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浙東中共主要武裝稱謂（番號）之解讀

紫氣東來

楊明 　　“浙東”是指位于浙江東部杭州灣兩岸，滬杭甬（寧波）之間，東臨東海、南達東陽至寧波的公路、西跨浙贛鐵路金（華）蕭（山）線兩側，北達黃浦江兩岸地區。浙東革命根據地首先是指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抗日根據地之一。1941年“皖南事變”后，黨中央對新四軍在華中作戰的戰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確指出：“關于浙東方面，即滬杭甬三角地區，我們的力量素來薄弱，總指揮應增辟這一戰略基地，經過上海黨在該區域創立游擊根據地……”中共華中局決定開辟浙東浙西兩地根據地，至1944年，先后建立了以四明山為中心的地域的三北、四明、會稽（金蕭）、浦東4個地區14個縣政權，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全國19個解放區之一。（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浙東抗日根據地》、何克希《在新四軍研究會浙江分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不久，國共舉行了“重慶談判”。中共為了實現全國和平，避免內戰，作了重大讓步，其中包括讓出浙江、蘇南、皖南在內的8個解放區，將上述地區的武裝分別撤至長江以北或隴海鐵路以北地區。中共中央據此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決定留下少數骨干堅持斗爭。浙東地區是迅速形成南方7個游擊戰爭根據地中的一個，也就是在新四軍浙東主力北撤后，浙東黨和武裝重新創建的一塊較完整的游擊戰爭根據地。這一地區地域廣闊，轄四明、臺屬、金蕭（路西）、會稽（路東）、路南、東海6個地區，涉及現在的杭州、寧波、紹興、金華、臺州、舟山6個市的大部分區域，以及麗水、衢州和上海浦東等地區。 解放戰爭中的浙東中共武裝從人數稀少的零散小隊到解放前夕整合壯大到幾千人的部隊，經歷了復雜曲折的過程，在上級黨的領導下，改變孤立分散狀態，建立了統一領導機構，恢復發展了黨的組織，重建并壯大了武裝力量，在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成為我黨領導下我武裝力量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浴血奮戰、奪取勝利的典型光榮歷史，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巨大犧牲和不朽貢獻。 正因為解放戰爭中的浙東中共武裝形成的復雜性和艱苦性，所以在發展過程中有過不少稱謂（番號），容易產生難辨、歧義和誤讀。本文試圖通過考證、溯源與辨正，整理與厘清解放戰爭時期浙東中共主要武裝稱謂的來龍去脈以及個中緣由，以期對準確理解這段歷史有所幫助。 “浙東人民解放軍”之來由 1945年9月，新四軍浙東主力北撤，任務緊急，時間倉促，中央和華中局指示：“留下秘密工作及少數秘密武器（留作民槍存在）。”對于堅持斗爭僅是原則性的意見，浙東區黨委來不及對浙東今后斗爭和發展進行詳細部署，只是任命了幾位特派員，實行單線聯系，而倉促成立的“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留守處”不久就被破壞，人員被抓被殺。受命留下的特派員僅是短槍隨身，沒有接到北撤通知的同志更是失去聯系，隊伍自動或被迫解散……顯然，當時不可能有一個完整建制的武裝。 　　不過，即便在如此困難險惡的形勢下，各處留下的零星人員還是集結成隊進行了武裝斗爭，如馬青率領的直屬中隊，蔣明達組建的“諸暨人民自衛隊”、蔣忠組建的“蕭富人民自衛隊”，周芝山、楊亦明組建的“金華地區武工隊”……早在新四軍浙東主力北撤一個月后，周芝山、楊亦明、金平歐組建的“諸義東人民游擊隊”（對外稱“抗日難友團”）……1946年11月馬青率隊發動了“石璜繳槍”，組建了“會稽山抗暴游擊隊”；四明地區黨組織在12月發動了“天華繳槍”…… 但當時浙東區黨委的總方針是“隱蔽斗爭”，本來留下的人員就不多，又大量失散，國民黨開始殘酷清剿，黨的活動趨向“秘密、分散、隱蔽”、“等待時機”，很多小型武裝停止活動，解散了隊伍。 1947年1月，浙東工委（中共浙東工作委員會）成立，決定由消極的“躲藏”向積極發展武裝斗爭轉變。浙東工委先后發出了《中國革命新高潮前夕的形勢與任務》等一系列指示，積極組織開展武裝斗爭。5月，在慈溪孔岙村召開了工委會議，武裝斗爭被提上日程議事，特別是“草茅庵建軍”，宣布成立了番號為“三支隊二大隊第四中隊” 的四明主力（為推動重建武裝斗爭，新組建的武裝采用原浙東部隊的番號，重新打出新四軍的旗號，對外宣稱是“三五支隊第四中隊”。“三五支隊”原為新四軍浙東縱隊成立之前的簡稱，在群眾中享有威望），實現從分散斗爭向公開發展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隨即出擊三北，襲敵繳槍，武裝斗爭以燎原之勢發展。 　　隨后，被顧德歡（張瑞昌）稱之為“發展游擊戰爭較早”（顧德歡《關于解放戰爭時期浙東工作的幾個問題》）的金蕭地區的武裝斗爭也進入新的局面，會稽、路西、金義東地區向組建武裝隊伍、發展游擊戰爭方向發展。1947年2月15日，在路東（諸北）、路西活動的隱蔽武裝全部到達諸西瀆溪鄉北家塢會合，由蔣明達宣布組建為馬青命名的“路西人民救國先鋒隊”。據黨史記載，這是新四軍浙東主力北撤后由金蕭（路西）地區最高上級命名的第一支正式武裝。1948年1月7日馬青在《金蕭（會稽）地區兩年多來工作總結——在中共浙東臨委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大綱》中將1947年2月稱為當時的金蕭地區“重建武裝時期”的開始。同年6月下旬，浙東工委派分工負責軍事的張任偉（非工委委員）到達路西，主要任務是由他帶領路東、路西武裝上調。7月15日，路東的“會稽山抗暴游擊隊”與路西的“路西人民救國先鋒隊”在諸西會合，合編為一個大隊，約60人。為了組建第二主力，即宣布成立“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12月進行了“開元繳槍”，這是繼“石璜繳槍”后又一次大獲全勝的繳槍行動，對壯大浙東武裝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8月，永康與金義浦兩地武裝在永康、縉云、武義和麗水4縣的雪峰山周嶺村合編為“浙江壯丁抗暴自救軍第三總隊”。9月，組建了“金義浦人民游擊中隊”，隨后進行“義亭繳槍”。 這一年中，四明、三東和臺屬地區除了“三支隊二大隊第四中隊”改編成“四明人民愛國自衛總隊”，還相繼出現了“江南武工隊”、“慈溪縣大隊”、“復仇會”、“獨立鋤奸大隊”（后改編為“新四軍浙東第四自衛縱隊”、“舟山群島游擊支隊”）、“臺屬武工隊”等武裝。 隨著解放戰爭我軍大反攻形勢迅速發展，為配合解放軍主力向國統區挺進，開辟新戰場，建立新的解放區，上海局向浙東黨委提出“正式成立指揮部或司令部，并建立分區，以分區作為獨立戰斗單位”的指示。1948年1月浙東臨委（中共浙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并提出建立主力部隊，普遍發展地方武裝，開展大規模游擊運動和群眾性游擊戰爭，決定將四明山地區的浙東人民游擊第三支隊和金蕭地區的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合并組建為浙東主力武裝，定名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三支隊”（直屬主力）。至此，“浙東人民解放軍”的稱謂第一次出現在浙東臨委關于武裝的決議中。 　　同年2月，浙東臨委根據金蕭地區的實際情況，將金蕭地區析為路東、路西和路南3個獨立地區，著手改編與組建各支隊。5月，浦東人民解放總隊與南匯大團鎮自衛隊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五支隊（四明）。6月，金義浦人民游擊中隊與路南地區抗暴第三大隊會合組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六支隊（路南）。8月，第三支隊抽調部分力量與臺屬主力武裝合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四支隊（臺屬）。9月，宣布公開由“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改稱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番號（第一支隊，6月底編成，路西）。10月，頒布成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支隊指示（路東［會稽］，次年1月宣布成立）。 綜上所述，自1948年1月浙東臨委決定將四明山地區的浙東人民游擊第三支隊和金蕭地區的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合并組建為浙東主力武裝，定名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三支隊”開始，“浙東人民解放軍”的稱謂首次出現在浙東最高黨領導的決議中。同年10月10日浙東行政公署臨時總辦事處與浙東人民解放軍政治部通令頒發了《十大行動綱領》。 但至今查找不到有關取名“浙東人民解放軍”這一稱謂的文件資料，也沒有看到回憶錄的相關記載。 　　那么，為什么稱“浙東人民解放軍”而不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一般解釋是參照華東人民解放軍。1945年10月，陳毅、張云逸、饒漱石等率新四軍軍部及其第二、第四和第七師等主力部隊北上山東，接替奉命挺進東北的八路軍山東軍區指揮部及其主力部隊的防務，并于1946年1月奉命正式組成新四軍與八路軍山東部隊。留守華中的新四軍第一、第六師等部隊則在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等的領導下，組成新四軍華中部隊。1946年6月，解放戰爭爆發后，山東與華中部隊，相繼連續進行了蘇中、淮北、淮南、宿北等戰役，削弱了國民黨軍在華東地區的有生力量，并迫使其提前向華東區增調了戰略預備隊，減輕了解放軍其他戰略方向的壓力。1947年1月，山東與華中部隊奉命合編，統一改稱“華東人民解放軍”。1948年8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 也有一說：是從原浙東人民游擊隊演繹而來。1949年3月，張瑞昌在《目前形勢與整軍工作》報告中說：“嚴格的（地）講，我們（稱）解放軍是不大適當的。大軍才能稱為解放軍，我們只是游擊隊，無論（從）數量、質量、配備、思想作風來講，都是這樣（指不能與大軍相比）。”這也許是不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概思想。 　　不管哪種推說，浙東人民解放軍并未被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至于浙東游擊武裝的整合有否上報比浙東臨委更上一級的主管領導上海局或華中局以至中共中央，目前檔案資料均無此有關信息。令人費解的是：其它內容的報告卻是有向中共中央請示的，如：1949年3月24日，浙東臨委關于浙東情況給中央及華中局的匯報電報文、1949年3月28日浙東臨委關于浙東情況向中央發了請示報告，等等，唯獨沒有發現有關番號問題請示上級領導的文件資料。“回山會議”前，臨委沒有建立電臺，成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的決定未能事先請示。以后有了電臺，臨委將有關問題一并請示華東局，4月2日華東局指示（此電報臨委7日收到）：“不宜過分強調統一集中而應仍以進行分散的有利的游擊戰斗為行動方針，注意保存干部和實力……”臨委于10日發出關于當前工作指示，轉發了華東局的電報，4月11日正式發出建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部的決定，當然是沒有經過上級批準，所以有“暫時成立”4 字。不久大軍渡江，杭州解放，5月18日浙江省委決定結束浙東臨委的工作，也就毋需追認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縱隊部的成立了。 據黨史記載，1948年11月，經中共閩浙贛區委員會批準，正式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浙南游擊縱隊。但據了解，該部隊也未被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應該被認為與浙東人民解放軍具有同樣的性質。還有類似皖南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皖浙邊區浙西游擊支隊等，都屬于此類情況。 黨史還記載，在解放戰爭中主要有閩粵贛邊縱隊、粵贛湘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閩浙贛邊縱隊、浙東第二游擊縱隊、粵中區縱隊、粵桂邊縱隊、瓊崖縱隊8支較大規模的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他們在南方國民黨腹心地區作戰，牽制了大量國軍，使他們無法加入解放戰爭主戰場，為解放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在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軍主力解放當地后，這些游擊隊人員中，少數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省軍區的武裝部隊，多數轉為地方工作或回原籍務農。也有部分編入野戰軍，如瓊崖縱隊約有3600人編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十九軍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 　　 解讀“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 1948年7月底，浙東臨委在向華中工委匯報的工作要點中統計，整個浙東地區中共游擊武裝有： 四明地區：三支浙東骨干武裝約200人；五支130人；各縣的武工隊及民運工作等干部300人，后方機關人員100人，總計700人。輕機槍17挺，重機槍2挺，湯姆生5支，卡賓50支，步槍200余支。 路東地區：80余人。輕機2挺，步槍50余支。 路西地區：主力100人左右（六個班），地方武工隊、后方工作人員等100人，共200人。輕機槍4挺，加拿大手提式1挺，卡賓2支。戰斗力較強。 路南地區：地方工作與武裝約100人。輕機6挺。 臺屬地區：52人。輕機1挺，步槍52支。東海地區：100余人。輕機槍6挺，湯姆生2支，卡賓1支，步槍80余支。 浙東黨所直接領導的公開的武裝工作人員約1300人。 從上述統計看，1945年9月新四軍浙東主力北撤至1948年下半年，整個浙東地區我武裝力量有了很大發展，與國民黨展開了爭鋒相對的武裝斗爭，并取得節節勝利。但也表明，當時浙東地區中共武裝繁多雜亂，分布廣泛，各武裝人數武器不一，各自為陣，最大弊端是缺乏統一領導。 　　1949年1月16日，浙東臨委領導和臺屬、四明、東海等地區黨政干部，浙東主力部隊和部分地方武裝700余人馬在新昌回山會師（會稽、路西、路南3個地區因交通聯系不便等原因未能參加）。25日，召開臨委第二次擴大會議，傳達了全國解放戰爭形勢,分析了浙東游擊根據地現狀，指出了浙東黨和武裝的優缺點，提出今后的工作計劃與目標。會議不僅解決了解放前夕浙東工作的方針問題，也解決了浙東工作的領導問題，標志了浙東臨委已經組建了整個浙東工作新的領導中心。 回山會師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根據會議精神，利用各地區武裝集結的機會，于1月28日召開軍人大會，宣布成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馬青任司令員，張瑞昌任政委（至1949年4月11日頒發建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部之決定）。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下轄6個支隊，形成了浙東地區的主力部隊，由浙東臨委集中統一領導，在隨后配合渡江南下大軍、解放浙東地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什么命名為“第二游擊縱隊”？目前有關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浙東武裝的史書、資料和回憶錄中，均未有提及其番號之由來。 　　我找到的唯一史料是：張凡于1985年3月12日在給唐霞村、戴震的信中說：“實際上，另無什么‘第一縱隊’，只是為了迷惑敵人才這樣的。”這一說法可以理解為：抗日戰爭中的1944年底、1945年初新四軍第一師主力分兩批南下蘇浙后，組建了蘇浙軍區，下轄4個縱隊，其中第二縱隊系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編成，何克希任司令員，譚啟龍任政委。為了體現傳承意義，借用其番號名義，起到震懾敵人，鼓舞群眾的作用，故取名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事實上是沒有建制的任何聯系，完全是政治與宣傳需要。筆者認為這一解釋是唯一的、準確的解釋。 為什么沒有使用“第一支隊” 番號 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下轄有6個支隊：一支隊即路西（金蕭）地區的金蕭游擊支隊；二支隊由路東地區的武裝改編；三支隊由浙東四明地區三支隊編成；四支隊由臺屬地區的武裝改編；五支隊即四明地區的五支隊；六支隊由路南地區的武裝改編。 由此得知，金蕭支隊即第一支隊，但事實表明，“第一支隊”番號從未被使用過，這又是怎么一回事？ 楊光《路西（金蕭）紀事》第十五章“中共浙東臨委‘5·18’指示和一支隊的成立”中記敘道：“乃先在部隊干部中傳達（浙東臨委5·18指示），將（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整編為一支隊部，再向江東、路西縣干部傳達。”他說自己是“6月底帶了一個班上調主力時聽取（臨委）‘5·18’指示和匯報研究路西縣工作的。這時，（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已經改為一支隊部了。”他還回憶道：“一支隊番號的來源，很可能是4月20日接到的周芝山信中轉達的，馬青的指示信被交通員途中遺失了，正是周的告知，路西工委在4月28日報告（作者注：即蔣明達、蔣忠、趙知生給馬青、劉清揚、張瑞昌的信）中提出改稱‘金蕭支隊’的請求。蔣明達7月6日給馬青的報告說:‘部隊編制，一支隊成立。’”由此可見，盡管從1949年1月28日回山會議決議才開始正式命名“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將1948年9月15日就公開番號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定為“第一支隊”，說明浙東臨委是充分尊重路西工委的意見和路西地區的斗爭地位。 　　而縱觀大量史書和回憶錄，“第一支隊”從未被使用過，其中原因是： 解放戰爭后期，浙東存在多支活動的中共游擊武裝，十分迫切需要一個指揮中心。1949年1月的回山會議宣布建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到4月11日才發出《關于建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部的決定》（《決定》），時已接近浙東地區解放，故《決定》中有“暫時”兩個字。不久，隨著浙江全境解放，浙東臨委奉命撤銷，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自然同時被撤銷番號。 “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是在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建立前改編組建公開番號的，從“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番號公布日的1948年9月15日至1949年5月22日番號撤銷日，也僅半年余時間，張凡、蔣明達均未參加回山會議，等接到《決定》，金蕭游擊支隊番號離被撤銷沒多少時間了。 1949年4月5日，張凡在給蔣明達（時正參加浙東臨委第三次會議）轉臨委的信中說，成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只聽傳說……未獲臨委正式通知過。”還詢問二縱司令部與金蕭游擊支隊的關系。張凡的這一疑問是在4月11日浙東臨委頒發了書面決定一周前提出的，但直至張凡于1985年3月12日在給唐霞村、戴震的信中還說：“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有沒有“軍”字和“游擊”二字，我也記不完全確切了。”說明當時從成立到撤銷的時間實在太短，加上金蕭游擊支隊到處出擊，忙于戰事，也未急于領會執行這一并非必須急于執行的指示，以至日后記憶很淺。 　　據楊光《關于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編制發展簡況》記載，1949年4月10日臨委會議記錄上有一段蔣明達的發言：“金蕭游擊支隊本無‘一支’番號，現既（然）大家稱為‘一支’，今后就以‘一支’為番號好了。”但蔣明達返回金蕭地區時正處于反擊國軍第二○三師掃蕩我根據地戰斗之后的緊張環境，接著大軍渡江，來不及傳達改番號意見就進城了。所以，1949年4月“中共浙東臨委建制序列表”上，路西（金蕭）工委領導下的武裝，番號仍為“金蕭游擊支隊”而非“第一支隊”。1949年5月22日，浙東行政公署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部聯署頒布撤銷番號的“達字 95 號布告”上，署名也仍是“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部”。可見，金蕭地區武裝并未使用過“二縱一支”這個番號。 “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和“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是同一支部隊嗎 毫無疑問，這就是指同一支部隊，那又為什么有兩個名稱？ 1948年9月11日，張凡、李鐵峰、楊仁、梁振邦等10位同志抵達浦江馬劍鄉（今屬諸暨市）金崗坪與蔣明達會合。15日在石門村方氏宗祠召開主力一大和路西、江東黨政軍人員大會，由張凡宣布“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支隊長蔣明達，政委張凡。據眾回憶記載，當時大會橫幅寫的是“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 據眾多資料和回憶錄記載，這兩個稱謂都用，似乎并未標準要求。比如：《達字第壹號布告》就標明“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達字第95號布告》用的也是“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眾多文告、報告、通知、指示等也都稱“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如1948年12月15日《告蔣軍官兵書》、1949年4月27日《浙東行政公署、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部通知》、1949年2月1日由蔣明達簽發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部密令》等；有的當年拍攝的照片文字也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如1949年2月攝于桐廬桑山尖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修械所正制造手榴彈》。筆者收集到的鮮有的一枚胸章，背面明確印著“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字樣。當時印發的領導名片也都是“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如筆者收藏的蔣明達名片（影印件）這樣寫：“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支隊長蔣明達浙江諸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中共諸暨歷史大事記》第138頁記載石門大會寫道：“15日，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成立。”包括內文也是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稱謂。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諸暨歷史》（第一卷）第十一章“金蕭支隊（作者注：應為“金蕭游擊支隊”）與金蕭工委的建立”一節，也是寫明“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 　　有關在石門成立大會的回憶文字，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和“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兩個稱謂都有。由此可見，或是記憶不全，但說明至少當時并未統一要求。但據張凡回憶錄《憶解放戰爭時期的金蕭支隊》，明確是“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他是這樣寫道：“我與明達研究后決定，利用新四軍金蕭支隊在群眾中的良好影響，號召更多的人民群眾參加解放戰爭，立即打出老金蕭這面革命旗幟。9月15日，我們在浦江馬劍鄉石門村（現屬諸暨市馬劍鎮）祠堂召開路西主力部隊和路西、江東縣黨政軍大會，我代表浙東臨委、路西工委正式宣布：將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我為路西工委書記兼支隊政委。”蔣明達《解放戰爭時期金蕭地區的革命斗爭》一文中也明確寫“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他寫道：“8月上旬，浙東臨委派張凡同志帶10個干部來路西，于9月15日，在馬劍鄉石門村祠堂內召開主力部隊和路西、江東軍政人員大會。他代表浙東臨委和路西工委宣布：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張凡為路西工委書記兼支隊政委，蔣明達為副書記兼支隊長。” 事實上，在石門大會之前，已在內部以“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的稱謂（番號）發文，如：1948年8月1日執行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供給制度》，還有部分戰斗捷報也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署名，如1948年9月9日《沈塢嶺戰斗捷報》等，楊光《關于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的成立日期問題》一文解讀：“蔣明達估計張凡等即將到達，金蕭游擊支隊番號即可公布，因而署名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部了。” 　　1948年5月18日，鑒于解放戰爭形勢發展迅速，為做好迎接大軍南下，解放與接管浙東各地，浙東臨委（中共浙東臨時工作委員會）寫信給路西工委：“你處分區決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番號，忠（蔣忠）任支隊長，明達（蔣明達）任政委。” 即為浙東臨委“5·18指示”。上述史實證明，1948年6月11日路西工委收到浙東臨委“5·18指示”后，是嚴格遵照要求的番號稱謂進行命名宣傳的。蔣明達于1948年7月6日寫給馬青的信，開頭就匯報了部署“5·18指示”的工作：“5月18日指示至6月11日方才收到，這指示替我們從思想上到工作上解決了許多矛盾和未決問題。因這時我率主力在江東地區，蔣在諸蕭富邊，沈在金義。為了等聯絡，開會研究指示部署，故等了多時，結果蔣犧性了，沈還未來，我和路西江東地區作了初步的動員研究，作了新的初步部署。”（《蔣明達文集》第81頁）。楊光在《路西（金蕭）紀事》中專門寫了一章“（十五）中共浙東臨委“5·18”指示和一支隊的成立”回憶當時的情況，證明路西工委是雷厲風行貫徹執行“5·18指示”的。 　　而領導書信和相關回憶錄多稱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如：1949年4月5日《張凡給蔣明達轉中共浙東臨委的信》中寫道：“再有亦是一個具體待解決的問題，即在我們稱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而到浙西去活動（其實就原來金蕭地區講，亦已浙‘西’而不‘東’了），既非‘金蕭’，又非‘浙東’，所以對外寫標語時，我們就用一個‘人民解放軍’具名，不過正式布告等當只可仍用‘金蕭支隊’名義……”1948年12月13日《張凡、蔣明達給中共浙東臨委的信》中請示改路西工委為金蕭工委時寫道：“……另外，我們工委的名稱現為路西工委，與路西縣工委容易混淆，而這里武裝稱為金蕭支隊，故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改成金蕭工委，亦請復示。”這些信中所謂的“金蕭支隊”都應該是“金蕭游擊支隊”。《路西（金蕭）紀事》（楊光）、《回顧金蕭（路西）地區的斗爭》（張凡）、《憶解放戰爭時期的金蕭支隊》（張凡）、《陳蔡戰斗》（中共諸暨市委黨史辦）等大多是稱“金蕭支隊”。 這些簡寫顯然是為了方便順口，約定俗成。即便是當時刻印發行的學習油印本《十大行動綱領》（筆者收藏），編印者也是注明“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政治處”。而2003年9月在石門舉行的紀念大會上的橫幅也是寫“紀念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成立55周年大會”。在石門方氏宗祠前豎立的石碑碑記，題目是：“重修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成立舊址碑記”。按理，這顯然是不夠嚴謹或缺乏準確指導與審查的，但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基本是健在的當事人，也未見有人指出，再一次說明沒有嚴格的標準規定，主要是順口。 　　一些宣傳畫冊都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如：桐廬縣委黨史研究室和桐廬縣新四軍研究會合編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紀念館圖片集》（2006年6月）和浦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印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歷史圖集》（1995年1月）均以“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為書名。而桐廬新合所建的紀念館名字是由薛駒題寫的“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紀念館”，同樣是缺少“游擊”二字。金華市委黨史研究室于1997年3月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金華人民革命史畫冊》第158頁，圖片說明詞也是寫成“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部”。而同一畫冊的“金蕭支隊成立”（應加“浙東人民解放軍”）一章中，有的是“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大多處卻直接用“金蕭支隊”，如：金蕭支隊參謀處、金蕭支隊政治處、金蕭支隊軍需處（后勤部）、金蕭支隊部警衛排、金蕭支隊修械所、金蕭支隊后方醫院、金蕭支隊聯絡總站、金蕭支隊文工隊…… 對于這兩種稱謂，筆者認為，還是需要有所區別，如果脫離時間背景交代，單稱“金蕭支隊”就有混淆于新四軍浙東縱隊金蕭支隊的番號之嫌，故稱“金蕭游擊支隊”就很規范了。 　　浙東臨委頒布“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番號的依據是什么 1948年5月18日，鑒于解放戰爭形勢發展迅速，為做好迎接大軍南下，解放與接管浙東各地，浙東臨委（中共浙東臨時工作委員會）寫信給路西工委：“你處分區決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番號，忠（蔣忠）任支隊長，明達（蔣明達）任政委。” 即為著名的浙東臨委“5·18指示”。 現在我對浙東臨委為路西武裝的改編取名“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的緣由進行考證。 根據我黨我軍部隊番號命名原則與規律，有兩種可能：一是部隊番號命名通常是隨黨委而命，比如抗戰時期的“金蕭支隊”的命名是依據其領導是金蕭地委，故名（“金蕭線人民抗日自衛支隊”，簡稱“金蕭支隊”）。但是，1948年5月18日還沒有金蕭工委，金蕭工委是1948年12月20日才由路西工委改稱的，所以這個解釋不完全成立。事實上路西地區也就是指浙贛鐵路從蕭山到金華西側的廣大地區，所以也被稱之為金蕭地區，加上抗戰時期路西也是金蕭地區所在地和新四軍縱隊金蕭支隊活動地，故取名“金蕭游擊支隊”順理成章。 　　第二種可能。1948年4 月 28 日蔣明達、蔣忠、趙知生（沈煉）給馬青、劉清揚、張瑞昌的信中，明確建議路西武裝番號改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信的原話是：部隊番號、干部分工，我想改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蔣）忠任支隊長，（蔣）明（達）任政委。” 當時金蕭（路西）地區是整個浙東地區最大的根據地，也是敵人清剿最殘酷的根據地，更是6個支隊中活動范圍最廣、發展最快、人員最多的地區，活動地域從蕭山到金（華）義（烏）。盡管在1948年2月浙東臨委將原金蕭地區析為路西、路東、路南3個地區，并都建有支隊一級的武裝主力，但正如張凡所說：“利用新四軍金蕭支隊在群眾中的良好影響，號召更多的人民群眾參加解放戰爭，立即打出老金蕭這面革命旗幟。”（張凡：《憶解放戰爭時期的金蕭支隊》），再如上述，路西指的就是浙贛鐵路從蕭山到金華西面一側的廣大地區，路西工委的提議顯然是基于這種思想，故將路西地區武裝命名為“金蕭游擊支隊”，浙東臨委也顯然是尊重并采納了路西工委的意見。 　　有人提出，張凡回憶錄《憶解放戰爭時期的金蕭支隊》中寫道 “是與（蔣）明達研究后決定，利用新四軍金蕭支隊在群眾中的良好影響，號召更多的人民群眾參加解放戰爭，立即打出老金蕭這面革命旗幟”。于是在1948年9月15日“浦江馬劍鄉石門村（現屬諸暨市馬劍鎮）祠堂召開路西主力部隊和路西、江東縣黨政軍大會，我代表浙東臨委、路西工委正式宣布：將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事實上，張凡是蔣忠犧牲后，由浙東臨委從第五支隊抽調到路西擔任金蕭游擊支隊政委的。應該說，“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游擊支隊”的番號是浙東臨委采納了路西工委的意見而定下來的。 綜上所述，對于“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金蕭支隊”的稱謂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既然是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轄下的一個支隊，因為“第一支隊”沒有使用的原因，就把“金蕭游擊支隊”直接套用在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后面，成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金蕭游擊支隊”，但同時出現了兩個“游擊”，于是就稱之為“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金蕭支隊”，而事實上，這一稱謂更沒有正式使用過，只是鮮見于回憶文章或是言談中。 202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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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時期浙東中共主要武裝稱謂（番號）之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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