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姨母和姨父（上）

長安人

姨父的“父”字不是別字，文中有交待。 ——楊種田 三年前的七月十九日，我唯一在世的長輩至親，與我母親一樣無微不至地操著我們心的老姨母也駕鶴西去了，她的離去使我肝腸寸斷，悲痛欲絕。 當年四月十四晚近十點鐘范君弟微信語音：我媽這兩天經常自言自語，“要打仗了，你種田哥、楊濤、楊澎都當過兵，這怎么辦呀？”也不知道她為什么老吵吵要打仗，這段時間我媽的腦子經常犯糊涂。我動情地說：老姨都病成這樣了，還操著我們的心，真是與你姨媽（我的母親）一樣，一輩子都把心操在下輩人的身上。 第二天，我便把姨母的情況告訴了弟弟和兒子楊濤。濤說：我開車咱們到蘭州去把俺姨奶看一下。有病的弟弟說：我也和你們一起去。楊濤請假時，領導說，疫情還沒過去，現在出省回來，省政府規定，手機一碼通綠碼變黃碼，還得在家隔離十四天，耽誤工作不說，很麻煩。沒有成行。 七月十八日下午2點多，范琦弟從蘭州來微信視頻悲傷地說：我媽已不能下床了，也不認識人了。我問：能吃飯不？琦說：吃得很少。我說：只要能吃飯應該問題暫時不大。我接著說：讓我通過視頻把老姨看一看：只見姨母躺在床上，臉已脹圓了，完全沒有了原來的模樣。我不由得寒心地想起兒時在農村人們說的一句俗語：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說久病的人，男人若出現了腳腿腫，女人出現了臉脹，這是人生最后階段的一種不祥之兆。見到老姨母成了這個樣子，我心似刀絞。琦說：媽，我種田哥叫你呢。也沒有反應。這時我揪心地感到：老姨母大限將至，將要永遠的離開我們了——我的淚水凄然而下。 我隨即把情況告訴了弟弟和楊濤，濤說：我明天就到市局給領導請假，干公家的事確實是身不由己。焦燥地一直等到二十一日12點，楊濤微信：周五（7月24日）清早八點左右我開車接你和我二爸去蘭州。沒想到當日14點57分范君弟微信：種田哥，我媽去找我姨媽做伴去了。我如晴天霹靂，趕緊點開微信視頻，君弟看到我，已哭成了淚人，我們兄弟倆都哭得說不出話來。半晌，君弟哭著說：我媽走了。我問：啥時候走的？君說：十九日，今天上午已火化了。我說，為什么當時不告訴我？君說：考慮到你年紀大了，我善田哥也有病，就不打擾你們了……沒想到，七月十八日的視頻看望競成了終生難忘地永別。 姨母九歲時外婆就去世了，那時她的姐姐哥哥，一個15歲，一個12歲，都還是沒有成人的孩子。以后外爺又續了弦，年幼的姨母只能與姐姐哥哥，姊妹三人相依為命，在姐姐的帶領下苦度日月。 姐姐（我的母親）出嫁后，姨母大部分時間就生活在我們家，以后就承擔起了照顧抱養我的責任，因此說我自小就與姨母建立了難以割舍地感情。 姨母成人后出嫁到韋兆村。那時在我還是幼兒的印象里，南伍村到韋兆村的距離相當遙遠，鄉間小路，來去都是大人拉著我的手，我走一會兒，大人再背一會兒我，去一趟韋兆村很累很不容易，要走大半天。 姨父那時在咸陽上班，加之那個時候交通又相當不便利，姨父很少在家，因此，姨母出嫁后，我經常陪姨母住在韋兆村。從心里來講，我也離不開姨母，因為我自小是姨母帶著慢慢成長的。 記得應該是1953年秋季吧，在韋兆村姨母家，姨母做好上午飯，玉米粥盛在陶罐里，陶罐凹成盤子狀的蓋子上放著淹制的漿水菜和兩塊鍋盔，讓我給看護柿子樹園子的奶奶（姨父的母親）去送飯。當時奶奶家在韋兆村的村西有一塊土地，有十幾棵柿樹，柿樹已多年了，都已掛果。為防止孩子們遭塌還未成熟的果子，每年秋季這個時候，有柿樹園的人家都有上了點年紀的人在柿樹園子里留守看護。在去柿樹園子的路上，我不小心跌了一跤，把陶罐也給摔碎了。還好陶罐的底部還沒有完全破碎，殘留有玉米粥，我便從地上爬起來，拾起散落在地上的鍋盔，菜是拾不起來了，端著殘破的陶罐底，拿著饃給奶奶送去，見到奶奶我就哭了。奶奶看到我渾身塵土，就知道我跌了跤，她一邊用手拍打著我衣服上的塵土，一邊慈愛地撫慰著我說：俺娃甭哭；罐子打（碎）咧就打咧，不要緊。遂端起殘破的陶罐底把殘粥喝了，還張開嘴伸出舌頭把殘粥舔干凈；把鍋盔上的灰土用嘴吹了吹，用手拍了拍吃了。回到家，姨母知道我把陶罐摔碎了，高聲喊著說：這么大的娃了，飯都不會送，你還能干啥。姨母脾氣不好，對我也象對自己的孩子，該說就說，該喊就喊。 1955年我上小學后到韋兆村的姨母家就很少去了，農家的孩子早當家，就是暑假寒假我都要幫母親干農活：給羊割草、種自留地、編篩子等。 以后，姨母招工到咸陽的西北國棉一廠當工人，我也就再沒見過韋兆村的奶奶了。但奶奶善良、慈祥、親切的面孔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奶奶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好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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