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外語老師

小林

人生幾十年，接觸到多種關系、形形色色的人，總有一些人一些事，長久地留在記憶里，尤其在青少年時期，老師的所作所為，會對我們產生較之于他人更加深遠的影響，當有了一些閱歷后，那些深度刻印，會引發再度思考。 　　我在長治二中接觸過的三位外語老師，他們的經歷和作為大相徑庭，通過后來的閱讀和工作，逐漸感覺頗有意味。 ?????????? 　　1971年3月，我進入長治二中讀高中。 長治二中的前身是“山西省立第四中學”，始創于1904年，稱作“潞安府中學堂”，是清王朝在長治市上黨古郡原潞安府貢院舊址上成立的第一個新學堂，后隨時事變更多次易名，1913年改名為“山西省立第四中學校”。1938年更名為“抗日民族革命中學”，時值抗戰時期，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曾到校視察。1952年改名為“山西省長治市第二中學”。 1937年8月，15歲的父親就是在他地下黨的語文老師的引導下，投筆從戎，從省立第四中學走進了抗戰隊伍，并在當年十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文革前，長治市一中和二中是市里最好的中學，師資力量雄厚，教學排名你爭我奪，難分伯仲，直到1966年停課。 我們是復課后的第一屆高中生，我入校時，大概誤了兩三個月的課程，加之沒有上過完整的初中，各門功課一頭霧水，尤其是英語。 ??景新漢老師???? 　　景新漢老師是我們的英語老師，他大約三十幾歲，瘦高的個子，臉色略黑，一身整潔的牛仔服，運動鞋，領口露出熨燙平整的淺色襯衣衣領。他講課聲音不大，帶有淺淺的微笑，他沒有一般老師那種非要大家學會不可的迫切感和強烈要求，一只手插在褲兜里，在講臺上走來走去。沒有統一的教材，景老師更是隨意而為，有一堂課他講句子“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然后要大家改為疑問句和否定句，機敏的同學立即提醒他換個句子來做。 　　這種癡愚，與其經歷有關。他先是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后留學美國，1967年學成后繞道瑞士香港等地，幾經輾轉回到大陸，先在偏遠縣里，后到二中任教。 　　多年前讀《李敖回憶錄》，才知景老師與李敖關系甚密，曾一起創辦《文星》雜志，李敖大學畢業參軍，當天送到站臺的幾個好友中便有景老師，李敖生前反對“臺獨”，支持兩岸統一，作為他志同道合的同學和摯友，景老師由美歸國的壯舉就在情理之中了。 　　改革開放以后，景老師調任山西大學，后又從政，任山西省外辦主任。我2006年隨團游歷歐洲，護照末頁有“景新漢”三個字的漂亮簽名。 后來偶然聽說景老師先后在幾個位置上都做得不順，我想這太正常不過了，他曾經接受的滋養，他在異國他鄉建立的精神氣質，如何適應當下的官場。 　　我與景老師的一次直接接觸是在上學期間。幾經努力，英語成績有所提高，一次考試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你這次考試應該是滿分，但卷面不整齊，給你扣掉5分，他鼓勵我繼續努力，有問題可以直接去問他。我知道一次偶然的好成績并不反映自己的真實水平，所以一次也沒敢去請教，現在看來更是辜負了老師的期望。 ??陳封雄老師??? 　　陳封雄老師是低我一屆的高中班英語老師，他原是北京新聞系統著名的文字、繪畫、翻譯三棲記者，五七年那場風暴，把他從北京席卷至長治二中。 陳老師看起來五十多歲的樣子，面色紅潤神采奕奕，走路稍顯八字，皮鞋锃亮，往上看，褲線筆直衣袖平展，頭發更是一絲不茍。 　　我高中畢業不久后被學校召回，在教務處打雜，主要工作是文印，刻蠟板印文件，印學校所有需要印發的紙質材料，包括試卷、通知、宣傳稿件等，間或也代班教課。 　　與陳老師的交集有二：一是刻制和油印他寫好的英語試卷，然后按班級和份數密封后交給他，這項工作一個學期有幾次；二是因為學校在長治市南街街口有一塊非常大的宣傳欄，名為《激揚文字》，由幾位能寫會畫的老師負責定期出版。繪制板報的教室在我工作兼臥室的文印室旁邊，我有幸和繪制板報的老師們經常接觸，陳老師也在其中。由于刻蠟板，我當時能寫硬筆仿宋字，板報的一部分小字書寫，老師們就交給了我。這一群老師，個個來頭不小，滿腹經綸才華橫溢，邊工作邊海闊天空地聊天，陳老師更是幽默健談。我在他們看似隨意的聊天中感受一群老知識分子的博學，從中汲取為我所用的技能，觸碰他們思想的火花。 　　陳老師也常到文印室來串門，他叫我文印同學，意在譏諷那些把工作內容當做稱謂來叫的現象，像張會計、李保管之類的，其實我們見怪不怪早已習慣。 　　大概十多年前，買了陳寅恪三個女兒所著的《也同歡樂也同愁》，從陳家家譜中才知道，原來陳老師是陳寅恪大哥陳衡恪的三子。陳家上下幾代，或為官清廉勵精圖治，或學貫中西才識過人。 　　在《南渡北歸》中，看到陳老師與其叔父陳寅恪在準備遷往西南聯大時的一段描寫，而最為遺憾的是，陳老師幫叔父從清華園搶救岀來的書籍和手稿，在運往長沙途中，丟失殆盡不知所蹤，現在看來，那些手稿的遺失，不僅是陳寅恪的損失，作為中國歷史和文學之大家，可能更是我們民族的損失。 陳家叔侄倆共同經歷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五十年過去了，如果我當時知道陳寅恪，知道他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知道陳老師與其的叔侄關系，可能對陳老師更加敬仰，甚至希望從他那里了解和學習更多……。年輕時，我們太孤陋寡聞了，多年的停課及復課后的粗淺學習，形成了深深的文化斷層，無知且不自知，錯過的太多了。 ??俄語C老師??? 　　C老師沒有教過我，他是初中的俄語老師，同時也是校革委會成員。C老師很白，略顯胖圓的臉上架一副白框眼睛，他不太愛說話，走路時很執著地盯著前方，一副很認真的樣子。 　　我和C老師的交往，源于他讓我做的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他在革委會里估計是負責人事工作，所以能看到每位老師的檔案。他把那些有“問題”的老師的檔案里最能說明他們“問題”的部分抽取出來，要我刻在蠟紙上，有一段時間，他總是晚上過來要我刻幾份。刻好的蠟紙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來，并不在我這里油印，我想他可能是只是保存蠟紙或是他自己有油印機。 　　雖然我的父輩也有“問題”在身，但我還是低估了自己的孤陋寡聞，蠟紙上刻下的內容讓人大開眼界甚至驚心動魄。一是驚嘆于老師們“問題”的多樣性，從家庭出身來說，五花八門不下十幾種，由個人經歷所造成的“問題”更是林林總總奇奇怪怪；二是驚訝于二中的老師，有“問題”的居然占絕大多數——從初中到高中，十幾歲的少年竟是在這樣一些“問題”老師的教導下攫取知識，一批批走出校門。 　　C老師的收藏可能僅僅是個人愛好，2009年，長治二中慶祝建校105周年，同學們從四面八方回到學校，在收藏展覽室里，我看到了C老師的集郵展，洋洋灑灑分門別類很是壯觀，看來收藏伴隨了他的一生，只是不知道，除了檔案與郵票，他是否還有別的收藏。 ?????????? 　　煙塵流年，終是糾結。 年輕時，受多種因素所限，不可能更多地去思考和辨別，但冥冥之中其實是心有所想，當接觸到像陳封雄這樣的許多老師時，正契合了我內心的需求。 我在長治二中兩年上學兩年臨時工，那是我17歲到21歲，那些如父輩的老師們，即便有些沒有教過我，但他們的言談舉止、學識和氣質，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世界觀的形成，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每一位老師都值得書寫。 　　感謝老師們，感謝長治二中。 感謝每一位向我們打開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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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外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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