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歷史?

破風

封面：本人與李慰嚴合作完成《李慰嚴回憶錄》，歷時兩年多。 作者： 目錄 前言 第一章、散向神州報春花——我的父親李梅羹1988年第1期《長沙黨史通訊》發表了黨史專家曾長秋的文章《撒向神州報春花——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梅羹》，他在文章開篇語高度概括了我父親李梅羹一生的革命事跡，他寫道：“李梅羹是中國早期進步知識分子之一，他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參加黨的創建工作，積極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直接從事工人運動，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寶貴貢獻”。我的父親李梅羹是革命先驅，我作為李梅羹的兒子感到無比的自豪！下面我就首先講述我父親李梅羹的一生的革命業績。第一節、父親身世我的父親李梅羹，又名鼎和，筆名赤心，筆名墨耕、彌耕、梅耕、梅庚、彌堅等。 我家的1946年版本的《李氏家譜》關于曾祖父，祖父及父親的部分內容： 李梅羹190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瀏陽縣官渡松江村一個私塾教師家庭。父親李梅羹的身世很苦。他李梅羹三歲時，母親廖氏去世。十歲時，父親李遠勛去世。由祖父李韞謙即我的曾祖父撫養長大。曾祖父是私塾教師。從族譜得知，我祖父名遠勛，也是私塾先生，是瀏陽有名的學者，與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老前輩都是學界名人，交往密切。我叔父李博，又名楷文，1904年出生。叔叔性格類似父親，喜靜好學，文質彬彬。1921年入長沙楚怡工業學讀書，深受兄長的影響，追求進步，在校加入了共產黨組織。1925年從長沙楚怡工業學校畢業后，由我父親介紹參加北伐戰爭，在司令部軍醫處任職。1927年后，由于蔣介石反共清黨，叔叔被組織派到了安徽省民政廳政治練部組織處調查兼統計股任上尉股員。1929年因病被吳廳長送回老家瀏陽休養，不久去世。時年24歲。叔叔李博英年早逝，未婚無后。 我叔叔李博的名片原件，鋼筆字是本人特意標注的。本人認定叔叔是共產黨員～ 父親郵寄給叔叔的明信片。說明：1925年4月9日父親在蘇聯莫斯科時寫給叔叔李楷文的明信片。 第二節、創建中國共產黨1915年秋，我父親李梅羹考入長沙名校長郡中學德文班，與羅章龍、宋天放等同班。我父親是好思考，愛探索、追求新思潮的有志學子。父親是校進步學生組織＊輔仁學社（簡稱輔社）的骨干成員。此社類似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該社是1913年羅章龍和易克嶷共同發起的。社名含“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以研究科學知識為宗旨。主要成員有羅章龍、易克嶷、李梅羹、匡務遜、宋天放、羅漢、陳德榮、陳興霸、周長憲、吳汝霖、肖樂天、張孝騫、張維、彭光閭等。輔社成立后積極參加了當時湖南的政治斗爭。1918年，隨著羅章龍等社員到北京求學，該社活動中心也遷到北京，許多社員參加了“五四”運動。他曾和輔社羅章龍、宋天放等同學討論時感慨地陳述他的宇宙觀“地球年齡估計約50億年，人類發生不過百萬年，在此悠悠天地中，世界所生存過之人，殆不下千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浮生為露電，少壯復幾時。再放觀宇宙，億萬星空，一星一世界，其事邈不可知，六合之外，更不可紀極。唯有以短促之生命，以事救民于水火事業，心境稍獲寧靜”。 (參見圖1-2abc, 圖1－21b)。1918年夏父親考入北京醫專學習。當時羅章龍、宋天放、王人旋等長郡中學的同學也考入北京大學，父親常被邀去北大聽李大釗的講座，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思想很快起了變化，李大釗也非常關注這名醫專來聽課的學生。當時處于軍閥混戰，帝國主義列強大肆侵略掠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父親精神非常痛苦，自從接受到馬克思主義，感到中國有了希望 (參見圖1-3abcdef)。＊結識毛澤東：父親喜好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6月15日毛澤東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和羅章龍等人由長沙乘火車到北京。同年秋毛到北大羅的宿舍（即北大西齋。也是后來的“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小室）。羅又讓父親作陪。其實父親對毛澤東并不陌生。父親13歲時就在中學大門口看到一個叫28畫生的《征友啟示》廣告。當同學羅章龍見完神秘的28畫生后告訴父親：28畫是化名，他叫毛澤東，是一師的品學兼優的風云人物。……見面是安排在星期天的上午。因為放假，宿舍除了云南的舍友王復生（又名王儒廷）外沒其他外人。這是父親第一次和毛澤東見面。毛給父親留下極深刻的第一印象：毛穿著藍長袍，黑布鞋，玉樹臨風，短發，眼晴明亮，說話嗓門宏亮，慢條斯理，幽默風趣，走路邁著慢而穩的虎形步子，略有駝背。（這些是后來大舅給我說的，大舅比父親先到北京上學，當時是中國大學政治系的學生，二人是在五四運動中結識的）。四個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人，一見如故，親如弟兄，天南海北聊得熱火朝天。不知不覺就到了中午，由羅作東一起到學校外的小面館吃北京特色的炸醬面。飯后大家依依不舍告別。父親和毛澤東相互仰慕，很快就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正是在這次北京之行，毛由楊老師推薦當上了北大的圖書的助理書記員。時隔不久，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逐軍閥張敬堯的代表團再次來到北京向政府請愿。在京期間，父親多次協助父親多次協助毛澤東積極組織聯絡北京各校學生參加示威游行活動，并幫助代表們解決住宿和伙食等。1920年1月28日，毛澤東應邀到陶然亭公園慈悲庵參加“輔社”同仁活動后與父親等留影。這是父親留下的唯一的一張與毛澤東合影的珍貴相片！ (參見圖1－4, 圖1－5b，圖1-10, 圖1－18acd)后來毛澤東返回湖南后，一直與父親保持書信來往。但十分遺憾這些極其珍貴資料在解放前被膽小的家人燒了。當時保存這樣的書信隨時被殺頭坐牢的。 ＊“13太保”之一：我父親李梅羹1919年參加和組織了五四愛國運動。父親自1918年就與李大釗有接觸，常受羅章龍等同學邀去聽李大釗的馬列主義講座，五四運動前父親就是醫專的學生領袖，常去北大參加有關活動。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揮舞著旗幟，浩浩蕩蕩涌出校園。李梅羹帶領醫專學生和北大學生匯合參加五四運動大游行，和大家一起高呼“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沖破軍警阻攔，齊聚天安門廣場。鄧中夏、匡互生、羅章龍、易克嶷，何孟雄、李梅羹、宋天放、羅漢、劉仁靜、高君宇、王復生和王有德等參加了“秘密行動小組”，他們勇敢機智地一路帶領并護衛著游行隊伍的安全，接著發生了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章宗祥的重大歷史事件。由于父親李梅羹在五四運動中出眾的組織才能和出色的表現贏得北京很多大學的學生的擁護，成為當時風云人物，被大家稱為“13太名保”。當時我的大舅田良驥代表中國大學的學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后，我父李梅羹即轉入北京大學德文系學習(參見圖1-3abcdef, 圖1－5b, 圖1-6abc, 圖1-18acd)。＊國內最早翻譯出了《共產黨宣言》：本節的核心問題有二：其一是李梅羹是否翻譯過《共產黨宣言》嗎？其二是李梅羹何時完成翻譯的？一、李梅羹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事實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中有明確的記載：“翻譯過共產黨宣言”。（參見圖1-7a）李梅羹翻譯的詳細過程：革命導師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翻譯馬克思學說原文的目的就是為了用革命理論來有效地指導并推動革命運動！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曦園(1919年暑假期間，鄧中夏、羅章龍、李梅羹等30多余人組成倡導實行泛勞動與自由研究的學生團體。半工半讀、互助互濟，一直學習討論，輪流做飯、洗衣、挑水、掃地，過著、儉樸平等、互為諍友的新式生活方式)學生們分為英文、德文、法文三個小組，翻譯馬克思學說。英文組有范鴻劼、高君宇、李俊、劉仁靜等；法文組有王復生、王茂生等；＊德文組有李梅羹、王有德、羅章龍、商章孫、宋天放等。《共產黨宣言》原著理論深邃，語言精練，要想翻出信、達、雅的譯文，實屬不易。德文組先是反復誦讀原著，有些經典段落李梅羹等人都能背誦，不懂的地方就集體研究。譯成中文后，為讓讀者看明白，就在必要的地方加一些解釋性文字。如開篇第一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大家都覺得，“幽靈”這詞不太好，中文含有貶義，但又找不到更合適的詞。“徘徊”這個詞也不太好，它沒有指出方向。最后大家決定，采取直譯加說明的方式。于是，加寫了一段說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泛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類似的說明，譯文中有七八處。由于馬克思主義被北洋軍閥政府視為“洪水猛獸”，所完成的譯文不便公開發行，便印發了少量油印本，以供內部傳閱學習。二、李梅羹完成譯文《共產黨宣言》的時間：《炎黃春秋》2021年第五期登載的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專家蘇峰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早期譯介者李梅羹》文章，論證了李梅羹完成譯文《共產黨宣言》的時間：“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版第50頁記載，1920年1月4日，毛澤東已看到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油印小冊子《共產黨宣言》全文，由此推斷，該書最遲譯成于1919年底”。 (之后另外一個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在陳獨秀的支持下由上海陳望道教授翻譯完成,并于1920年8月公開出版)（參見圖1-7bcd）。《共產黨宣言》譯文的影響：李梅羹將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等大量馬列原著譯成中文并身體力行，進行宣傳和實踐----深入工人中從事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的工人運動。同時此書還影響了一大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例如對青年毛澤東最初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起到了關鍵作用。毛澤東在1936年同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回憶：“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革命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此外，父親還翻譯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如：列寧的《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等。在北大發表《新民園》第一卷第二號1923年12月出版的這一期刊登李梅庚（即李梅羹）的題為“最近世界經濟概況”的文章(參見圖1-8, 9)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什么要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呢？曦園活動一年，對新型革命思想頗有影響。即從純書齋轉入到產業工人群眾中去，即深入到中國工農大群中而開展新的革命活動；曦園成員中一些人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又不滿足于原來過于廣博的研究方式，于是這些人就開始醞釀新的組織形式----直接取名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一些更為志同道合，傾心十月革命道路的人的結合。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倡導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后，共產黨北京支部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為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陣地，決定把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公開，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啟事，公開吸收會員，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活動，19名會員作為發起人在啟事上簽了名，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大日刊》在一個不起眼角落里，登出《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其中提到：“本會叫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關于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上年3月間便發起了這一個研究會。現在我們已有同志19人了。籌集了百二十元的購書費，至少要購備《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種文字的各一份。各書現已陸續寄到，并且馬上就要找定一個事務所，可以供藏書、閱覽、開會、討論之用。我們的意思在憑著這個單純的組織，漸次完成我們理想中應有的希望”。上述啟事中提到的19人是：高崇煥、王有德、鄧中夏、吳汝明、羅章龍、黃紹谷、王復生(王儒廷)、黃日葵、李駿、楊人杞、李梅羹、吳溶滄、劉仁靜、范鴻劼、宋天放、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鴻、朱務善、范齊韓。當時這19人中，除了高崇煥、黃紹谷、楊人杞、范齊韓4人，其他15人均先后加入了共產黨。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這則啟事中，留有研究會的通訊地址：一是北京大學第一院王有德君；二是北京大學西齋羅章龍君。……啟事刊出后，報名者十分踴躍，包括惲代英等校內外的青年、學生、教授、工人近300人先后加入研究會。研究會會員集資辦起的圖書室，命名為“亢慕義齋”，由校長蔡元培特批的紅樓西齋宿舍區的兩間房子。羅章龍是第一任書記。從1920年到1926年的七年間，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北京大學為基地學習、研究并宣傳馬克思主義，既依靠北大學術資源條件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中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為黨組織培養了大批干部、輸送了大批人才，如陳毅、惲代英、林育南、潘心源、李子洲等，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和早期發展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參見圖1-11abcd）。 我的父親李梅羹是中國共產黨的58位創始人之一。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李梅羹是成員之一。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之一。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鄧中夏等人開始在北京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10月，李大釗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月，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主要成員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羅章龍、李梅羹、劉仁靜、鄧中夏、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雄、張太雷、繆伯英、范鴻吉等。2011年1 月1日出版的黨的權威文獻《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有記載了58位早期黨員名單，父親李梅羹名字就在其中，編號25。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小組主要活動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11月，出版了工人通俗小報《勞動音》周刊，向工人宣傳社會主義。1921午1月，在長辛店創辦了勞動補習學校，羅章龍、李梅羹、劉仁靜、鄧中夏、高尚德（高君宇）先后擔任工人夜校的教員。5月，成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出版《工人周刊》，羅章龍和李梅羹負責《工人周刊》編輯。李大釗選派了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到濟南，鄭州，天津，我父親李梅羹到唐山等地幫助建立革命組織，起到北方發起組的作用。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搞得最好的一個，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組織準備 (參見圖1-12)＊關于北京出席黨的一大代表的產生過程：劉仁靜有過回憶：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張國燾、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幾個人就開會研究去上海的人選。李大釗、陳德榮沒空參加這次會議。按理說應該從李大釗、張國燾和羅章龍三人中選二人。李大釗是北京黨組織的書記，張國燾是分管組織的，羅章龍是分管宣傳的。可是李大釗根本脫不開身，羅章龍也要事纏身，李梅羹作為李大釗的秘書更是跟著忙，鄧中夏說他有要事不能去，于是李大釗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出席上海的“一大”。 ＊北京地委：“一大”后，1921年8月北京黨組織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地委，李大釗任書記，組織委員羅章龍，宣傳委員高君宇，財務委員李梅羹。（見《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第11頁）。李梅羹參加黨的創建工作，長期擔任李大釗的秘書，建黨后又擔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員主管黨的財務，深受李大釗的信任。（參見圖1-13）＊組織并參與工人運動：從1921年的隴海鐵路大罷工到1923年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都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從1922年1月開始，到1923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續時間達13個月之久。在此期間爆發的罷工斗爭達一百多次，參加罷工的工人達30萬以上。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的領導，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總結以往工人運動的經驗，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把反帝反封建作為工人運動的基本目標。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1922年8月從上海遷到北京，主任為鄧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為中心，形成幾個罷工重點地區。其中北京區、武漢區和湖南區的工人運動發展迅速，成績比較顯著。北方分部的主任是羅章龍，李梅羹作為羅章龍的助手參與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領導工作，直接組織指揮了北方區的罷工斗爭。1922年10月，他到唐山領導參與開灤五個煤礦、五萬多人大罷工運動，正在開會時，他與羅章龍、鄧培等人被捕，幸好很快被工人糾察隊搶回，有驚無險。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二七”慘案發生，父親李梅羹目睹羅章龍中彈倒地受傷，葛樹貴當場犧牲的血醒現場……父親曾經在一相片后面寫下：“不是我征服環境，便是環境征服我。”-----表達要與反動派作你死我活的殊死斗爭的決心。事后他和羅章龍等人冒著被軍警輯捕的危險，迅速收集罷工資料和照片，編寫《京漢鐵路工人流血記》，向全國人民揭露反動軍閥吳佩孚殘酷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鼓舞工人繼續斗爭，此書成為全面報道“二七”大罷工的最早、最詳實的、最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參見圖1-14abc）第三節、選派蘇聯留學，參加黨的六大1925年，父親李梅羹還有幾個月就要從北大畢業了。正在此時，他受中共北方區委的派遣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這是共產國際為培訓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干部而開辦的學校。父親李梅羹為了革命大業而顧全大局，放棄了即將獲得畢業考試和北大名校的文憑機會而遠赴異國他鄉！在學習期間，李梅羹繼續從事馬列著作的研究和翻譯工作，有些譯作還成為同學們自學教材。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一座莊園召開，李梅羹作為列席代表參加大會，并擔任翻譯工作。李梅羹擔任德文翻譯組組長，會議期間，＊擔任周恩來的德文，俄文翻譯。德國共產黨總書記臺爾曼的講話即由他直接翻譯。列席代表還有劉伯誠、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據羅章龍回憶：“李梅羹在蘇聯四年，深知東大支部內幕，對米夫深鄙其為人，拒不為米工作，米深忌之，李梅羹對王明的為人亦無好感。（《羅章龍回憶錄》第639頁）。李梅羹在蘇聯共4年，1929年回國。（參見圖1－15，16, 17abcd ） 第四節、為革命事業四處奔波1929年回國后，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工委宣傳部翻譯主任，主要翻譯《國際通訊》等文件、資料，還曾兼任《勞動報》編輯。他曾到上海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也是中共中央工委，推動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另外父親還主管中央印刷出版事宜。中央還辦了一個印刷廠，先由毛澤民任經理，后由李梅羹管理，毛澤民的兩個侄子毛特夫和毛漢章也在印刷廠工作。王明篡黨奪權后，派顧順章來劫奪。據羅章龍回憶當時的細節：“在劫奪前一日，顧順章忽至李梅羹寓對李說道：我今天放言，叫你早些離開此地，勿要再做工作，你識相些。李梅羹說：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用不著你多管。顧說：我原是一片好意，你不聽話，莫怪我們不講客氣。數日后，劫奪印刷廠是由臨中（即王明為首的臨時中央）派顧順章親率十余人偽稱工部局包探（即敵特）引便衣武裝前往印刷廠搜查，首先進廠把全體職工禁管。李梅羹時正生病，臥床不起。這伙人不由分說，將印刷廠機器設備及紙張等全部裝上預先準備好的幾輛汽車運走。眾人臨去又將李梅羹被褥衣物洗劫一空。值得一提的是李梅羹被褥衣物中有一條毛毯是李大釗送給羅章龍的上銹有LDC字樣，即李大釗的名字，李梅羹有病時，羅章龍就送給李梅羹御寒……李梅羹躺在床上不能動彈，望顧順章揚長而去。后該屋仍受工部局巡捕搜查封閉，捕去印刷廠職工十余人”。第五節、組織營救戰友羅章龍1933年4月10日，羅章龍在上海大連路天飛宮總商會圖書館被捕。羅章龍被捕后，誰來營救他呢? 其父早病故，弟羅章風 (曾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已犧牲，家財已被國民黨抄空，只有他的同鄉同學李梅羹 (公開身份是德國禮和洋行的德文秘書)。當時羅從東北回來的（1931到1932年羅到好友王儒廷---王復生所在的黑龍江躲藏了兩年）。沒地方住就暫時搬到父親的公共租界楊浦路住所。有幾天父親看到他晚上沒回來，感覺反常，后父親從報紙上看到了羅被捕消息。于是父親趕快告訴羅的夫人，同時又多次訪托老校長蔡元培、國民黨頭面人物汪精衛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羅章龍和汪精衛曾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一起工作)二人出面保釋。他倆認為羅章龍已被共產黨開除，保羅出獄可再為國民黨工作。由于蔡元培、汪精衛作保，羅章龍坐牢近l年后被釋放。1979年我在北京看望羅老時，他緊緊握住我的雙手說道你父親救過我的命！（參見圖1－21b）第六節、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父親李梅羹與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決裂后，一度受到時任上海中央負責人的排斥和打擊。被迫提出申請回老家“養病”。后經老朋友田良驥和楊東純推薦到廣西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桂軍軍部出任第四集團軍德文秘書。李梅羹是受黨秘密指派從事兵運工作。1933年父親李梅羹經田良驥少將介紹與其胞妹---母親田良璋在桂林軍部結婚。田良璋出生于名門望族，其父田超軒是清朝秀才，當地紳士，1912年做過湖南省參議員。田良璋畢業于女師，曾任小學教師，廣西教育廳科員。 (參見圖1－18abcde，圖1－19 )我父去世是很突然的，是很奇怪的，死因眾說紛紜。母親說他在病愈準備出院時，喝了一碗雞湯后很快就去世了。王人璇的信中說是傷寒病腸出血而死，瀏陽老家堂叔李炳秋回憶說是用錯了藥而去世。所以先父突然去世的原因是值得懷疑的。抗戰爆發后，父親的戰友史文彬找黨組織要求參加抗日工作,找到中共中南局，叫他暫住招待所等待，不幾天就突然去世了。黨史界有人懷疑被王明之流所害。當時黨內斗爭是殘酷的，類似父親的情況也大有其人:據黨史專家鄧伍文說：“我父親的戰友史文彬(原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當時是長辛店機車廠工人,1920年暑假,我父親和羅章龍,張國燾三人深入工廠發動工人運動時發展的首名工人黨員)也是反對王明路線的” 。羅章龍在開封河南大學時，亦險遭暗殺，羅僥幸逃過大劫,但一位體形和服裝與羅相似的德國教授卻被錯殺成了冤鬼,當時國內媒體大量報道。毛澤東也是因為反對王明路線的, 批判毛右傾逃跑主義（運動戰，十六字游擊戰）富農路線，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等等，而受到打擊被撤消所有職務，離開了紅軍指揮崗位。他病逝之后，葬于南寧東城之外。由于戰亂原因現在已經找不到父親的墳墓了。一個極有才華的翻譯者，我國早期馬列著作的傳播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之一，就這樣默默離開了人世。后來，徐特立（毛澤東的老師，革命前輩）獲悉了父親李梅羹的噩耗, 給其祖父李韞謙贈詩吊唁：“墨淚交流紙上痕，遠書珍重哭亡孫。自古聰明多不幸，孔門曾亦失顏淵”。當時的朋友們紀念父親，據《李氏家譜》記載，有下面的四首詩： 第七節、紀念父親活動我從小對父親的經歷知之極少，只聽母親說父親是很有學問的人，曾留學蘇聯和德國。在解放前夕，母親于1949年4月在長沙去世，當時我才15歲。我參加工作以來，在工作之余，我到處打探父親的革命足跡，多次寫信給知情者了解情況。剛剛解放后的1949年，我看望外婆時，正好遇到大舅田良驥和三舅田良弼他們。三舅（他當時是平桂礦務局的總工程師）告訴我，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具體情況可去信問問楊東莼和王人旋二人。1953年分別給王人旋和楊東莼老人寫信，老前輩都給我回信講述了父親的一些革命活動的細節。（參見圖1－23, 24）＊1956年田良弼舅父還給我寫信說：“聽大舅田良驥生前說，你父親李梅羹是與當時副總理李富春同去蘇聯的”。他在信中李富春名字后打了個“？”，表示不能最后確定，因當時副總理有好幾位。我去信問李富春，他委托秘書給西北大學黨委回信說記不起此事（黨辦讓我看過信件，原件由他們保存）。＊楊尚昆復信: 我曾經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去信打探父親的情況，因為他也是同期的留蘇學生。楊給我回信：“李慰嚴同志：十月二十五日來信已經收到。關于你父親李梅羹的情況，按你來信談的情節，我不認識他。特復致以敬禮楊尚昆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說明：信內容是：“我不認識你父親”（我父親在東方大學上學。而楊中山大學，可能不認識）。還好他這句話，不然文革中我又要跟著他受苦了。文革中抄了我的辦公室，造反派興師問罪（參見圖1－20）＊1965年我還給朱務善老前輩寫過信，他同樣復信回憶了與父親在一起從事革命工作的情況。（參見圖1－25）＊看望老前輩羅章龍：直到上世紀1979年6月《人民日報》登出羅章龍、賀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報道，我是在西安看到羅章龍復出及他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當顧問的消息。至于他與父親的關系是在之前黨史書上獲悉的。1979年暑假正好我在北京參加全國總工會和國家經委聯合舉辦的研究班（陜西去了三個人，省工會王主席，劉春茂副省長和學術界的我）。我馬上按地址給羅寫信，聯絡上了羅。下面是羅老1979年給我的信件，提到父親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事跡。七十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多次拜訪了羅章龍老前輩。有一次是1979年暑假，我帶著老伴黃素輝和女兒李群一起專程看望羅章龍老人家，羅老是體格瘦小，大約只有一米五左右，戴黑邊的眼鏡，他待人很熱情，身體很好，頭腦清晰。我父親在中學時代的珍貴探索宇宙的一段名言正是在這次拜訪時羅老讓秘書抄錄給我的。1986年他親自簽名送我一本他的回憶錄《椿園載記》，此書中詳細回憶了我父親的革命活動，使我對父親有了較多了解。以后我又看望羅老四次。（參見圖1－2b, 圖1－21abc）＊拜訪老前輩劉仁靜：同年我還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家屬區登門拜訪了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老人。劉當年是出席一大的最年輕的代表，19歲。他精通馬克思主義學說，辯論時引經據典，滔滔不絕，被稱為“小馬克思”，“劉克思”。我到他家時他在外面散步。等了很久，他才拄著拐棍慢悠悠地回來。劉老個子矮小，身材微胖，笑容滿面，戴著眼鏡。我首先問候老人，隨后作了自我介紹。劉的記性很好，當時很激動，無限感嘆地說：“李梅羹好人啊，好人啊，好人啊”。交談了一會，我發現他在不停地打哈欠，就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心想著下次再來看望他。不料，幾天后他意外去逝了——在馬路邊散步時被29路公交車撞倒去世了。沒留下一張和劉老合影的相片。 ……每當我聽著與父親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的談話, 看著他們的來信，仿佛在隔著時空與父親在對話----這種如臨其境的感覺真奇妙！八十年代，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派人到陜西財經學院找我了解父親的情況，并給我珍貴的北京黨史資料此時我才比較系統地知道父親的革命經歷。隨后我也應邀幾次到北大了解父親的革命經歷。解放初期，由于我沒法搞清楚父親真實詳細的身份，在填寫檔案時只能很模糊地介紹父親是早期黨員，與鄧中夏和羅章龍等一起搞工運……并且將家庭成份誤填為地主,也很大地影響我的政治前途和發展……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將我父親翻譯的多本馬列著作，展出多年。后來在報刊及黨史有關著作中多次報道了父親的革命事跡，包括在李大釗領導下，閱讀和翻譯馬列著作，參加五四運動、參加黨的創建工作，從事工人運動等方面。我還到父親工作過的廣西，湖南等地，千方百計地尋找父親的革命足跡。各地黨史館也紛紛舉辦紀念活動，多次向我征集資料，當然我是有求必應的，把很多資料捐獻出去了。他們復印了給我留念。父親李梅羹,在我心中就是大英雄，我和我的兒孫們都極其驕傲和自豪!同時，黨和政府舉行多種活動紀念我的父親李梅羹對革命的重要貢獻！＊參觀莫斯科六大地址：2017年7月我應邀到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參觀六大會址紀念館，館長馬先軍熱情接待并全程陪同我參觀，此行收獲很大，復印了父親在東方大學學習和工作的珍貴的檔案資料（參見圖1-17abcd ）＊家鄉人民為父親樹碑立傳：2019年清明節時節，我應邀到湖南瀏陽參加由當地政府主辦的為父李梅羹建立紀念碑及籌備紀念館的活動。瀏陽黨史辦的羅業永主任和湖南省黨史辦夏遠生主任對李梅羮紀念碑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當日到場羅業永主任親自全程陪同我參加活動。現場還有許多有黨員，有學生，其他群眾等參加，還有革命老前輩羅章龍的孫子羅濱也來到了現場。場面熱烈令我動容（參見圖1－31ab）我感謝黨和政府對父親李梅羹的革命活動的歷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和贊揚！201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時，《長沙日報》有專題宣傳父親。202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樓風云人物》介紹了李梅羹的事跡。（參見圖1-3d）＊接受衛視專訪: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前夕上海東方衛視電視臺在長沙專門采訪了我和李大釗的孫子李建生同志以及北大的黨史專家楊琥。我講述了父親李梅羹和一批進步青年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翻譯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并進行工人運動的革命功績和活動。（參見圖1－34）《懷念》（一） 革命先驅李梅羹，建黨創業立奇功! 我輩敬業不敢停， 美好生活倍珍惜!(崔立志創作) （二）先輩創業多犧牲，后輩切勿忘初心；繼續奮斗莫懈怠，中華民族定復興!(李慰嚴敬獻) 父親李梅羹： （其他章節內容，后續發） 后記 后記 封底 歡迎加我微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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