣多，做工精致些，洪老頭技藝也略勝一籌。 學生用餐是罐飯，主要用木簣子蒸。木簣子是圓形的，下口大，上口小，半人高，一個簣子要裝兩百多個飯罐。其流程：先把米洗干凈，淘盡砂，撈起來盛在米筐里。上米上簣時需三個人。一個用竹筒臼米倒在罐里，一個加水后轉給第三個放入簣內，一層一層地碼好。整個流程花一兩個小時，累得腰酸背痛。每餐開飯前，廚師們的準備工作都到了位，各班飯罐抬到固定位置，桌上放好了木盆盛的菜。出簣時，霧氣噴發，熱氣散發。一位廚師冒著熱浪，從簣里一個一個地拿出灼燙的飯罐，另一個接過來放在木柵欄里，按班人數裝好后再抬到餐廳。每一次出簣，廚師們的臉像紅蝦子。 菜，是學校農場自己種的，什么季節出什么菜，基本自足。 食堂還有熱水供應，男女澡堂。澡堂里放十幾個大木腳盆。打完籃球，拿著毛巾，走進澡堂抹抺洗洗。 在那個年代，鄉村的初級中學，后勤設施雖然簡陋土氣，還是算不錯的。 夜奔浠水 1966年春季，校園仍舊沉浸在“按部就班”的常態，只是偶爾出現批判鄧拓，吳唅，廖沫沙《燕山夜話》，《海瑞罷官》等一些大字報，我們還是糊涂蟲，對此淡然漠之。 1966年秋季開學后不久，常常有一股風悄悄吹進校園：“毛主席已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好幾次，你們怎么還不上北京？” 同學們議論紛紛，不知怎樣出去。如何上北京？又有風吹來：“到縣委去，討批文。 一天晚飯后，不知誰喊了聲：“走，到縣委去。” 不說不打緊，一說就有同學出發了。我莫名其妙地和南仲林，姜生明…幾位同學糊里糊涂地上路了，緊接著“大部隊”陸續跨出校門。 團陂到浠水33公里，開通了初級公路，我們一路說說笑笑。走過蔡井，楊祠，三店…累了歇一會，誰也不知“先遣部隊”哪些人，幾多人；“后續部隊”來了多少？只看見前有去者，后有來人。經過一路急行軍，大約十一點多到達縣委大院，那里早聚滿了人群。 夜深沉，大院內梧桐樹下，隱約有微弱的燈光。過了一會兒，有十幾位學生代表進入縣委會議室，負責接見的是縣委負責人夏龍翔，黃鳳姣，經過協商，最后，下了批文：每批30人，分批分期上北京。不知誰拿著批文走出會議室，“批了，可以上北京。” 同學們歡聲雀躍，有的鼓掌，有的跳起來…拿著批文的同學又帶頭往回跑。“批文在哪里？” 有人問。“在王可那兒，” 有人回話。其實，所有的同學又饑又渴，腳上起泡，不知什么力量催喚著一路飛奔，最遲返校是第二天早上七點左右。一通宵，一百多里路程，往返徒步，創造了人生第一紀錄。 得到批文后，學校革委會將30名名額分到各班投票，擇優錄取。不過有一個前提：必須是“紅五類”。（即個人及家庭社會關系沒有一點污點）我是班上最高票數，政審時因有污點（伯父是國民黨炮兵團長）而取消資格。蔡國文是30名中的一個，不久隨團上京，參加了毛主席第五次檢閱紅衛兵壯闊場景，下面摘錄他的回憶：“我們是10月18日被接受檢閱的，那天很早到達現場整理隊伍。秋季天氣晴朗，有一種暖洋洋的感覺，中午時分兩列隊伍綿延在50里長安街道兩側，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長脖子等待領袖乘車檢閱。解放軍警戒，摩托車來回巡視，大喇叭反復播放毛主席語錄歌。時不時傳來車聲，引起一陣陣的騷動，大家翹首等待。車隊真的來了，頓時沸騰起來，只見毛主席揮動著手中的軍帽駛過沸騰的人群，等待許久的時刻一掃而過。何望初去了，其它不記得。”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團陂五中：三十名農村的孩子上北京見到了毛主席！ 參觀水校 三十名參加接受毛主席檢閱的同學返校后，不僅介紹了那激動人心的場面，還傳遞了外地學生上北京，去北大，清華取經；北大，清華學生到各省市大中院校，煽動學生走出校園鬧革命的消息，大家蠢蠢欲動。學校已覺察到這個苗頭，想出“參觀水校”的高招，安撫人心，穩定秩序。十一月下旬，全校師生出動，浩浩蕩蕩向白蓮河進發。我們這兒到白蓮河有六七十里，全是小路。白蓮河水庫是黃岡地區最大的水庫，由地區管理，還有大型鋁廠，機械廠。白蓮河水庫下還建起黃岡地區水利中等學校（簡稱水校），是大家早已慕名的地方，所以大家興趣很高，不畏艱難跋涉，一路前行，下午三點多鐘就到達了水校。 一到水校，我們傻眼了，偌大的學校一個學生影子也沒有，在校的老師告訴我們，全都出外串聯去了。既來之則安之，住宿一切都安排好了。第二天，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白蓮河水庫，大壩，電廠，溢洪道，鋁廠，也算見了大廣。 參觀白蓮河水校大大逆反了學校“安撫穩定”的原定目標，受水校影響，外出串聯的動機更加迫切，步伐更加加快，不幾天，學校全面失控，學生自動出門，走向武漢。我們班大部分學生出動了。記得一天晚上，一部分同學到達水果湖，我們在漢口解放公園那兒。從沒出過門，在水果湖的同學連夜去看武漢長江大橋，我們在江漢關一帶。第二天，我們會合水果湖，直進省委大院，接待的同志很客氣。我們提出要見中南局書記王任重，湖北省省長張體學的要求。他說：“很抱歉，王任重被廣州的紅衛兵揪去了，張體學被湖南的紅衛兵揪去了。” 　　在武漢碰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得到一個重要信息：凡是串聯的學生須有學校開具的介紹信，每人國家發15元雨具費，買雨衣和膠鞋。第二天，大家推薦我回校，辦好上述兩件事。我回到學校，在高式老師那兒按在漢人數領取了雨具費，又開出了多份介紹信。至今，我還記得介紹信的內容。 介紹信 茲有我校二（3）班王如生等五名同學外出串聯，望貴地接待為盼。浠水縣第五中學革命委員會。 自此正式拉開了我校全國大串聯的序幕。 大串聯 有了介紹信和雨具費，大串聯就有底氣了。十二月中旬，學校只有老師，沒有學生，空蕩蕩的。全校學生基本上自愿組合，或多或少，奔向全國四面八方。 我的介紹信是五個名額，結果只有我，姜生明，姚升安一同前往上海。當時選擇去上海，是受了地理課的影響，上海是大都市，有外灘，國際飯店。南京路，大世界，蘇州河，龍華…最繁華，心里庠庠的。12月27日，我們背著被褥，戴上紅衛兵袖章，在黃石乘上去上海的大輪。31日上午，船行入吳淞口，江海匯合，波濤洶涌，無邊無際。我們巨大的輪船像一片樹葉在水面飄蕩，心里寒怯怯的。船慢慢駛入黃浦江，已是黃昏時分，離上海市區越來越近。夜幕降臨，江岸西邊的天空全是紅彤彤的，霞光萬道。船舷上站滿了嘹望的人群，有人說：那光輝是上海市區的燈光。十點多鐘，幾聲長笛，船上的人們涌動起來，拎起行李，看樣子是船靠岸了。我們心里犯嘀咕：“這么晚了，去哪兒住宿呢？” 隨著人潮，踏著臺階，忽聽喇叭聲在喊：“來自湖北的紅衛兵到這里集中。” 原來這是上海市總接待站安排的，對各省市來滬的派專人接待。我們驚喜萬分，來到那位接待的女子面前，放下行李，等待全部到齊。這位女士四十多歲，說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我們跟著她沿著外灘轉入市內，大約一個鐘頭到了一家普通小旅館。我們登記完畢，住進一間三人房間。女士給我們一張上海市區交通圖，一周的餐票，并囑咐我們，出門往左200米就是食堂。由于第一次來到大上海，如此順利，格外興奮，難以入眠，鋪開地圖，細細察看：我們住在中華路，是環形的，是上海的重要地段。 第二天，也是1967年的元旦。我們吃完早餐，乘上有軌電車，第一站到了人民廣場，我們急匆匆地來到國際飯店。一睹它的雄姿。在當時它是全國最高層（24層），最豪華建筑，專門接待外賓的，我們站在那里覺得好風光。隨后，我們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進入上海市最大的百貨商場。是那么大，是那么稀奇的，我們轉了好幾層，層層都是川流不息的顧客。在第八樓，我們每人買個望遠鏡，準備春天串聯上北京見毛主席。出了商場，漫步南京路上“大世界”躍入眼簾，不禁想起《南京路上好八連》那篇課文，才真正領略到南京路的繁華與壯觀！ 　　出南京路就是上海灘，全是各式洋樓。黃浦江面，從北到南，全是碼頭和船只。對面是浦東，除了江堤上搖拽的楊柳外，就是天空。后來幾天，還游了蘇州河兩岸，旖旎的風光美不勝收。 第七天的下午，我們趕到火車站，晚上乘去杭州的火車，由于司機鬧革命耽誤了時間，第二下午才到達杭州，住在西湖附近。呆了三天，游了寶淑山，西湖封閉，無緣入內。還去了錢塘江邊的六和塔，受“破四舊，立四新”的沖擊，六和古塔一片狼藉。 第四天，我們乘上去廣州的火車，原本是南下。此時已到了臘月十六，晚上做一夢，母親問我，年來了怎么還沒回？所以車到株洲換乘，沒去廣州，轉到湘潭。停宿一天，學紅軍長征，途步往韶山。一百多里路，每隔十里就有接待站，走到哪里，吃住哪里。第二天下午趕到韶山。天啦，從展覽館，韶山中學到毛主席故居，全是來自全國各地紅衛兵，人山人海。想買點餅干充饑，站隊一公里多路，撐不住，只好忍饑挨餓，吐著口水，心里發慌。第二天中午，好不容易領到五罐飯（介紹信上是五人），我們三人狼吞虎咽，吃完就扛起行李，又長途跋涉直奔長沙，住在林業廳。次日：游了五一大道，愛晚亭，第三天，啟程返鄉，已是臘月廿二。 什么串聯取經，與外地學校交流？我們是鄉下孩子，到了城里根本不知道學校在哪里。所謂串聯，實際上享受著國家的洪福，吃飯，住宿，乘車全免費。走到哪兒，成了太上皇。誰也不敢怠慢！父親見人就炫耀，吹我跑了好多省，到過好多大城市，見過大世面。 派性斗爭 1967年春，中央突發文件，停止全國大串聯，原準備過了春節繼續大串聯，上北京見毛主席的計劃嘎然淹滅了，我們怏怏地回到了校園。 大串聯給我們觀光旅游的機會，也間接地看到了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為后來回校鬧革命提供了借鑒。學生們再也不進課堂上課，自發成立紅衛兵組織，什么“鋼造總部”，“東風蕩”，“追窮寇”，“云水怒”…應運而生。我成立的是“九人連”。（只有九位同學）什么自我任命的“司令，”“部長，” 堂而皇之的“官銜”呼嘯而出。成立什么組織沒限制，但要上報區革委會批復，再制作大紅旗，上面印上組織名稱，還刻公章。各個組織大旗揚，佩戴紅衛兵袖章，耀武揚威，神氣十足。組織成立后，有的開始沖擊區委會，揪斗區委書記張文亞，區長汪鳳元，學校領導也不例外。當時主要是揪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稱走資派。而另一部分組織認為某某領導是好干部，不是走資派，奮起保護，不準揪斗。一個要斗，一個要保，造反派，保皇派就這樣誕生了。一山不藏二虎，一個雞籠容不下兩個公雞，派性斗爭就這樣形成了。 　　派性斗爭的對象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最初是黨政一二把手，發展到各企事業單位，廠礦，醫院，學校的頭頭，隨著局勢縱深，對象延伸到地富反壞右，臭老九，甚至擴大到普通人群。 派性斗爭的方式不斷更換。開始是大字報，大鳴大放。毛主席在中南海“炮打司令部”第一張大字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從食堂到教室，到宿舍的墻壁，都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紙張，墨汁和筆任你所用。繼而開展大辯論，各派持有不同的觀點。面對面辯理爭論，你說你有理，我說我有理，爭得臉紅耳赤，甚至怒發沖冠，不可開交。當時造成人際關系大撕裂，一個班，一家人分幾派，互相怒懟。老師，同學，同事，戰友，朋友，父子，兄弟，夫妻…爭來吵去，反目成仇。在派性斗爭中，學校釀出兩件慘案。 徐鈺慘案徐鈺慘案徐鈺老師高高個子，身體瘦弱，兩眼凹陷。他是一名優秀的語文老師，板書的粉筆字別拘一格，且一向膽小怕事。他當時住在操場西頭一棟小瓦房，很簡陋。大字報貼滿了內外，連門也封了，要鉆著出進。一天，校園鬧轟轟的，說是徐老師用剪刀刺喉嚨，鮮血淋淋，送到醫院搶救去了。原來有人揭發他有歷史問題，曾在國民黨當過文書，他很害怕，起了自尋短見之念。幸虧搶救及時，撿回一條性命。是誰發現的，誰送他到醫院不得而知。不過，事件發生后，校園空氣更加緊張和恐懼。 王勝和慘案? 王勝和慘案因我而起。當時王仁舟成立的“巴河一司“，聲勢浩大，轟動黃岡，震動武漢，形成與“浠水革聯”對峙的最大勢力，在團陂成立了以袁瑞應，丁大麻子為首的分部～“團二司”。聽說王仁舟在巴河搞“共產主義，” 我懷著好奇的心，邀約姜生明，王勝和一同到巴河考察。我記得是夏天，我們到達巴河是下午三點多鐘，被安排在巴河三中住宿。第二天上午，我們三人來到巴一司總部，副司令張新民和秘書長嚴啟智（松山人，同學高文光的舅舅，原任巴河區教育干事）接待。第三天，我回到學校，卻掀起軒然大波，說我們是巴一司的，參加了“敢死隊”，發了手槍。總務處門口還貼了“逐令”：“王如生及其死黨滾出學校”。傍晚，我和高文光，南仲林上街散步，走到蘇醫官上坡處，夏仕之氣喘吁吁地跑來告訴我：革聯派正在開會，要將你們三人游行。獲此消息，當晚我就離開學校，過幾天跑到東西湖搞付業去了。（現在叫打工）一直到年底沒有歸校，躲過一劫。后來聽說，姜生明感冒了，沒有來校，兔遭一劫。王勝和，縣城人，似猴相，故同學叫他“王猴子”。他一來到學校就遭“飛機式“游行，脊椎打斷了，手胳膊架成骨折，花很長時間治療才痊愈，以后也一直沒來學校。畢業后幾十年，我總感愧疚，打聽他的下落。直到2017年冬，在黃石新下陸大冶有色金屬公司相會，舊事重提，傷感揪心。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視察時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派性斗爭由文攻轉入武斗，且逐步升級。全國很多地方“打砸搶”烏煙瘴氣。據王月言回憶：一天深夜，區武裝部長陳曙環通知我到區公所領槍，用以防衛，我不同意。而陳部長再三強必須來，而且要來早些。第二天清早，到區武裝部，發給我們二十一支步槍，二挺輕機槍，一千發子彈，都是最好的。正當武斗一發不可收拾之際，中央發布命令，回收所有武器，我們第一個原封不動上交了。 回想起當時武斗的狀況，是觸目驚心，處于最嚴峻的白色恐怖之中。值得慶幸的是，團陂五中基本平穩，沒有出現械斗和流血事件。 復課鬧革命復課鬧革命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巜全國大中專院校，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知》，1968年春重回校園。按常規學制，我們應是初三，可仍然坐在二（3）班的教室。因文革發生，升級，畢業停擺。至于誰的班主任，哪些科任老師，上什么課，回班哪些同學，一直回憶不起來，大腦一塊空白。不過，有與以往不同的三點感覺：一是返校的學生接近半數。自文革開始后，有的一直沒有參與，自動棄學。有的應征入伍，步入軍營。二是學校景況清冷，蕭條，大不如先前火熱。領導不敢大膽抓，老師不敢大膽教，都是提心吊膽，謹小慎微。 　　三是人際關系淡然，老師互相之間少有交往，情緒低落；師生關系疏遠，默默無言；同學見面淡定，似是面和意不和。 不知道是怎么挨到10月份，學校統一宣布在校學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學校發了畢業證書，沒有畢業集體照，沒舉行儀式，學生卷起行李自動離校。 由于我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 有的大隊干部親自到校門口迎接，幫著扛行李。回到村里。 回憶到這里，我的心情依然是十分的沉重。團陂五中三年的學生生活，百感交集。一個甲子的光陰，完全準確地回現當年的那些事兒…不現實，人，地點，時間，經過，只有模糊提及。三年中團陂五中那些事兒…很多很多，本文只限一己之見，不可強牽附和。三年中團陂五中那些事兒…包含著激情和酸楚。在我的審世觀中，“激情”是我人生的浪花，永遠感恩和懷念！“酸楚”無非是有些疤痕，并非學校所為那是大勢所趨，“不應有恨”，更要看到那股浪潮。這是團陂五中的歷史重大轉折，晉級團陂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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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陂五中的那些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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