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孟德

逍遙客（翟）

魏武帝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一說本姓夏侯，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詩人。東漢末年權相太尉曹嵩之子，曹魏的奠基者。 曹操少年機警，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二十歲時，舉孝廉為郎，授洛陽北部尉。后任騎都尉，參與鎮壓黃巾軍。遷濟南相，奏免貪吏，禁斷淫祀。征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家。 及董卓擅政，乃散家財起兵，與袁紹等共討董卓。初平三年（192年）據兗州，分化誘降黃巾軍三十余萬，選其精銳編為青州軍，自此兵力大振，先后擊敗袁術、陶謙、呂布等部。建安元年（196年），迎漢獻帝至許（今河南許昌東），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總攬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迎漢獻帝至許（今河南許昌東），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總攬朝政。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戰中大敗袁紹主力，又先后削平袁尚、袁譚等勢力。建安十二年（207年），擊破烏桓，統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進位丞相。 建安十三年（208年），進位丞相。同年進攻荊州，與孫權、劉備聯軍展開赤壁之戰，敗歸。建安十八年（213年），封魏公。建安二十年（215年），征張魯，取漢中。次年進爵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死于洛陽，享年六十六。兒子曹丕代漢稱帝后，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葬于高陵。 曹操善詩文，知兵法，開建安文風。有詩文多篇。另有注《孫子》傳世。今人整理其詩文成排印本《曹操集》。同時亦擅長書法，被唐朝張懷瓘《書斷》評為“妙品”。 黃淮流域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社會經濟遭到空前的破壞，百姓遭屠，土地荒蕪，幸存者被迫離鄉背井，流落他方。可謂“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面對這種悲慘景象，曹操在世時實行了一系列政策來恢復經濟，穩定局面。從曹操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如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由于禍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 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所以袁紹雖兵多、錢多、糧多，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并非無據。 漢獻帝被西涼軍爭奪，各州郡牧守都在擁兵自強，斷絕納貢。整個中國的局面是群雄割據，軍閥混戰。漢獻帝小朝廷，遠遠沒有控制政治局勢的能力，在這危難之際，曹操挾持窮途末路的皇帝，遷都許縣，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圖進而統一中國，起到了穩定東漢朝政局面的作用。 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其根基屬于儒家思想范疇，尚仁義禮讓，并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術，嚴刑峻法，史載甚明，這構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側面。此即“撥亂刑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處于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并在禮法并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制，強調“唯才是舉”。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 曹操精于兵法，在統一北方起到了積極作用，黃巾起義之后，東漢解體，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滅長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歷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并為后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繼承漢制穩定西域長史府，這就避免如司馬懿破壞遼東民族結構的事情發生，為隋唐西域都護的興盛打下了堅實基礎；趁公孫度逝世的機會攻取東國的中原飛地登萊后，又與公孫康締約“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取公孫氏政權不再參與中原紛爭，名義上是效忠東漢的地方官，實際上割據遼東。曹操曾想留下呂布未必沒有重新奪回并州兵騎的養馬之地河套的想法。 曹操鉆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制勝，兵不厭詐。 在用兵方面，史稱他“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余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在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斗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戰術，譎敵致勝，轉弱為強。李靖的《李衛公問對》、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等著作都贊譽曹操的行軍用兵。 在帶兵方面，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68]《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在御將方面，曹操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曹操能夠根據將領特點，用其所長。例如，許褚、典韋壯武有力，忠誠奉法，曹操就讓他們戰則為軍鋒，息則統親兵；臧霸有恩信于東土，曹操將青、徐二州托付于他，從而得以專心對付袁紹，不必以東方為念；降將文聘本是劉表帳下大將，在江漢一帶頗有威恩，曹操任其為江夏太守，委以邊事，使御孫權。 漢魏之間，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曹操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恢復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曹操采納棗祇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屯田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農。因此短時間內就使地方“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說：“后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采取各種措施，扶植自耕農經濟。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后采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恢復農業生產。此外，曹操還陸續頒布法令，恢復正常租調制度，防止豪強兼并小農。建安五年，曹操頒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曹操前后實行的這一系列措施，使瀕于崩潰的自耕農經濟不斷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成為曹操集團的雄厚經濟基礎。 曹操在攻破鄴城后，鑒于東漢后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制，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 開源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并以身作則，提倡廉潔。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后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曹操喜愛墳典和六藝之學。在統一北方的混戰中，就注意對圖書的保護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擊敗袁紹后，下令“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任魏公后，設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廣收在戰亂中散佚的東漢官府和民間藏書，“采輟遺亡”，藏在中外三閣和秘書省。還請蔡邕之女蔡文姬講其藏書之事，蔡文姬“繕書送之，文無遺誤”。由于他重視國家的文化建設，逐步建立了魏國的國家藏書。 曹操收編太平道、撫接五斗米道勢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挾天子"，目的皆在暗爭"天命"。曹操一生所經營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業，隨曹丕黃初元年受禪而得實現。從曹操勢力興起以至漢魏禪代，其間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與原始道教牽涉至深。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七月，南匈奴單于呼廚泉來朝賀，被扣留在鄴城，曹操借機將南匈奴分為五部，選漢人為司馬加以監督。 東漢末年，烏桓（又稱“烏丸”）占據遼西、上谷、右北平三郡，各自稱王，常侵擾北方四州、“殺略吏民”。烏桓蹋頓總攝三王部，跟袁紹要好，曾幫袁攻滅了公孫瓚。官渡之戰后，袁紹退回冀州不久就病死，而他的兒子袁尚、袁熙又投奔了烏桓。曹操北征烏桓蹋頓，出自戰略的需要，即要徹底消滅袁氏勢力并統一三郡。白狼山之戰，曹軍大勝，并把烏桓俘虜去10余萬戶的漢人和幽、并二州的烏桓萬余“落”（烏桓戶口的基層單位）遷入內地。促進烏桓人同漢族逐漸融合，這對鞏固北方社會秩序、使人民生產與生活安定有著積極的作用。 曹操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當今詩歌上，散文也很有特點。曹操的詩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樂府詩體。內容大體上可分三類。一類是關涉時事的，一類是以表述理想為主的，一類是游仙詩。 與時事有某種關聯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等，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并反映漢末人民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樸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并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漢樂府中都是挽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了全新的內容。曹操開創了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 曹操在文學上的功績，還表現在他對建安文學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上，建安文學能夠在長期戰亂、社會殘破的背景下得以勃興，同他的重視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劉勰在論述建安文學繁榮原因時，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事實上，建安時期的主要作家，無不同他有密切關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兒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蔭護。可以說，“鄴下文人集團”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的；而他們的創作，也是在他的倡導影響下進行的。 此外，曹操還有不少其他文章傳世，例如《請追增郭嘉封邑表》《讓縣自明本志令》《與王修書》《祀故太尉橋玄文》等，文字質樸，感情流露，流暢率真。 曹操著述，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有《魏武帝集》30卷錄1卷、《兵書》13卷等十余種，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孫子注》。明代張溥輯散見詩、文等145篇為《魏武帝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張溥輯本。1959年，中華書局據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補充，增入《孫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紀》《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為《曹操集》。 《唐人書評》稱：“操書如金花細落，遍地玲瓏，荊玉分輝，瑤若璀粲”。西晉司空張華在《博物志》中稱：“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并善草書，而太祖亞之。”南朝的書法評論家庾肩吾在其《書品》中，把曹操的書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稱其“隸墨雄瞻”。唐代書法家兼評論家張懷瓘在書法評論專著《書斷》中稱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絕倫”，將其章草作品評為妙品。由此看來，曹操的書法作品雖不能列為神品、上品，但在全國名書法家中是數得著的。 有史料記載，曹操常與書法家鐘繇、梁鵠、邯鄲淳等人切磋書藝。他尤其喜愛品味梁鵠的字，還曾將專用的五靈丹拿給因向韋誕借讀蔡邕《筆法》遭拒而嘔血的鐘繇。 曹操他流傳于世的墨跡很少。宋鄭樵在所著《通志·金石略》中，僅收錄曹操書寫的一篇《大饗碑》；明楊慎在《丹鉛總錄》中，也只是說到元朝時還有曹操書寫的《賀捷表》；清葉奕苞在《金石錄》中說，曹操在武昌“黃鶴樓”側曾寫有特大、凜凜有生氣、正書的“涌月臺”三字。曹操在征漢中時，寫在石門南褒河一塊大石上的“袞雪”二字，現已遷入漢中博物館內。亳州“曹操地下運兵道”處所見到的“袞雪”二字，系依拓本刻寫；上邊兩個隸書小字落款“魏王”，因系直題，又模糊不清，乃后人仿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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