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個70歲的工匠（二）一一南昌八一公園共大角見聞

盧洪獻

而“共大角”的這些“共大人”，按其實質來講，還不能嚴格說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大學生。他們都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生人，生在紅旗下，并沒有長在蜜糖里。他們度過三年國家困難時期，那種飯碗里有白菜邦、蘿卜皮，但見不到幾粒米的饑餓時代。在小學四五年級，一場運動讓他們停課鬧革命，俟到復課時已是初中的年齡。1968年在社會上散漫兩年的他們，分別接到南昌二中、二十二中的入學通知，才有了69屆、70屆初中生的名份。剛慶幸有了學習機會，一紙號令，他們遷校到梅嶺腳下的共大總校，成為了江西共大學生連的學生。第二年又遷到共大下屬的農場、林場，成為農工不像農工，學生不像學生；大學生不像大學生，初中生不像初中生的“四不像”。 遷到共大總校，十四五歲的半大孩子，迎接他們的是什么呢？ 1968年改名“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校的教師下放的下放，在校的大學畢業生分配到省屬農場和德興、東鄉銅礦。學校空了，主要是維持學校半工半讀的勞動力全部分配出去了，要解決良田不撂荒，林場不凋零的危機，又需化解了三所中學入駐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事實沉重地擺在這些稚嫩的肩膀面前：共大艱苦奮斗、勤儉辦學的傳統不能丟。回顧當時的場景大概他們一輩子難以忘懷。 　　中共廣州市委黨校的葛彬教授深有感觸地說：“在這塊浸透前輩汗水和辛勤的圓土地上，我們開始了‘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的學農生活。春天，我們浸種、育秧、插秧、耘禾；夏天，我們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秋天，我們匯總一年的成果，打谷、曬谷、選種、歸倉；冬天，我們挑糞、編筐、搓繩，修理農具，加固大堤——嬌嫩的雙手打滿水泡，柔弱的雙肩印滿血痕，肌膚一層層脫皮，肌肉一陣陣酸痛。多少個白天，我們把成串的汗珠灑在田間，多少個夜晚，我們把思念的淚水流淌在枕邊。” 　　學生排長盧洪獻喜歡唱：“我們種的糧，我們蓋的房”這句歌。將軍洲是大糧倉，種糧沒得說。蓋房是指自己動手蓋茅草房。大批的毛竹從共大大港林場運到將軍洲農場，成了他們蓋茅草屋的主材。粗大的竹筒是用來支撐屋子的主梁，橫七豎八的幾百根毛竹奇跡般地用篾條捆綁出房子的框架。然后將五公分寬的竹片，縱橫交錯地夾著干蘆葦隔在房間與房間之間，就有了房屋的雛形。用手將泥糊在蘆葦編織的墻上，待泥巴干后就成了厚實的土墻，并不美觀但還耐用。屋頂全是隨手拈來的干稻草，一層一層地鋪蓋在上面，壓實后屋子就算建好了。終于有了象點樣子的屋子，睡在也是用竹子架好，稻草鋪就的床上，吱吱呀呀地響。搬進來時，毛竹的味道那么的清新，畢竟不用幾百學生擁擠在糧庫安身。 　　長年在水稻田里農作，他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一天三餐的定量只有1斤1兩，什錦菜、腌蘿卜是主餐的。繁重的勞動，整天餓得眼冒金星，一個個瘦得像黃豆芽。農忙累，但是吃飯不限量，菜也有了油葷，有肉有魚，所以大家懼怕農忙的累，又盼著農忙的飽餐。 熊衛紅對大港林場勞動如數家珍：“大港林場規定我們每人每天要完成20根毛竹運下山的任務，早上4時我們就上山，晚上8時才下山。十幾里的山路，每天要跑好幾趟，上坡，沉甸甸的毛竹壓在肩上，頭都抬不起來；下坡膝關節像針扎一樣痛，只能側著身子走。”除此之外，他們還要經受疾病的侵擾，包括血吸蟲、瘧疾，傷殘，甚至死亡的威脅，有二位女同學在將軍洲身亡。 他們到共大后，生產勞動占用了絕大多數時間，僅有的學習也是以政治學習為主，文化課少得可憐，僅有的教材只有《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兩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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